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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好男要当兵(1)

    1914年的夏天，在东北奉天省（即今辽宁省）新民县。    
    这里虽说是北方，可夏季却仍然是很热的。火辣辣的太阳，照样可以晒得人们背上流油。可是在去新民屯的大道上，却有几个人冒着这炎炎烈日赶路。    
    这一行七人，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人，每个人肩上都挎着一个包袱，一个个风尘仆仆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长得来虎背熊腰，十分强壮，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英武刚毅。其余几个和他比起来，显得细皮嫩肉，文弱得多。不过，从他们的衣着上却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年轻学生。他们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是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呢？    
    这几名学生都来自山东，他们是要赶往新民屯，前去投军的。    
    为首的那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名叫张自忠，字荩臣，山东临清唐园人，今年23岁，现在是济南山东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    
    这张自忠生于1891年8月11日。他的父亲名叫张树桂，继承祖业有数百亩地，在唐园可称首富。张自忠在兄弟排行中是老五。张自忠的父亲张树桂，在光绪二十六年捐了一个巡检，在江苏赣榆县青口就任。光绪三十一年，他因执法公道，忠于职守，由青口巡检署理赣榆知县，后来病卒于任上。    
    张自忠从小就以急公好义、好打抱不平闻名乡里。    
    有一次，他随父亲在任上，碰见一个无赖欺压善良百姓。他冲过去便和这无赖打了起来，最后打得那无赖头破血流，只得向他认错求饶，并保证今后不再作恶。这时的张自忠才16岁。他父亲知道后批评他好勇斗狠。他分辩道：“总不能看见为非作歹的事而闭眼不管吧！”父亲怕他小小年纪出事，便把他送回临清。    
    莫看张自忠青春年少，在乡里却小有名气。    
    乡里有困难，只要他晓得了，都会尽力帮助，所以唐园的青年中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五叔。”    
    麦收时节，他到自己田里，看见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地里拾掉下的麦穗，就说：“你们这么拾一天能拾多少？”他说着便在麦车上将收割的麦子，大把大把地拽下来，丢在地上让他们“拾”。    
    他在读临清县高等小学堂时，常常把自己的衣服、家里寄来的钱周济贫困同学。每学期家里给他一两千元，往往到寒暑假时，他却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了，还得把衣服、被褥典当了才回得了家。    
    1907年，张自忠由母亲主持，与本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1910年他的长子廉珍出生，张自忠当了父亲。这时他高等小学堂毕业，并于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学校里的进步思想和气氛对他影很大。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纲领，结合他过去所学的孔孟之道，所读的《三国演义》、《说唐》、《精忠说岳全传》等书，所崇拜的关羽、岳飞、秦琼的浩然正气、忠义行为，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时正值中国民主革命进入高潮，10月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张自忠在学校也参加了同盟会，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他觉得，要革命救国，就应该到军队里去。他曾对同学说：“民族国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还守着案头读死书，这哪能救国呢！”但是他的母亲却囿于民间传统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观念反对他当兵。他多次请求都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省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1911年11月，丁惟汾发起成立山东各界联合总会，联合各派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便从天津法政学堂，转到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来，以便投身于山东革命浪潮中去。但是山东省的革命形势如昙花一现，很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大肆捕杀同盟会员，山东省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徐镜心，被袁世凯谋杀于北京，丁惟汾也被迫潜回日照老家躲避起来。    
    张自忠要投笔从戎，母亲反对。张自忠一面与母亲讲道理，一面请出他的五舅出面向他母亲游说。通过多次的努力，冯老夫人见儿子决心参军，阻拦不住，只好应允。这下令张自忠喜出望外，便邀约了六个临清同乡一起去参军。但是参加哪支军队为好呢？他们打听的结果，决定投奔驻奉天的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师）。因为第二十镇算得上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其中有许多军官都具有反清的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后，第二十镇在统制（师长）张绍曾率领下，曾于滦州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起草宪法。1912年1月，第二十镇第四十协（旅）第七十标（团）三位管带（营长）施从云、王金标、张建功等受同盟会指示，发动滦州起义，宣布滦州独立 ，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当时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的冯玉祥，也间接参加了滦州起义，并被起义军推为参谋总长；商震（后来成为晋军将领）也以幕僚身份参加了滦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二十镇中有不少山东籍官兵。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好男要当兵(2)

    张自忠等人商议要投奔的，正是临清老乡、第二十镇第二十九协第八十团团长车震。车震字百闻，是个老资格的北洋军人，他的这个团当时驻扎在奉天省新民县的新民屯。    
    因为天气炎热，几个人走得满头大汗，把衣衫的扣子都解开了，敞着胸膛走路。    
    “车团长会收留我们吗？”掉在最后的一个小个子青年问。    
    “只要我们心诚，投军的意志坚决，我想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张自忠满怀自信地道。    
    “你这一路问了几遍了！？你担心什么，五叔怀里还揣着三叔给刘先生的举荐信哩。三叔同刘先生是好朋友，刘先生是车团长面前的红人嘛。”另一个青年道。    
    原来张自忠怕车震拒不收留他们，得知三哥张自清与车震的家馆先生刘冠千熟识，便请三哥给刘冠千写了一封信，请刘引荐。    
    新民屯终于到了。他们问清了车震的住处，便径自前往。    
    车团长住在一个四周用围墙围住的小院里，门口有两个背枪的兵守卫着。    
    张自忠走到卫兵面前，抱拳问道：“请问两位兄台，这里可是车团长的公馆？”    
    卫兵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一行人，点点头回答：“不错，这里是车公馆。你们是什么人？问车团长作甚？”    
    张自忠道：“我们是来拜会刘冠千先生的。我们是刘先生的同乡，带得有他的书信。”    
    “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通报。”    
    刘冠千得报，山东老家有几个人要见他，便把张自忠等人请了进去。刘冠千在自己房中会见了他们。双方见面，刘冠千抱拳问道：“听说诸位兄台是临清来的，要见在下，不知何事？”    
    张自忠抱拳一揖道：“在下张自忠，代家兄张自清向刘先生问安。”    
    刘冠千道：“哦！老弟是张老弟胞弟。这可不是外人，请坐，请坐。”    
    刘冠千请大家坐下，让护兵送上茶来。张自忠从身边拿出三哥自清的信，双手递了过去：“这是家兄给刘先生的信。我们几个人想来投军，还请先生能在车团长面前美言几句。”    
    刘冠千看完信后道：“自清老弟是我的好友，自忠老弟是他的胞弟，你们几位又都是临清老乡，也是车团长老乡。这个忙自然要帮。你们几位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休息。一会儿我就去见车团长，跟他说说。”    
    刘冠千问了几人的情况后，安排大家暂歇，然后便去找车震去了。    
    几人等了老半天，方见刘冠千回来。刘冠千告诉张自忠道：“我已和车团长说了，他答应明天一早接见你们。今天诸位好好休息一下吧。”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饭以后，刘冠千便带着张自忠等七人去见车团长。    
    车震已听刘冠千介绍了他们的情况，见他们到来，便客气地请他们坐下。他认真地打量了每一个人后才开口说道：“你们的情况和来意，我已经听刘先生说了。你们都是临清人，都是我的同乡，来投靠我，我很高兴。作为年轻人，要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其志可嘉。按理我应该支持你们，接纳你们。但我还是劝你们不要来当兵的好。”    
    “为什么？”七人不禁一齐问道。    
    车震笑笑说道：“当兵是很苦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下来的。我听刘先生谈了你们的情况，你们都出身于富家子弟，像张自忠老弟的家，在唐园是首富，其他几位据说也不差。在家里有吃有穿，又不缺钱花，而且现在都在上学读书，将来毕业以后，不愁没有出路、没有好前途。何必要来投军当兵呢？当兵是个苦差事，打起仗来还有生命危险。投军的人，大都是家境贫穷，生活困难，没有出路的人。你们出身富家子弟，哪里能吃得下这个苦，所以劝你们还是息了这个念头，回家去好好读书，那样免得吃这些不必要的苦，而且今后的前程，比这投军当兵要远大得多。我说这番话也是为了你们好。你们考虑考虑吧。”    
    车震的话，说得十分诚恳，张自忠等也完全能够体会得出，但是这七个青年人，怀着一腔热血前来投效，哪里能为这么一番话就打退堂鼓呢。    
    张自忠道：“我们知道，车团长的话也是为我们好，怕我们吃不下这个苦。但是，我们前来投军当兵的心是很坚决的。我们不怕吃苦，什么苦都能吃。古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当兵的决心已定，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所以车团长的好意，我们表示感谢。但我们仍然恳求您把我们收下，成全我们几人的投效报国的心愿和诚意吧。”    
    其余几人也纷纷要求留下来，表示不怕吃苦的决心。在这样坚决要求下，车震劝阻无效，只好答应收录了他们。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好男要当兵(3)

    车震虽说答应收留他们，但却暂时没有把他们补入军队的正式名册中去，更没有把他们下到连队里去，而是仍然让他们住在团部。由于尚未正式补入名册，所以也没发给他们军服。当他们问及为什么还不发给军装时，被问的人只好笑着回答：已经报上去了，等批下来了就发。    
    车震见得多了，这些公子哥儿们，让他们吃一点苦，你不撵他，他都会自个儿走人的。    
    这时正值六月间，在东北来说，正是麦收时节。车震的军队驻扎在这里，很大一部分给养要靠军队军垦收获的粮食来补给。所以他们种了大面积的小麦。这时军垦田里的麦子，也正是成熟收割时。全团全体士兵，都下田抢收。    
    张自忠等七人，自然也不例外要随团部的士兵一起下田参加麦收劳作。    
    当他们得到副官的通知后，几个人倒是兴高采烈，兴奋得很，都说这是入伍后的第一关，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给车团长看看，他们是不怕吃苦的。可是这一次，张自忠却没有多说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张自忠等七人，每人也领了一把镰刀，在副官的带领下，来到屯外的军垦田。这麦田好大啊，一眼看去，只见重重金黄麦浪，望不到边。    
    副官道：“这块麦田由我们团部负责，大家就动手割吧。”一声令下，大家便一齐下田割起来。那些士兵们，每人割四垄。副官对张自忠等七人道：“你们过去没有干过这类活，就割两垄吧。”    
    开始，他们还勉强可以跟得上进度，可以和其他士兵齐头并进。可是没有好一会儿，除张自忠外，其余六人，都远远掉在了后面。到了后来，张自忠也被拉了下来，而那六个人却掉得更远了。一天下来，那些士兵们，四垄麦割到了头；张自忠他们每人两垄，张自忠割了一半，而那六人却最多割了不到四分之一。    
    太阳落山了，该收工了。他们七个人，腰酸背疼，两条腿像灌了铅，拖都拖不动了。那六人刚开工时的兴奋，早已烟消云散，一个个都变成了苦瓜脸。每个人的手上，都打起了好些泡，还被拉了好几条口子，有的是被镰刀割伤的，有的是被麦草划破的。脸上也是花得像大街上乞讨的叫花子。    
    回到住处，一个个像散了架一样，脸也不想擦，就往床上一倒，嘴里哼哼唧唧：“哎哟！我的妈呀！疼死我了。”再也不想动了。只有张自忠还算例外，他虽然也显得十分狼狈，但他没有往床上躺，更没有哼哼唧唧地呻唤。其实张自忠也和他们一样，过去从未干过这样的活，吃过这样的苦。一天下来，也是双手起泡，腰酸腿疼，疲惫不堪。他和大家一样，也想哼哼，但他咬咬牙忍住了。他没往床上躺，而是站在屋里，对六个伙伴说：“大家咬咬牙，挺一挺吧，把这几天熬过去就好了，万事开头难嘛。我们不是在车团长面前拍了胸脯，说我们不怕吃苦的吗。如果这样一天下来，我们就喊挺不住，那车团长又会赶我们走了。那多没面子哇。”    
    这六个人一想，张自忠的话也对，如果就这样喊吃不消，那岂不是太丢人，太没面子了吗。他们咬紧牙关，从床上爬了起来，去洗了澡，吃了饭。晚点名解散后，没有等吹熄灯号，那六个人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几个人咬紧牙关，硬撑了下来，大家手上都打满了血泡，但总算熬了过去。晚上，除了张自忠外，这六个人，都躺在床上哭了一场。    
    第三天，这六个人几乎都不愿从床上爬起来，还是在张自忠的催促下，才硬撑着下了床。六个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显然是昨夜哭了的结果。    
    开过早饭后，他们拖着疼痛难忍的身体来到麦田里，跟士兵一起又割了起来。    
    这七个人，除张自忠外，第一天那股“锐气”早已荡然无存，所以没几分钟，他们便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本来张自忠还可以割得快一点，但他见伙伴们这么疲惫，也知道大家在家里都娇生惯养，从来没有吃过这份苦，所以他不能只顾自己，要多鼓励大家。为了让大家跟上自己，张自忠便帮这六人割一些。这样一来，这六人虽然能跟上他的进度，可却被那些士兵甩得远远的了。    
    在田里割了不到一个时辰，这六个人把镰刀一丢，便在地上坐下来不割了。    
    张自忠割着割着，怎么旁边没动静了？他抬起头来一看，这六个人都坐在那儿不动了。    
    他直起身子来，吁了一口气，说道：“咋都停下了？”    
    那小个子双手蒙着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受不了啦，我不想干了！”    
    张自忠慌了，忙走上来道：“廉旺，别哭，别哭，让人家看见了，会笑话的，一个大男人，还哭鼻子哩！多不好意思。”    
    这小个子也是张自忠的堂侄，名叫张廉旺。张廉旺咬咬牙，抹了一把眼泪，对张自忠道：“五叔，这个活我吃不消。我不想干了，兵我也不想当了。我想回家。”    
    张自忠又望望另外五个垂头丧气的伙伴，这五个人也一齐说道：“我们也都不想干了，不想当什么军官了。”    
    张自忠沉默了一阵，然后点点头道：“好，这事等我们收工后晚上再商量。可今天大家还得咬咬牙坚持下来再说。休息一下我们再干吧，慢一点没关系，割多少算多少吧。副官说了，只要我们尽了力就行。”    
    这一天，这六个人是在张自忠的激励下磨蹭过去的。    
    晚饭以后，七人呆在屋子里，商谈今后的去留问题。    
    “五叔，我实在吃不消啦，我不干了，我要回家。”张廉旺先开了口。    
    其余五人也道：“我们也是。我们打算明天便去向团长告假去。”    
    “五叔，你呢？是不是和我们一道走？”张廉旺问道。    
    张自忠看看大家这几天晒得又黑又憔悴的脸和一双双打满血泡的手，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们都走吧。不过，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走，我要留下来。”    
    “那为什么？你还要吃这个苦？”张廉旺道。    
    张自忠说：“这个兵我当定了，什么苦也拦不住我。你们走吧，回去好好读书，今后好从其他方面去为国出力吧。”    
    同张自忠一起来的六个伙伴，实在是熬不住了。他们不等车震“撵”他们，都来向车团长借故请假，说有事要回临清去一趟。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好男要当兵(4)

    车震是老得成精了的，怎么不知道这六个人心里的打算，也不点破他们，不但慨然允准，还给他们每人发了回家路费，并对他们说，如果家里有事来不了，需要在家耽搁多久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回去继续读书不来了，也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点明，他们可以不必再回到部队上来了。    
    车震说：“你们都是我的老乡，中午我招待你们吃顿便饭，算是给你们送行吧。”    
    “怎么没见张自忠和他们一起来请假呢？”车震问副官。    
    “张自忠一早和士兵一起割麦子去了。”副官报告说。    
    “他家里没有事？”    
    “这个没听他说。”副官老实地回答。    
    “好吧。你去田里把他叫回来，中午和他们几个一起在我这里吃饭。明天让他去送送他们几个。”车震吩咐副官。    
    “是！”副官应道。    
    中午吃饭时，车团长问张自忠：“他们几个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家一趟。你家中没有事？”    
    “我家中没事。”张自忠回答。    
    “你不请假？”    
    “我不请假。”张自忠回答得很干脆。    
    “那好，明天你也不要去割麦，去送送他们。你们都是一起来的，你送送他们，也算替我送送他们。我们都是老乡嘛。”车团长说。    
    “是。”张自忠应道。    
    那六个人走了。张自忠却在送走了他们以后一个人回来了。    
    车震原以为张自忠会和他们一块回山东的，听说张自忠一个人回来了，拿上镰刀又要去割麦，便让护兵把张自忠叫了来。    
    张自忠来了，向车震敬了一个礼：“报告团长，叫张自忠来，不知有何训示？”    
    车震指指椅子道：“你先坐下，我想和你谈谈。”    
    张自忠坐下以后，车震道：“他们六个人走了？”    
    “走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那六个伙伴这次请假回乡，不会再回来了？”    
    张自忠说：“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请假？”    
    “因为他们吃不下来这个苦，所以只好走人不干了。”    
    “哪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道走？”车震问道。    
    张自忠说：“因为我没有想不干。”    
    车震道：“自忠老弟，当兵确实很苦，这收麦算不了什么，以后比这还苦的多着呢。我劝你也回山东去吧，回去读你的书吧。将来也可以报国嘛，并不一定要当兵嘛。你还是走吧。”    
    张自忠说：“我不走。我就是要当兵。他们吃不下来这个苦不等于我吃不下，我不怕吃苦。”    
    车震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张自忠伸出了那双大手。车震指着那双打满血泡的手道：“你看你手上打了多少血泡。你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今后比这还重还苦的活多的是，训练更艰苦。你何必非要硬撑呢？”    
    张自忠说：“团长，我张自忠要当兵是铁了心，别说手上打了这么几个泡 。再怎么说我也不会离开军队。你赶也赶不走我的。”    
    车震凝视了张自忠许久，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好吧。”叫护兵唤来副官，对他道：“你带张自忠上军需处去领一套军服，把他补一名护兵。”    
    于是张自忠这才正式当上了兵。    
    张自忠补上了护兵一缺，便下到了棚（班）里。    
    张自忠穿上军装，来到棚里，受到全棚弟兄的欢迎。大家互相作了自我介绍。棚长王锡汀，也是山东同乡。同棚弟兄中，还有罗广泰、李友奇也是山东同乡。    
    “你们不是来了七个人吗，那六个人呢？”罗广泰问道。    
    张自忠道：“他们家有事，托人带了信来。他们向团长请了假回山东去了。”    
    “听说你还是读书人，是吗？”李友奇问道。    
    “来投军之前，在济南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也算读了几年书吧。”    
    “那好，”棚长王锡汀道，“我们棚里的弟兄，大都是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粗，你老弟可就是我们棚里的秀才了。往后弟兄们要写个家书呀什么的，张老弟可得给弟兄们帮这个忙哇。”    
    张自忠一口应承：“那没问题，各位大哥要写个家书、条子什么的，请尽管吩咐，兄弟一定随叫随到，有求必应就是。”    
    张自忠的豪爽，得到了全棚弟兄的喜欢。大家一见投缘，自然是处得十分融洽。    
    麦收结束了，张自忠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    
    军营的生活果然十分艰苦，除训练之外，还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挖壕、修路、扛米、抬煤炭等等。这对过去从未干过任何粗活的张自忠来说，开始自然是难以适应的，手打起了泡，肩膀也磨破了。不过，同棚弟兄也十分照顾他，知道他过去没干过这些，有时让他少干一点，干一些较轻的，实在太疲惫了，就让他休息一天，长官问起，就以张自忠代他们写家信为由搪塞过去。张自忠不管有多苦，都咬牙坚持，从不叫一声苦。他的这种精神，也令同棚弟兄敬佩。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到了，关外气候更为寒冷，野外训练和劳动更加艰苦，在冻土上挖壕，一镐下去一个白印，把手都震得生疼。    
    车震又几次劝张自忠回家求学，另寻出路。张自忠仍然咬牙坚持。他对车震说：“团长放心，我能坚持下来。不吃苦难，怎能成大器呢。”车震也被这个年轻人的坚韧不拔精神所感动。    
    这年冬天，张自忠给他七弟张自明写了一封信，这也是离家数月，投军以来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信中说了投军几月来的艰苦军旅生涯：    
    “……兄自济南到新民屯业经数月，所有军中一切情形，均已尝着。同来者六人，因吃不下苦头，均已回乡，惟兄一人硬着头皮干下去。当兄来新之始，车公几次劝兄回家求学，言外膏粱子弟，如何能吃此苦，勉强一时，决不能坚持到底，故不如早去为善也。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以故肩肿肤裂，筋骨酸痛，其苦况实有不堪言状者。当兄创重时，肩臂肿溃，不能荷物，同棚中友好，代兄工作，以兄替其写家信也。家中一切请弟代劳，并请禀告母亲，待我的成就后，再回家叩见，祝母亲玉体金安……。”    
    一年过去了，张自忠历经艰苦的磨砺，终于挺了过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现在他是什么样的苦都不怕了。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好男要当兵(5)

    1915年初，车震升任第三十九旅旅长。同年秋，该旅奉命由新民县移防绥远平地泉（绥远，旧为省，后并入内蒙，平地泉今属山西）。    
    1915年到191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仍然是个动荡的年代。1915年12月底，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等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纷纷起而响应。    
    1916年初，张自忠所在的第二师，奉袁世凯之命南下援湘，镇压护国军。张自忠只是一名士兵，只能听上面的命令办事，是非曲直无权过问，也过问不了。    
    进入湖南后，第三十九旅驻长沙，第四十旅驻岳州。这样一来，就是身为旅长的车震，也成了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工具。    
    当时湖南将军汤芗铭，是袁世凯的亲信。第三十九旅入湘后，汤芗铭为了拉拢车震，便将该旅扩编为湖南第一师，升车震为师长兼长（沙）岳（州）镇守使。张自忠也被车震升任为师部参谋。    
    当时，湖南第一师师部设在长沙。张自忠调任师部参谋，自然也住在长沙。    
    这些天来，不仅是长沙，就是整个湖南，都像一锅烧开了的粥，乱糟糟的。谣言蜂起，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听得到这样、那样的谣言。说蔡锷已率大军从云南出发，要经四川，入陕西，挥师直捣北京，一路上得到各地的响应。南方各省都纷纷通电声讨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东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组织军队北伐。黄兴在南京、陈英士在上海也在组织讨袁军。熊克武、杨沧白在重庆讨袁，熊克武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湖南四十八县代表在靖县宣布湖南独立，公推程潜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誓师讨袁。赵恒惕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将攻打长沙，声称先捉汤芗铭，后讨袁世凯……    
    张自忠是同盟会员，从内心上讲，自然是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所以他也希望袁世凯失败。听到这些谣言，他是既兴奋又担心。他兴奋的是袁世凯叛变革命、恢复帝制毕竟不得人心，所以现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反对。他担心的是，现在他所属的这支部队，已成为众矢之的，必然会受到护国军首先是在湖南的护国军的攻击，成败难料。这对他投军报效国家的前途，影响颇大。    
    他不赞成车震那种旧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缺乏政治远见，依附汤芗铭的做法。但他位卑言轻，左右不了车震改变立场，改弦更张。    
    到底该怎么办？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整个湖南，已是民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完全倒向了护国军；军心，普遍流露出一种厌战的情绪，不愿同护国军打仗。    
    1916年，谣言变成了现实，湖南护国军第一师在师长赵恒惕指挥下，大举进攻长沙。也不知是城内有间谍或者是军队里有护国军的内线，总之赵恒惕的第一师，很轻易地攻进了长沙城。城内顿时大乱。    
    袁世凯的心腹汤芗铭得报，慌忙化装逃跑了。    
    车震率领的湖南第一师，本就军心涣散，无心恋战，加上孤军无援，所以没有怎么抵抗便溃退了。湖南第一师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却因参加了非正义的战争，竟然不堪一击，全军覆灭。车震一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也只好步汤芗铭的后尘，只身逃离长沙。这一战失败，使得他心灰意冷，便返回临清，从此解甲归田，不再作领军征战之想。    
    且说张自忠在乱军之中，也只好从师部逃出。由于仓促，他逃出长沙，才发现囊空如洗，身无分文。他也没法，只好随着逃难的人流，向北走去。但毕竟从湖南到山东，千里迢迢，这样如何能返回故乡呢。这时他的心情，倒没有为自己这次投军竟如此惨淡结束而伤感，却在为如何返乡而发愁。    
    他一路行来，走了几天，由于身上没带钱，只好脱下身上的衣服换一点吃的，现在身上只剩一件衬衫、一条长裤，再脱就要赤膊露体了。肚子里咕咕叫着，他从昨晚到现在，已没有吃过东西了，难怪饿得咕咕叫。可这才接近湖北地界呀，到山东还远得很呢。    
    他正在愁眉不展、思谋出路之际，忽听身后有人叫道：“喂！前面可是荩臣老弟？”    
    他停下脚步回头望去，看见后面匆匆走来了三个人。一看之下，不禁大喜，却原来这三人正是他的同乡，他投军后同棚的王锡汀、罗广泰、李友奇。    
    四人相逢，真个悲喜交集。    
    原来王、罗、李三人也不愿为袁世凯卖命，赵恒惕一进攻长沙，他们便丢下枪一起跑了。    
    王锡汀道：“还好，还好，我们几个同乡又见面了。这一路我们三人还在念叨你哩，说你在师部不知跑出来了没有呢。见到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我们四人可以一路返回山东了。”    
    张自忠苦笑道：“兄弟我逃是逃出来了，可是逃得太慌忙，跑出长沙后才发现身上没带一分钱。前两天把外衣都脱来换了吃的填肚子。现在就剩身上这一身了。昨晚到现在还没吃一点东西哩。”    
    王锡汀说：“哦！那没关系。我们三个身上都带有一点钱，节省一点，我想我们四人还是回得了山东老家的。荩臣老弟没吃东西，我们身边也买得有干粮，找个阴凉地方歇一歇，吃饱了再走。”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霖，真令他喜出望外，连声称谢不迭。    
    罗广泰道：“别谢了，我们都是同乡嘛，出门在外，互帮互助也是应该的嘛。”    
    张自忠便与王、罗、李三人结伴而行，在三人兄弟般的资助下，总算平安地返回了临清老家。    
    第一次投军就这样无结果地结束了，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但张自忠却不甘失败，他仍雄心勃勃，决意要再度参军，要在军旅生涯中闯出一片属于他的天地来。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壮志再从军(1)

    第一次从军失败了，张自忠回到故乡，但他当兵的心思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要再度投军。    
    他回到临清以后不久，听说师长车震也回来了，便打定主意去拜访车震，求他为自己再度参军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转眼已是秋天，张自忠便专程前去拜访车震。    
    车震在长沙之役失败后，逃出长沙，回到故里。这个老军人，由此而心灰意冷，厌倦了那戎马倥偬、四处征战的生涯，决心从此解甲归田，隐居林下以度后半生。所以他返回故里以后，绝少外出，过着闭门谢客生活。这一天，用人来报：“老爷，外面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是您的下属，也是您的同乡，特来看望您。”    
    车震有点奇怪，我的下属，又是同乡，要来看我？会是哪一个呢？他问用人：“你问过没有，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了，他叫张自忠。是唐园的。”    
    “哦！是他。这小伙子也回来了？他还记得我。好，该见见他。你去把他请进来。”    
    张自忠被请进客堂，车震从后屋迎了出来。    
    张自忠一见车震，便立正举手行了个军礼：“师长！”    
    车震笑道：“是荩臣老弟呀！这里不是军营，我也不是什么师长了，别来这些俗套。快快请坐。”    
    张自忠把提来的一盒礼品放在桌上：“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师长，不成敬意，请师长笑纳。”    
    车震道：“你看你，这就不成话了。你来看我，我感到高兴得很，还送什么礼！这不显得过分见外了吗。我告诉你，下次来可不许这样了。”    
    张自忠笑道：“好好，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车震看看张自忠点点头道：“你能平安地回归故里，也令我宽心了不少。”    
    张自忠歉然地说：“在长沙没有尽到保护好师长之责，自忠十分惭愧。返乡后听说师长平安归来，方才少却了几分愧疚心情。”    
    车震叹道：“长沙之役，是我从戎带兵以来最为丧失颜面的一仗，真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呀。”    
    张自忠说：“胜负乃兵家常事。从古至今，没有百战不殆的全胜将军。当年诸葛武侯都还有街亭之失哩。师长也不必挂在心上，还可以东山再起嘛。”    
    车震道：“要说长沙之役失利，闹了个全军覆没，倒不是我指挥不当，而是当时我没有留意老弟的意见，非正义之战必败。我们是不该为袁世凯而战。非正义之战，军无斗志，不败为何？这次失败，我已是心灰意冷，对戎马征战已成厌倦，从此只想老归林泉，不再作出山之想了。”    
    张自忠知道车震的性格，也不好深劝，只好说：“师长也不必为此而伤感，能全身而退，平安归来，也就是值得庆贺的了。”    
    车震道：“对，我们应该为我们平安无恙庆贺。荩臣老弟此番归来，当继续完成未竟之学业，争取将来的无量前途吧。”    
    张自忠道：“自忠此来，一是为师长的平安归来祝贺；另一方面，也是想就自忠个人的前途发展，求师长您的臂助哩。”    
    “哦！求我？我现在无官无兵无权，能帮助老弟什么？”    
    张自忠说：“自忠仍然想再次从戎投军，不想做书本学问之事。所以特来求教于师长。师长征战多年，军界这方面情况很熟，尚希能够予以指点、引荐。”    
    车震道：“我对军旅生涯已生厌倦。老弟何以对此却如此眷恋呢？”    
    张自忠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帝制，建立了民国。但，目下国家大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内袁世凯复辟称帝，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反对。即或袁世凯失败，国内纷乱恐一时也难以平息。国势仍弱，国外列强仍虎视眈眈。在一个时期内，救国、保国主要仍需凭借军事力量，做学问以救国，经济兴国、实业兴国，恐将是较为遥远的事情。所以自忠认为当前我辈青年要报效国家，最直接有效之法莫若当兵。故自忠从军之志不改。”    
    车震听了点点头道：“好，你既然有这番志向，又能遇挫而不馁，我十分赞赏，也愿意帮助你。”    
    车震低头想了一下，然后对张自忠道：“那我便争取把你引荐给冯玉祥，到他的部队里去吧。”    
    “师长能不能把冯玉祥将军的情况给我讲讲？”张自忠道。    
    车震说：“当然可以。这冯玉祥同我是把兄弟。”    
    车震向张自忠介绍了冯玉祥的情况。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直隶（河北）青县。他自幼因家境所迫，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1902年投袁世凯的新军五队。由于他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在新军中崭露头角。1910年升任第二十镇管带。此后，历任左路备补军营长、京卫军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当时军队一般因循敷衍的陈规，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训练方法，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壮志再从军(2)

    1914年，冯玉祥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总兵力约5000余人。手下有张之江、鹿钟麟、张维玺等一批能征战的青年军官。    
    车震认为，根据张自忠的情况，能够到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历练一个时候，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军人，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最后他对张自忠说：“第十六混成旅听说现驻扎在廊坊。你稍候几天，等我把家里一些事情处理完了，可能还有事去一趟天津。到时你同我一道去见焕章贤弟。我要当面把你推荐给他。我想他会买我的面子，答应收下你的。”    
    张自忠听了自然是高兴不已。    
    1916年9 月，车震因事去天津，果然便带着张自忠一道，顺道去廊坊见冯玉祥。    
    冯玉祥得护兵禀报说车震前来拜望于他，很是高兴，忙把车震请了进去。    
    冯玉祥一见车震，忙迎了进来，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车大哥，可想煞兄弟了。”冯玉祥爽朗地笑道。    
    “我也很惦念贤弟，所以这次来天津办点事儿，特地前来看望你。”车震晃着冯玉祥的手道。    
    “长沙一役，兄弟听说大哥败在赵恒惕之手，倒令小弟担心了一阵子，后来打听到大哥已平安返回山东，这才放下心来。本来应该到临清去向大哥问安，无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还得请大哥谅宥了。”    
    “贤弟军务忙，这个大家都经历过。哥哥我省得，不存在什么‘谅宥’二字。”    
    “现在看到大哥身体健朗，兄弟也就放心了。”    
    “贤弟你现在可更加精神了，看得出来吾弟是春风得意。愚兄也是高兴得很。”    
    “大哥今后有何打算？是否还想东山再起呢？”冯玉祥问道。    
    车震道：“长沙之役，愚兄身心俱疲，心灰意冷，对于戎马生涯、四处征战已感厌倦。我反复思虑良久，已决定从此再不涉及军旅之事，决心解甲归田，隐居林下，纵情山水田园，以娱余生足矣。不再作东山再起之想了。”    
    “大哥不想重振旗鼓，再现雄风，小弟不免感到有些可惜。不过这事兄弟也不会勉强劝哥哥出山。大哥这样决定，倒也焉知非福。那小弟也就祝愿大哥得以安享清福，健康如意吉祥了。”冯玉祥道。    
    “谢谢贤弟吉言，我也祝你鹏程万里，威震华夏，前程远大吧。”    
    “大哥此来，一定在小弟营中多住几天，让我们兄弟俩好好聚聚。”冯玉祥道。    
    “我恐怕不能在这里多耽搁，我还有事到天津去办，事完后尚得赶回家去。我来贤弟这里，一是我们弟兄多时不见，特来问候，一叙手足之情；二来我也特地带了一个人来推荐给你。”    
    车震这才唤过张自忠：“我来介绍一下。荩臣，这便是我给你说过的我的把兄弟，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旅长。”    
    张自忠立正，向冯玉祥行了一个军礼：“冯旅长。”    
    车震对冯玉祥说道：“贤弟，他叫张自忠，字荩臣，也是山东临清人，是我的同乡。前年我在奉天新民屯时，他从家乡前来投奔我，要求投军。在长沙时，他曾在哥哥我的师部任过参谋。长沙之役失败，他也回到临清老家，但他立志从戎投军初衷不改，所以我想到了贤弟，这次特领他前来，向贤弟推荐。据愚兄阅历之考查，荩臣老弟只要加以好好历练、磨砺，今后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人的。”    
    接着车震便把张自忠投军的经过和表现，向冯玉祥作了详尽的介绍。最后说道：“像荩臣老弟这样出身富裕家庭，又在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读过书的这么一个在优裕环境长大的知识青年，能够这样吃苦耐劳，不是具有大恒心、毅力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以愚兄的阅人眼光，荩臣老弟如得贤弟栽培，今后一定前途无量。”    
    冯玉祥认真地打量着张自忠，那眼光如同在审视一块出土的璞玉。他见张自忠长得浓眉大眼，国字脸膛，眉宇间勃勃英气，身材健壮魁伟，虎背熊腰，给人一种沉稳刚毅、不可撼动之感。他听着车震的介绍，看着眼前这青年人，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待到车震讲完以后，他没有马上表态是否收下张自忠，而是问张自忠：“老弟家庭环境如此富裕，又是正在做学问的秀才，为什么还要来穿这一身‘二尺五’呢？”    
    张自忠简捷地答道：“在现在的国势下，自忠认为从军是报效国家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径。做学问以救国，那是将来的事，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条当兵之路。”    
    冯玉祥满意地点头，这才回头对车震道：“好！大哥推荐的这个张自忠，小弟收下了。”    
    车震和张自忠听了都感到高兴，好像一块石头从心中放了下来。    
    冯玉祥突然又问张自忠：“你字荩臣，这个‘臣’字可是君臣的‘臣’？”    
    张自忠恭敬地回答道：“是的，是君臣的‘臣’字。”    
    冯玉祥摇头道：“这个‘臣’字不好。我们现在已是民国，还讲什么君臣。把你那个‘荩臣’，不如改为‘荩忱’，竭忱以待之‘忱’。《诗经·大雅·大明》有‘天难忱斯，不易维王。’《书经·汤诰》还有‘上克时忱，乃亦有终。’这个‘忱’字有忠诚、信赖的意思，比你那个君臣的‘臣’好得多。如何？”    
    张自忠听了，肃然应道：“旅长这个‘忱’字改得太好了。自忠当然遵从。”    
    从此，张自忠的字便改成了“荩忱”。    
    看来，这冯玉祥虽然幼时家境贫寒，行伍出身，书还读得不少哩。    
    据说他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都反对，所以他手下的官兵，姓名中凡带有君臣、富贵、荣华、福泰等字眼，他都要亲自为之更改。如团长孙良臣改为孙良诚；冯治台改为冯治安；池凤臣改为池峰诚等。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壮志再从军(3)

    冯玉祥收下了张自忠。张自忠从戎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入伍以后，张自忠被委任为中尉差遣。差遣，在当时是军队中一种编外附员，是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就任军官，所以又称为“见习官”。    
    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连长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5    
    1917年7月，段祺瑞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川、湘两省征伐南军，却连遭败绩，乃命令第十六混成旅前往湖南增援。    
    冯玉祥不愿同南军开战，率所部到达江苏浦口，便借故停兵不进，就地练起兵来。    
    在浦口期间，冯玉祥特别主持编写了一本《战地一补》小册子，发给全军官兵。这个小册子内容多系历史上的故事，如苏秦发奋刺股、田单守即墨、周亚夫细柳营等等。用意在于培养官兵勤奋学习、英勇无畏、机智灵活的精神。张自忠对这些古代名士、将领的风采，十分心仪。    
    第十六混成旅在段祺瑞的不断催促下，于1918年2月方离开江苏入湘，到7月才抵达常德。    
    在常德，冯玉祥又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训练。    
    石敬亭、门致中前来投奔冯玉祥。这两人后来成为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其中石敬亭对张自忠的成长有较深的影响。    
    为了配合训练，冯玉祥还责成、组织人编印了几种精神教育的书籍，诸如《军人读本》、《精神书》、《义勇小史》、《告往勖来篇》和《国耻歌》等，令官兵阅读、讲解、背诵，连以上军官，由冯玉祥亲自考查。有时他还亲自给官兵们讲精神教育课和军事理论课，讲军纪，讲爱国精神，讲孙子兵法；有时也讲古代侠客故事。他还成立英文班、日文班，组织军官学习，目的在于使军官们了解和阅读外国军事书籍。这次军事训练很系统，分“学”、“术”两科，“学”是指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和精神教育；“术”指体能和技术训练，主要项目有射击、体操、障碍跑、荷枪行军、劈刺、刀术、拳击等。这对于张自忠后来治军具有深刻的影响。    
    1918年9月，冯玉祥为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常德设立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长鹿钟麟兼任团长，刘郁芬、石敬亭、刘骥、门致中等任教官，内分军官和士兵两个队。次年初，张自忠被派到教导团军官队学习。张自忠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学习勤勉刻苦，加上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团员”。所以后来冯玉祥评价张自忠说：“在教导团中，他又做了一个标准团员，当时鹿钟麟团长非常夸奖他。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在教导团学习半年，结业后恰逢第十六混成旅扩编新兵团。张自忠升任该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新兵团团长是张维玺，佟麟阁为第二营营长。    
    为便于训练，招来的新兵，均按其文化程度分别编连。张自忠和第五连，全系由投军的学生组成，所以又叫学兵连。他这个连有120余人。    
    这期间，张自忠曾一度调任上尉副官，又调任水上陆战队第三队队长，驻河洑训练新兵。这水上陆战队实际上是沅江上的水上警察。张自忠不愿干这种非正规部队，又要求并经冯玉祥同意，重回学兵连当连长。    
    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驻防两年。冯玉祥治军很严，不准部队骚扰百姓，所以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整军、练兵取得很大成效。这对这支部队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0年，作为南军的谭延■、赵恒惕等部攻占了长沙，敦促冯部离开湖南。这年7月，第十六混成旅向北撤入湖北，驻谌家矶。    
    由于皖系扣发军饷，部队给养困难，一度陷入困境，全旅官兵每日只能以少许杂粮和盐水勉强度日。    
    这一天，张自忠接到七弟张自明的家书，讲述家乡山东今年大旱，赤地千里，饥民遍野等悲惨景况。这封信，使张自忠忘却了自己亦在身处饥饿的困境，立即回书给七弟自明：    
    “……望弟尽家中力所能及赈济贫民，须知善无大小，能救一人，即有一人之功，能济一村，即有一村之善，勿乘人之危机以谋私利，勿藉公家之权力以济己私。当此饥馑之年，正我辈为善之日也。望我弟努力为之，勿以无力自馁也。闻上海广仁堂派委到临（清）馆（陶）一带放赈。吴越之人尚能见义勇为，况我桑梓之地，遇此凶年，何忍坐视不救。”    
    这个时期，冯玉祥将张自忠已训练有素的120名学兵拨给工兵营，另从河南、山东、安徽招募了一批学生，组成学兵队，直属旅部，冯治安任队长，下属两个连，第一连由冯治安兼任连长，第二连张自忠任连长。    
    冯治安比张自忠小五岁，待人诙谐风趣，而张自忠则显得刚毅寡言。两人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但两人却配合默契，相知很厚。    
    张自忠训练新兵要求很严格，往往是在训练场上亲自示范。在修马路、挖壕沟等一切劳务中，他都与全连士兵一起干。这时给养困难，他和三个排长、一个司务长和一个文书，与士兵一起，同样吃粗米饭就盐水，绝不例外。他十分注重军纪，遇有违犯者，初犯则说服教育，再犯则严厉训斥，仍不改则军棍重责。故而士兵中流传一首歌谣：“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    
    三个月后，第二连在全旅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全旅模范连。全连126名士兵，后来几乎人人成才，仅军、师长就各出了5个。即：军长刘振三、刘汝珍、张人杰、李九思、吴化文；师长展书堂、王志远、安克敏、宋铁林、张国武等。旅长有李志远、葛开祥、彭秉信、孙厚禄、李继成、季振同、魏书琴、王丕襄等八人，至于团、营长就更多了。    
    这个时候，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着。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中。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争夺地盘而相互征战。除孙中山以广东为根基的一股革命力量外，最主要的军阀力量是直系、皖系、奉系。    
    直、皖两系军阀为争夺中央权力，发生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直皖大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最终取胜，掌握了北京政权。    
    随后他们为进一步能控制全国，就要排除异己，将属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免职，任命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可是陈树藩却抗命不从。曹锟遂命阎相文率第二十师、第七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陕以武力接收。    
    这样一来，冯玉祥部的军饷来源，总算得到了解决。    
    1921年2月，第十六混成旅进驻阌乡、灵宝，取道渑池、陕州入潼关，连战皆捷，陈树藩败逃陕西。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壮志再从军(3)

    北京政府同意第十六混成旅于8月5日扩编为第十一师，兵力达3.5万人。    
    不久阎相文因兵饷无着，服毒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于是，冯玉祥组建卫队团，团长由冯玉祥自兼，下辖三个营；张自忠任第三营营长，辖4个连。    
    在西安期间，张自忠还奉命具体负责了陕西新督军署的修建（因冯玉祥不愿入住旧督军署，改在旧皇城废墟上重建）。张自忠从实践中又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本领。新建成的督军署虽然像座兵营，但冯玉祥却很满意。以后张自忠自己带兵，碰上修建房屋，都是自己动手，从不愿请专人。    
    1922年春，中国大地上又掀起了一场大战，这便是直奉大战。这场战争在河北北部爆发。    
    吴佩孚急调第十一师东下驰援，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    
    冯玉祥率部到达郑州。当时河南省督军是赵倜。赵倜表面上是支持直系的，但暗地里却与奉系勾结。1922年5月5日，赵倜派兵偷袭郑州。    
    第十一师便和赵军展开了激战。赵军有三个师的兵力，数倍于冯，但第十一师是经过严格训练之师，所以作战勇敢，士气高昂。冯玉祥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张自忠的卫队团第三营和李向寅的第一营护卫于冯的左右。    
    双方激战三日，到8月6日，赵军已呈不支败相。冯玉祥把握住这一时机，命令张自忠、李向寅两营精锐兵力，向敌军发起猛烈冲锋。冲锋号声一起，这两营士兵，在张自忠、李向寅两位营长率领下，一个个如出山猛虎，向赵军阵地猛扑过去。赵军顿时溃不成军，被彻底地打垮了。    
    张自忠营有一名副班长李致远，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战后将缴获的一枝步枪、一块怀表和三十块大洋主动交公。这在当时军队中是少有的新鲜事。冯玉祥为树立“缴获归公”的好风气，特在全军通报嘉奖，并破格将李致远提升为排长。全军上下皆知“拾金不昧的李致远”。李后来升至旅长，成为张自忠的重要部将。这是后话不提。    
    这场直奉大战，最后还是直系获胜。奉系张作霖退回东北。    
    论功行赏，5月10日，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张自忠随冯玉祥移驻开封。    
    按照冯玉祥的规定，营以上军官，可以允许携带家属随军。这时局面稍为稳定，开封距山东亦不远，张自忠便写信把夫人李敏慧和长子廉珍（12岁）、次子廉静（5岁）接来开封，全家团聚。从此以后，他们夫妇便聚在一起，辗转各地。    
    6    
    冯玉祥就任河南省督军后，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招募新兵，很快编成三个旅，使自己的兵力扩充成5个旅，总兵力达5万人。第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另外还新编了两个补充团、一个学兵团。两个补充团团长为佟麟阁、门致中，每团2000人。    
    学兵团团长冯玉祥自兼，第一营营长张自忠，第二营营长张凌云。因为张自忠在全军练兵有相当名气，但资望不够，冯玉祥便责成张自忠以第一营营长名义兼管全团训练。实际上全团事务均由张自忠具体负责。    
    1922年10月，冯玉祥因忤吴佩孚，被吴佩孚免去了河南省督军职务，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陆军检阅使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闲差。    
    11月冯玉祥抵北京，驻南苑、通州。这倒给了冯玉祥一次专心练兵的机会。南苑练兵成为冯部常德练兵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学兵团始驻北京，后移驻南苑，石敬亭为团长。    
    张自忠在石敬亭的领导下，全副精力抓紧练兵，使学兵团成为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富有生气的模范部队。石敬亭十分欣赏张的治军能力，并与他结拜为把兄弟。    
    张自忠开始治军以严，后来通过实践，他认识到仅靠严还是不够的，应该宽严结合，恩威并重，方能收到最好的效果。无恩而威，一味严惩，只能徒增怨恨。官长与士兵要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才能带出一支百战而不殆的部队。    
    1924年，张自忠被升为学兵团团长。他觉得自己才能、资望不够，上书恳辞而不准，只得就任。第一营营长为鲁崇义，第二营营长为吴宝善。张自忠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起来。    
    有一天，张自忠正在操场为士兵们作步枪劈刺示范，一个冯玉祥的护兵前来找他：“张团长，师长请你去一趟。”    
    张自忠立即随护兵来见冯玉祥。见了冯玉祥，他便立正行了个礼：“报告师长，学兵团团长张自忠，奉命赶到。不知师长有何训示？”    
    冯玉祥摆摆手：“荩忱来了，你先坐下，我正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你去办哩。”    
    张自忠说：“什么事，请师长指示，自忠坚决完成任务。”    
    冯玉祥待张自忠坐下后方才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永定河因雨季到来，连降大雨，造成河水上涨，洪水泛滥，丰台西南段决口，给当地百姓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今年眼看雨季很快又要来到，这段河道如不整治，洪水一来，势必又会给百姓带来灾害。所以我请了专家来进行规划设计，打算将旧河床疏浚，使河水回归故道，免除洪水之患，也算是造福一方百姓。所以特地把你叫来，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学兵团去完成。你觉得如何？”    
    张自忠起身立正道：“学兵团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冯玉祥说：“这次工程必须争取在春泛到来之前完成。时间短，任务重，你们有把握吗？”    
    张自忠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坚决按时在春泛前完成。”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壮志再从军(4)

    冯玉祥说：“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学兵团了，你和专家好好研究一下设计规划，商量一下施工方案，回去立即率领全团，开赴丰台施工现场，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施工，争取春泛前完成疏滩工程，让老百姓不再受洪水之灾。”    
    “是。”张自忠应道。    
    在赶回驻地后，张自忠立即召集连、排以上军官，传达了冯玉祥的命令，然后全团集合，简短地作了动员。学兵团立即开拔到丰台永定河畔，搭起简易帐篷，马上投入施工，开始了艰苦的劳动。    
    这时恰好是春节刚过不久，在北方，正是春寒料峭，冰雪尚未消融，土地亦未完全解冻，碰上那冻土层，一镐下去，就只是一道白印。去年洪水决堤，故道泥沙淤积，变成一片沼泽，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泥水陷至膝盖，水寒刺骨。没有长靴，士兵们只能赤脚踩在这烂泥塘里施工。干不了两个时辰，脚便冻得麻木没有知觉了。士兵们只好上来烤烤火，喝上几口烧刀子，等暖和过来了再跳下去干。    
    工具除了铁锨、十字锹、条筐、扁担外，连运土的手推车都找不到几部，全靠肩挑背扛。    
    为了赶工程进度，张自忠把全团官兵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干。    
    张自忠除了在整个工地上往来检查、指挥，进行督导外，也和士兵们一起挖土、抬筐。手打起了泡，磨破了皮，肩上也肿了，他都不在意。团长亲自带头苦干，这在当时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张自忠这个团长，却带领全团军官这样做了。一个团长，身先士卒，令全团官兵深受感动，更受鼓舞，干起来人人争先，劲头十足，工程进度很快。    
    这一带的老百姓，得知学兵团官兵在此疏浚河道，是为了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在今年起不再受洪水危害后，也十分感动。他们经常自动送来面粉、蔬菜、红枣、鸡蛋等物品前来慰问。端茶送水，更是邻近村庄那些老太太、小姑娘的经常事。还有些大嫂子、大姑娘们跑到工地上来，帮助官兵们洗涤换下来的脏衣服，出现了一种少有的军民融洽的景象。    
    正当工程进展十分顺利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正在施工紧张的阶段，老天爷竟然不作美地下起雨来。这一下就是好几天。张自忠得报，说永定河上游下得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春泛可能会提前，而且弄得不好马上就会有一峰洪水经过施工地段。    
    张自忠立即紧急下令，要全团官兵紧急行动，加快工程进度，注意水位，防止洪水突然来到，以致溃堤而让洪水冲毁工程，冲毁农田、村落，为附近村庄百姓造成灾害。    
    为了防止万一出现险情，在危险地段，他还让士兵们准备了大量石块、装满沙土的麻袋等抢险物资。张自忠穿着雨具，日夜泡在工地上指挥着，查看水位，查看险情。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不停地下着，永定河的河水还在一寸一寸地往上涨着。    
    张自忠的眼睛熬红了，眼圈变黑了，国字脸变瘦变长了，那浑厚的嗓音也变得嘶哑了。官兵们怕自己的团长累病了，都再三劝他回帐篷里去歇歇，可都被他一口拒绝：“在这节骨眼上，我也睡不着。”    
    洪峰突然来了。那河中浊浪滔滔，浪头一个接一个地如疯狂的猛兽撞击着堤岸。平时看似文静的永定河，这时变得十分狂野。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张自忠立即命令号兵吹响紧急集合号。正在换班休息的所有官兵齐上工地。张自忠命令一部分人紧急挖掘导水沟，以便导流洪水，自己却带着一部分官兵，前去堵住水头。可是水势太猛，丢下去的石块和沙袋，刚一丢下去，就被洪水冲得个无影无踪。如果让洪水一旦冲垮这隔挡洪水的土堤，那辛苦这些时日的工程将前功尽弃，而洪水还将冲毁田野庄稼，吞没村落房舍，百姓遭灾……后果堪虞。    
    眼看土堤已是禁不住洪水的冲击，很快便要被冲坍了。在这紧急关头，张自忠一下跳入水中，振臂高声喊道：“弟兄们，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身体，也要护住这土堤，不让洪水把它冲垮！用我们的身体，也要把洪水堵住。大家上呀！”    
    他边喊边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去隔断洪水对土堤的冲击。官兵们看见团长这样，也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进了水中，大家胳膀挽着胳膀，肩并肩地组成了一道长长人堤，紧紧地护在那土堤与洪水之间，用他们钢铁般的脊背，扛住了洪水巨浪那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洪水发出轰轰雷鸣般的咆哮，一次又一次地撞向人堤……    
    人堤岿然不动，土堤在颤动，大地在颤动，浑浊的洪水，夹着泥沙，漫上每个人的头，泥水顺着人们的头上流下，流进眼里，流进嘴里，一股泥腥味令人欲呕，他们腾不出手来抹去这些泥水。冰冷的水，冲刷着他们的脊背；浑身湿透的学兵团官兵们，冻得嘴唇发青，全身发抖。但他们却和张自忠团长紧紧地臂挽着臂站在水中，站在一起，屹立着一动不动。    
    他们面前的土堤，由于有这些无畏的官兵们钢铁般的身体支撑着，在洪水的冲击下，也自岿然不动。    
    风仍在无情地吹，雨仍在无情地下；人和洪水的搏斗仍在继续着。突然远处人声鼎沸，锣鼓声大作。这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了。那青壮年，也跳了下来，和官兵一起，扎起人墙来阻挡洪水，年龄稍大的男人和妇女们拿起铁锨、锄头，帮着官兵们开挖导水沟。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导水沟终于挖通了，洪水顺着导水沟流了下去。有了宣泄的渠道，那凶猛如野兽般的洪水，一下变得驯服了。    
    防护工地的土堤安然无恙，工地安然无恙，附近的村落、田野也安然无恙。人们欢呼着战胜洪水的胜利。    
    张自忠和跳入水中护堤的官兵们，拖着冻僵的腿爬上岸来，一个个都变成了泥人。妇女和孩子们忙端来一碗碗滚烫的姜汤，让官兵们心中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拉着张自忠的手，激动得泪水顺腮而下：“谢谢长官，谢谢弟兄们。今天要不是你们，我们这附近的几个村子，又该遭劫了啊！”    
    工地保住了，在下一次大水到来之前，他们终于疏浚通了这一段永定河的旧河道，使滔滔如脱缰野马的永定河水，乖乖地回归故道，安稳地向下流去。附近的村庄、田园，不会再受洪水的危害了。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捉曹锟长辛阻援兵(1)

    1924年秋天，冯玉祥把学兵团和卫队团合编为卫队旅，孙连仲任旅长，张自忠任第一团团长，冯治安任第二团团长。    
    就在这时，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北京政变”。    
    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9月23日，冯玉祥下令部队回师北京。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    
    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    
    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    
    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着表示迎欢孙中山北上的诚意，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    
    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    
    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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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自忠奉命率领卫队旅第一团，从古北口直趋长辛店，其任务是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能否阻住这支军队进入北京，是关系到这次“北京革命”成败的很重要的一环。    
    张自忠接受任务后，召集全团连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张自忠简要地向大家说明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任务和目的。最后他说：“师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全团的信任。这次阻击吴佩孚交通兵团的任务完成与否，关系到北京能否抓住曹锟，逼迫吴佩孚下台，以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拼死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时间很紧急，大家回去立即召集队伍集合出发，我们一定要在北京发动前赶到长辛店，作好战斗部署，严阵以待敌人。”    
    他们强行军于9月22日赶到长辛店。张自忠命全团立即投入战斗准备，在铁路上设置路障，挖掘战壕掩体，命令一营、二营在铁路两旁埋伏，三营在车站正面阻击敌人，还在铁路两旁敷设地雷。所有的轻重武器，都对准了即将到来的满载敌人的火车。    
    他们严阵以待敌人，而从北京城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也极大地鼓舞着全团官兵的斗志。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捉曹锟长辛阻援兵(2)

    吴佩孚的交通兵团，应是直系军队距北京最近的一支精锐部队。在曹锟北京被囚禁后，吴佩孚当即电令直系各部队进援北京，他自己率领身边的部队向杨村发起了攻击，想把那里作为反击北京政变的指挥中心，向北京冯玉祥等部发起反攻。    
    交通兵团得到电令后，立即乘一列火车，直扑长辛店，要打开北京的通道，与吴佩孚会合，消灭“叛乱”的冯、孙、胡等部。    
    火车鸣着汽笛，车轮滚滚，像一条钢铁巨蟒，风驰电掣地向长辛店冲来，势若奔雷，不可遏挡。    
    埋伏在铁路两旁和车站的各营，都接到了信号，一齐进入了战斗的准备。听着那远远而来的车轮声，车轮在铁轨上飞驰地振动着，时间仿佛凝固了，埋伏在这里的张自忠学兵团官兵们的心跳仿佛停止了。    
    火车头拖着长长的“尾巴”，像一只巨兽，咆哮着迎面扑来。近了，近了，猛然间，火车发出一声凄厉的长鸣，也许是那兵车司机发现有段钢轨被拆除了，代之的是一道高高的路障。他又惊又惧，紧急地刹车并拉响了示警的汽笛，但晚了，制动阀闸死了车轮，但巨大的惯力却推着火车向前冲着，车轮与钢轨激烈的摩擦，迸发出一溜长长的火花，发出尖厉而刺耳的“吱吱”之声。轰隆一声，火车头冲出了被拆去钢轨的轨道，整个地落在了那碎石铺就的道上，终于停了下来，后面冲上来的车厢，被前面已停住不动的火车头一挡，一下子一节撞一节，都出轨了，有的被前面一挡，后面一顶，便脱钩立了起来，在一连串乒乒乓乓声中，突然爆发了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顿时火光腾起，火车车厢引爆了埋在铁轨下的地雷，好几节车厢被炸得稀烂。碎石烂木断肢残臂漫空飞舞，喊爹叫娘的惊叫之声一片，车厢里炸死炸伤的人不少。    
    吴佩孚交通兵团的官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受到这样的袭击，一下乱了阵脚，纷纷打开车门，蜂拥着向车外跳。正在这些官兵们呼天抢地、喊爹叫娘之际，“叭！叭！叭！”三颗红色信号弹升在空中，划出三道红色弧虹，这时铁路两侧、车站内外，顿时枪声大作，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如同炒豆一般，子弹呼啸着，漫空飞舞，发出撕破空气的啸声。    
    刚刚从车上跳下来的交通兵团的官兵，立刻被打倒了不少，其余未中弹的人都被这突兀的伏击吓懵了，一个个像无头苍蝇似地在这狭长的铁路路基上乱窜，有的趴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了。只有少数士兵利用倒翻的车厢作掩护进行还击。    
    忽地响起一阵冲锋号声，伴随着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张自忠的卫队旅第一团官兵一个个端着刺刀枪、挥舞着大刀，如出山的猛虎从掩体冲了出来，向敌人冲了过去。    
    吴佩孚的交通兵团已被这突然的伏击给打懵了，现在已是全无斗志，看见四面八方的敌人向他们扑来，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几乎没有什抵抗就弃枪举手投降了。    
    张自忠团这一仗可以说赢得干脆利落，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就把前来救援吴佩孚的交通兵团消灭了，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保证了北京政变的胜利。    
    由于交通兵团被歼，北边的部队又败于张作霖，东线北上的直系援军也为山东郑士琦等所阻，吴佩孚已是孤军无援。冯玉祥派孙岳、张之江等分扑保定、杨村各线解决吴佩孚的残部。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只得下野，逃往南京。张之江入驻天津。    
    后来皖系和奉系军阀又互相勾结，张作霖背弃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和皖系勾结乘虚而入，赶走王永斌，占领了天津。    
    段祺瑞和张作霖联袂到北京，段祺瑞作了执政，黄郛被迫辞去内阁总理职务。安福系官僚跟着进京争名夺位，大局直转急下，闹得乌烟瘴气。冯玉祥又被皖、奉军阀排挤。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冯玉祥已无力控制局势，请孙中山主持国事的打算也成空。孙中山目睹国事日非，又患不治之症，不久在北京病逝。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京革命”，却以失败告终。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丰台挫英军(1)

    张自忠率领的卫队旅第一团，在获得长辛店的胜利以后，又接到命令，让他率团移驻丰台。    
    这丰台车站已被英军盘踞多年，驻扎有一个营的英军。张自忠团奉命移驻丰台，当然也有监视英军的目的，因为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是得到英帝国主义支持的。这次倒曹、吴的“北京政变”，肯定对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有影响。防止、牵制丰台英军的介入，对保证倒曹、吴斗争的胜利是必要的一步棋。    
    这些帝国主义的军队，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横行霸道惯了的。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了，袁世凯也死了，但是各系军阀，仍然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以寻求他们经济、军事上的支持，使自己能够在中国掌握军政大权。例如奉系军阀、皖系军阀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而直系军阀投靠的是英帝国主义。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各系军阀的官员和军队，仍然怕外国人，更怕外国军队。    
    张自忠率部来到丰台车站时，竟然受到蛮横的英国军队的阻拦，不准他们进入车站。由此双方发生了争执，对峙起来。    
    先头连的连长李致远派护兵来向张自忠报告。    
    张自忠听了以后对护兵说道：“你回去对李连长说，丰台车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他英国军队有什么权利不准我们驻进去！？简直是岂有此理。告诉你们连长，我命令你们连立即驻进丰台车站。不论他是哪国人，哪国军队，都无权干涉。如果敢于阻挡我军进驻丰台车站，他用什么手段，我们就以什么手段报复！”    
    李连长得到军令后，立即命令两个排持枪实弹一步步向阻挡他们进入车站的英军逼去，同时命令两个排架机枪进行掩护，如果英军敢于开枪，就立即给予还击。    
    英军只有两个班在这里阻挡我军进入，看见我军人多，以数倍于他们的兵力向他们逼去，还有数倍于他们的兵力，架着机枪，气势咄咄地对着他们。他们可从未遇见过一支中国军队敢于向他们叫阵对峙的。今天这支军队不但不怕他们，反而气势上比他们更盛。    
    在这敌强我弱、敌盛我衰的情况下，英国军队还是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至理名言，终于气馁了，撤走了。李致远连在气势上压倒了英国人，顺利地驻进了丰台车站。    
    这些“吃”了瘪的英国兵回到他们的营地，向驻扎在此的英军司令官报告，说有一支中国军队强行驻进了丰台车站。    
    这位英国军官听了报告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哪里钻出来这么一支不怕外国人的中国军队！？他们吃了老虎心、豹子胆？敢于和我们英国的军队对抗起来。这还了得！他马上就要下令派出军队，把进驻丰台车站的中国军队用武力赶出去。    
    一个算是“中国通”的参谋人员，对这位司令官道：“且慢，这事鲁莽不得。”    
    “为什么？”司令官问道。    
    “这支军队既然敢和我英国军队挑衅，想必定有一些来头，我们必须摸清他的底细，方可寻出最佳的对付他们的战略，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如来个也是他们中国人说的‘先礼后兵’，派人找这支军队的长官交涉一下，目的是摸清他们的来路以后，再决定采取下一步对策为宜。当然，如果这次交涉能逼迫他们让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司令官接受了这个意见，就派这名参谋作为英军代表，前来找张自忠交涉。    
    张自忠率部来到丰台以后，就把团部设在丰台。刚刚住下的第二天，护兵进来向他报告：“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个英国人，他说是驻丰台的英军代表，要求见你。”    
    张自忠对护兵道：“你叫他进来。”    
    这英军代表进来，张自忠并没有起身欢迎，而是大马金刀地坐在那里。    
    英军代表只好自我介绍道：“我是英国驻贵国丰台驻军司令官约翰少校的代表麦克中尉。请问阁下是哪部分中国军队？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    
    张自忠道：“我们是冯玉祥司令率领的国民军第一军。我是团长张自忠，我就是驻丰台的最高长官。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    
    “啊！是这样的。这丰台是我们英国的防地，贵军非法强行入驻丰台是一种侵权行为，是违反国际准则的，是非法的。我奉驻军司令官的指令，照会张团长，向你们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严正地提出：一、你们必须就此非法入驻丰台的行为向我军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二、贵军立即撤出丰台车站。否则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和全部责任。”    
    嗬！真有点咄咄逼人的架势。    
    张自忠听了这位麦克中尉的话，沉下脸道：“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位司令官，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不是你们英国的土地。你们英国派兵到中国来驻扎，已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我们政府没有把你们驱逐出去，还把你们当做友军对待，已是够客气的了，你们还不自爱，在这里耀武扬威，作威作福，实在叫人看不惯得很。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军队有权在任何地方驻扎，你们有什么权利敢来交涉。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吃屎的反把屙屎的欺负了。我军入驻丰台，是在执行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执行任务的权利！你们的无理要求，我们将完全拒绝，不予理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和责任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张自忠说完以后，便令护兵送客。对这个英国军官下了逐客令。    
    这个英国军官在张自忠面前吃了“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回到英国军营，那英军司令官见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便知道没有讨到便宜。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丰台挫英军(2)

    麦克把张自忠的态度向他作了禀报后说道：“张自忠一个小小的团长，竟敢对我们大英皇军这么不敬，这口恶气不出，心头之恨实在难消。我们到北京政府外交部去告他，向北京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看他这个小小团长怎么办？”    
    他们派人到北京，通过英国大使馆向外交部上告张自忠。这时的摄政内阁外交部长是王正廷，自然是不会理睬英军这无理的抗议的。    
    这一来，把这位英军司令官的肚子都气炸了。他决心要和张自忠兵戎相见，以武力来解决问题。本来，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交涉遭拒绝后，派人劝告这位英军司令官，鉴于中国现在摄政内阁的政治态度和中国局势尚待进一步观察，此事宜冷静、慎重对待，不要粗莽行事。但这位司令官哪里听得进去，硬是下命令从英军军营开出一个连，把丰台车站包围起来，想用武力讹诈，把驻扎在丰台车站内的中国军队撵出车站去。    
    但是他们使用这一招又错了，因为他们碰上的不是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曹锟等人的军队，而是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特别是军中有模范团之称的、由张自忠率领的卫队旅第一团，自然是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英军包围丰台车站后，李连长一面让全连士兵加强戒备，准备战斗，一面派护兵赶到团部，向团长张自忠请示应对之策。    
    张自忠听了李连长的报告后，当即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    
    李连长得到指令后，立即向全连官兵下达了张自忠团长的指令。全团官兵战斗情绪高昂，一致高呼：“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    
    “丰台车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是咱们中国的车站，我们一寸也不能退让！”李连长对全连官兵道。    
    英军仗恃他们的较中国装备精良的武器，加上多少年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的狂妄，在他们的军队对丰台车站完成包围后，便开始向我军开枪射击，气焰十分嚣张。    
    敌人向我们打响第一枪后，李连长立即命令防守在掩体内的士兵：“敌人已向我开枪。大家坚决按照团长的指令给以迎击！把英国人打回他的土围子里去！”    
    一声令下，立即响起了还击的枪声。    
    狂妄的英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军队还敢对他们进行还击！他们开始以为只要他们枪声一响，中国军队定会吓得屁滚尿流地逃命，所以大大咧咧地就向丰台车站逼近。这下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还击、抵抗，一阵密集的子弹，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向他们飞了过来。一颗子弹，把那个英军指挥官的帽子也掀飞了。吓得他一下趴俯在地，连连大声喊：“快趴下！快趴下！赶快还击！还击！”    
    在我方还击的枪声下，狂妄的英军，凶焰顿敛。其实还没等他们的指挥官发令，英兵早就吓得就地趴下了。有的士兵还口中喃喃：“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一个个显出的狼狈相，用笔墨实在难以形容。    
    双方对射着，英军被阻挡在车站外面，寸步难行。    
    李连长一面指挥正面迎击敌人，一面还派出一个班，借地形和建筑物的掩护，摸出车站，迂回潜到敌人背后，猛地发起攻击。这一下两面夹击敌人，使敌人立即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敌人仓促而来，连掩体都没有来得及挖一个，满以为凭借武力就可把车站的中国军队吓跑。不料却碰上顽强抵抗，这又遭到两面夹击，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坚持下去，徒增伤亡。顽抗的结果，最终可能会全军覆没。英军指挥官只好下令撤退。    
    就这样，气势汹汹、张狂而来的英军，一下子被我丰台车站守军打得狼狈不堪，夹起尾巴仓皇地逃回他们的土围子去了。    
    驻丰台的英军，虽然又一次遭到失败，但他们仍不甘心。    
    张自忠团进驻丰台后，每天派出巡逻铁路的士兵，都受到英军的刁难。守卫铁道的英军不准我军执行任务的士兵携带武器。    
    这种无理刁难，当然是我军所不能接受的。双方僵持之下，又发生子几次小的冲突。自然英军也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这次英军便找了一个中国人作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来见张自忠。    
    “我就是张自忠。请问先生高姓大名？”张自忠道。    
    “敝人姓王，单名一个‘贵’字，草字国禄。”    
    “啊！？”张自忠脸上露出一丝难得一见的笑意，“王先生此来见我有何事？”    
    “敝人现在丰台英军司令部任通译。今天是奉英军司令官所委，代表英军来与贵军谈判的。”    
    “啊！你代表英军来与我谈判！谈判什么？”    
    “近日来，贵我两方军队，又发生了几次小小的误会。为避免今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与扩大，影响英中邦交！考虑到这丰台车站多年来都是由英国军队管理，所以我方向贵军郑重提出，请贵军撤出丰台。”    
    张自忠冷笑一声：“丰台是中国的领土，丰台车站是中国的车站，可不是英国的地盘，中国军队有权管理和保卫这个地方，这个车站。既然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中国军队在这里就有权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任何事情，任何外国人无权干预。你回去告诉那位英军司令长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先生可还是中国人吧！中国至少现在还没有灭亡！中国、中国人的尊严可是不容任何人侮辱的。”    
    这个代表英国军队前来与张自忠谈判的中国人，被张自忠一席义正辞严的话说得满面通红，无地自容，羞愧地走了。    
    英军司令官一再碰壁，软的、硬的、文的、武的都不能见效，啃不动张自忠这块硬骨头，最后只好被迫把丰台车站的岗哨撤回军营去了。从此，被英军统制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第一部分：好男要当兵丰台挫英军(3)

    1924年10月下旬，张自忠接得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的紧急电令，要他立即率领卫队旅第一团和赵席聘部的一个步兵团，合编为一个旅，立即星夜兼程开赴固城，增援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军第三军庞炳勋团。情况原来是这样的，在“北京革命”中国民军虽然幽禁了曹锟，枪毙了李彦青（直系军阀的收支处长，曾克扣冯玉祥部军饷、枪支），逼吴佩孚下台，但是不等于直系军阀已完全失败。曹锟、吴佩孚的残部，还在不断地进行抵抗和反扑。    
    京汉线固城地区，北面通北京，南面通保定，可以说是通往北京城的战略要冲。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的庞炳勋团驻此防守，迎击由保定北犯的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    
    两军遭遇，激战起来。    
    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是在“北京革命”后才在以孙岳原统率的第十五混成旅的基础上扩编的。从官兵的素质上讲，大多是新招募的新兵，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军官的素质，也是从第十五混成旅原有的军官提升的，如团长升为师长、旅长，营长升为旅长、团长等，并不是人人都能完全胜任；装备方面，也是从“北京革命”中所获得的武器而补充的，因此武器陈旧且不足。    
    与庞炳勋团发生遭遇战的曹锟、吴佩孚所部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因是曹、吴的直系军队，从一开始就获得英帝国主义支持和援助，装备上自然远比庞炳勋团精良，且从人数上讲也大大超过庞团。    
    由于这几方面的差距，所以一场激战，庞炳勋团伤亡惨重，力竭不支，只有向军长孙岳呼吁，请求派兵支援。    
    孙岳获信后急电冯玉祥，请就近派部队救援。所以冯玉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自忠团。    
    张自忠接令以后，立即率领卫队旅第一团，星夜赶往固城增援。    
    第一团任援军前锋，向南急行军，在北河店就已听见南面那炒豆般的枪声了。    
    这时张自忠已得到前面派出的刺探军情的侦察人员送回的情报，说庞炳勋团由于抵挡不住曹士杰的凌厉攻势，已从固城退出；曹军实际上已占领固城，正步步为营，向北推进 。现在庞炳勋听说援军很快就会赶到才咬牙在固城以北死守不退。    
    基于这种情况，张自忠认为，如从正面支援庞炳勋团，则一时难以收到击败敌人之成效；必须突出奇兵，方可事半而功倍。他立即作出决定，令传令兵通知后援团加快速度，尽快与庞炳勋团会合，以减轻庞炳勋团所承受的压力，使庞团不致因久久得不到援兵而溃散。    
    他带领第一团分兵两路，向固城南迂回包抄过去。    
    这时庞炳勋正在咬牙苦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援军尽快到来。他屈指计算援军的行程，从长辛店赶来的张自忠团，按理应该到了，可是却就是不见到来。好不容易得报说张自忠团到了北河店，还没有高兴起来，却又得报说张团一下子不见踪影，仿佛一个团几千人，眨个眼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下可急得庞炳勋跺脚骂娘了：“他娘的！这个张自忠在搞啥鬼呀？你再不赶到，我这个团全部要死光了。俺老庞也只有抹脖子上吊了。该死的张自忠，你莫非有意想看我出丑？！”    
    在庞炳勋咬牙苦撑得快不行了、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援兵终于赶来了。但来的援兵却不是张自忠和他的第一团，而是赵席聘部的步兵团。    
    庞炳勋见到援兵，总算松了一口气，额手称庆，对后援团的团长说：“谢天谢地，总算把你们盼来了。再不来我老庞只有上吊抹脖子了。”接着又道：“怎么搞起的，我得电示，说张自忠的第一团在你们前面，怎么你们却先到了，还没有看到张自忠和他的第一团的人影呢？”    
    后援团团长笑道：“我们是得到荩忱的通知，要我们加快速度，赶来和庞兄会合的。荩忱带着第一团从北河店离开铁路，分两路包抄，从固城南向曹士杰屁股后面兜上来。我们先暂时稳住阵脚，给曹士杰这个杂种一个假象，让他先乐和，乐和。等荩忱从他屁股后头打响了，我们再向他发起反攻，给他来个两面夹击，看他龟儿子曹士杰往哪里跑！”    
    庞炳勋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探听消息的士兵回报说援兵已到北河店，却又一下消失了呢。    
    在固城正高兴得合不上嘴的曹士杰，突然听得南面响起了一阵急如暴风骤雨的枪声。他觉得奇怪，我们是从保定往北打的呀，怎么南边会有枪声呢？”    
    正猜疑之际，护兵气急败坏地跑来向他报告：“报告旅长，从南边突然冒出了无数的敌人，向我军背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已经打得我们招架不住了。”    
    本来嘛，这从屁股后面发起的突然袭击，骤不及防之下，哪会有从容抵抗的能力呢！    
    曹士杰大吃一惊：“这支部队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个的部队？！”    
    “不知道。”来报告的护兵摇着头。    
    曹士杰慌了手脚，再也乐不起来了。他正打算抽哪些部队去堵住屁股后面的敌人时，又一名军官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见到曹士杰，连军礼都忘了敬便嚷嚷道：“旅长，庞炳勋他们向我部正面发起了猛烈攻击。好像枪也多了，人也多了，攻势猛得很，我们抵挡不住了。请旅长快调人增援。”    
    曹士杰这才注意到北边的枪声比先前猛烈得多。    
    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把曹士杰和他的旅完全打懵了，打得他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向南退回保定，退路已被截断。向北突，两个团的猛烈火力向他压来。他和他的第十六混成旅被包围在固城里，突围不得。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果再行负隅顽抗，只有被全歼的命运。不得已，曹士杰只有率他的第十六混成旅，缴械投降了。    
    张自忠用奇兵不仅解了庞炳勋的围，而且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    
    这是张自忠第一次救庞炳勋。庞炳勋虽然被张自忠救了，但心里总觉得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也许因为这个“结”，才有后来庞对张以怨报德的事件。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1)

    冯玉祥“革命”后，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1925年，由于陆军总长吴光新（皖系）的极力主张，冯部被迫取消国民军的称号。因此前已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将察哈尔、绥远这贫瘠的西北地区让给冯玉祥，故将冯部称为“西北军”。    
    西北军扩编为六个师、三个旅，公署设在张家口。    
    卫队旅旅长由冯治安升任，张自忠仍任第一团团长。不过，这个时候给他调来一个团副叫张克侠。张克侠，河北献县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克侠稳健冷静，足智多谋，善于运筹，成为张自忠得力的助手。    
    冯玉祥聘来了苏联顾问团帮助训练西北军。张自忠从这些苏联顾问身上，学到了不少练兵方法。    
    西北军扩编，石敬亭升任第五师师长，张自忠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归石敬亭节制，下辖三个团。由此，张自忠成为西北军一员重要将领。不久张自忠移驻包头。由于石敬亭远在张家口，冯玉祥命张自忠就近归第六师师长石友三节制。这暂时的改变，也给张自忠带来了近乎灾难性的挫折和打击。    
    1926年，张自忠的第十五混成旅移驻丰镇，仍归石友三节制。    
    在冯玉祥被排挤后，吴佩孚的直系，又和张作霖的奉系勾结，以冯玉祥西北军“赤化”罪名，组成“讨赤联军”对西北军发起攻击。    
    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去苏联游历并争取援助。他任命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但这个本拟转移目标的打算并未达到。直奉“讨赤联军”仍大举进攻西北军。西北军不得不放弃京津退守南口。大家共推张之江为总司令，并开始部署防御：南口方面为东路，以鹿钟麟任总指挥；南口左翼至多伦为北路，以宋哲元为总指挥；南口右翼至云蔚县为中路，以方富魁任总指挥。    
    但张之江这么部署后，山西阎锡山便依附奉直军阀，也想趁火打劫，派商震为总指挥，出兵晋北，并将天镇以西至大同间铁路拆毁，截断了西北军的后路。这样一来，西北军三面受敌。    
    在这种形势下，张之江只好改变部署，以宋哲元为西路总司令，统帅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奔袭晋北、攻击晋军。石敬亭因就任后方总司令，驻平泉，维护后方交通，所部第五军分别配属东西两路作战。张自忠的第十五混成旅配属西路军，仍归石友三指挥。    
    西路军拟定的作战计划，以第八军韩复榘部为中路，进攻大同；以石友三第六军为右翼，会同蒋遇鸿部进攻左云、右玉、平鲁等县；以孙连仲部为左翼，会同方振武部进攻天镇、阳高、灵丘、广灵等地。第一步是先攻下大同，恢复京绥交通线，然后会师桑干河左岸，肃清雁门关以北地区。    
    5月18日，西路军开始向晋北进攻，揭开了南口大战的序幕。    
    西路军右翼在石友三、张自忠指挥下，连克左云、右玉后，直趋雁门，晋军望风披靡，向东西方向逃遁，退至雁门关后，凭险固守。西北军进攻受阻，被迫退守左云、右玉。张自忠据守山阴县桑干河北岸，与晋军形成对峙局面。    
    西北军冯玉祥离职去苏联，从实际形势的发展看是一个失策。由于他的离开，导致西北军群龙无首，加之给养不继，难以组织有效进攻，所以右翼军与晋军相持数月之久，始终突不破晋军防线。8月，西北军主力在南口失利，向绥远撤退，西路左翼陷于前后受敌之境，军心涣散。晋军乘机出击，战局直转急下，西北军守地接连丢失。西北军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处境。    
    在此紧急关头，石友三、韩复榘萌生叛逆西北军的念头，他们拒不服从宋哲元要他们随同西撤的命令，同时想吞并异己，另谋出路。而张自忠的第十五混成旅，自然便成了石友三吞并的对象。    
    但是要吞并张自忠的第十五混成旅，总得要有一个借口，才能达到除掉张自忠，吞并第十五混成旅的目的。    
    这自然难不到阴险狡诈的石友三。当时西北军有一个惯例，失守城池，擅自撤兵，要受到军法处分。生性残暴、惯于损人利己的石友三，便暗中向西路军右翼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诬告，说张自忠抗拒命令，拥兵自重，拒不救援，致使他的防地失守，责任在张自忠，要求对张自忠按军法严办。这样，一来可以借此推脱他打败仗、丢城池的罪责；二来除掉了张自忠，可以吞并第十五混成旅。    
    石友三的阴谋在暗中进行着，但张自忠还一心一意地思考着如何对付晋军，以挽回当前不利战局而被蒙在鼓里。    
    这一天，他在视察第十五旅混成旅阵地时，几个哨兵，押着一个身穿便衣的人走了过来。他们看见张自忠，便向他敬礼：“报告旅长，我们抓住了一个可疑分子。”    
    张自忠说：“你们是怎么抓住他的？为什么说他是可疑分子？”    
    哨兵道：“我们在值勤时，发现他鬼鬼祟祟，行动诡秘，想偷越过我们的防区去韩军长他们防区。我们喝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神色慌张，拔腿就跑。我们便把他抓住了，还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来。”说着拿出一封信，双手递给了张自忠。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2)

    张自忠接过信，瞄了一眼信封上的字，却没有先拆开信看，而是先问那被抓获的汉子：“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在我们防地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这汉子因人已被张自忠的哨兵抓住，身上的密信也被搜出，料想隐瞒不住，便老老实实答道：“小的是石军长的护兵，奉石军长之命，送一封石军长亲笔信给前线总指挥韩军长，说这封信是高度军事机密的，不要让张旅长知道。因为要去韩军长处必须经过第十五混成旅的防地，怕路过你们防地时被张旅长发觉，询问起来不好答复，所以石军长让小的换上便衣，悄悄过去。不想在经过你们防地时，还是被放哨的弟兄发觉抓住了。”    
    张自忠扬扬手中的信：“你知道这信中的内容吗？”    
    “不知道。只是石军长交待说，这信中是高度军事机密，不得遗失。至于到底写了些什么，我就不晓得了。”    
    看来此人所说的是实话。张自忠挥挥手：“把他带下去，暂时看管起来，不要难为他。”    
    哨兵押着那人走了。    
    张自忠拿着那封信在沉吟。信，是石友三写给韩复榘的，信上收信人落的是韩复榘，并在右上角标明“绝密”，并且还在旁边加了几个圈圈。    
    这封信是拆了看还是不看？张自忠心中暗忖，石友三和韩复榘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如果是敌情方面的事，那么对自己就不该有什么秘密，因为现在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付的是晋军。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避讳自己呢？石友三还特别交待送信人，要避开他张自忠，为什么那么害怕他张自忠知道这封信呢？这不是令人疑惑不解吗？看来这里面必有不可告人的名堂。这封信是石友三给韩复榘的，正常的情况下，按理他张自忠不应该拆阅。可是现在如此之不正常，不拆阅，万一……譬如说对他，对第十五混成旅，对整个西北军……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是这样，那可不得不防呀！    
    他身边的几个军官都说：“旅长，把信拆开来看看，石友三和韩复榘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么鬼鬼祟祟的。”    
    “看看吧，他们有啥见不得人的，为啥要把我们旅避开？”    
    张自忠终于下决心拆信，看看石友三对韩复榘说什么“绝密”的话。如果信上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我向他们二人道歉好了。    
    信拆开了，张自忠读着这封信，可心里却不禁颤栗起来。这封信的内容原来是这样的：信上石友三告诉韩复榘，说他石友三马邑失守，责任全在于张自忠，因为张自忠拥兵自重，不出兵援救危急之中的马邑。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他只有放弃马邑。如果张自忠当时能出兵援救，当不会有此失。信中要求对张自忠应按军法予以严惩，就地处决云云。    
    跟随左右的军官见张自忠看了信怔在那里，脸上神情凝重，默然不语，都不知信上说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石友三的信上说了些什么？”一个军官问张自忠。    
    张自忠道：“石友三写信给韩复榘，诬告我拥兵自重。他丢失马邑，是因为受到敌人攻击，我们第十五混成旅却按兵不动，不去救援的结果。要韩复榘以军法严惩我，把我就地处决。”    
    “这个石友三想不到这么卑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明明是想陷害旅长和咱们旅！”    
    “石友三这是血口喷人。哪里是我们不救他，明明是他自己还没有和敌人交锋便自己害怕逃跑了。还要陷害咱们旅长和全旅。真够不要脸的了。”    
    “旅长，既然石友三想诬害你，也想消灭我们十五旅，我们干脆带领全旅脱离他。等总司令从苏联回来以后，再把情况向总司令说明白，如何？”    
    张自忠想了想后道：“大家的心意，自忠衷心感激。大家不要鼓噪，大敌当前，我们还得服从命令，坚持下去。石友三对你们没什么，他要对付的是我。只要我离开，谅他不至于把你们怎么样的。我并不怕死，但这样死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现在总司令不在，石敬亭军长也不在，和石友三、韩复榘说不清楚，所以我不能死在他们手中。我只能先避避再说。我离开以后，你们大家都要听从张克侠副旅长的指挥。”    
    张自忠安抚住大家以后，思考了一夜，自己往哪里去？两面是石友三和韩复榘，要走可不容易。桑干河对岸是晋军，现在晋军总司令是商震。    
    第二天黎明，张自忠以察看敌情为名，带领两名护兵来到四十五团阵地前哨，他对团长张骏（知行）谈了昨日搜获密信的情况，对张骏道：“目前冯总司令已往苏联，石敬亭军长远在绥远，没有人替我说话。我已陷入绝境，但绝不能坐以待毙！我并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冤枉。所以决心去投商震总司令，暂避石友三的陷害。”    
    张骏得知，也大吃一惊，但听说张自忠要去投商震，不禁有些担心：“阎老西、商震都阴险善变，千万要仔细想想后果如何。”    
    张自忠道：“阎老西我虽然不很了解，但商震我了解，他是我在二十镇的老长官，我去投他，他绝不会以俘虏来看待我的。”    
    两人正说之间，忽然听得空中一阵破风的呼啸声，接着在他们所在的树林外“轰隆！轰隆！”响起了几声巨响，几发炮弹落在树林外爆炸了。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韩复榘听信了石友三的诬告。在张自忠离队时，他的行动被四十四团团长薛家斌发现报告了韩复榘。他们来到四十五团炮兵阵地，竟然下令炮兵向张自忠、张骏等所在的树林开炮。    
    两人见形势急迫，赶忙带领卫兵，还有也在前沿阵地的骑兵营长李兆锳和两连士兵，在自己队伍的炮火轰击下，被迫渡过桑干河南走，脱离险境。    
    他们到了太原后，便去投见商震。商震听说张自忠前来投奔他，非常高兴，亲自迎了出来。他见到张自忠高兴地道：“荩忱来了，欢迎，欢迎。”    
    张自忠道：“自忠被奸人诬陷，为求自保，只好弃所部仓皇而走。在这山穷水尽走麦城之际，来投靠老长官，不知老长官可会收容否？”    
    商震握住张自忠的手道：“你的到来，我是高兴得很，怎么会不收留呢！欢迎之至。前些日子，那是各为其主，大可不必放在心上。阎省长知道，也会感到高兴和欢迎的。你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我引你们去见他。”    
    果然阎锡山听说张自忠背离西北军来投晋军，十分高兴，并拟为张自忠编一个师，委张自忠为师长。张自忠婉言辞谢：“败军之将，初投阎省长，身无寸功，怎敢当此重任。加之遭奸人谗言陷害，心身受创甚重，尚未平复，心情疲惫，容后有所贡献再议为宜。”    
    阎锡山想想，也是对张自忠还不能完全信任，便不再勉强，于是委张自忠为晋绥总部参议，委张骏为谘议。张自忠便在太原商震部暂时栖身下来。    
    由于石友三、韩复榘的不顾大局，搞内部倾轧，挤走了张自忠，使西北军更伤元气，终致大败。最后，诬陷张自忠叛变投降晋军的韩复榘和石友三，自己却主动地投降了阎锡山。韩复榘被改编为第三师，石友三被编为第六师。张自忠领导的第十五混成旅虽然属石友三节制，驻防绥远归化一带，但因石友三逼走了张自忠，全旅官兵同石友三是貌合神离。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3)

    石友三本来想把张自忠诬陷杀掉，结果因事机不密，竟被张自忠跑掉了。他因逼走张自忠，在西北军中引起不少非议，使石友三恼羞成怒：“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张自忠跑了，你的老婆、孩子总跑不了，我先把他们搞掉了再说。”    
    石友三真是心黑手狠，于是他便派出自己的心腹，四处搜寻李夫人和3个孩子，以便加害他们。    
    张自忠的妻子李敏慧，是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与张自忠结婚时17岁，虽然没读过书，平时沉默寡言，但却十分贤慧。1910年长子廉珍出生，1917年次子廉静出生。1923年冯玉祥调京任陆军检阅使，张自忠才将夫人和两个孩子接到北京，住大南苑。……8月，女儿廉云出生。    
    张自忠的母亲也曾一度来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不惯京城生活，又回山东临清老家去了，    
    这一天，军需官李桐文惊惊慌慌地从街上回到李夫人一家的寓所。李桐文和副官朱增源是张自忠嘱托他们照顾自己的家人的。    
    朱增源见到李桐文惊慌失措的样子，料定必然出了什么事情，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旅长出事了。”    
    “旅长出事了？！他出了什么事？”    
    “今天我上街采购东西，碰见了师部的徐参谋。他告诉我，说前线传来消息，据石友三和韩复榘报告说张旅长背叛冯总司令，投奔阎老西去了。现在石友三派出了好些人，到处搜寻旅长夫人和少爷小姐的下落，要把他们抓去审问哩。”    
    “我不相信旅长会背叛冯总司令，一定是石友三、韩复榘诬陷的。”    
    “这一点我也完全相信。但我觉得旅长在前线一定出了事。不然石友三不会派人搜查夫人、少爷和小姐的下落，并且还要抓捕他们。”    
    “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夫人、少爷、小姐很危险。我们该怎么办？”    
    “不管旅长在前线发生什么事，我们绝不能让夫人和少爷、小姐落到石友三手中。”    
    “对，我们既然受旅长之托，照顾他的家人，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样才对得起旅长。”朱增源赞成道。    
    “石友三的人我估计很快便会搜寻到丰镇来，丰镇这么小个地方，我们怎么才能保护夫人他们的安全呢？”李桐文道。    
    “是呀，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才行。这事告不告诉夫人呢？”朱增源问道。    
    “有什么事告不告诉我呀？”一个甜美的声音从里屋飘出来。随着这话声，从里屋走出来一个秀丽端庄的中年妇女来。她就是张自忠的夫人李敏慧。    
    李桐文、朱增源不觉一怔，讷讷道：“这……这？”    
    李夫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对他们道：“李兄弟，朱兄弟，你们二位请坐下说。”    
    李、朱二人默默坐下。    
    李夫人瞧瞧他们那不自然的脸色，又道：“到底是什么事？是不是荩忱在前线出事啦？”    
    “是……不是……没有，没有。”两人嗫嚅着。    
    李夫人说：“两位有什么话尽管大胆直说吧，不管是出了什么事，哪怕是荩忱出了事，也尽管说，说出来我们大家好商量嘛。”李夫人的脸色也开始发白，声音也有点颤抖起来。    
    李桐文瞧瞧朱增源，咬咬牙说道：“夫人宽心，旅长是出了事，不，不是出了事！嗨！看我说的。咳，旅长是出了事，但他人没有事，人还是好的。”    
    李夫人脸色煞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没听明白。”    
    李桐文端起茶杯，咕噜噜地喝了个精光，然后抹抹嘴安定了一下情绪，这才说道：“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天上街买东西，碰见师部的徐参谋。他告诉我说，据石友三和韩复榘向总部报告，说旅长叛逃投奔山西阎老西去了。现在石友三派了不少人在四处搜寻夫人和少爷小姐的下落，要抓捕你们。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急急赶回来，我正在和朱副官商量办法，夫人就出来了。”    
    李夫人道：“荩忱是绝不会背叛冯总司令的。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一定是石友三、韩复榘的诬陷。荩忱如果真是投奔阎锡山，也一定是石友三、韩复榘他们逼得他走头无路，才出此下策的。因为荩忱是我夫君，我了解他。”    
    朱增源说道：“旅长的为人，我们跟了他这么久，也是了解的。这一定是石友三、韩复榘的阴谋陷害。根据这个消息，有一点可以肯定，旅长人没事。现在我们要急着想法的是，石友三派人到处在搜查，要抓夫人、少爷和小姐，如何保护你们的安全才是最要紧的。其他的事以后再慢慢想法都可以。”    
    李桐文道：“我倒有个主意。”    
    朱增源道：“快说。”    
    李桐文说：“这丰镇有个天主教堂，那教堂的牧师是个法国人，与我很熟，人也很正直。我带着两个少爷去教堂，把他们托付给他照管一些日子，料想石友三的人，决不敢到教堂去撒野。朱兄，你得保护夫人、小姐，先找地方躲一躲。我立即动身去前线了解情况，找到旅长，即刻派人来接夫人、少爷和小姐。如何？”    
    朱增源点点头道：“想来也只有如此了。不知夫人有何主意？”    
    李夫人道：“谢谢两位对我们母子的关照，我和荩忱终身铭感。我一个妇道人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就按李军需官的意见办吧。”    
    李桐文道：“那好，就请夫人赶快收拾，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否则迟则生变。”    
    李夫人立即进内室，收拾好一点衣服细软，带着廉珍、廉静和廉云，离开寓所，先到教堂，找着了那位法国洋牧师。李桐文对他说：“这是我们张旅长的两位少爷，现在有奸人想陷害我们夫人和少爷，所以想让两位少爷上你这教堂来住上几天，躲避一下。等通知旅长后，立即派人来接。”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4)

    这位法国牧师平日和李桐文关系不错，对张自忠也很钦佩，当下满口应承：“没问题，张将军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是十分钦佩的。他的两位少爷住在我这里没问题，我会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的。你们尽管放心好啦。”    
    廉云因为太小，只好跟着母亲一道。安顿好廉珍、廉静，李桐文和朱增源约好几个会见的地点后，李桐文立即动身到前线去找张自忠去了。    
    朱增源则引着李夫人母女，找相熟而可靠的朋友家暂住，以躲避石友三手下的搜捕。他们不敢在一处住得太久，隔几天又转移一个地方。朱增源有时还去教堂探视一下两位少爷，见他们都安然无事，这才放心。    
    李桐文来到前线，到了第十五混成旅，才知道张自忠因受到石友三、韩复榘的诬陷，被迫逃过桑干河去投靠了商震。李桐文又离开第十五混成旅的驻地，渡桑干河南下去了太原。他到了太原后，打听到张自忠被阎锡山委任为晋绥总部参议，便去见张自忠。    
    张自忠婉言谢辞了阎锡山要他当师长的安排后，闲居太原。这“参议”本就是一个吃闲饭的官，每月领一份饷银而已。商震是张自忠的老长官，对张自忠十分器重，也十分客气。他也不勉强要张自忠在自己手下带兵。    
    张自忠在太原，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妻儿的安全。这一天，他在寓所，李桐文找来了。    
    张自忠见到李桐文，又惊又喜，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李桐文道：“属下从丰镇找来，一路找旅长找得好苦啊！”    
    “辛苦你了。夫人和孩子怎么了？”张自忠问道。    
    “夫人、少爷和小姐还好。请旅长放心。”李桐文又道：“听说旅长在前线出了事。石友三派人到处搜寻夫人和少爷、小姐。我得到信息，赶快和朱增源副官商量，由朱副官领夫人他们躲了起来，我就赶来找旅长了。”    
    张自忠咬牙道：“这个石友三太卑鄙了，和韩复榘联手阴谋陷害于我，要把我搞掉。我张自忠并不怕死，但那样被他们诬陷整死了不值得，所以没法只好先跑过来暂时投靠老长官商震，等以后再说。”当下就把当时的情景对李桐文说了一遍。    
    李桐文道：“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朱增源便断定是石友三、韩复榘二人陷害旅长。这次我是从咱们混成十五旅过来的，更了解了详细情况。旅长对此事也不必挂在心上，我想总有一天会说明真相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设法派人去把夫人、少爷、小姐接过来。不然的话，是很危险的。石友三手毒心黑得很。”    
    张自忠道：“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找找商总司令，请他派几个人同你一道去把夫人接过来。你和增源一起同夫人先过来再说。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李桐文道：“旅长放心，不管出任何事情，属下同朱副官都追随旅长。”    
    张自忠立刻去见商震，请求商震派人去绥远丰镇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太原，以免受到石友三的迫害。商震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派了一个班，身穿便衣，暗带武器，随李桐文去了丰镇。李夫人和三个孩子果然被安全地护送到太原来了。一家人见面，真个是悲喜交聚。    
    李桐文、朱增源也跟着来了太原。张自忠把他们向商震作了推荐。商震仍让他们担任原职，听随张自忠差遣。    
    南口陷落、雁门失利的消传到莫斯科，冯玉祥在苏联住不下去了。他急急地带着左右，从苏联回国。    
    9月15日，冯玉祥在塞外小城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收集残部，举行了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全军参加北伐。    
    这个时候，驻守西安的西北军杨虎城、李虎城两部，被镇嵩军刘镇华部围困了八个月，城中易子而食，饿殍遍地，形势十分危急。冯玉祥发兵救援，解了西安之危。    
    冯玉祥同时亲赴包头，收容石友三、韩复榘旧部。韩、石二人见冯玉祥归国，今来相召，便又反戈回归冯部。    
    阎锡山害怕冯玉祥向山西发动进攻，忙派代表到包头来晋见冯玉祥，解释日前出兵大同、截断西北军归路乃是出于“误会”。冯玉祥因正收拾残部，主要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便与阎锡山此时反目为仇，多树敌人，便哈哈一笑：“我自己远在异国，小兄弟不了解阎省长的衷怀，以致引起双方的误会，兄弟深为惋惜！”    
    就这样轻轻地把双方的嫌怨一笔带过化解了。    
    冯玉祥的归来，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在西北军中掀起革命浪潮。西北军势头正猛烈地重新崛起。    
    在太原赋闲的张自忠，充满了希望，也带着几分惆怅，因为他也听说石友三、韩复榘又率部回归西北军。冯玉祥如果听信这两个奸人的谗言，他重回西北军便会无望了。正因为他顾虑冯玉祥听信谗言而对他误会，所以，他不敢主动去谒见冯玉祥。他每天写字、读书、打牌、看戏，以打发时光，一时也想不出妥善的办法。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5)

    时间又过去了半年，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委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军总司令。    
    一天，冯玉祥问参谋长石敬亭：“听说张自忠现在在太原。我回国这么久了，五原誓师，全国皆知，他也应该晓得。阎老西就派人来找过我了。为什么张自忠却不来找我呢？莫非他真个如石友三、韩复榘所说，当时主动背叛我们西北军去投奔阎老西，所以感到内心羞惭，不敢来见我吗？”    
    石敬亭道：“当时我在绥远，荩忱虽然在我这个军治下，却又暂时划归石友三指挥，所以详细情况我不完全了解。不过我听到的说法，却和石友三、韩复榘他们说的完全不同。说荩忱投阎老西是石友三、韩复榘两人逼走的。荩忱的为人我了解，总司令也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我倒还相信他是被石友三、韩复榘他们逼走的。此事我想第十五混成旅的人最清楚。总司令何不把张克侠找来问一问便可知道内情了？”    
    冯玉祥点点头道：“你说的甚有道理。”便令副官去叫张克侠。    
    张克侠随着副官来了，见了冯玉祥，敬了一个军礼：“报告总司令，属下张克侠，奉命到来，请总司令指示。”    
    冯玉祥摆摆手：“不用多礼。请坐。我有一事想问问你。你可要老老实实对我讲，不要有丝毫隐瞒。”    
    张克侠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答道：“什么事？我绝不会对总司令说半句假话？”    
    “那好。我问你，张自忠投奔阎锡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克侠说：“这事件发生时属下因公去见宋哲元司令去了。回到旅部后，听说张旅长跑去太原，投奔商震去了。当时便觉得此事出得十分蹊跷，便多方了解事情的真相。事实证明张旅长实在是冤枉。”    
    “那说说你知道的情况。他冤在哪里？”    
    张克侠说：“当时我们旅在张旅长的指挥下，连战皆捷。后来与晋军在桑干河南北两岸对峙。而石友三却连战连败，丢失不少地方，这个责任全在石友三，同张自忠旅长没有半点关系。石友三为了推脱自己失败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也为了吞并第十五混成旅，所以便和韩复榘共谋，向宋哲元司令诬告陷害张自忠旅长，说他要把第十五混成旅拖过桑干河投靠阎锡山。石、韩二人密谋，立即抓住张旅长，就地处决，然后再上报宋司令转报张之江总司令。这封密谋信在石友三派人送给韩复榘时，被第十五混成旅的哨兵截获。张自忠旅长当时打算亲自找宋司令申诉情况，以辩白自己的清白。谁知第二天韩复榘乘他正在前线同张骏团长、李兆锳营长检查防守阵地之机，下令开炮轰击他们，想把他们及前线阵地将士全部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张旅长不得不同张骏团长、李兆锳营长逃过桑干河，投奔商震。在张旅长他们逃往太原后，石友三还派人四处搜杀张旅长的妻儿。当时在截住那封石友三的密信后，第十五混成旅不少官佐，为张旅长鸣不平，曾提出要张旅长率领大家脱离石友三，暂时离开山西，等总司令返国以后再说。可张旅长以大敌当前、大局为重为由，劝说大家不要冲动。后来我又得到消息说，张旅长被逼投奔阎锡山后，阎有意编一个师，委他担任师长，却被他婉言拒绝了。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属下认为张自忠旅长是冤枉的。总司令如不信，还可以多找些人了解了解。是非自会明白的。”    
    石敬亭道：“据我所知，克侠说的全是事实。荩忱是被石、韩逼走的。”    
    “那张自忠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冯玉祥问。    
    石敬亭道：“我想他是顾虑总司令听了石友三、韩复榘的诬告之言，对他有误解吧。”    
    冯玉祥道：“我相信你们所说是事实，也相信张自忠是冤枉的。现在我写封亲笔信，由敬亭你亲自跑一趟太原，去见商震，向他把张自忠要回来。”    
    当下石敬亭拿着冯玉祥的亲笔信来到了太原。    
    石敬亭到了太原，先来见张自忠。张自忠见到石敬亭，悲喜交集。    
    石敬亭安慰他道：“荩忱，对不起，当时我没有能好好关照你。你的冤屈，我们都知道了。张克侠和我，也把你的事向总司令报告了。现在我就是拿着总司令的亲笔信，来向商震要你的。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回去？”    
    张自忠一听大喜，连声道：“当然愿意。我没有去找总司令，就是怕总司令听了奸人之言，对我有误会。”    
    石敬亭道：“只要你愿意回去就好说。余下的就是不知道商震放不放人了。”    
    张自忠道：“商震是我二十镇的老长官，这一段他对我很好，还把我的妻室儿女从丰镇接了过来，才没有遭石友三的毒手。我想他和总司令在二十镇也是老同事了，他会买总司令这个面子的。”    
    石敬亭拿着冯玉祥的亲笔信来见商震，呈上信并代表冯玉祥向商震表示问候和感谢，感谢他对张自忠的关照。    
    商震接到信，果然非常爽快，同意放张自忠走。他对石敬亭说：“你去转告焕章老弟，荩忱可是个将才呀，他应该好好用他才是，千万别埋没了他。我派人护送他和他的妻室儿女同你一道去西安。”    
    张自忠临走时向商震告别辞行，感谢他在自己“走麦城”时收留了他以及这一段时间来的热情关怀照顾，表示永志不忘。    
    商震道：“荩忱你不必多说什么客气话，看在我们以往的交情上这些也是应该的。我也知道你和焕章的交情，所以我不留你。希望你能在他手下好好发挥你的才干，造就一番事业。我也会为你感到高兴的。”    
    商震果然派人把他们护送到西安。    
    到了西安的当天，冯玉祥就召见了张自忠。张自忠见到老长官，心中像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涩，悲喜交集，一齐涌上心头，不禁痛哭失声，向冯玉祥倾述衷肠，诉说委屈。    
    冯玉祥说：“我都知道了，这一段时间委屈你了。好在一切都已过去了，你也不必老记在心上，今后好好地干吧。集团军总部副官长许骧云调去担任运输司令去了，你就先把总部副官长这个职务担当起来再说吧。”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6)

    张自忠对老长官的谅解和信任不胜感激，终身铭记。    
    且说已经又从阎锡山那里“倒戈”回归到西北军来的石友三，冯玉祥对他和韩复榘并没有因倒戈投靠阎锡山给予任何处罚，连训斥他们的话都没有说一句。但他听到张自忠从太原回西安来了，还是总司令派参谋长石敬亭去太原接的；山西商震还派专人护送张自忠和他的家人到西安；张自忠到达西安的当天，总司令便召见了他，并立即委任他为总部副官长等消息，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打了一个寒噤，心里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    
    总司令这么信任、重用张自忠。那自己前段诬告陷害他，想杀害他，并且还想把他的老婆、娃儿一起搞掉。这下可糟了，不但没动到他张自忠一根汗毛，反而“整”得他当上了这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的副官长。这可是有实权的职务。如果他记仇，运用手中的职权伺机报复自己，那可就喊吃不消受不了的呀！这下可怎么办？    
    石友三为这事可揪心了，吃不下睡不着地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才想出一个并不高明的办法来。他特地请了肖振瀛，带了一份厚礼，备了一份金兰谱，前来找张自忠，向张自忠赔礼道歉，提出与张自忠结拜兄弟，以求和好。    
    张自忠的性格实际上外似严谨，内实宽厚。本来石友三那种欲置人于死地的诬陷，是十分阴险、恶毒而不能令人原谅的。但事已过去，从今后应以西北军的发展大局为本，张自忠也就接受了石友三送来的金兰谱，把双方的恩怨一笔勾销了。    
    石友三一颗悬着的心，也才算落了下来。至此，这一场雁北风波，才算基本平息。后来也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在冯玉祥面前进谗言，就此事说张自忠的坏话。张自忠知道后虽然感到痛心，但却懒得辩白，他相信事实会说明一切，会证明他对冯玉祥的忠心。    
    1927年5月，冯玉祥统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张自忠随总部移驻郑州。同年底，张自忠升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负责维持郑州治安，保卫总部安全。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移驻郑州后，冯玉祥为培养中下级军官，成立了“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开始由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徐廷玚任校长，但不久就发现徐学的日本那一套并不适用于西北军，便任命在军中练兵颇有名气的张自忠兼任军官学校校长。    
    1928年初，张自忠的第二十八师及军官学校西迁至兰封（今兰考），又迁开封。这时第二次“北伐”已经结束（实际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就已标志着“北伐”的夭折），西北军进行缩编，冯玉祥的嫡系部队整编为12个师，张自忠的第二十八师改编为第二十五师，辖三个旅，兵力两万余人，原三十六师师长董振堂任副师长。    
    张自忠率领的第二十五师，被称为“模范师”，军纪严明，训练有素。1929年初，蒋介石举办了一次军风纪考查，第一师师长刘峙任检查团总团长。张自忠的第二十五师军容严整，训练有素，令刘峙叹服。这次考核结果，第二十五师列全国陆军第一。    
    民本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近代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得到承认。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民本思想引申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爱国思想在近代建军过程中，也得到贯彻，尤其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    
    冯玉祥亲自主持制定了《爱民十事》、《爱国精神三十条》等爱国爱民条规。这些条规具体生动通俗，颇有特色，官兵也能严格遵行。故冯玉祥西北军所至，军民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张自忠对冯玉祥的爱国爱民思想，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身体力行。每到一地，除训练外，张自忠总要带领官兵，帮助驻地百姓耕种、收割、修路、挖河、开渠、扫街、植树……每天清晨，二十五师的官兵和军官学校学员上操，张自忠都要在“朝会”上问：“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众答：“老百姓。”    
    问：“你们的兄弟姐妹是什么人？”    
    众答：“老百姓。”    
    问：“你们参军、入学前是什么人？”    
    众答：“老百姓。”    
    问：“那我们应不应该保护老百姓？”    
    众答：“应该。”    
    还有一种教育方式是唱歌，有《起身歌》、《吃饭歌》、《睡觉歌》、《国耻歌》、《爱民歌》、《悔改歌》等等，歌词内容都是勉励官兵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团结互助、勤学上进、英勇杀敌的。学习文化也是西北军训练的一个内容。    
    西北军的军纪是严明的，若有违纪者，绝不宽恕，一定受到军纪的严惩。当时在西北军中流传一首歌谣：“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可见西北军治军之严的一斑。“张自忠扒皮真无情”指他对违反军纪、不认真操练的官兵经常说你再不如此这般“我扒了你的皮”！久而久之，这句话已成他的口头禅，所以士兵背后谑呼他为“张扒皮”。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风雨如磐西北军(7)

    张自忠对他的二十五师官兵、军官学校学员，要求尤为严格。    
    驻扎开封期间，张自忠除任二十五师师长、军官学校校长外，还担任开封警备司令。地方上的治安秩序，也该他负责。    
    这一天，张自忠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副官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没有落寄信人的姓名、地址，信封上只写着“张司令自忠阁下亲启”的字样。    
    “这是谁送来的？”张自忠问道。    
    “不知道。是卫兵今天早上从大门缝下拾到的。大约是昨晚写信人从大门缝塞进来的吧。”    
    张自忠便将信拆开，抽出信笺看了下去。这是一封没有署名的“密告信”。张自忠不禁眉头皱了起来。    
    看完这封信，张自忠抬起头来正要叫人，一个人兴冲冲地从外面走了进来，对着张自忠叫了一声：“五哥！”    
    张自忠一看，却原来是他的一个远房堂弟，名叫张自遂。前些日子他从山东临清赶来投靠张自忠，要张自忠为他安排工作，被张自忠一口拒绝了。后来张自遂又去找着五嫂李敏慧软磨硬泡，弄得李夫人没法。李夫人知道张自忠的脾气，没敢答应。恰好有一次碰上军需官李桐文来了。他听李夫人说明情况后，看在张自忠的份上，便一口应承下来，帮张自遂在开封兵工厂找了一份差事。    
    因为李夫人并没有托李桐文，加之李桐文在丰镇掩护李夫人及几个孩子，逃过石友三的搜捕，对张自忠一家也是恩人，对李桐文的“多管闲事”张自忠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也就顺其自然了。他只是告诫张自遂：一定要好好干，要遵纪守法。    
    今天张自忠见张自遂又来了，不等张自遂开口便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哩。”    
    “五哥，有什么事吗？”张自遂问道。    
    “你稍等一下，我这里写一封信，你把它给我送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交给边处长。”    
    “好咧。”    
    张自忠写好信，装入信封，把口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交军法处边处长亲启”的字样，把它交给张自遂：“务必交给边处长亲收。”    
    “知道。”张自遂接过信，兴冲冲地走了。他心里想：五哥毕竟终于开窍了，写信让我找边处长，一定会有什么好事吧。是让边处长给我找个美差呢还是其他的？嗨，反正见了边处长就知道了。    
    他拿着信来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找到边处长，把张自忠的信交给了他。      
    边处长看完信后，把信收了起来，对仍站在那里的张自遂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处长，我叫张自遂。”    
    “你叫张自遂？”    
    “是呀，我就是张自遂。家兄……”    
    边处长打断他的话：“你就是张自遂，那好得很，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哩。”    
    “嘿嘿，处长找我有什么事？”张自遂谄笑着。    
    “什么事？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哇？”边处长道。    
    “我做了什么事？边处长不说，我咋知道呢。”张自遂居然没有听出边处长那话中有话。    
    边处长哼了一声说：“你前天在万寿街小巷里调戏妇女。你说有没有这事？”    
    张自遂一听，怎么会扯到这件事上来了呢？他忙支吾道：“这，这哪有那回事呀，一定是哪个人和我有成见，栽赃陷害的。”    
    “哼，你不要抵赖了，这件事当时有人看见，有人检举，我们调查属实。你调戏那个妇女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作了调查，询问过她本人，这里也记录在案。检举书、证人证词都在这里，你还要抵赖吗？！”    
    张自遂一听，既然是这样，那还有什么说的，只好认错道：“是有这回事。当时我路过那里，见那个女人长得有点漂亮，所以……其实最后也没有搞成，也算不了什么。”    
    “算不了什么！你这种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民风，影响恶劣。你虽然不是军人，可是军工，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应受到军法处治。来人，把他拖下去，重责20大板，拘押半个月，然后驱逐出境，不准再在开封逗留。”    
    两个士兵上来就要把他架走。    
    张自遂双臂一甩，挣脱了士兵抓他的手，冲着边处长叫道：“你要打我！关我！你知道我是谁？”    
    边处长笑道：“我当然知道，你叫张自遂，一个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调戏妇女、扰乱社会秩序的坏分子。”    
    张自遂道：“我哥是张自忠。是你们的师长，是开封警备司令！你敢打我！”    
    边处长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既然是张司令的弟弟，就更应该模范地遵纪守法。我们处罚你，正是在执行张司令的命令！拖下去！”    
    张自遂挨了20大板，被关押了半个月，然后被驱逐出开封。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山东临清去了。走时，他没敢去见五哥张自忠。    
    张自忠认为，对于军人来说，战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贪生怕死，违抗军令；平时则以贪污军费喝兵血最为可恶。    
    在当时军队，吃空额是军官贪污的重要途径。多报兵员，死亡、逃跑隐匿不报，冒领军费等，司空见惯。为杜绝吃空额，张自忠规定，不管哪个部队，凡有阵亡、病故、逃跑，必须在24小时内报师部。查出有不报或冒名顶替的，一律将主管官撤职。    
    张自忠经常亲自下到所属各部队进行检查。这一天，他率检查组到机枪营进行检查，查出营部军需处的箱子里有一小袋私刻的粮行印章。    
    张自忠立即把营长申乐成叫来：“这是干什么用的？”他瞪着申乐成。    
    “这……”申乐成支吾着。    
    张自忠气得一跺脚，破口大骂：“你这混蛋，克扣哑巴兄弟的口粮作假报销，看我不扒你的皮！”    
    他当即下令将申乐成重责200军棍，立即撤职，戴上镣铐关押起来。    
    在检查中，气犹未平的张自忠，又发现一个营长账目不清，侵吞士兵的存款。张自忠更是忿怒，立即下令召集全师军官训话。    
    当着全师军官，他双目圆睁，厉声大骂这个营长：“你这喝兵血的王八蛋！这种恶劣行为是军中败类，团体蟊贼，害群之马！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骂着还不解气，他衣袖一撸，操起军棍，狠狠地揍了这个营长200军棍。他又痛骂道：“钱是爹，爹是王八蛋！见了钱，你连亲爹就不要了！今天你喝兵的血，明天兵要吃你的肉！”他骂完，也把这个营长撤职，上镣铐关押。    
    全师官兵，由此人人自警，形成一种良好的廉洁作风。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1)

    1929年4月，张自忠和他的二十五师突然接到冯玉祥的命令，撤向潼关集结。张自忠立即率领二十五师离开开封，派人把李夫人和孩子送到西安安置。                
    为什么冯玉祥会命令二十五师和西北军西撤到潼关集结？这自然是和政治形势有关。    
    “二次北伐”，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而夭折。“二次北伐”的结果，直、皖军阀解体，奉系退回东北。但国内又形成许多军事集团，而实力最强的有四个：即以蒋介石为首的、有着中央政府名义的、得到英美支持的中央军事集团；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晋军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桂系。这四个军事集团中，以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最为雄厚，总兵力达40余万人。    
    冯、阎、桂军事集团的存在与壮大，对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统治是不利的，必须削弱。这种新的军阀割据形势，必然会导致一场以新的吞并为目的的军阀混战。    
    为了削弱这三大派系的军事实力，蒋介石以减少军费负担、从事经济建设为名，提出裁军问题。    
    1928年8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军事整理问题案。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等一系列文件，确定全国设立八个编遣区。蒋介石控制了其中四个。蒋介石还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等。    
    这些决定，对蒋介石有利而对其他各派不利，当然会引起冯、阎、桂系的强烈不满。冯玉祥决心联合阎、桂倒蒋。    
    在南京编遣会上，对于蒋介石削弱异己的做法，冯玉祥、李宗仁都表示反对。蒋介石拉拢阎锡山，但阎也感到受到了威胁，也萌生了反蒋的思想。但阎锡山却始终在反蒋、拥蒋上摇摆不定，一味搞政治投机，对后来的局势影响很大。    
    冯玉祥在陕西扣押了蒋介石派出的编遣监督组人员。蒋介石命令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进攻冯玉祥。唐生智却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反蒋；可随之阎锡山却又拥蒋打唐，从中获利。    
    冯玉祥下令西北军主力撤往潼关，但第二十师师长韩复榘却反对向西北退兵，受到冯玉祥的斥责。其时，韩复榘已暗中被蒋介石收买而投靠了蒋介石，但冯玉祥却不知道韩正是要找一个借口，公开叛他而投蒋。所以受到冯玉祥斥责的韩复榘，便“一怒”而公开叛离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    
    阎锡山玩弄两面派手法，狡猾地联唐反蒋，复又拥蒋打唐，从中获利。唐生智失败后，蒋介石也觉得阎锡山太过于狡诈，命韩复榘在郑州活捉阎锡山以除后患。但却被阎锡山知悉逃回太原。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新军阀混战已在实际中拉开了序幕。    
    蒋介石收买韩复榘叛离了冯玉祥，接着又收买了石友三、马鸿逵、李虎臣。这三人也通电反冯，投靠了蒋介石，使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大损。尤其是韩、石两人率领的第二十师、二十四师，也是西北军的精锐部队，两人还是冯玉祥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的背叛，使西北军的元气大伤。叛冯投蒋的总兵力达10万余人，使冯玉祥非常痛心。张自忠本来已率第二十五师奉命撤到潼关 ，但此时却有人在冯玉祥面前进谗言，说张自忠此前也和韩复榘、石友三一样叛投过阎锡山，从韩、石二人再次投蒋，也可以反证张自忠也不可靠，定会怀有贰心，不能不防，不可再让他手握重兵，以步韩、石后尘，招致西北军再受巨大损失。    
    冯玉祥在当时也感到不得不防，不久便免去了张自忠第二十五师师长职务，专任潼关警备司令。    
    二十五师扩编为第四军，由张凌云任军长。张接任后，大量任用私人，而把二十五师老的军官大批撤免。    
    张自忠失掉实权，情绪消沉，不久即赴西安与家人团聚。这倒也好，使他在戎马倥偬中得以和妻子儿女一起，有一段亲情天伦之乐。    
    蒋介石得到韩复榘的电报，得知冯玉祥令山东、河南西北军西撤。知道这是为了对付自己。5月25日他用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冯。    
    阎锡山见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办法，解决了李宗仁，又要解决冯玉祥，将来就要轮到自己。为要挟蒋介石，他就打电话劝冯玉祥下野出国，并且表示愿意陪同。    
    冯玉祥接到阎电，即通电下野。    
    6月28日，冯玉祥由潼关到了太原。阎锡山隆重接待后，借口保护，将冯玉祥软禁在五台县的西会村（河边、建安两村之间的阎锡山别墅），后移建安村，又移晋祠，以待时局之变化。西北军将领对于阎锡山软禁冯玉祥，以讨好蒋介石并从中取利的做法甚为气忿，但又毫无办法。    
    冯玉祥失去自由，便委任宋哲元代行总司令职权。    
    阎锡山发觉蒋介石要韩复榘在郑州扣留他时，才下定了反蒋的决心。当时阎占据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地地盘，掌握着华北六省市的军政大权及资源，拥有20余万军队，已具备与蒋对抗的实力。    
    阎锡山向蒋提出“组织元帅府或枢密院、元老院，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及自己（阎），均摆脱军政事务，入枢密院或元老院”的主张，并佯称：“个人拥有之武力，为党国之障碍，应一律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    
    蒋介石坚决反对，声称：“国有纲纪，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本人（蒋）在党国命令之下，须用武力以戡乱。下野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武装，阻止本党革命。”    
    他态度强硬，表明要以武力强制执行。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针对蒋电，于18日提出了由全体党员总投票决定“党统”问题的通电。汪精卫首先响应。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2)

    在蒋、阎开展“国是”争论期间，国民党反蒋各派系及大小军阀，纷纷派选代表麇集太原。    
    有国民党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王发勤、顾孟余、白云梯、王懋功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覃振、李锡九等；冯玉祥方面的李书诚、李兴中、刘治洲、邓哲熙、陈继淹等；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潘宜之；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韩复榘的代表聂相溪、刘熙众；石友三的代表毕广垣；樊钟秀的代表邓鸿业；孙殿英的代表胡捷三、高孟琴；何键的代表黄一欧；刘镇华的代表楚经纬；万选才的代表万殿尊；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任应歧的代表刘觉民；井岳秀的代表刘绍庭；马鸿逵的代表康玉书；岳相如的代表马骥才；刘湘的代表袁鸿吉等。宋哲元、陈调元、金树仁、刘茂恩、刘桂堂、刘春荣等亦派有代表参加。各派代表计50多人。    
    2月28日，冯玉祥也由建安村抵达太原，和阎锡山策划倒蒋办法。    
    在此期间，山西高级将领商震等发表了阻阎出洋的通电；李宗仁、张发奎等发出了推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通电；鹿钟麟等57人继李宗仁等通电后又发表了拥护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领导倒蒋的通电。    
    阎锡山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参加的倒蒋会议，又召开了高级军官的倒蒋会议。    
    两次会议决定集结重兵，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分别进军，并决定冯玉祥回陕指挥西北军。冯玉祥于3月8日由太原起身秘密回陕，10日抵达潼关。    
    接着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刘骥为参谋长，辜仁发为参谋处长，潘宜之为军政处长，贾景德为政务处长。    
    3月21日阎锡山、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    
    4月1日，阎、冯分别在太原、陕州就任总、副司令职，并决定在北平组织军政府。    
    蒋介石也于4月5日正式下令，免除阎锡山的本兼各职，着各省各军队严拿惩办。    
    中原军阀大混战开始了军事行动。    
    ■    
    西安，这是中国的古都之一，古名长安，曾是西周、西汉、隋、唐等朝国都，地处富饶的800里秦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在西安城中，二府街的二府园22号，住着一户人家。他们搬到这里的时间不长。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平日深居简出，很少有人能见着她。另外还有一个青年，大约十八九岁，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和两个女孩，那两个女孩只有七八岁光景。管理这家日常事务的是两名军人，他们叫那青年为“大少爷”，小男孩为“三少爷”，叫两个女孩为“小姐”。由此可见这家人家是一个军官家庭。    
    周围邻居，尚未见到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只知道这家人姓张，却不知男主人在军队里是个什么官。其实这家人上上下下，对邻居们都蛮客气，从来没有仗恃自己是军官家属而欺凌百姓的事情发生。    
    那被称为“大少爷”的青年，每天都是拎着一个公文包，早出晚归，看那样儿，是在哪个单位工作。    
    这一天，一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的军人，跨进了二府园22号的门。    
    他的出现，立即引起了这宅第的一阵欢快的骚动。那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正在院里玩耍，一抬头发现那军人，立刻发出一声欢呼，撒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向他扑了过去。    
    他也绽开了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迎着孩子们快走几步，然后蹲下身来，张开一双强壮而有力的臂膀，迎着向他扑来的三只“小燕子”。三个小孩扑上来，三双柔嫩的小手，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的一双大手，也把三个小孩搂在怀里。小男孩和那小女孩喊他：“爸爸！”那稍大一点的小女孩则喊他：“大爷！”    
    那位女主人，听得院里的喧闹，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倚着堂屋的门，看着院里和三个小孩子搂在一起的中年军官，她的嘴角，也漾起了一丝笑意，那双美丽的眼里充满着一种幸福与期待。    
    原来，这军官就是张自忠。这里就是他在西安的家。他现在回到他的家里来了。那女人便是他的妻子李敏慧，这三个小孩，男孩是小三儿廉静，大一点的小女孩是他的侄女廉瑜，小的女孩是女儿廉云。    
    爷儿四个亲热了一阵，张自忠放开孩子们站起身来，望着站在台阶上的妻子。妻子眼光里带着一种只有两情相通、两情相悦的爱人、丈夫才能读得懂的丰富而复杂的情与爱意。    
    李敏慧脸上带着微笑，眼里带着泪花，轻声地说道：“您回来了？”    
    张自忠点点头：“回来了。你好吗？”这个刚强的男子汉，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    
    “好，好。家里的人都好。”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显得有些颤抖。    
    护兵接过张自忠肩上的包，李敏慧把丈夫让进屋里，佣妇送上一杯茶来，知趣地悄悄退了出来。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3)

    三个孩子又跑到院子里嬉戏去了。屋里只剩下他们夫妇俩。两人相对而立，默默而深情地对望着，许久无语。突然张自忠张开他那强壮有力的双臂，一下子把妻子搂在怀里。她把面庞贴在丈夫的胸膛上，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两人默默相拥着，真可谓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禁不住在丈夫怀里轻轻啜泣，他轻轻地拍着、抚着她的肩，把她搂得更紧……    
    她终于从他的双臂中挣开，抬手用衣袖抹去泪水，柔声地问道：“这次是回来开会？”    
    张自忠本来挂在脸上的一点笑容没了。他无奈地长长叹了一口气：“不是。大约要在家里闲住一个很长时间了。”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李敏慧惊诧地问道。    
    “总司令把我的师长职务免了，只给我一个没有实权的虚衔，潼关警备司令。在那里闲着没事，心头也有点闷，就想你和孩子，所以就回来看看你们，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张自忠眉头紧锁地说。    
    “总司令为什么要免你职呢？”    
    “这次总司令要想联合阎锡山、李宗仁他们倒蒋介石，为了准备进攻，便命令各部西撤到潼关集结。”    
    李敏慧说：“这个我晓得呀，我们不也是因为这才把家从开封搬到西安来的嘛。”    
    张自忠说：“我们第二十五师是撤回来了，可是韩复榘却拒绝西撤。大约为此事总司令便训斥了他几句，这个韩复榘便率领第二十师叛离西北军，投靠蒋介石去了。不仅如此，石友三也率第二十四师投了蒋介石，还有李虎臣、马鸿逵部也叛了。仗还没有打，西北军就损失了十来万人。”    
    李敏慧说：“韩复榘、石友三他们叛变，和你毫无关系嘛，怎么会牵扯到你头上呢？”    
    张自忠道：“本来他们是与我没有丝毫关系，可是不知谁人，却拿了石友三、韩复榘的事来做我的文章。有人在总司令面前说：石、韩二人，前年背叛总司令投阎锡山，这次又背叛总司令投蒋介石，证明他们有贰心。张自忠也曾投靠阎锡山，也有贰心靠不住。总司令便听信了谗言，所以把我二十五师师长的职免了，只让我作潼关警备司令。二十五师扩编为第四军，总司令任命张凌云为军长。潼关无事可干，所以我便回来住一段时间。”    
    李敏慧道：“既然事已至此，你也就放宽心，这些年来，你也难得有清闲的休息时间，就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养养身子。我想总司令总会想通的。到时他一定还会起用你的。”    
    张自忠苦笑道：“不错，事已至此，除了等待，还能有什么呢 。”    
    张自忠转变话题：“廉珍呢，上班去了？”    
    李敏慧说：“对，他上班去了。从开封军需学校毕业，把他分配到陕西财政厅工作。这孩子忠厚老实，倒是令我们大人放心得很。”    
    张自忠说：“这倒是，他守成可以，但要干番较大的事业却差了一点。”    
    这时三个孩子又从外面跑进屋里来了。李敏慧为了让丈夫散散心，消除因被免职的苦恼，便对张自忠和孩子们道：“听说今晚城里‘易俗社’王天民、康顿易主演《柜中缘》，我叫人去买票，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去看戏去。”    
    三个孩子一听，乐得跳了起来，拍手欢呼：“好哇！好哇！晚上看戏去。”    
    张自忠不忍拂逆夫人的好意和扫孩子们的兴，便道：“好吧，我们全家难得聚在一起，大家都去。多买几张票，让两个护兵和刘妈他们全都去。”    
    张自忠便在西安家中住了下来。有时与朋友打打牌，有时全家人去“易俗社”看看戏，更多的时候便是一张纸，一枝笔，或者一本书，一杯茶打发这闲得无聊的日子。    
    他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由于遭谗免职一事沉郁心中，就更少说话了。只有三个小孩的天真活泼，才会使他暂时忘却心中的烦恼。    
    对两个儿子，他倒是更喜欢廉静。小廉静长相英俊，聪明活泼。他希望这孩子长大成才。所以他在家中都不按惯例呼“小三儿”（大排行），而是像队伍上点名一样直呼其名：“张廉静！”廉静也会立正高声回答：“有！”张自忠有时会说：“来，给我唱一段《南阳关》。”    
    “是！”廉静会跑过来，在父亲面前用他那童声唱：“恨杨广，斩忠良，谗臣当道！……”    
    张自忠从孩子唱的戏中，仿佛也发泄了一些心中的愤懑。    
    张自忠对孩子的学习、成长很是关心，他把廉瑜送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还请了一位姓石的女教师，为廉静、廉瑜、廉云补习功课。    
    有一天，张自忠发现大儿子廉珍一个“秘密”。廉珍把这个“秘密”隐瞒着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直到父亲张自忠发现的这一天。    
    这天张自忠因闲来无事，便一个人上街走走。    
    他信步行来，不觉走到陕西省财政厅的大门口，一抬头，便看见挂在门口的牌子。他不禁心中一动，儿子在这里上班，今天既然走到这里来了，不如进去看看，看看儿子工作得怎么样。他迈步向里走去。    
    门房不认识他，便问道：“先生，你要找谁？”    
    张自忠摸出自己的证件：“我叫张自忠，我的儿子张廉珍在你们这里上班。今天我路过这里，想顺便进去看看他。”    
    门房看了张自忠的证件。西安这里是西北军的地盘，张自忠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门房自然不敢为难，便放他进去，并且告诉了他张廉珍办公室所在。    
    张自忠走进张廉珍的办公室。父亲意外的出现，使廉珍措手不及，有点慌乱。他赶忙站起身来，将父亲让到沙发上坐下：“爸，今天您怎么突然上我这儿来了？有事么？”    
    “没事。”张自忠答道，“今天家里没人来，我呆在家里觉得闷，便上街来走走。信步便到你们单位这里来了，也就临时决定来看看你。”    
    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给张自忠端了一杯茶来：“您请用茶。”小孩还显得挺有礼貌。    
    张自忠接过茶，打量眼前这孩子，虽然显得瘦弱，但眉目清秀，一副机灵样儿，衣着也很朴素。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4)

    张自忠不禁奇怪，问廉珍：“怎么？你们单位还用童工？”    
    张廉珍显得有点腼腆：“不是童工。”他把被张自忠瞧得躲到自己身后的孩子拉了出来：“叫爷爷。”    
    那孩子恭恭敬敬对着张自忠深深地鞠了一躬，低垂着头喊了一声：“爷爷！”那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张自忠被搞糊涂了，瞪着廉珍：“爷爷！？这是怎么回事？”    
    廉珍双手扶着孩子双肩道：“爸，您听我说，情况是这样的。”    
    “好，你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廉珍道：“这孩子是我捡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1926年以来，陕西持续干旱，加之镇嵩军刘镇华部围困西安长达10多个月，许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前些日子，有一天廉珍上班，发现有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饿倒在街头。生性忠厚的廉珍心中不忍，便把孩子抱到办公室，喂了一杯牛奶，把他救醒，问起孩子的家中尚有何人，原来他家里人都全部饿死了，已经无家可归，他已有四五天没有吃东西了，所以才饿昏在街头。如果不是廉珍救了他，他也会饿死在街头。廉珍可怜这无家可归的孤儿，便收养了他。他不敢把孩子领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把孩子领到办公室，用自己的薪水养活着，并且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学义。    
    张自忠听了，没有责怪廉珍，对他道：“这是好事嘛，你完全做得对。但有一点你做得不对。这事你应该早就对你妈讲，不应该瞒着父母哇。”    
    一席话，说得忠厚的廉珍憨憨地笑了。    
    张自忠把学义叫到跟前，问了他的情况，学义一一地作了回答。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拉着学义的小手，对廉珍说道：“我把他带回去了，以后就让他住在家里，算是你收养的儿子，也是我们家中的成员。不要让他住在办公室了，这成什么话。”    
    张自忠站起身来，对学义道：“走，跟爷爷回家住去。家里有奶奶，家里有小叔和两个小姑姑，你可以同他们一道玩，一道上学。”    
    张自忠牵着孩子的手走了。    
    廉珍怔怔地望着父亲那强壮、宽厚的背影，宽心地笑了。    
    这个孩子被张自忠一家收养下来，长大成人，并且还帮他成了家。这是后话不提。    
    ■    
    光阴荏苒，张自忠已在西安家中“赋闲”了几个月。这一天，他在家里院中的葡萄架下摆上一张凉椅，几上放了一杯茶，摇着蒲扇，半躺在凉椅上看书。    
    这时一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进门便大声嚷：“荩忱在家吗？”    
    张自忠闻声抬起头来一看，却原来是与他换过帖拜过把的冯治安。    
    张自忠站起身来招呼他坐，问道：“你怎么今天有空跑到我这儿来了。”    
    冯治安满面春风：“我们俩可是拜过把、换过帖的好兄弟，我当然应该来看你呀。怎么，难道你不欢迎？”    
    张自忠道：“你来看我，我已是高兴得很，哪会不欢迎呢。”    
    李敏慧听得冯治安来看望张自忠来了，亲自端了一杯茶出来：“冯大哥，你来了可好，他看见你，也许会高兴一些，免得他一天愁眉苦脸的。你们弟兄俩多谈谈，我去让刘妈他们多准备两个菜，中午就在我们这里吃顿便饭，你们两个喝两杯。”    
    冯治安笑道：“嫂子，你不用张罗了，我一会儿要走，我还要把荩忱也要拖走哩。”    
    李敏慧一听就知道两人要谈公事，便道：“那好，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慢慢谈。”说着便回到里屋去了。    
    冯治安望望李敏慧的背影，对张自忠道：“嫂子可是个贤惠人呀，你有这么一个贤内助，真令人羡慕得很。”    
    张自忠点头不语。    
    冯治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后道：“你知道不知道，总司令应阎老西之约去太原，被阎老西这个老狐狸软禁起来了。”    
    张自忠又点点头：“总司令也太相信阎锡山这种人了。唉！可惜我现是‘不才明主弃’，想为总司令效力都不能哩。”    
    冯治安道：“当时我们好些人都劝总司令别去太原，但都没能劝住他。现在总司令被阎老西软禁，总司令托人带信来，指示让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代理总司令之职。宋代总司令和我都了解你，也完全清楚你当时被石友三、韩复榘逼迫投晋的前因后果，所以这次他要我来找你，要你‘出山’。至于要干什么，我且先卖个‘关子’，等你见了宋明轩代总司令后，由他向你宣布。”    
    张自忠听冯治安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这几个月来积郁在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他颇为感激地说：“谢谢宋代总司令，谢谢你。你们两位在我失意的时候能这么信任我，给我以援手，我会永远感激的。我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不是石友三、韩复榘一类人的。”    
    冯治安道：“这么说来，你是同意出来做事啰。那好，宋代总司令正在等着见你哩。你去换了衣服便同我一起去见他吧。”    
    张自忠从躺椅站了起来说：“好，我换了衣服马上就走。”    
    冯治安陪着张自忠来见宋哲元。宋哲元见张自忠到来，很高兴，说道：“荩忱，见到你很高兴，这一段你受委屈了。你也不必把它记在心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总司令现在被阎老西软禁在山西，授意我代行总司令职务。我和治安便想到了你，所以我们研究，决定要你出来工作。对此你没有意见吧？”    
    张自忠道：“代总司令和治安兄对自忠的关怀，使我十分铭感。知遇之德，敢不尽心竭力以报。自忠愿追随鞍前马后，供二位驱策。”    
    宋哲元道：“我想让你充任治安的副手，暂时担任十一军副军长之职，协助治安整训好这支队伍，先熟悉一下情况，下一步再作安排。如何？”    
    张自忠道：“自忠一切听从二位的安排。只要不让我闲着就行。”    
    冯治安道：“目下是多事之秋，怎么会让你这员大将闲着呢！就是你想闲着，形势也不会让你闲着，西北军也不会让你闲着，大伙儿也不会让你闲着嘛。”    
    宋哲元道：“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位大约都还没吃饭吧。那就别走，中午算我请客。”    
    不久，张自忠又兼任了第二十二师师长之职。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5)

    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联名反蒋。蒋介石派唐生智部讨伐西北军，揭开了中原混战的序幕。    
    蒋冯战争正式开火，张自忠奉命率第二十二师开赴河南参战。在攻打洛阳以东黑石关地东山战役中，他作为这一战役的指挥官，指挥第二十二师，田春芳师、周永胜师及一个炮兵师，与蒋军上官云相、肖之楚、徐源泉三个师展开了激战，一举击溃了蒋军这三个师，取得了这一战役的全胜，展示了他军事指挥的才能。    
    宋哲元对这次战役十分满意，对他十分赏识。    
    但是这个时候的阎锡山，仍然在施展他的两面手法，一面与冯玉祥、李宗仁联手反蒋，却又软禁冯玉祥以作筹码，要挟蒋介石；另一方面又与蒋联合打击唐生智，就任蒋介石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位，对蒋介石按兵不动，任由西北军孤军作战。这时孙良诚又与宋哲元不和，使西北军难以统一指挥。最后西北军主力不得不从河南退回陕西。这第一次反蒋战争失败。    
    这年底，鹿钟麟继宋哲元就任西北军代总司令。他将原二十五师扩编的第四军重新编为第六师，将第四军军长张凌云免职，调张自忠就任第六师师长。张自忠又回到老部队，官兵们因老长官归来欢呼雀跃。    
    张凌云在接管二十五师后安插私人，把二十五师的许多旅、团长都撤换。张自忠复职后，却仍然重用他们，信任他们，团结了大家，也稳定了军心。    
    第六师在天水得到过之纲第十五军（新兵军）的补充后，兵员恢复到两万多人。张自忠将这两万多人整编为三个旅，原第四军第九师为第十六旅，仍由原师长张春棣任旅长，张宗衡任副旅长；原第四军第八师为第十七旅，仍由原师长王修身任旅长；由十五军拨来的新兵旅为第十八旅，原旅长佟泽光留任，李九思为副旅长。新兵旅有三分之一为回民，张自忠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为他们另设炉灶，由他们自行管理。回民士兵的训练也集中起来，由回族官员负责，单独进行。张自忠要求所有汉族官兵，尊重回族官兵的信仰和习惯。这些举措，不仅使全师团结，而且得到地方的支持和当地回民的拥护。    
    反蒋联军57人通电要蒋介石下野后，阎、冯、李就任陆海空军总、副司令，通电讨蒋，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刘骥为参谋长，随后各地反蒋军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纷纷响应，形成全国反蒋大联合。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终于开始了。双方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的数千里战线上展开厮杀。    
    当时任东北边防长官的张学良，拥兵30余万，在时局上举足轻重。阎锡山约他倒蒋，但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动摇不定，是在玩弄自己，对阎不满，因而这次不就任副总司令职，表示保持中立，不参与反蒋。    
    倒蒋联军，除冯、阎、李直系部队外，还有樊钟秀、万选才、孙殿英、石友三、刘茂恩、刘春荣等。    
    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阎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并兼山东省主席，内定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总司令，何键为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加派孙殿英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    
    从力量上看，反蒋联军占有绝对优势，但却各怀贰心，不能统一，所以就注定要失败。            
    大战前夕，张自忠率第六师由陇南天水开赴河南灵宝待命。在此期间，他派遣第十六旅剿灭了灵宝、南山一带土匪。不久，张自忠接到冯玉祥电令，第六师除第十七旅配属梁冠英部作战外，主力暂时编入张维玺的第一路军（南路军），南路军兵力达15万人。5月初，南路军在平汉线向蒋军开战。    
    张自忠率第六师开赴许昌十五里店、任庄一带，同徐源泉部交战，经一夜激战，从徐源泉部手中夺回十五里店这一战略要点。    
    6 月中旬，张自忠部奉命与蒋军丁治磬部争夺土围子，战斗相当激烈，两退两进，攻占了土围子。第十六旅副旅长兼第一团团长张宗衡、手枪团团长刘振三负伤。丁部接连发动几次反攻，均被击退。丁部伤亡惨重，但仍不退，双方相持。孙连仲率部来援，张、孙联合反攻，敌全线溃退至漯河一带。    
    张维玺及南路军将领多路乘胜追击，直取信阳，将蒋军逐到武胜关以南。但冯玉祥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故尔我军战线不能拉得太长，兵力不宜分散，不同意南下追击。    
    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魏凤楼几支精锐部队由平汉线抽调转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宋哲元、孙连仲部）作战，企图予蒋军以歼灭性打击。    
    西北军剽悍骁勇，十分善战，连战连捷，使蒋军十分恐惧，士气低落。蒋介石十分焦急。为扭转战局，他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攻势，命其精锐主力刘峙、蒋鼎文、陈诚、张治中等部配备大量炮兵，由杞县、太康攻击开封。    
    冯玉祥侦知敌情，将计就计，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蒋军左翼兜去，右翼则由陇海路正面的晋军加以侧击，孙殿英部在鹿邑、柘城方面扰乱蒋军后方，形成口袋形包围圈。但蒋介石也知悉了冯玉祥的计划，忙改变部署，抽调上官云相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方面积极反攻，以分散冯的兵力。蒋为鼓舞士气，亲赴柳河车站督战。    
    这时张自忠率第六师按计划向蒋军左侧攻击，在杞县、太康之间的高贤集首先与蒋军精锐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遭遇了。    
    两个同姓而名又音相近的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近代历史舞台相逢，兵戎相见，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位张治中，字文白，是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890年（比张自忠大一岁），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服役于蒋介石麾下，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这时任蒋军教导第二师师长。教导第二师是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精心训练出来的两个“近卫军”之一，编制整齐，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精良的装备，可以称得上是蒋介石的王牌军队。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6)

    第六师对这样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却毫不畏惧，在张自忠的指挥下，向教导第二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奋勇杀敌，用大刀和敌人展开近战，充分发挥了大刀、刺刀的作用，使敌人的炮火和优良装备不能发挥作用。教导第二师在第六师的强力冲击下，在西北军这种悍如猛狮的气势下，反复拼杀，被吓得斗志全无，三战皆北，伤亡惨重。教导第二师这张蒋军王牌，终于抵挡不住，败溃下去。    
    教导第二师被第六师击败，经此一战，元气大伤。    
    张自忠打败了张治中，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往，也是战场上惟一的一次交锋。后来两人都成为名将，当然这是后话。    
    当第六师进军至柘城、太康两县边界的王集、柳河集、冯庄砦，又与沿平汉线来援的王金钰、徐源泉部遭遇，双方往来攻守，形成对峙。王金钰师是由几个师缩编而成，不仅兵力、装备充足，而且以团长为营长，营长为连长，连长为排长，战斗力很强。    
    张自忠作战勇猛果敢，指挥若定，在这次战役中屡战屡捷，连克强敌。但是这局部战场上的胜利，却不能决定整个战局。    
    这次中原大战，反蒋力量从实力而言，应该是强大的，是大大超过了蒋介石的力量。但问题却在于这些力量始终不能完全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合力。大家都各怀贰心，打着自己的小九九。除冯玉祥的西北军反蒋坚决外，其他却完全不然。    
    李宗仁从广西出兵，在湖南受到何键、蒋光鼐的反击（何键开始反蒋，继则投蒋，反过来攻击反蒋联军），便撤回广西。桂系在实际上并没有参与中原大战。    
    阎锡山本来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奸猾之徒，这次被推为反蒋联军的总司令。按其军事实力，晋军虽然有逊于西北军，但却算是反蒋的第二主力，如果与西北军团结一致反蒋，成败尚未可定论，但阎锡山本人的摇摆不定，使他的晋军在津浦线方面节节败退，曲阜、泰安、济南相继失守。阎见战局不利，便开始图谋自保，不再积极协同作战，甚至断绝了对冯玉祥的粮饷弹药供给，使西北军陷于孤军苦战。    
    9月18日，雄踞关外、拥兵30余万、宣布中立而静观虎斗的张学良，宣布放弃中立立场，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占领华北。战局急转直下。    
    面对南北受敌、弹尽粮绝的危局，性格坚韧的冯玉祥，仍打算背水一搏，无奈诸将领已纷纷动摇，使他只能浩然兴叹，徒呼奈何了。    
    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万运隆等相继投蒋，接受改编；石友三通电独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芳等脱离冯部，自由行动；包括张维玺、冯治安、魏凤楼、任应歧、田多凯等部在内的南路军，在新郑陷于重围，被迫缴械投降；孙连仲也自谋出路，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    
    冯玉祥眼看众叛亲离，山穷水尽，被迫于10月5日率总部渡黄河北上。至此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告终。    
    蒋冯阎中原大战，实际上是一场新军阀的混战，这是一次非正义的战争，对于当时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中国民众来说，是又一次灾难而已。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冯玉祥平常以“民本”思想教育西北军，但他在这次战争中，也忘却了这一点，卷入了这场非正义之战，最终失败，也使辉煌一时的西北军没落瓦解，成为历史。    
    中原大战，蒋介石获得了胜利，也巩固了他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    
    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六师除暂拨梁冠英指挥的第十七旅随梁投蒋外，尚有第十六旅、第十七旅的一部和手枪团的大部约5000余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    
    西北军40万大军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1930年11月4日，冯玉祥通电下野。所部将领也纷纷离他而去。“五虎上将”中的李鸣钟、张之江早在中原大战前就已脱离冯，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刘郁芬于战后投蒋，赴南京就任上将总参议；鹿钟麟与冯共进退，声明下野，算是留在军中。    
    西北军土崩瓦解，使张自忠同其他将领一样，面临着前途的抉择问题。他听说冯玉祥北渡，就令自己的部队由郑州渡河北上。这时蒋介石派人给张自忠空投委任状，任命他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    
    张自忠得到蒋介石的委任状后，立即就地召开全师军官会议，讨论去从。张自忠对大家道：“现在我们西北军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遭致失败。总司令传闻已渡河北上。我们第六师也面临着一个前途的抉择问题。是渡江北上，争取与总司令会合以图重整旗鼓，或是另谋出路。现在蒋介石派人空投来委任状，要委我张自忠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    
    张自忠向大家扬了扬手中的那张委任状，接着说道：“所以我召集大家前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第六师该何去何从。继续北上与总司令会合？投奔蒋介石？自己另谋出路？不管哪方面的意见和想法，大家都可以说。在决定之前可以各抒己见，在决定后大家都必须坚决服从。现在就请大家畅所欲言吧。”    
    一个营长开口说道：“我说一点个人意见，对与不对，请大家考虑。当然最后咋办，还得师长决定。我以为我们反蒋联军已是彻底失败了。就拿我们西北军来说，40多万人，现在是散的散，降的降。那些跟随总司令那么多年的人如李鸣钟、张之江、还有刘郁芬，都先后投靠蒋介石去了，更不要说石友三、韩复榘了。我们现在只剩下几千人，地盘也没有一块，怎么生存。现在蒋介石要委任师长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我觉得这倒是一条出路，因为这次胜利，蒋介石看来已是坐稳了江山。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退一步讲，我们投靠蒋介石，先站稳脚跟，以后再作另图又何尝不可以。”    
    这位营长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当下就有几个人表示赞成，认为张自忠应该接受蒋介石的委任。    
    


第二部分：风雨如磐西北军一场错误的战争(7)

    张克侠道：“我不赞成投蒋，因为蒋介石的阴险、狡诈，比起阎老西都还有过之。开初他投靠孙中山，满口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且还跑了一趟苏联，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当上了黄浦军校校长，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一旦军权在握，孙中山的尸骨未寒，他就背离了方向，大肆屠杀帮助过他的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此后你们看，他一直在玩弄手腕，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拉那个打这个，一直都在不断地消灭异己。别看他今天委任师长担任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那是因为他认为反蒋联军虽然失败了，可还有很大的潜力，只有分化瓦解，才能最后彻底消灭反对他的隐患。他不是和我们总司令拜过把、换过帖么，那时信誓旦旦，要共荣华、共患难么。言犹在耳，便要削弱并最后吞并西北军，这就是最后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总之一句话，蒋介石信不过我们，我们不能相信他。如果投降于他，我们这支队伍，也不过是多苟延残喘几天而已。你在他的掌握下，到时他要怎么收拾你便怎么收拾你。倒不如起而奋争，也许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求活的希望。”    
    张宗衡道：“我也主张我们不能投蒋。我们跟随总司令这么多年，不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很热烈。    
    张自忠最后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就郑重地说道：“大家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两条，降与不降。这事我听了大家的意见，自己也郑重考虑过，我的决定是我不能接受蒋介石给我的委任。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做军人的，最要紧的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总司令，这是事实。但我张自忠不能这样做。这是个气节问题。再说蒋介石虽然给我封了官，可我们毕竟是败军，投到人家那里难保不受人家宰割。你们怕不怕受罪？要是怕受罪，我带不走了，则在这里有钱有官，大家以后不会再跟我受苦；要是不怕跟着我受罪，咱们就渡河北撤。大家同不同意？”    
    他这么一说，那些主张投蒋的人也说道：“既然师长这么决定了，我们当然听师长的，跟着师长走。师长能吃的苦，咱们也能吃。”    
    张自忠仍然说道：“有不愿跟我张自忠北撤吃苦的，不管他是哪一位，是官，是兵，现在要离开我们这支队伍，跟我说一声，我绝不会留难，还会帮补他盘缠；要到蒋介石那里去干事，我也不反对，今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朋友。如果不愿离开我张自忠，那咱们今后就要同甘苦、共患难，可不能离心离德。”    
    与会军官都喊出：“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张自忠道：“那好，部队先行过河。我暂留南岸，收容散兵。”    
    第二天，第六师主力由张克侠、张春棣、佟泽光等人率领渡黄河开赴山西。张自忠仍留在南岸收容失散官兵。    
    其实北上的西北军残部大多已渡过黄河，但后面的行李、家眷及很多大车未能过河。由于找不到船只，又无部队护送，家眷们既害怕又焦急，一筹莫展，在黄河边上乱成一锅粥。    
    张自忠见此情形，对大家说：“大家都安静下来，别着急，也不要慌，没有船只，我派人去找。我一定保证把大家安全渡过河去，让你们去找你们的亲人。有我张自忠在，你们就能渡过河。我会让大家先过去，我张自忠最后一个过河，绝不拉下一个人在南岸。”    
    他立即命令工兵营长朱春芳带领全营寻找船只，终于找到了20来只木船，把这一批家眷安全护送到黄河北岸的焦作。家眷们感激得涕泪皆下，向张自忠行礼、道谢不已。    
    官兵们、家眷们都已全部过了河。乱哄哄、闹喳喳的黄河滩突然一下变得清静冷寂了，只有黄河的流水在哗哗地流。岸边上还停靠着一只木船，张自忠也该过河了。他此时心潮起伏，感叹万千，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梳理。几个月来，如同做了一场噩梦。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该不该打？煊赫一时的反蒋联军，尤其是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可又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望着西下的夕阳，滔滔东去的黄河水，秋风瑟瑟，冷清的河岸，他的心中也感到一种孤寂，一种悲凉。    
    “师长，上船吧！我们也该走了。”    
    护兵的呼喊，才把他从悲怆的沉思中唤回到现实中来。    
    他默默地上了船，船离岸向北划去。明天的路该怎么走？！    
    伟大诗人屈原的诗，在他心中响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1)

    领和控制，山东在以前已为韩复榘所盘踞。这样一来，山西便成了北方反蒋的最后一块地盘，所以不甘投蒋的西北军将领都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1930年10月，张自忠部进入山西，先驻晋城，后移曲沃。    
    进入晋南的西北军还有刘汝明、魏凤楼、韩多峰、张仁杰、鲍刚、张遂印、童玉振、过之纲、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骥、秦纯德等。此后，宋哲元也率吕秀文、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入晋。各部共六七万人，分驻晋城、曲沃、运城、闻喜、安邑等地，就地筹集粮饷，勉强维持。因群龙无首，各部互不相属，粮饷、装备都很困难，处境维艰。    
    张自忠的第六师，在这些残部中，尚是编制整齐、装备较好，训练有素，是其中的劲旅。第六师的去从成为西北军关注之焦点。    
    几经磋商均未有结果。冯玉祥最后因许多将领由于两次反蒋失败已不愿再追随他而失望，11月4日，通电下野，隐居汾阳峪道河。    
    除了冯玉祥外，西北军入晋将领以宋哲元资望最高。在冯玉祥已不能掌握部队的情况下，宋哲元决心出面收拾残局，乃派人同各方面联络。    
    11月中旬，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新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出席了会议。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及西北军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    
    这时，张自忠驻扎在曲沃。这天突然有人前来拜访他。    
    客人见到他以后，拿出一封介绍函来。张自忠看那介绍函，却原来是驻扎北平的、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被称为“少帅”的张学良的亲笔信。    
    来客对张自忠道：“在下是奉少帅之命，特地从北平前来拜访张师长的。”    
    张自忠道：“少帅令兄台前来见自忠，不知有何训示？”    
    “这次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少帅出席了。会上决定，这北方各省的军队，晋军和西北军将改编为边防军。北方军队统由咱们少帅负责改编，改编后由少帅指挥节制。经研究，决定把西北军编为一个军。少帅的意思，打算任命张师长为军长，特地命在下前来转达少帅的意思。请张师长考虑答复，以便好正式委任并进行西北军的整编工作。”    
    张自忠一听，张学良要他出任改编后的西北军军长一职，这倒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沉吟了一下说道：“承少帅的错爱，瞧得起自忠，使自忠感到十分荣宠。但兹事体大，现西北军余部尚有约十万之众，原来又不属一个军、师，方方面面的关系也颇为复杂，责任甚重，故而此事可容自忠认真思考一下，再容自忠赴北平晋谒少帅，亲自向他报告如何？”    
    来人道：“这新编军长一职，果然非比寻常，少帅也早估计到你有此请。张师长郑重考虑一下是必要的。但是时间不能过长，希望张师长能尽快给少帅一个肯定回复。”    
    张自忠道：“多则半月，少则十日，自忠必定赴北平晋谒少帅复命。”    
    来人告辞走了。    
    张自忠觉得这事关系太大，决定去天津一趟，就此事征询一下自己的老长官、也是金兰之交的石敬亭，听听他的意见。    
    他找来张克侠，作了一下安排，便动身去了天津。    
    石敬亭在倒蒋失败后就退出西北军，寓居天津。他见张自忠专程来天津看他，很是高兴。    
    两人寒暄问候后，石敬亭道：“荩忱，你从山西曲沃老远跑到天津来看我，一定还有别的事，碰到了拿不准的难题了吧。说吧，说出来我帮你思谋思谋，拿拿主意。”    
    张自忠道：“你晓得我的脾气，所以一猜便着。我确实碰见一桩事，吃不准，所以来天津除看望你外，就是要你给我定定板该怎么办。”    
    石敬亭道：“说吧，说出来我们俩斟酌，斟酌。”    
    张自忠便把张学良要改编西北军残部为一个军，要他出任军长的事说给石敬亭听，最后道：“你说，这军长我是当还是不当？”    
    石敬亭道：“咱俩的交情，我就对你坦诚地说，这个军长你不能当！”    
    张自忠道：“为什么？”    
    石敬亭道：“西北军这次倒蒋失败了，40万大军只剩下几万人，这是一个烂摊子，不好收拾。总司令想收拾残局，都有好多人不听他的了。这个烂摊子你收拾得了吗？孙良诚、刘汝明他们的资历都比你老，你带得了他们吗？这些人不听你的，你这军长怎么当呢？”    
    张自忠道：“我也确实并没有想当这个军长。但咱们西北军这个残局总要收拾，不然余下的这几万西北军就只能彻底完蛋。你认为谁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石敬亭道：“张学良要把现存的西北军整编成一个军，这是西北军得以生存下去的一条路。为今之计，最好把宋明轩请回来。他可以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    
    张自忠点头道：“对，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讲资历，讲职务，讲为人，讲战功，由他出任军长，有利于收拾残局，巩固这支队伍。”    
    石敬亭说：“这事你可要抓紧，迟则恐生变，那就难办了。”    
    张自忠站起身来说：“好，那我就立即赶回去见张学良，向他推荐宋明轩。”    
    张自忠匆匆从天津赶回曲沃，又有一个人登门拜访来了。    
    张自忠接见客人，两人握手大笑。却原来这人是老相识，他就是曾为石友三来向张自忠送金兰谱以求张自忠释嫌的肖振瀛。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2)

    张自忠请肖振瀛坐下以后笑道：“肖先生今日来找我，不知替谁人来当说客来了？”    
    肖振瀛笑道：“荩忱兄是个爽快人，也是个精明人，一眼就把兄弟的来意看出来了。”    
    张自忠道：“这倒不是看出来，而是猜出来的。因为那次你替石友三当说客来找我，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肖振瀛道：“好吧，我在老兄面前也不转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说吧。今天我是替宋明轩当说客来游说荩忱兄的。”    
    “啊，肖兄是给宋明轩当说客，要我替他做什么事？”    
    肖振瀛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宋明轩处做幕僚。我一直在西北军里混，也算是西北军的一分子了。西北军落得今日的败落，我也十分难过。可是话又说回来，西北军虽然惨败，但还没有全军覆没，还有几万人。不管今后西北军还存不存在，但这几万人还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一个复兴的希望。但是要复兴，要重振旗鼓，依目前这样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个能孚众望的人出来收拾残局。肖某认为这个人只能是宋明轩。所以我来见你，就是想请你支持宋明轩。如何？”    
    张自忠道：“好，肖兄不转弯抹角，我也直截了当。你就是今天不来找我，我也会全力支持宋明轩的。一来他是我的老长官，在我受谗最失意的时候他支持了我，让我重新出来工作。我张自忠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是要知恩图报的。而最主要的是他的资历、他的人品、他的才干，他的战功与声望，西北军现在只有他出来才能收拾目前这个残局，挽救西北军。基于这上面于公于私两点，我是会支持他的。”    
    肖振瀛道：“那就太好了。有你支持，明轩定能成功。你同我去见见他如何？”    
    “好！”张自忠爽快地答应了。    
    他随肖振瀛一道赴太原来见宋哲元。宋哲元和张自忠见面，张自忠表明了拥戴宋的态度。宋哲元信心大增，说：“得到荩忱的支持，我一定能成功的。”    
    张自忠道：“此事现在还大意不得，孙良诚也在四处活动。许多事我们还得先下手。现在关键在于张学良，这一关必须设法疏通。张学良曾派人来见我，表达了他的意见。南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把我们西北军现存这些部队改编为一个军；改编工作及今后指挥，都交给张学良负责。张想让我出来当军长，我答应他我考虑后再回复。他给我至多半个月时间，到时我要到北平去见他。我会力荐你出任军长。但这之前，最好能疏通张学良左右亲近的人，能够向他进言任用你。这样双管齐下，可收预定效果。绝不能让孙良诚占了先机，那就被动了。”    
    宋哲元点头道：“对，对，我们应立即进行这个工作。”    
    肖振瀛道：“这事我可以去找张学良的启承官裴某，他和我是同乡，与我私交不错。张学良很信任他。”    
    秦德纯也道：“张学良手下现任行营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和我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现在是张学良面前的红人。我也去找他在张学良面前力荐明轩。”    
    宋哲元大喜：“那就多多拜托二位了。”    
    张自忠道：“有你们二位在前面疏通，到时我去见张学良力荐，大约应该是有较大的把握了。”    
    果然肖、秦二人通过张学良身边的红人裴、鲍两人在张学良面前说了不少宋哲元的好话，收到了先入为主的效果。    
    张自忠得到宋哲元送来的消息，说肖、秦二人已通过裴、鲍作了疏通。他同张学良约定的时间也到了，便动身去见张学良。    
    张学良得知张自忠来北平晋谒，十分高兴，便立即在官邸接见了他。    
    张学良道：“荩忱果是信人，准时来了。”    
    张自忠道：“人无信不立。更何况在少帅面前，自忠怎敢失信。”    
    “那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了吧。”    
    “自忠十分感谢少帅的厚爱。但经过慎重的考虑，自忠自觉德才均不配担这军长重任。所以特来向少帅恳辞，同时也打算向少帅举荐一位可以胜任之人。”    
    “啊！你认为谁可担此重任呢？”    
    “自忠向少帅举荐宋哲元。”    
    “哦，宋哲元，宋明轩。你为什么要举荐宋哲元？请谈谈你的理由。”    
    张自忠道：“宋明轩跟随冯先生多年，从资望上讲，在西北军中可算是元老了，在西北军中具有很高声望；从能力上讲，他曾是冯先生的得力臂膊，被誉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战功卓著；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冯先生曾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自忠感少帅知遇、器重之德，故而敢以人格向少帅举荐，军长之职，恐非宋明轩则不可胜任。请少帅审查定夺。”    
    “好！好！你的话我记下了。我也久闻宋明轩在西北军中的声名，这事我会考虑的。”    
    张自忠道：“为感少帅器重，如果宋明轩出任军长，自忠将全力协助，完成整编任务，以报少帅对自忠知遇之德。”    
    张学良审视张自忠良久，点头道：“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和举荐，就让宋哲元出任军长，负责改编西北军各部吧。我想你和宋明轩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于是，宋哲元出掌西北军残部的事就算这样敲定了。等到孙良诚派代表郑道儒到北平晋见张学良进行游说时，大局已定，为时已晚。同时张学良也探知孙良诚在西北军中飞扬跋扈，为西北军许多将领所不服，加之现在又无一兵一卒，更难指挥众人。于是，张学良正式委任宋哲元为军长，进行西北军残部的改编工作。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3)

    在张学良委任宋哲元为整编西北军残部的军长以后，宋哲元同张自忠一道，前往峪道河谒见了冯玉祥。    
    冯玉祥见宋哲元、张自忠登门来看望他，很是感动，也颇有感慨。三人想起过去西北军的辉煌，而今却烟消云散，不禁都感到有些悲怆。    
    宋哲元、张自忠便把南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由张学良整编北方军队，现在张学良已定，将西北军编为一个军，已委任宋哲元为军长等情介绍后，说道：“现在西北军保存下来的军队人数，大约尚有五六万人，现在张学良要把我们编成一个军，我想在目前这种艰难困境下，也算是一条出路，可以保存余下部队，使之得以生存下去。对于咱们西北军重振旗鼓，东山再起，还有一定希望。所以我们二人前来请示总司令。”    
    冯玉祥苦笑着摇摇手插话道：“我已通电下野，现在已不是什么总司令了。你们就别再喊什么总司令了。直接呼我冯玉祥也可，唤我焕章也可以。”    
    宋哲元还是以请示的口气最后问道：“我们的整编工作该怎么办为宜？”    
    冯玉祥想了一下道：“西北军是我冯玉祥一手创立起来的，明轩、荩忱，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为西北军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可它也是我冯玉祥一手毁了。本来对它今后，我也无权干预。但我也要感谢你们在尽力保全西北军的一点‘香火’。你们专程来找我，令我感动，也只能说点参考意见吧。”    
    冯玉祥停下话头，似乎在整理他的思绪，然后接着说道：“当然，最好的结果是能把这几万人一个不漏、一个不减地全部包下来，看来这个难度也许很大，因蒋介石、张学良只给我们一个军。那就力争能编三个师。军部下辖两个师，另一个为独立师，这样可以保留下来的人数就可多一点。明轩担任这个军的军长是很合适的人选；至于师长人选，荩忱的部队现在是西北军残部的精锐主力了，人数也最多，而且这次能向张学良推荐明轩出来，荩忱应是当然人选。至于另外两位师长，你们觉得谁更为适宜呢？”    
    张自忠道：“这另一位师长，自忠认为冯治安是合适的人选。”    
    宋哲元道：“我也以为另一位师长冯治安出任比较合适。”    
    原来在来见冯玉祥之前，张自忠已向宋哲元力荐冯治安担任师长一职。这是因为一方面虽然冯治安在中原大战中，所部为顾祝同缴械，冯成了光杆司令，只身北返，现寓居北平，但他与张自忠私交甚厚，长期共事，又是换帖的拜把兄弟，特别是在张自忠被免去第二十五师师长后，曾伸援助之手，与宋哲元力让他复职，故张自忠不忘旧情，感恩图报。另一方面冯治安为人正直，也在西北军中算得上一员能将。从哪方面讲，出任师长也是合适的。还有冯治安也是宋哲元的嫡系将领。宋哲元自然爽快地同意冯治安担任另一位师长了。    
    冯玉祥道：“治安担任师长，也是合适的，那就由他担任吧。”    
    宋哲元道：“如果要建三个师，这第三位师长我们还没有考虑成熟，准备与各支兄弟部队联络后，再视情况加以遴选。”    
    冯玉祥点头道：“也好，那就由你们根椐情况确定吧。”    
    宋哲元和张自忠从冯玉祥处回来后，便与西北军各部联络，这时分驻于解县、运城等地的刘汝明部也有数千人，苦无出路，经宋相邀，愿意加盟，于是刘汝明成为第三师师长人选。    
    12月18日，宋哲元应张学良之召去了北平，同张学良商议改编事宜。几经洽商，大体议定了改编方案，西北军缩编为一个军，宋哲元为军长，给予这整编后的军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番号，下辖三个师，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任师长，庞炳勋、孙殿英两部各编一个师，归宋节制。    
    不料收编方案呈报南京后，未获完全批准。蒋介石打了折扣，只批准了第一、第二两个师的编制，冯治安、张自忠分任师长，刘汝明因无番号，只得与秦德纯一同任副军长，张维藩任参谋长，肖振瀛任总参议兼军法处长，过之翰任军需处长，军部驻解县。    
    庞炳勋，孙殿英两部，分别改编为陆军第一、第二师。    
    1931年1月16日，蒋介石、张学良联衔通电，正式宣布了对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的任命。2月6日，宋哲元领衔通电就职。从此，西北军的名号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刘汝明、吕秀文，参谋长张维藩，总参议肖振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下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赵登禹，第二旅旅长鲍刚，第三旅旅长李金田；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下辖三个旅，第四旅旅长童玉振，第五旅旅长张春棣，第六旅旅长张人杰。    
    第二十九军驻运城、离石、翼城、解县、曲沃、侯马一带。全军共两万余人，第三、六旅是独立旅，第三旅是刘汝明残部，由刘直接指挥；第六旅同年离开二十九军投晋。二十九军编成，总算为西北军保存了一点“香火”。    
    为了巩固团体，诸将领共同议定，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居次，以下依次为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日后如有发展，也照此次序，依次擢升。军政事务，由宋、张、冯、赵、刘和秦德纯、肖振瀛、张维藩8人共议，谋定而动。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4)

    第二十九军完成改编只是取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但却存在两大难题未解决，一是给养，二是地盘。    
    西北军失败，粮饷断绝，收编了以后，每月也只能从张学良处领到五万元军饷，这点钱连两万多人的肚子都填不饱，更谈不上发津贴和购置装备了。    
    第二十九军客居山西南部的解县、运城、曲沃、翼县、离石、侯马几县。这里本是晋军杨登源的地盘，主客混驻，矛盾迭起，相互仇视。这种处境确是“他人檐下难为客，囊空如洗受饥寒”。    
    在此情况下，只能委曲求全。宋哲元为打开局面，不得不以大部分时间活动于北平、太原。以秦德纯常驻北平，专门负责同张学良方的联系。    
    由肖振瀛办理对蒋介石交涉，以图生计。肖振瀛到南京，连路费都没有，不得不从聚义银号贷款2000元赴南京谒蒋介石。    
    肖振瀛到南京以后，几经努力，总算见到了蒋介石。肖振瀛力陈二十九军在各方牵制住山西阎锡山和东北张学良的巨大功劳，可以使蒋介石为领袖的南京中央政府，免除这方面的忧虑。肖振瀛可真算得上是一位善辩之士，说得蒋介石喜形于色，当即答应每月为二十九军拨特别经费30万元。这对于二十九军，真是久旱之甘霖，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可以购置军械，扩大队伍，军容日渐兴旺。肖振瀛确实为二十九军立了一大功。    
    阎锡山重返山西后，当然不容二十九军在他的地盘上坐大，对他形成威胁，因此极力策动蒋介石、张学良将二十九军调离山西。    
    蒋介石果然被说动。因南方“剿共”正需炮灰，便要调二十九军赴江西。    
    宋哲元、张自忠深知南下绝无出路，便召开“八人会议”商议对策。决定先派秦德纯、门致中与东北军方面交涉，说明“阎归而予以坐大之害”，说服了张学良。然后二十九军佯装离晋赴冀，途中突然发兵由赵登禹部占领榆次车站，炮指太原。张自忠率三十八师一夜急驰，进占阳泉，二十九军其余部队进抵和顺，与张自忠部遥相呼应。这样一来，二十九军不但未离山西，反而控制了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晋东正太路咽喉地带。    
    阎锡山得报大惊，忙派员找二十九军交涉。肖振瀛对阎锡山派来的使者大笑道：“山西也是中国的土地，我军愿意驻在此地就可以驻在此地。”    
    阎锡山知道二十九军英勇善战，不敢公然翻脸硬碰，吃亏上当，也无可奈何。    
    二十九军先斩后奏，在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又派肖振瀛去见蒋介石，说明二十九军“不仅能解决西北军的残余收编问题，淘汰军阀残余，保存爱国志士，更能在华北起稳定作用，请蒋支持”。    
    蒋介石见调不动二十九军，又觉得肖振瀛说的颇有道理，也就不再调二十九军南下了。    
    1931年7月，“反戈将军”石友三又叛蒋（介石）反张（学良），举兵进攻张学良，并联络二十九军支持他，派人游说宋哲元、张自忠，以“西北同源 ”动之。但宋哲元、张自忠对石友三之反复无常十分不齿，断然拒绝了石友三的要求，使其陷于孤立。在东北军于学忠部和晋军商震部的夹击下，石友三之叛乱被迅速平息了。    
    此一事件，取得了张学良的感激和信任。作为报偿，张学良从自己的地盘划出元氏、内丘、赞皇、高邑四县作为二十九军防区。二十九军移驻上述四县，局促于山西的压力减小了。    
    1932年，经张学良推荐，宋哲元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才算名正言顺有了自己的正式防区，才算站稳了脚跟。    
    二十九军改编刚刚就绪，张自忠就率领部队投入了艰苦紧张的练兵工作。虽然粮饷不足，处境困难，但是张自忠仍然坚持而不气馁。    
    中原大战的失败，对张自忠来说，可以说是从中得到不少教训。    
    作为已是西北军的一员高级将领，他对冯玉祥是忠心耿耿的。西北军失败，西北军大批将领投奔蒋介石，其中包括职务、地位都比他高得多的，如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等。他却没有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率领队伍渡过黄河北上便是证明。他也为冯玉祥下野难过。但是当他在黄河渡口，目击部队和西北军眷属们渡河时的感触，以及在后来的日子里，多次在脑海中思索着一个问题：以西北军的训练有素，艰苦善战，有40万之众，却为什么最后会一败涂地了呢？    
    当然失败的原因很多。反蒋联军内部不齐心，尤其是作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的阎锡山为保存自己，对西北军采取了“釜底抽薪”；李宗仁的半途而退；张学良的从中立到拥蒋的介入……这些都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西北军内部也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开始石友三、韩复榘、李虎臣、马鸿逵的叛投蒋介石，使西北军损失十万之众，随后尚未开战，李鸣钟、张之江两位被誉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中的两员，又投向了蒋介石。尚未出师，就已损兵折将，这对军心稳定起了多么不利的影响。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致西北军群龙无首，孙良诚的飞扬跋扈与宋哲元的闹不和，造成第一次反蒋失败，这沉重打击了西北军反蒋必胜信心。    
    西北军当时的根基已在陕甘，却离开自己的根基去河南等地作战，一旦粮饷、弹药为阎锡山所“卡”，则必然造成不战而自乱。    
    这些也是这场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但最为关键的是这场战争究竟为什么而打，为谁而打？它不是辛亥革命，也不是“北京革命”。说穿了，这是作为掌握着枪杆子和占据着地盘的蒋、冯、阎、李几个派系，为争夺自己派系更大的权益而发动的一场战争，一场新军阀混战。它和辛亥革命后直系、皖系、奉系以及国内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互相争斗，根本没有区别。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5)

    军阀战争，要想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不可能的。但中原大战的结局，使张自忠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也许意味着今后军阀战争将不会重演。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枪口对外。抵御外侮，保卫祖国才是军人的天职啊！    
    当然，他也明白，二十九军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也不是张学良的嫡系，必然会在一种艰难的夹缝中生存，自己没有实力是不行的。他正是在为了祖国、为了生存这两种心情之下，率领部队，咬牙苦撑，埋头练兵。    
    1931年夏，三十八师移驻太行山区的阳泉、平定、昔阳和冀西的井陉一带。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自忠对于日本军阀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愤慨。9月20日，他与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呼吁全国四万万同胞“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但是，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多月，东三省全部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使张自忠认识到，只有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才能保卫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安全。暂时不能上前线杀敌，张自忠转而发愤练兵。在部队训练上他更加重视爱国主义的教育。每天朝会上，他都要对士兵进行“国耻”教育：    
    问：东北是哪个国家的土地？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在三十八师的《吃饭歌》中就有：“……日本军阀，国民之敌；救国救民，我辈天职。”还有在9月18日这天，全师官兵要举行“国耻纪念日”，进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买来几头猪，贴上“日本帝国主义”字样，每连派出一名士兵，端起刺刀向肥猪猛刺过去，哪个连队刺死了，哪个连队抬走吃肉。    
    二十九军改编以后，已成为统一的国民军，但因非蒋介石之嫡系，因而仍然受到猜忌，有的人还对二十九军特别是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段。    
    张自忠有一次收到两封信。他看后，打电话把二二六团团长佟泽光从昔阳叫到平定师部来。    
    佟泽光来了以后问他道：“师长，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张自忠道：“我这里有两封信，你先看了再说。”说着拿出两封信来递给佟泽光。    
    这两封信都是写给佟泽光的，一封是刘峙来的，一封是程潜来的。均以复信口气，似乎佟泽光给他们曾通过信，大意是：大函已悉，已转上峰，谅无问题。希待机而动……    
    佟泽光看后，气得把信扔在桌子上说：“我和他们毫无关系，既不认识，也没去过信。这两封信纯系造谣，挑拨离间！”    
    张自忠道：“你也别激动。你的认识和我一样。我们不会中别人挑拨离间之计，也不能中别人挑拨之计。我对你是相信不疑的。如果对你有怀疑，我不会把你从昔阳叫来，把信给你看了。”    
    佟泽光感激地道：“谢谢师长对我的信任。”    
    张自忠道：“早在曲沃的时候，就接到类似的一封信，知道是挑拨，不值一笑，所以没有叫你看，我把它烧了。现在又来这两封信，明知道是造谣离间，我想不能再让你不知道，如果不坦率和你说明，倘若传到你的耳中，反而增加误会，所以请你来当面说明。你需要安心工作，用不着去想他。我再说一遍，我完全信任你。”    
    这使得佟泽光十分感动。后来佟在回忆录中写道：“师长这一番话，坦率真诚，使我铭感肺腑。”    
    张自忠苦苦练兵，要求十分严格。他还要求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们穿什么，军官也穿什么；士兵们吃什么，军官也吃什么。军官一律不准特殊化。他要把他的三十八师练成一支铁军，那才能在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一决雌雄，以雪国耻。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1)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并于1932年拼凑成立伪“满洲国”。日本侵略野心，是要吞并全中国，所以1933年又把侵略目标，瞄准了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突然出兵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攻击。东北军守军何柱国败退，山海关失陷。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势态。    
    国民政府一面发表《山海关事件宣言》，请求国联制裁日本，一面制定了“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作战计划，将北方各军及中央军北上增援部队编组为八个军团：    
    第一军团由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及庞炳勋第四十军组成。于学忠任总指挥，总兵力三四万人，集结于大沽、芦台，拟用于天津、大沽口、芦台一线；    
    第二军团由商震第三十二军和王以哲第五十七军组成，商震任总指挥，兵力4．3万人，集结于滦东、滦西，拟用于滦东及滦河防御；    
    第三军团由二十九军组成，宋哲元任总指挥，集结于三河、玉田、蓟县，拟用于凌南、义院口之线；    
    第四军团由五十三军组成，万福麟任总指挥，兵力约4.3万人；    
    第五军团由五十五军组成，汤玉麟任总指挥，兵力约3万人，拟用于建平、赤峰之线；    
    第六军团由孙殿英第四十一军、冯占海第六十三军、张作相第六十五军组成，张作相任总指挥；    
    第七军团由傅作义第五十九军、李服膺第六十一军组成，傅作义任总指挥，兵力3万人；    
    第八军团由何柱国第六十七军、徐庭瑶第十七军和肖之楚第二十六军组成，兵力约6万人，杨杰任总指挥（实则由徐庭瑶代）。    
    以上各部，统归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调度指挥。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第六、第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为主力，并纠集伪满军张海鹏等部约十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藤信义指挥下，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部连同义勇军不下十万人或逃或降，一触即溃，汤玉麟本人以200辆汽车装运私产逃至天津。    
    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仅128人不费一枪一弹，耀武扬威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在短短十余天里竟被日军占领。举国上下为之震惊与愤慨。    
    在舆论的压力下，张学良被迫辞职，遗职由何应钦代理。    
    这个时候，二十九军已扩编为三个师。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总参议肖振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辖第一○九旅(旅长赵登禹)，第一一○旅（旅长王治邦）；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辖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辖第一旅（旅长李金田），另还有一个特务团，全军约3.4万人。但装备还是很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三八式，还有一些毛瑟枪和土枪，许多枪都没有刺刀。按老传统，每一士兵有一把大刀。    
    1月10日，二十九军各部奉命开赴通州、三河、玉田一带集结待命，三十八师除第二二三团一、二营随同宋哲元留在张家口外，其余部队全部开拔。    
    这是张自忠第一次同日军交锋。他在阳泉召集三十八师营以上军官开会，作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他要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开枪。    
    1月20日前后，二十九军完成在通州一带的集结。华北当局对抵御日军没有具体作战方案，二十九军迟迟得不到具体指示。及至承德失陷后，华北当局才急急忙忙命二十九军赴冷口策应万福麟部作战。    
    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为副总指挥。全军按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暂二师序列向冷口推进。    
    不料此时万福麟部已退到喜峰口，日军跟踪追来。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又令二十九军迅速赶至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御交商震第三十二军接替。    
    宋哲元即命赵登禹一○九旅先头出发，奔赴喜峰口，其余部队跟进，准备策应喜峰口作战。    
    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这里距喜峰口30公里。张自忠便将前线指挥部设在这里。    
    前线指挥所设好以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立即研究对敌作战计划。    
    张自忠对大家说：“我们二十九军苦苦练兵是为了什么，为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保卫祖国，英勇杀敌。现在是我们报效祖国、誓雪国耻的时候到了。要打仗就难免会有牺牲，我认为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也要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我们二十九军的军官，大家都要有这个决心。”    
    冯治安道：“对，我们应该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打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勇气和骨气来。”    
    赵登禹道：“我们要让日寇知道，中国军人是不好惹的，尤其是咱们二十九军的全体官兵，没有一个孬种！”    
    这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平津的交通要冲。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嶂，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沿山岭脊背而修筑的万里长城，依势蜿蜒，华北赖以为屏障。往东是临近迁安的冷口，往西是铁门关、罗文峪、马兰峪，再往西便是古北口。这些都是长城通往关内的要塞。如果这一线失守，整个华北，便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无险可守了。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2)

    根据我军所获情报，进攻喜峰口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和第八师团第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加上伪军一部，总兵力约3万人。    
    张自忠率部刚刚抵达三屯营，前方便传来一连串不利的消息，首先是在热河凌源、平泉一带被日军击溃的万福麟部，本来应退守冷口，但该部经日军打击后，士气低落，溃不成军，仓皇向关内逃窜，已完全失去再战能力，他们不向冷口撤退，却从喜峰口溃退入关。沿途所见，尽是万福麟溃散之兵。日军尾随追击不舍。    
    张自忠、冯治安命令赵登禹旅长，率领三十七师一○九旅，强行军地赶往喜峰口，堵防日寇攻破喜峰口长驱直入。    
    一○九旅快到喜峰口时，便得到前方侦察人员来报，在喜峰口东北长城制高点孟子岭，已被日军占领。    
    在这不利的情况下，赵登禹旅长率领一○九旅，于3月9日午后，相继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在喜峰口及其两侧高地展开了遭遇战。双方混战到深夜，枪声方停了下来。    
    面对不利形势，赵旅长当晚派出两个营夜袭白台子、蔡家峪之敌，但因兵力太少，难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0日拂晓，日军便以密集炮火掩护步兵3000多人，向我占领的喜峰口阵地猛烈攻击。一○九旅死守待援，打退了一次又一次日寇的猖狂进攻。但是敌人由于占领了孟子岭制高点，居高临下，炮火猛烈，我军仰攻吃亏不小，只能死守待援，情势十分危急。正当一○九旅难以支持之际，忽然传来一片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一排排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攻击过去。却原来是一一○旅旅长王治邦和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率领一一○旅、一一三旅一夜奔跑百余里，如神兵天降地出现在战场上。    
    援军的到来，使一○九旅士气大振，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阵地转危为安，战局得以稳定。    
    为了前线统一指挥，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    
    战士们挖掘战壕、掩体和敌人展开对攻。日军仗恃装备的优势和占领制高点的优势，用猛烈的炮火向我军阵地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攻，攻不上去；守，战壕、掩体几乎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前沿阵地一个连士兵，大部均牺牲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生还者不过三数人。    
    见此情形，赵登禹与王治邦、佟泽光两位旅长研究，为了减少伤亡，他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士兵们离开战壕，埋伏在各峰峦幽僻处，等待时机。一时间，我们枪声稀落起来。等日军的炮火轰击过去了，士兵们才悄悄地回到战壕内。    
    日寇打了一阵大炮，没有看见我军还击。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观察，也未发现我军战壕有士兵活动，心中大喜，以为他们一阵炮轰，已把中国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顿时满心欢喜，下令日本士兵，向我阵地上攻了过来。    
    敌人大摇大摆地端着枪过来了。谁知我军已悄悄回到战壕内，一个个手持大刀，静等敌人冲过来。待到日军步兵进到距战壕仅30米时，号兵吹起了冲锋号。赵旅长喊了一声“打！”一排枪射了过去，接着又是一轮手榴弹扔向敌人。中枪的一排敌人倒了下去，紧接着又是一群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赵旅长大喊一声“杀！”跃出战壕，大刀在他手中熠熠闪光，如天神般向敌人冲了去。战士们紧跟在旅长的身后，举在头顶的大刀，像一片发光的森林，像一排无坚不摧的闪电，向敌人头上劈了过去。    
    赵旅长乃山东菏泽人，魁伟健壮，武功高强，是西北军有名的战将。看到敌人来近，他大喊一声：“弟兄们冲呀！杀日本鬼子呀！”挥舞着大刀，当先冲向了敌人。迎面碰上两个“呀呀”向他冲来的鬼子，只见他手中大刀一挥，来了一招“旋风斩”，两个鬼子的刺刀尚未递出，项上的人头一并飞了出去……    
    官兵们见赵旅长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更是不甘落后，争先奋勇，向敌人冲去。这一群无畏的战士，在赵登禹旅长的率领下，如一尊尊天神，在敌群中左冲右突，奋勇砍杀，如入无人之境，真个是所向披靡。敌人在他们面前一个个倒下，大刀在阳光下闪起一道道血红的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就是二十九军的勇士们的“战歌”!    
    占领制高点的鬼子傻了眼了，他们手中的轻重机枪哑了，他们面前的大炮哑了，他们没法开枪、开炮，因为不怕死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士兵混在了一起，他们哪里还能分清敌我。    
    冲锋过来的鬼子也看傻了眼，这些中国士兵比他们还“武士道”，还悍不畏死！    
    这一场肉搏战是惨烈的。敌人在大无畏的中国勇士面前畏惧了，退缩了,丢下一大片死尸，转身逃命了。    
    就这样，我军采取这种战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我军伤亡也很大，一○九旅特务营营长就在一次肉搏战中阵亡，赵登禹旅长腿部也被弹片炸伤。官兵伤亡总数达1000余人。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我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却未能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制高点孟子岭。处境仍然十分被动。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3)

    日寇占领孟子岭制高点，抑制了我军攻势。如此对峙下去，对我军极为不利，必须迅速扭转这种不利战局。    
    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三人共同商议，决定对敌实施大规模夜袭。    
    张自忠、冯治安联名向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下达命令：“敌以大部兵力，连续冲击，赖我官兵誓死抵抗，终未得逞，我军为歼灭该敌计，应乘其疲惫夜袭之。”    
    为打好这次夜袭，部队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    
    会议由张自忠、冯治安共同主持。会议在三屯营的前线指挥所进行。墙上挂了一张喜峰口及其附近的区域地图。    
    冯治安宣布开会后便由张自忠讲话。    
    张自忠对与会军官道：“目前，形势对于我们十分严峻。侵犯我喜峰口一带的日寇，主要是日军服部兵次郎少将为旅团长的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和以铃木美通少将为旅团长的第八师团第四旅团，此外还有伪军一部，兵力约3万余人。他们分别由凌源、平泉、滦平向南推进，想从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马兰峪一带突破，攻进关内，直指平津，这一线不守，平津亦不可保。    
    “由于万福麟部失利，仓皇溃退，让敌人占领了喜峰口制高点，居高临下，使我军陷于被动，进攻不利。再加上敌人装备远远优于我军，所以两天战斗下来，虽然靠我全军将士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扼制住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保住了喜峰口的不失，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伤亡也是很大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增兵，长此对峙，于我们十分不利。在这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冯师长、赵旅长我们三人商议，认为经过两天激烈对峙，敌军也疲惫不堪，我们要扬长避短，趁敌人疲惫之际，对其发动突然的大规模夜袭，必给敌人以重创。我和冯师长已联名给赵旅长下达了夜袭的命令。这次夜袭，决定三十七、三十八师各出一个团，分两路夜袭敌后；三十八师二二六团杨干三营由铁门关就近夜袭董家口之敌；第一一○旅于12日拂晓向喜峰口正面之敌攻击，以策应我夜袭部队；三十八师一一二旅防守兴城镇及潘家口间滦河右岸及东西城峪之龙井关一带阵地，随时准备策应喜峰口方面的作战。夜袭行动的具体布置，请赵旅长作具体安排。”    
    赵登禹从坐位上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面道：“张、冯两位师长已下达命令，这次夜袭行动，定在今晚开始。根据我们对敌情的掌握，具体行动方案是：三十七师第二一七团及手枪第一、第二连和王昆山营，由王长海团长率领，于本晚11时从潘家口出发，沿滦河右岸至蓝旗地向东迂回袭击蔡家峪、白台子敌炮兵阵地。其中，王昆山营占领白台子后，破坏宽城大道，阻击援敌。”    
    王长海团长及王昆山营长起立领命。    
    “董团长。”    
    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起立应道：“有！”    
    “你率领第二二四团同我一道，于本夜11时20分在潘家口集结后，沿滦河左岸袭击北山土、三家子、横城子之敌。然后与第二一七团联络，冲击喜峰口之敌。”    
    董升堂道：“遵命。”    
    赵登禹要亲自率军出战，张自忠和冯治安不禁问道：“你要亲自去，你的伤……”    
    赵登禹笑道：“没事，只不过蹭破了点皮。”    
    夜，星月无光，寒风瑟瑟，白雪皑皑，万籁俱寂，这到是一个夜袭的好时光。    
    晚间，11时许，两路健儿2000余人，一路由赵登禹旅长、董升堂团长率领，一路由王长海团长率领分头出发了。    
    赵旅长裹着伤腿，和董升堂并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领路的向导都是这一带的樵夫和猎人，他们都是自愿前来的。部队跟着樵夫、猎人，走的是少有人走的羊肠小道。天这么黑，只有那白雪，才使人们辨识路径。没有人讲话，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无数双脚，踩在雪上，发出滋滋声响，打破了这夜空的寂静。又有谁知道，在这寂寂如死的后面，却隐伏着无穷的杀机呢！    
    先说赵登禹、董升堂率领的二二四团，顺着樵夫打柴的羊肠小道披荆斩棘、艰难地前进。他们爬过摩天岭，出了潘家口。潘家口与喜峰口之间有一狭长谷地，两侧壁坡倾斜较缓，分布着北山土、三家子、南北丈子和横城子几个小村庄，日军就在这些村庄宿营。    
    二二四团三个营在潘家口东端的河滩集中，然后按赵登禹的命令分头袭击敌人。    
    第一营向北山土、三家子之敌袭击；第二营袭击北丈子、横城子之敌；第三营为预备队，随第一营跟进。为了在黑夜间保持联系，分清敌我，每名战士均在左臂上扎一块白布。    
    午夜刚过，第一营抵达北山土，宿营在这里的是日军一支骑兵部队。    
    日军入侵中国以来，几乎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大都一触即溃，有的甚至闻风溃逃，这就使得这些侵略强盗更加骄横跋扈。他们也探听到，在喜峰口和他们对垒的二十九军，只不过是一支已被蒋介石打败的西北军残部，是支杂牌军队。因此更没有把二十九军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离喜峰口前线还有一段距离。    
    由于这种轻敌傲慢，所以日军对于中国军队毫无戒备，一个个高卧酣睡，好梦正浓。    
    一颗发动攻击的红色信号弹划亮了黑漆漆的夜空。二十九军二二四团的勇士们，一个个挥舞着大刀，像出山的猛虎，向酣睡的敌人猛扑上去。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4)

    日军从睡梦中惊起，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明晃晃、光闪闪的大刀已到了头上。这些惯于以杀人为乐事的强盗，也尝试到被人杀的滋味。他们有的刚叫出一声人头便被砍了下来；有的还在梦中，就成了刀下无头之鬼；有的惊醒了，赤着身子一丝不挂地从床上跳下来，四处逃命，但是在大刀队员四下堵击下，也没有能逃掉。    
    这一场如神兵天降的夜袭，敌人还没来得及抵抗就全部呜呼哀哉地去见阎王了。    
    第二营也比较顺利地歼灭了敌人。    
    只有第三营进到三家子时，被敌人哨兵发觉，鸣枪示警。赵登禹、董升堂急令各营向横城子、北丈子、三家子之敌包围袭击。    
    二二四团大刀队不愧是张自忠一手训练出来的精兵，个个剽悍勇猛，气势如虹。他们挥舞大刀，在敌群中往来冲杀，敌人一个个成了他们刀下之鬼。    
    这一仗歼敌无数，并击毁敌弹药车10余辆。酣战至12日晨8时，日军由宽城大道增援。二二四团因寡不敌众，与敌人鏖战至下午2时，方撤回长城内。    
    从缴获的敌人文件得知，被歼之敌，乃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第二十七、二十八团各一部及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团。    
    王长海团于12日晨5时抵蔡家峪炮兵阵地，当即冲入敌帐篷中，奋刀砍杀，很快将敌消灭，占领了蔡家峪阵地。    
    拂晓时分，担负掩护的日军步兵向我猛烈扫射。大刀队伤亡较大，副团长胡重鲁、营长王凤芝阵亡。    
    炮兵出身的苏东元营长急中生智，他操纵刚刚缴获的日军野战炮调转炮口向敌轰击，一发发炮弹落在敌群中开花，歼敌甚众。最终苏东元营长也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胸膛，壮烈牺牲了。    
    此时天已大亮，再战于我军不利。王团长下令将日军的野炮、汽车、弹药车破坏，焚毁。    
    在敌人的炮兵阵地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持续的爆炸声，熊熊大火冲天而起，浓烟滚滚。我军便利用大火阻住了敌人的追击，迅速撤回。此役我军毙敌800余人，杀伤无数，缴获大炮18门，机枪20余挺，摄影机一架及军用地图多种。大刀队战士也伤亡600余人。    
    占领白台子的王昆山营，因地冻无法挖断公路，就以沙袋阻断宽城通往喜峰口的公路交通，并在公路两侧设伏。宽城日军发现喜峰口方向火光冲天，立即出动增援，在白台子为沙袋所阻。王营乘机伏击，将日军支队长植田击毙，最终迟滞日军达数小时之久。    
    夜袭董家口之二二六团杨干三营，也全胜而归。杨营以迅猛的动作将董家口一个连的日军几乎全歼，缴获机枪两挺，手枪两支，自动步枪7支。    
    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的12倍观测镜。佟旅长派人将它送到师部后，张自忠大喜道：“这是指挥炮兵用的12倍观测镜，很有使用价值。我们花钱也买不到。”便令重奖李大兴。    
    担任正面攻击的一一○旅，在旅长王治邦的指挥下，于12日拂晓向喜峰口的日军发起攻击，但因山崖陡峭，日军火力猛烈，未能攻上去，但也牵制了敌军，使其无法增援遭我夜袭的日军，保证了我军夜袭的胜利。    
    铁门关方面，三十八师二二六团阵地在12日晨，遭到日军猛烈攻击，李九思团长指挥官兵英勇抗击，打退了进犯的敌人。    
    由于我军夜袭，使日寇损失惨重，伤亡巨大，于13日连续对我军阵地发起了疯狂的猛烈攻击、反扑，以图向我军阵地实施报复性的打击。其中对铁门关的攻击尤为激烈。骁勇善战的李九思团长率二二六团官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双方往复冲杀，异常惨烈。    
    关键时刻，张自忠命令二二六团以一部向敌人侧面发动攻击，形成两面夹攻，敌人不支，害怕被我军截断后路，腹背受敌而被歼灭，最终只好丢下一地的尸体，仓皇退去。    
    这次喜峰口出奇兵夜袭，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这是日寇侵略中国以来，首遭败绩。喜峰口大捷，顿时传遍全国，传向世界，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者并将最后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夜袭胜利后，张自忠命王治邦的一一○旅和佟泽光的一一三旅向当面之敌实施“拂晓攻击”，一举歼灭之。两部奉令向敌人发动攻击，已将喜峰口东北长城的一半占领，毙敌数百人。日军据长城一隅顽抗，并出动飞机向这里的敌人增援。日机对我军进行扫射、轰炸，造成我军大量伤亡，我军被迫退回原来阵地。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5)

    此战以后，鉴于一○九旅伤亡重大，张自忠、冯治安请示宋哲元军长，将赵登禹的一○九旅撤至后方休整。正面的防务交给王治邦的一一○旅接管。令佟泽光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和特务营进驻三岔口，在左右前方一带占领阵地。    
    因一一○旅伤亡也较大，不久张自忠又令二二六团承担了董家口以东的防务。    
    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前线，视察阵地，慰问官兵。他带来了全国民众送来的慰劳物品。    
    前线官兵，见师长亲自到前线阵地，欢声雷动。    
    张自忠对守卫在战壕里的官兵们道：“弟兄们，大家辛苦了！我代表宋军长、冯师长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出了我们中国军人的志气与勇气！打出了我们二十九军的志气与勇气！在这之前，日本小鬼子很是瞧不起我们中国军人，也瞧不起我们二十九军。据说和我们现在对峙的日本鬼子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和第八师团第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听说将在喜峰口迎击他们的是咱们二十九军时，曾轻蔑地对他们上司说，二十九军算什么，只不过是一支被打垮的西北军残部，是一支杂牌军罢了。别要说跟俺们皇军面对面的打，只要听俺们到了，就要吓得他们夹起尾巴向后跑了。弟兄们，我们夹起尾巴跑了吗！？”    
    官兵们齐声回答：“没有！”    
    “对，我们没有跑。我们让这两个日本鬼子瞧瞧，夹起尾巴跑的是他们，而不是咱们二十九军。我们二十九军，让日本小鬼子第一次尝到中国人的铁拳。”    
    张自忠接着说道：“前些日子里我对你们讲过，日本鬼子要让我们中国人变成四只脚的牛马，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要打得他们用四只脚逃命。日本鬼子在我国土地上恣意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前日的夜袭，也让这些日本鬼子尝尝被杀的滋味。保护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保护父老乡亲的安全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我们绝不让敌人在我们神圣的土地上横行。我们发誓，要用我们的血肉，来保卫我们的长城！保卫我们的每一寸国土。古人有诗：‘不叫胡马度阴山’。我们二十九军也发誓：不叫日寇度长城！为了这，我们誓死要和敌人血战到底！”    
    官兵们群情激昂，一齐高呼：    
    “用我们的血肉，保卫我们的长城！”    
    “不叫日寇度长城！”    
    “誓死与敌人血战到底！”    
    吼声如雷，在长城上空震响，也震撼着与二十九军对峙的日本侵略军的心灵。    
    张自忠认真观察了阵地，针对发现的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前进，一面俟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时间长了，士气就会低落。    
    二、防地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或出击。    
    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不错，但有的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炮火轰击。应在半山腰选择一些隐蔽点，再作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角棚，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    
    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扫射。可用各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于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    
    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伤亡。    
    张自忠的这些指示，确实起到了减少伤亡的效果。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与日军6天的鏖战，挫伤了日军的锐气，使日军气馁、疲惫,使他们难逾雷池一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不敢在这里硬撞，便转向罗文峪，企图在那寻求突破口。    
    喜峰口血战获胜，宋哲元军长激励士气，于15日亲笔写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条手谕，传令全军，使全军士气大振。    
    罗文峪地处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凹入处，倘被敌人占领，则喜峰口、古北口侧后都将受到攻击，我军势必腹背受敌。    
    侦悉敌将大举进攻罗文峪，守卫在该地的刘汝明暂编第二师便迅速部署，严阵以待。    
    由于暂编第二师只有一个旅三个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16日决定将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刘景山部和三十八师二二八团祁光远部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    
    行前，张自忠召集二二八团少数军官训话，对他们说：“日寇在长城地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未能前进一步。现在又集中兵力向我军阵地猛扑，并派两个联队向我军左翼迂回，敌人的便衣部队已窜入遵化北20里的罗文峪地区。你团要迅速出发，抢占罗文峪长城之线阻击日寇西犯。到达罗文峪后，首先集中兵力，将敌便衣队消灭。要不惜一切牺牲，消灭该地区所有敌人。”    
    16日，由承德南下的敌人经半壁山向罗文峪前进，同时喜峰口方面日军2000余人也向罗文峪方向移动。    
    刘汝明根据敌情作了部署：一、祁光远部担任右至千家峪经罗文峪，沿长城至大毛山之线防御；二、暂编第二师第一团李曾至部之刘福祥营右接祁团左至山楂峪左端之高山炮楼；三、二一九团刘景山部置于下营援助祁团；四，李曾志率其第三营及机枪、迫击炮各连援助刘福祥营。    
    17日上午，日军出动5000余人，分两路向罗文峪、山楂峪同时发动猛烈攻击。炮声、枪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硝烟滚滚，火光冲天。祁光远团和刘福祥营死守阵地，浴血奋战，阵地屡失屡得，反复冲杀，异常惨烈。经刘景山、李曾志率预备部队增援，战线方告稳定。当天夜晚，祁光远团第三营王合春营长率大刀队由左翼绕至水泉峪附近，向敌背后偷袭。我正面守军同时发动攻势，激战一昼夜，与敌肉搏20多次，击毙日军吉田少佐以下数百人，生擒日军官三名。但王合春营长不幸陷入敌机枪阵地，前胸中弹，壮烈牺牲。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6)

    敌人受到打击，恼羞成怒，于18日凌晨，又调集3000多人再次发动进攻。刘汝明师长亲到手枪队督战，终于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捉日军上尉一名。中午日军又向我山楂峪两侧阵地进犯，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仍未能前进一步。    
    当时，我军又按喜峰口胜敌之策，对日寇进行了大规模的夜袭。由李金田旅长和祁光远团长各带一团，从沙宝峪出发，分头向敌左右两侧发动袭击。敌人仍然是未有防备，被我军突入，奋力搏击冲杀，激战通宵。日军尸横遍野，堆积如山。在我军冲击下，已形不支。    
    刘师长见敌军阵地动摇，军心已乱，便下令全线反攻，对敌人前后夹击，敌人全线崩溃。三岔口、快活林、左山子、水泉峪、马道沟一带敌人全被击溃，残敌狼狈逃窜。二十九军取得了罗文峪大捷。    
    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的捷报，十分高兴，特电召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到保定。蒋介石接见了他们，并盛情款待。    
    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就作了长期防守打算。    
    喜峰口战事一起，宋哲元就以一部分兵力，在民工的协助下，按计划在兴城镇、撒河桥沿滦河右岸至马蹄峪一线，赶筑一条绵密坚固的主阵地带。    
    4月3日，冷口吃紧，二十九军为防不测，便将主力部队配备于主阵地带内，并划分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区由兴城镇至车头峪，赵登禹为防区司令，辖一○九旅二二二团、二二一团第一、第二营及三十七师骑兵营；第二防区，左至尖山顶，黄维纲旅长为防区司令，辖一一二旅及一○九旅第二一八团；第三防区，左至马蹄峪，董升堂为防区司令，辖第二二四团；后黄花峪经寿店子至松树胡同为警戒防区，佟泽光旅长为防区司令，辖一一三旅第二二三团、二一五团、二二一团第三营及三十八师骑兵连。    
    4月11日，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日军突破冷口商震第三十三军防线，攻入长城以内，进一步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境地。    
    12日一早，日军由二道坡子出动步兵3000余人，向黄维纲旅松树胡同阵地猛烈进攻。我军奋起抵抗。双方激战数小时，反复进行肉搏战，日军攻势凶狠。张自忠闻报，急令李九思率部增援，才使局面稳定下来。    
    此次战斗，二十九军阵亡营长杜国邦以下500余人，其中军官十余人。    
    南京军委会闻讯，致电宋哲元、张自忠：“贵军在孩儿岭滦阳城附近与敌作殊死战，致伤亡甚众，至为悼念。除杜营长一员，交部汇案议恤外，尚希鼓励所部，期收最后胜利为要。”    
    由于冷口、迁安失守，日军迅速深入长城以内，二十九军固守喜峰口、罗文峪一线，既不可能，也无必要。4月13日，二十九军奉军委会令忍痛放弃喜峰口、罗文峪一线阵地，向西南方且战且退。    
    长城抗战终告失败。    
    5月31日，屈辱的《塘沽协定》签字，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这实际上为日军提供了进一步侵略华北的特别许可证，平津及华北5省，完全置于虎口之下。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但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敌却是中国军队的骄傲。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长城抗战中仅有的两次胜仗，都是二十九军打的。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振奋，使中国民众热血沸腾。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成为人民众口传颂的英雄。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奋斗牺牲的结果。为了抗击日寇，保卫祖国，二十九军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其中张自忠部伤亡2000余人。全军伤亡王宝良、王合春、杜国邦、王凤芝、苏东元五位营长和二一七团副团长胡重鲁。    
    旅长佟泽光、黄维纲，团长董升堂、李九思、祁光远等战绩显赫，二十九军威名远扬。诗人醉丐吟哦《颂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七绝一首，诗云：    
    军称模范久驰名， 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1)

    长城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另一支抗日武装又在察哈尔举起了抗战的旗帜，那就是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原来日寇在侵占东三省以后，又继续南犯，攻占山海关，向关内扩张。隐居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坐不住了。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先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后移居泰山，1931年又移居张家口。他虽说错误地参与中原大战这样的军阀战争而招致西北军的失败。但他却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爱国的军人。他的西北军历来就以爱国为教育宗旨。在国家存亡之际，他岂能坐视而不问！？    
    这时从南方来了一个位客人，前来拜访他。这位客人曾是他的部下，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一度任用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如刘志坚、浦化人、董健吾、邓小平等。后来他虽参与了蒋介石的清党活动，但他却没有杀一名共产党员，而是把他们礼送出境。    
    这个昔日的部下来见他，劝他出山，组织部队抗日，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威望与影响，尤其是在西北军中的威望，相信登高一呼，自有千百人群起响应。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会发动所在地的群众支持他。    
    冯玉祥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决定出山，组织一支抗日军队。他便在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省会，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抗战不在张家口）打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号召民众，号召旧部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侵略者，保家卫国。    
    其时二十九军在长城抗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给一切爱国的民众和军人以极大鼓舞，于是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人极为踊跃，许多西北军的旧部，也纷纷来归，在察哈尔形成一支不可低估的军事力量。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消极抵抗态度，由于晋军商震部的失利，冷口、迁安失守，由于卖国屈辱的《塘沽协定》的签定，长城抗战终告失败，二十九军不得不从喜峰口、罗文峪一带撤退。    
    二十九军撤离长城后，并没有开赴察哈尔，仍然退回晋东驻防。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驻阳泉、平定一带整训。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本来是想以此稳住日本帝国主义，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南方的共产党武装，尽快地消灭共产党。    
    但是，日本侵略军却不听蒋介石的“安抚”，它本来就是贪婪成性的，《塘沽协定》远远满足不了它的胃口，所以《塘沽协定》墨迹未干，日伪军就出兵进犯察东。国民党其他军队根本不作抵抗，日伪军连陷宝昌、康保等地，张家口岌岌可危。    
    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令同盟军分路出击，未及旬月，便连克康保、宝昌，并且收复沽源、多伦。捷报传来，举国振奋。    
    但这一爱国抗日之举，却又招致蒋介石的忌恨和其他方面的猜忌。    
    首先，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没有得到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批准而擅自建立，属非法的武装，必须取缔，是属于“安内”之列，加之这支武装又是冯玉祥出面领导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曾在中原大战中作过生死一决，虽然冯玉祥失败了，但蒋介石感觉到冯玉祥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一旦他手里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远比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可怕得多，对自己的威胁极大，绝不能容许他掌握军队。    
    再说抗日同盟军直接和日军对抗，必然会激怒日军，引起日军全面大规模的进攻，那《塘沽协定》的一番用心岂不全部白费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会被打乱，所以绝不能允许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存在下去。因此，蒋介石一面派人赴张家口以共商国事为由，敦促冯玉祥到南京来；另一方面令何应钦调集庞炳勋等部，准备以武力将冯玉祥驱逐出察哈尔。    
    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事，也引起他的老部下宋哲元的不快和猜忌。    
    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在张自忠的大力拥戴下，宋哲元出面收拾残局，改编、组建了第二十九军。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二十九军终于不但渡过难关，而且站稳了脚跟，壮大了起来。    
    宋哲元在张学良的举荐下，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这也算二十九军有了自己的地盘。冯玉祥这么做，实在有点“鸠占鹊巢”。    
    由于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对日作战大捷，他宋哲元和张自忠、冯治安还在保定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勉。宋与蒋的关系变得密切了许多。现在老长官冯玉祥乘他不在张家口之机，在他的辖区治下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这使他实在不好对付。因为这支军队未得蒋介石的批准，是非法武装，按理应予取缔；可是说取缔，不仅冯玉祥是自己的老长官，无法下手，而且现在察哈尔的军政大权，在实际上已掌握在冯玉祥手里，自己却好像成了一个“流亡”省主席。说不管，可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怎么交待！    
    宋哲元不反对抗日，但现在这种势态却使他两面作难。他对冯玉祥之举（主要侵犯了他在察省的权力、地位）持有异议，但又不便公开反对，所以在二十九军长城撤军后，他也没到张家口,而是避居北平，静观事态的发展。到时蒋介石如提出质询，他以在北平治病为由，可以搪塞。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2)

    1933年6月，何应钦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立即召集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等人开会。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奉命来到。    
    本来何应钦还通知了宋哲元与会，宋哲元已深知此会是为了对付冯玉祥，所以称病为由推辞不来赴会。    
    会议正式开始，何应钦主持会议。    
    何应钦道：“今天把诸位请来开这个会，是奉军委会蒋委员长指示召开的。《塘沽协定》后，我方与日军从总的方面来讲，相对稳定，能够和平相处。但是，近日冯焕章先生，受赤匪分子之鼓惑，趁察哈尔省主席宋明轩先生因病在北平治疗，察省无人主持军政大计之机，在察省组织赤匪武装，以其在原西北军中之声望为号召，起而为乱，向日军一再挑起争端，以图破坏目下的平稳局面，引发中日两国大规模的、全面的武力对抗，好坐收渔利。这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大相径庭。况这些打着冯焕章先生旗号之非法武装，实则乃是赤匪分子窜来察省作乱。因此军委会下令必须予以剿灭，以保持察哈尔省社会秩序之安宁；以维护中日两军边界之平静与中日邦交之和平。所以中央军委会命令委庞炳勋为‘察哈尔省剿匪总指挥’，命令庞炳勋部、傅作义部、冯钦哉部立即着手准备进剿察省赤匪，待命进剿，不得有误。”    
    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三人起立领命。    
    何应钦宣布会议结束后，让傅作义、冯钦哉回去立即部署准备，却叫庞炳勋留下。    
    傅、冯二人告辞何应钦，一同往外走去。    
    冯钦哉问傅作义：“傅兄回去作何打算呢？”    
    傅作义道：“冯焕章是共产党么？”    
    “冯焕章如果是共产党，那中山先生和委员长更是了啊。”    
    傅作义道：“既然冯焕章不是共产党，何应钦要我们‘剿赤匪’，‘赤匪’在哪？没有目标，岂非师出无名！”    
    冯钦哉笑道：“对呀。”    
    傅作义道：“焕章抗日无罪，你我师出无名，岂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作此自残手足之事！我傅作义不管别人如何，硬搞是不行，悠着点总可以吧。”    
    冯钦哉道：“兄弟与傅兄有同感，我们不能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两人握手告别，各自登车而去。    
    这里何应钦对留下的庞炳勋道：“你对这次察哈尔剿匪行动可有信心？”    
    “有！我当全力以赴，保证不负委员长和何长官的期望。”    
    何应钦道：“冯玉祥可是你的老长官啊！”    
    庞炳勋毫不犹豫地道：“那是过去的事了。再说，大义灭亲嘛。只要有谁做出对不住党国的事，不管他是庞某的什么人，庞某都要大义灭亲。”    
    何应钦赞许道：“好！希望你这次对剿灭察哈尔的赤匪一定要全力以赴。事成之日，我当向委员长举荐，察哈尔省主席，当非你莫属。”    
    庞炳勋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故作不解道：“察哈尔省主席不是宋明轩吗？”    
    何应钦道：“不错，现在察哈尔省主席是宋哲元，但是难道不能换吗。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原来不是张学良吗，为啥一下又成何应钦了呢！这次宋哲元对待冯玉祥在他的地盘上胡闹的纵容不管态度，太令委员长和我失望。你只要干好了，这省主席还怕当不成么！”    
    庞炳勋道：“多谢何长官栽培，属下一定全力以赴，不负重望。”    
    何应钦：“好的，你回去好好准备，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众多民众热烈的响应，一些旧部、爱国将领都纷纷率部来归，如吉鸿昌、佟麟阁、方振武等。而且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连打胜仗，全国振奋。    
    这支部队，因是在察哈尔省组织起来的，省主席宋哲元是他的旧部，昔日的爱将，要在这里把抗日武装斗争开展下去，首先应得到宋哲元的支持。为此，冯玉祥几次派人去北平会见宋哲元，都被宋哲元以因病治疗谢客而婉拒不见。    
    虽然对冯玉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事宋哲元没有公开反对，但他婉拒不见也是一种消极的、不予合作的态度。    
    冯玉祥考虑到自己这支抗日军队，虽然深得民心，但装备上、给养上都还不足，且是孤军作战，必须联合军队共同行动。当然，他首先考虑的联合共同行动的对象便是二十九军。因为二十九军不仅是原西北军的老班底，同他冯玉祥渊源颇深，而且二十九军是一支坚决抗日的军队，喜峰口、罗文峪大捷，名震全国。民众抗日同盟军特别需要二十九军的共同行动。于是他便派葛云龙到北平。    
    行前冯玉祥给葛云龙交待：“你这次到北平，要秘密进行活动，首先不要让何应钦等国民党的官员知道。因为蒋介石十分反感、极力反对我组织的这支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我们这支抗日队伍没经过他批准，是非法的。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对你，对你在北平进行的活动都会极大的不利。另外，你也要避开宋明轩，千万别让他知道你要去找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宋明轩对我在他的治下组织这支军队是反对的，但因碍于我们过去的关系不好公然反对，所以采取去北平治病为由，避不见我。我曾几次派人找他联系，都被他拒之于门外，所以他对我们的事业是消极的。如果他知道你去找张自忠他们，二十九军现在是他的根基，他会以为我要夺他的根基，一定会全力阻挠。所以要避开他，悄悄进行。不管与张自忠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都请他们不要告知宋明轩，以免造成他们之间的误解与不和。    
    葛云龙道：“知道了，我会一切小心从事的。”    
    二十九军的部队驻扎在山西，但有时几位师长也在北平小住。因为他们的家属大都安顿在北平。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3)

    葛云龙来到北平，首先来找张自忠。    
    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张自忠率领部队开赴河南参战，夫人和孩子们全家便迁往北平，先住在司法部街，后来则住在兵马司胡同。长子廉珍于1931年春节前夕结婚。当时张自忠在山西忙于部队改编，没有回家参加儿子的婚礼，婚礼由张自明主持。次年长孙庆宜出生，张自忠做了爷爷。    
    1933年张自忠一家由兵马司胡同迁到李阁老胡同，住进了一个自购的大四合院。    
    这天张自忠正在家中练习书法，听说有人来访，出来一看，却原来是葛云龙。    
    葛云龙道：“荩忱兄，久违了。兄弟特来拜望你，不知是否欢迎？”    
    张自忠道：“葛兄说笑话了。许久不见的故人来访，哪有不欢迎之礼呢。”    
    两人在客厅坐下以后，张自忠道：“你怎么会找到我家里来了？”    
    葛云龙笑道：“喜峰口、罗文峪一役，你成了咱们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大大有名的名人之家，还不好问吗，所以兄弟就靠一张嘴巴两条腿，找上门来了。”    
    张自忠道：“你现在在哪里高就，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    
    葛云龙低声对张自忠道：“不瞒荩忱兄，兄弟现跟随冯先生。这次来找你，正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来求助于你。”    
    “啊！你跟随冯先生，那是好事呀。冯先生现在还好吗？”    
    “冯先生本人倒好，只是现在碰到一些困难，想来找老兄帮忙。”    
    “冯先生为国为民，重新出山，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令自忠感到十分钦佩。”    
    “兄弟正是奉冯先生之命来看望你和其他老兄弟们。冯先生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以救国救民；二十九军坚决抗日，也是为了救国，所以冯先生希望荩忱兄和二十九军的老弟兄们，能够尽可能给冯先生以支持，大家联合共同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    
    “我个人对冯先生的爱国行动，是完全理解并支持的。至于二十九军的态度，冯先生和葛先生也是清楚的。不过要二十九军与民众抗日同盟军联合行动，还得和大伙商量。”    
    “冯先生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可能宋明轩有不同看法，所以冯先生几次派人去见他，都遭到拒不见面。因此要商议此事，恐怕还是暂时不要让明轩知道为宜，以免横生枝节。”    
    “明轩自有他的苦衷和难处，但抗日是不会有问题的。此事暂时不让他知道以免使他为难倒是可以的，但此事至少不能不让治安、汝明知道。”    
    “那能不能把他们两位请来一谈呢？”    
    “他们二位恰好也在北平家中。我马上便让人去请他们二位。”    
    张自忠便让家人去请冯治安和刘汝明。    
    冯、刘二人果然来了。和葛云龙见面，大家互致问候后便言归正传。    
    葛云龙道：“兄弟是奉冯先生之命，专程从张家口到北平来拜访三位。我请荩忱兄把两位请来他家中一聚，是受冯先生之托，想和三位商量一下。冯先生为了抗日大业，再度出山，在抗日前哨的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这事大家都知道的。当然，这支军队因为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批准，所以他们是不承认的。但冯先生组织这支军队的惟一宗旨就是抗日。他认为要在抗日中取得更大更好的胜利，必须联合有志抗日的军队共同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二十九军和冯先生有很深厚的渊源，大家都是老弟兄了，于公于私冯先生都希望民众抗日同盟军与二十九军合作，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特命兄弟来向三位通融。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张自忠道：“刚才你们二位没有来之前，葛兄已简单给我谈了。我个人的态度是，冯先生出山抗日，令我十分钦佩，于公于私我个人十分理解，也完全支持。至于要同我们二十九军联合共同行动，还得我们大家共同商议决定。”    
    冯治安道：“冯先生是我们敬佩的老长官，这次出山抗日，我也理解，也表示支持，只要力所能及，一定全力以赴。”    
    刘汝明道：“我的态度和二位一样，只要是抗日的事，我都支持。何况是冯先生，更是该全力支持的了。”    
    张自忠道：“那和我们二十九军联合共同行动的事……？”    
    冯治安和刘汝明齐声道：“这没问题，如果有必要，我们愿听冯先生的指挥。”    
    葛云龙感动地说：“我代表冯先生谢谢三位了。”    
    三人齐道：“嗨！都是老弟兄了，况且都是为了国家，还讲这些客套话干吗。”    
    葛云龙道：“不过这些事还请三位暂时不要去告诉宋明轩为宜。因为他对冯先生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事，有其难言之隐，所以一直持有异议而采取消极态度。当然，宋明轩在抗日态度上还是坚决的。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告诉他也不为迟。”    
    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也表示同意暂时向宋哲元保密。      
    其实就在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的当天，驻扎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诸将领曾联合发表了通电，响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也在其中，公开表示了对冯玉祥的支持。    
    且说这位一心想当省主席的庞炳勋，得到了何应钦的私下允诺，哪里还管你冯玉祥是不是“匪”，是不是老长官啰。在官位、权力、金钱面前，他两眼一抹，不认人。他开会回来，便召集部下营以上军官，进行传达、动员、布置，要大家作好“剿匪”准备。谁知在这个传达会上，便遭到了部下的反对。谁会有如此胆大，竟敢反对起他庞炳勋来了呢！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4)

    他在军官会上刚一说完，当下便有一个人站起来道：“我对军长刚才说的一切有不同看法。”    
    庞炳勋一看，却原来是旅长陈春荣。    
    庞炳勋瞪着陈春荣道：“你有什么不同看法？说！”    
    陈春荣可不管庞炳勋拿眼瞪他，嘴里说道：“第一，冯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军长也在他领导下干过多年，总不能因为冯先生在中原大战走了几天麦城，便对他落井下石，这未免有些不仗义吧！”    
    庞炳勋鼻子里哼了一声。    
    陈春荣可没管他的，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再说，我认为冯先生可不是什么‘匪’，冯先生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日寇侵占了我们东三省，又侵占了热河省。我们是中国军人，军人的职责是什么？就是要保家卫国。像二十九军那样，在喜峰口、罗文峪痛击倭贼，像冯先生在察哈尔那样打击侵略者。冯先生正在做着我们中国军人想要做的事，我们作为中国军人，支持都犹恐不及呢，怎么还要反过来打他！？冯先生抗击日寇会是‘匪’吗？我们是中国军人，不去打侵占我们国土的日寇，却去打抗击日寇侵略者的民众抗日同盟军！我们这么做是在保家卫国呢？还是在帮助日寇侵略军！？我们这么做，不怕全国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卖国贼吗！？”    
    庞炳勋听得怒火难耐，肺都要气炸了，冲上去便“叭！叭！”扇了陈春荣旅长两个耳光：“他奶奶的！你陈春荣要造反了！？你敢违抗南京军委会的命令！蒋委员长的命令！老子枪毙了你！”    
    陈春荣捂着脸说：“你敢打我！”他说完拂袖而起，一脚踢开椅子，扬长而去。    
    庞炳勋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老子枪毙了你！”伸手去掏枪，却被其他的军官拉住了。    
    陈春荣可没理他，竟自走了。    
    四十军的这一场“剿匪”部署会，就这样草草地无结果收场。    
    会议刚散不久，庞炳勋便得到报告，陈春荣拉起部队，投奔二十九军去了。    
    庞炳勋气得几乎当场晕了过去。    
    庞炳勋要率兵攻打冯玉祥和他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消息由此传开了来。    
    这个消息传到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耳中，大家都很气愤，便派人向庞炳勋提出警告。庞炳勋听到警告后，便亲自到北平来找张自忠等人，一方面他是想从张自忠等人嘴里探听个虚实；另一方面，因为陈春荣旅投奔了二十九军，就这事也要同张自忠他们理论一番，讨回个公道哩。    
    庞炳勋到了北平，径直来到李阁老胡同找张自忠。    
    他来得正巧，恰好冯治安也在张自忠家中。    
    张自忠与冯治安得报庞炳勋专程前来拜访他，两人相视一笑。    
    “这个人亲自前来试探虚实来了。”冯治安道。    
    张自忠道：“还有陈春荣旅的事。”    
    庞炳勋见到张、冯二人，打着哈哈道：“久违了，久违了，许久不见，冯兄也在呀，我还说拜访了荩忱再专门前去拜访你呢。”    
    冯治安道：“啊！传闻说庞军长又要高升了哇！怎么还有空闲时间到荩忱兄这儿来闲逛哇？我们可都是些没出息的穷哥们，恐怕高攀不上哪。”    
    “冯兄真会说笑话，甚么高升不高升，纯属谣传。我也不是出来闲逛的，却是专程前来拜访二位的了。”    
    “哦！如此说来，庞军长找我们两个，是有事而来啰！有什么指示，请说吧。”张自忠说。    
    庞炳勋道：“我来见二位，一方面固然是有事向二位请教，可另一方面也是多时不见，想见见面，叙叙旧嘛。”    
    冯治安道：“承蒙抬爱，实不敢当。那好，那咱们就先谈正事再叙旧吧。军长大人来找我们，有何事见教，我们洗耳恭听。”    
    庞炳勋道：“二位别急嘛，我远来是客，总得让我坐下喘口气，喝口水，润润嗓子嘛。”    
    原来自从庞炳勋进屋，张自忠既没请他坐下，连水都没有给他倒一杯。    
    张自忠笑道：“这倒是自忠失礼了。”当下才叫用人给庞炳勋送上一杯茶来。    
    庞炳勋喝了两口茶，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我来拜访二位，确实有两件事要向二位讨教。第一件事，前些日子，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召集我们开会，会上委任兄弟为察哈尔省剿匪总指挥，要兄弟率部前往察哈尔省剿匪。这事干不干得？我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冯治安道：“所谓察哈尔省的‘匪’，是指的什么？庞军长率部要去察哈尔剿的‘匪’，是些什么人？”    
    庞炳勋道：“这个‘匪’，当然是指的现在察哈尔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了，因为这支队伍是共匪所组成，南京军委会没有批准，是非法的，当然应该取缔。”    
    张自忠道：“这么说来，何应钦是要你去对付民众抗日同盟军，也就是对付冯先生啰。”    
    庞炳勋道：“也算是吧。”    
    张自忠道：“什么也算是，根本就是嘛。庞老兄，这件事我们老实告诉你，如果你们四十军要抗日，打日本鬼子，我们可以帮助；如果要打冯先生，我们可要警告你，到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冯治安道：“庞大军长，荩忱这个态度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也是宋明轩、刘汝明和我，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也是二十九军的态度。你要对冯先生下手，到时可别怪二十九军对不起庞军长，对不起四十军哪。”    
    庞炳勋尴尬地笑道：“这事我不是正来向你们讨教，听听你们的意见嘛。庞某还没有动呢，怎么就惹火二位了。”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5)

    张自忠道：“庞军长你最好千万别动，否则张自忠正憋了一肚子气没法出哩。”    
    庞炳勋讪笑道：“那是，那是。我会慎重考虑这事的。我们都是老袍泽了，总以不伤和气为上。”    
    其实庞炳勋心里十分明白，张自忠此话还另有所指，就是对当年他庞炳勋恩将仇报，在中原大战中倒戈反冯，对张自忠进行偷袭，使张自忠几乎遭受不测之事尚存芥蒂。    
    冯治安道：“庞军长知道更好。你不是说还有一件事么？”    
    庞炳勋道：“是还有一件事，就是我部陈春荣旅长率部叛离四十军，投奔了你们二十九军的事……”    
    “哦——陈春荣旅长率部来投奔我们二十九军，确有其事。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离开你庞军长，离开四十军呢？”冯治安故作不解地问道。    
    庞炳勋道：“因为我从何应钦那里开会回去，便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传达，陈春荣当场就顶撞我，也是我一时气愤，便扇了他两个耳光，他就为这把队伍给拉走了，投奔你们来了。”    
    冯治安道：“啊！陈旅长难道就是为了你打了他两耳光赌气拉起队伍走的吗？”    
    “其他我庞炳勋又没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庞炳勋用装傻来掩盖他和陈春荣的分歧。    
    张自忠道：“你庞军长不是傻瓜，你当然明白陈旅长和你分手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仅仅因为你抽了他两个嘴巴子把他打走的。我们也懂得你向我们提出这件事的目的。我们不可能勒令陈旅长率部重回你们四十军。我们更不能给陈旅长和他带过来的弟兄们任何处分。我们可以向陈旅长转达你希望他率部重返四十军的意愿。但他愿不愿意再回你们四十军，那得由陈旅长和他们旅的弟兄们自己决定。他们回四十军，我们不阻拦；他们要留在二十九军，我们欢迎。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庞炳勋道：“荩忱说的甚是，甚是。只要他们回来，一切都好商量。”    
    冯治安道：“我们保证把你的意见转达到。”    
    庞炳勋一无所获地走了。但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他知道了二十九军对讨伐冯玉祥的态度。他了解张自忠的为人是说到做到。他也知道二十九军的厉害，他的四十军可惹不起二十九军，何况又白白损失了陈春荣一个旅。    
    庞炳勋想做省主席的美梦尚未实现，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为一时笑谈。    
    他也只好学傅作义、冯钦哉，暂时按兵不动，以观形势的发展。    
    冯玉祥于1931年10月9日，从泰山来到了张家口居住。当宋哲元率主力离察后，冯玉祥鉴于日寇的节节侵食中国国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积极筹备组织抗日队伍。1933年4月，他将汾阳西北军军校3000余人调来张家口，编为一个师；5月26日，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7日上午7时，张家口戒严。冯玉祥派兵占领省政府，撤销许墉的代理省主席及民政厅长职务，逮捕警察局长张九卿，将警察全部缴械，查抄国民党党部、张家口驿马补充站（情治单位），派佟麟阁为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公安局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大旗，得到民众及西北军旧部的支持和拥护。队伍迅速扩充壮大，计有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海章，初辖两个师一个旅，第一师师长彭国晴，第二师师长支应遴，独立旅旅长刘克义，后第二十四师（富春）、第二十五师（马冠）也由第一军节制。还有吉鸿昌为军长的第二军（第五师宣侠父为中共党员）、阮玄武第五军（两个师）、张凌云第六军（两个师）、李忠义第十六军（三个师）、黄守中第十八军（五个师）、邓文第五路军（三个师两个旅）、刘桂堂第六路军，孙良诚骑兵挺进军、张砺生察哈尔自卫军（三个师两个支队）、方振武抗日救国军、蒙古军等等，声势很是浩大。并且在收复康保、宝昌，收复沽源、多伦等战役中，民众抗日同盟军给了日寇又一次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    
    但是，冯玉祥此举，为蒋介石所不容。最后蒋介石还是派出多路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了围剿。而日寇在遭受打击后，也把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作为主要目标。    
    在日寇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攻下，加之外无实力增援，内有败政困难，抗日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给这支抗日队伍保存一点元气，被迫卸职，邀宋哲元回察哈尔，将民众抗日同盟军交给宋哲元改编。自己则于8月中旬赴泰山隐居。    
    宋哲元于1933年8月底返回察哈尔后，即按照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对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改编。张自忠随之赴察协助工作。    
    抗日同盟军中，除吉鸿昌、方振武、刘桂堂三部拒绝改编外，余众加上汤玉麟残部共计3万多人。宋哲元采取分别对待、保留骨干的政策，对原属西北军的佟麟阁、张允荣、阮玄武等部，尽量多编多留，对其他部队则大部遣散。    
    到1934年初，改编基本完成。原西北军部队保留了12个团，汤玉麟残部保留了一个团，这样既使西北军旧部有了归属，又增强了二十九军的力量，全军总兵力增至4万多人。另外，汤玉麟残部的三十几门大炮，也为二十九军所得，各师首次建立了炮兵营。至此，二十九军的实力，在华北各部队居最强。    
    由于长城抗战战功显赫，南京政府核准二十九军增编一个师，由功勋卓著的赵登禹任师长，番号为第一三二师。    
    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改番号为一四三师，刘仍任师长。    
    在这次整编中，三十八师增编第一一四旅，董升堂升任旅长，全师增至三旅九团另一个特务团，兵力达1．3万人。    
    二十九军由晋东移驻察哈尔省，三十七师驻张家口；三十八师驻宣化，兼顾独石口、沽源一带；第一三二师驻张北；第一四三师驻怀来、涿鹿、蔚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为笼络二十九军将领，蒋介石同意二十九军派员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7月，包括冯治安、刘汝明在内的二十九军营以上军官四五十人，由张自忠率领，前往庐山受训。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6)

    张自忠自从第二次投军以后，到1934年，只回乡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12月，那是因为张自忠的母亲于是年2月去世，张自忠请假回乡为母亲“成主”。那次回家，他觉得侄女廉瑜聪明、直爽，便把她带在身边。    
    第二次是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局势比较平静。年底张自忠决定回乡一趟，一为参加侄儿廉瀛的婚礼，二为祭扫父母陵墓。    
    这次张自忠返乡，可说是衣锦荣归，他是三十八师师长，又是全国闻名的长城抗战的英雄。他带着全家七八口人，乘坐两辆轿车，并有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大卡车随行。一路之上，他受到沿途官府、驻军的热烈招待。    
    车过山东武城，这里是滦州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烈士的故乡。张自忠特地下车，看望了王金铭的家人。他一直很敬仰这位和冯玉祥一起战斗过的革命前辈。早在1928年，张自忠就奉冯玉祥之命，将当年出卖王金铭的叛徒张建功父子活埋，为烈士报了仇。    
    他们从武城上车，向西南行50公里，就回到了家乡临清，从三里阁跨过运河到达唐园。此时已近傍晚，张自忠离村老远，便下了车，步行进村。    
    小廉瑜却兴奋得很，大声嚷嚷：“按喇叭，按喇叭！”    
    张自忠对于侄儿的结婚，认为应该新事新办，不要送帖，更不要送礼，所以廉瀛这次结婚，二十九军知道的人很少。    
    自明想请自忠为儿子主持婚礼，自忠却坚决要请大哥为侄儿主婚。自修与自忠、自明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家族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越是这样，自忠觉得越应该尊重他。    
    在家乡的几天里，张自忠先后登门看望了已经分居的自修、自清和自严几位兄长，并送给他们一些衣料和带回的土特产。    
    对于乡亲们，张自忠不管男女老幼，都十分亲切和蔼。乡亲们都从未坐过轿车，张自忠让司机把两部车都开了出来，让乡亲们轮流坐上，在村里溜达一圈，尝尝“新”。    
    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得知张自忠回乡探亲，特来拜望。张自忠留他吃饭，并让他坐上座。徐谦辞不坐。张自忠说：“我回家是私事，是老百姓，是你县太爷的属民，你不用客气。”    
    徐子尚以后对人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将军。”    
    张自忠这次回家，也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做了不少与救济有关的事。为救济穷苦百姓，他给县粥场捐了1000元；给唐园及邻村的穷乡亲们留下2000元，供年景不好时接济之用。他听说县里的武训高等小学经费不足，维持困难，便捐了500元；又给临清私立回民育才小学捐赠几百元。    
    此外，他还检阅了县民团，鼓励他们练好本领，保卫乡土。民团指挥赵仁泉曾是他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张自忠鼓励他，要用在学兵团学到的东西，把民团训练成一支能够战斗的精兵，好保卫家乡父老的安全。他在离乡返回防地时，唐园及邻村的乡亲们都自发地聚集在村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他送行。他们的车已开出老远，他回头从车后窗望去，看见乡亲们还站在村口，向他们这远去的车队挥手。乡亲们的爱戴使他久久激动不已。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后，他率部撤到通县。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的一个表侄名叫吴应瑗，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参与学校的进步学生运动，被特务抓了起来，准备押送到南京处理。    
    张自忠得到这个消息，便亲自给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吴应瑗是他的表侄，并不是什么“赤匪”，只不过由于年轻人热情，思想活跃，也许有些过激之举，但绝不是共党分子，希望能够从宽释放。何应钦自然要卖张自忠一个人情，于是便下令将吴予以释放。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期间，发生了对张自忠来说非常不幸的事，那便是他的次子廉静的病逝。廉静于1933年冬患伤寒，找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张自忠赴庐山训练后，张自明见侄儿久病不愈，便将他接回山东老家，希望家乡清新的空气能让侄儿康复。张自忠在庐山得知儿子病重，让自明赶紧把廉静送协和医院治疗。但此时为时已晚，廉静已被送去山东临清老家。在唐园，由于医疗条件差，廉静病情越来越重，不久夭殁，是时年尚不足18岁。    
    廉静的死，使全家人十分悲痛，夫人李敏慧更是痛不欲生。    
    张自忠十分喜欢廉静。他认为长子廉珍，忠厚老成，但是却干不出大事业。在他眼里，廉静长得英俊威武，一表人才，性格倔强，坚毅勇敢，为人处事很像自己，将来定有出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却谁知竟然早逝。    
    张自忠在庐山就已知道儿子的死讯，从庐山回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陷在失去爱子的沉痛之中。    
    1934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后，高级将领纷纷在北平购置房产。张自忠也在椅子胡同买得一处房产，旧主是北洋时期曾任总统侍卫长的徐邦杰。    
    新房院落很大，房屋有百多间，还有花园亭台，占地十几亩，但因徐家已经败落，房屋年久失修，所以大都要重新修缮。整个修缮工作由张自明操持，历时数月方完工。1935年初迁入新居，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张自明一家从临清迁来；儿子廉珍一家由郑州迁来，与张自忠夫妇一起生活。家中顿时热闹兴盛起来，还请了厨师、司机、锅炉工和看门人，以及每个小孩一个保姆，上上下下有四五十口人。    
    张自忠自费购了一辆旧的雪佛兰轿车。他在担任察哈尔省省主席及天津市市长期间，公家配有一辆绿色轿车。张自忠是公事用公车，而私事和家人外出，一律用自己的旧车。    
    夫人李敏慧没有念过书，却通情达理，待人宽厚，十分贤淑，对子女和侄女一视同仁。家中具体事务都由七弟张自明处理。即或遇有不当处，她也不计较。    
    张自忠因为军政事务很忙，对家中大小事务不大过问。他虽然比较严肃，但却很喜欢孩子。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1)

    张自忠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1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获得蒋介石颁赠的像片一帧和“军人魂”短剑一把。    
    张自忠北返后，仍率部驻宣化。    
    1934年11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视察了察哈尔，视察了二十九军。    
    蒋介石视察后不久，就发生了“察东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借《塘沽协定》打开了华北门户后，便把侵略魔掌从东北伸向华北。    
    察哈尔省地处华北西北部，与热河毗邻，是西取晋绥、南下平津的战略要地，因而成为日本侵略者攫取的目标。    
    1934年冬，张自忠、冯治安收到一份报告，这是三十七师刘自珍团长送来的。报告写道，他们团已将从热河窜来的匪徒全部围歼，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1000余发云云。    
    原来刘自珍报告的事件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热河丰宁县伪保安大队数十人，在日军的唆使下，携带武器，入侵察哈尔东独石口、乌泥河一带，大肆抢掠。二十九军得报，当即令驻扎于附近的三十七师刘自珍团对这股“匪徒”进行围剿，要求干净彻底消灭之。刘自珍团奉令执行，果然一举将这一伙窜犯作恶的“匪徒”聚歼于独石口。    
    张自忠看了报告后，对冯治安道：“打得好，刘自珍团这次打得好。把这伙匪徒干净彻底歼灭，对热河的日伪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严正警告。这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凡有敢来侵犯我察省地界者，不管他是日本人或是伪满的傀儡军队，我们都把它当成匪徒，一个不留地干净、彻底消灭。”    
    冯治安道：“从这次热河丰宁县窜来的日伪军匪徒情况看，日本侵略者又在试探，想发动下一轮侵略行动了。这目标第一个便是察哈尔省了。我们得未雨绸缪预作准备才行。”    
    张自忠道：“不错，俗话说‘一叶知秋’，丰宁这些伪保安大队人员数十人入侵我独石口、乌泥河，说明他们已有侵犯我察哈尔东部地区的迹象，我们应早一点作好准备，以便敌人来犯时予以还击。我想我们应加强察哈尔东部的防御力量。”    
    冯治安道：“你打算派谁去为宜？”    
    张自忠道：“黄维纲，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那我派人把他找来，进行布置。”    
    张自忠叫来护兵说：“你立即通知黄旅长，让他马上到师部来一趟。”    
    “是！”护兵退了下去。    
    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奉命来了。    
    他向张自忠、冯治安举手敬礼：“三十八师一一二旅黄维纲奉命来到，请二位师长训示。”    
    冯治安指指椅子：“坐下再说。”    
    黄维纲坐了下来，又问道：“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旅？”    
    张自忠道：“找你来确实有任务要交给你。”    
    黄维纲道：“请师长指示，一一二旅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张自忠道：“前些日子，热河丰宁县伪保安大队数十人，在日本侵略者的唆使下，入侵我独石口、乌泥河一带，到处抢劫掠夺，无恶不作。我们当即令刘自珍将其歼灭。刚才我们得刘自珍送来的战报，已将这股入侵匪徒全歼于独石口。”    
    黄维纲道：“这是件喜讯。不知与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有什么关系？”    
    张自忠道：“当然有关系。日本侵略者用这来向我们进行试探，表明了日军有西侵入我察东的迹象。从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实日伪军已大量往热河西集结。所以我和冯师长商议，为防止日寇及伪军侵犯我察东地区，我们决定令你立即率领一一二旅本部由怀来向龙关、赤城、龙门所推进，以防日军窥犯。”    
    黄维纲起立：“是！我回去立即率部北上。”    
    “你们到了那里，马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严加防备，如有入侵我察东地区之敌，坚决予以打击，将其歼灭或驱逐出去。”冯治安道。    
    “遵命。”黄维纲去了。    
    1935年1  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声称独石口至沽源皆属热河丰宁县境，要求二十九军迅速撤退。    
    此时宋哲元在北平开会。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奉命来见宋哲元。宋哲元接见了他。    
    宋哲元道：“武官阁下要求会见本主席，不知有何事见教？”    
    高桥坦一副傲慢态度，对宋哲元道：“本武官奉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旨意及关东军司令部之命令，前来郑重知会并警告阁下，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于本月18日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独石口至沽源一带，本属热河丰宁县境。贵国二十九军却强占了这一地区。此举违反了大日本帝国政府与贵国政府共同签订的《塘沽协定》。为此，敝国政府及关东军司令部特向阁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阁下立即命令贵部二十九军迅即撤出上述地区，并向我方赔礼道歉。同时严重警告阁下，若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全部由贵国政府和阁下承担。”    
    宋哲元道：“阁下代表贵国政府及关东军司令部所提上述各节，本主席将如实向敝国政府禀报，待敝国政府指示后再予回答。”    
    日伪军一面向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和警告，一面调动大批部队向独石口方向移动。双方前哨仅相距20里，察东形势紧张，战事一触即发。    
    日军这么做，是想从外交上逼迫中国政府做出更大的让步，从军事上造成既成事实，双管齐下，以获取最大的侵略利益。    
    日军无理寻衅，其目的是要挑起事端，制造扩大侵略的借口。    
    面对日军的挑衅，国民政府深恐事态扩大，一方面将事件限制为地方事件，一面令二十九军做出让步。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2)

    宋哲元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从内心讲，他是主张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二十九军取得长城抗战的喜峰口、罗文峪之捷，是和他的主张抗日分不开的。可是现在南京政府命他向日本侵略军让步，要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地方事件，也就是说，不能让它发展、扩大为全国、全面性的事件，导致中日全面开战。这个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而这种妥协、让步，对他，对二十九军来说，都是痛苦的。他为了消弭事态，同意让步。    
    他想先把日方稳住以后，再做二十九军的工作，把二十九军往后撤。但是，他没有想到，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以及他的软弱态度，不仅没有稳住日寇的侵略野心，相反却使他们更加嚣张。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怕他们，宋哲元怕他们。他们已不以争得独石、沽源地区为满足，他们要争得更多的地盘。所以他们根本不再理睬宋哲元的照会答复，不等二十九军撤军，便继续调兵遣将，准备以武力谋求更大的利益。    
    张自忠等二十九军将领，获知日军大量集结于这一地区蠢蠢欲动，便也积极准备，要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在这之前，张自忠已令黄维纲率一一二旅进驻赤城，旅指挥所设在龙关，做好了应战准备。    
    得知日寇进攻在即的情报后，张自忠由宣化亲临前线督战。    
    张自忠在战前向一一二旅官兵作了动员。他说：“弟兄们，根据我方侦察情报，日本侵略军在沿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带大量集结。看这个样子，他们日内就要向我军发动进攻了。我视察了咱们旅的阵地，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前次我们在长城喜峰口，由于日军抢先占领了孟子岭制高点，使我们陷于被动。现在在这里，我们掌握了主动。我们的阵地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我们这次，一定要让敌人尝尝我们二十九军的厉害！让他们晓得，中国军人是不好惹的，中国的土地是不好占的，中国的粮食是不好吃的！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咱中华民族，为了在我们身后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兄弟们，我命令你们，坚守阵地，对于任何敢来侵犯的敌人，要狠狠地打！绝不手软，绝不留情，坚决消灭敌人！”    
    士兵们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一个士兵对张自忠道：“师长放心，我们这次一定要让敌人知道咱二十九军的厉害。”    
    1月22日晚，日军以步、骑、炮兵1000余人、伪军二三千人，坦克十余辆，在飞机的掩护下，悍然向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带进犯。察东战事正式爆发。    
    枪声响了起来，炮声响了起来。密集不断的枪炮声，有如大年三十夜的鞭炮。枪口闪亮的火花划过夜空，在夜空中闪烁；炮弹腾起的火柱，还有敌人打出的照明弹，照得黑夜如昼。但这些看似美丽的光，却是死亡的光，令人恐怖的光！    
    敌人满山遍野地向我军阵地冲了过来，密密麻麻的，像蝗虫一般。    
    亲临前线指挥的黄维纲旅长发出命令：“打！”    
    我军阵地的大炮、机枪、步枪……所有的轻重武器，突然地一齐向敌开火了。炮弹落在敌群中开花，炸得敌人肢体漫天飞舞；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吞噬着敌人的躯体…… 敌人一个个在二十九军战士的射击下倒下了。复仇的子弹，让敌人的血偿还着他们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    
    二十九军凭岭固守，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多次竖云梯攻城，均被我军击败，城下敌军尸积如山。    
    激战三昼夜，二十九军一一二旅防守的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线阵地，坚如磐石，岿然不动。日军死伤七八百人。    
    消息传开，又一次令国人振奋。    
    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得知，特地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对他们的抗日忠忱表示赞扬和慰勉。    
    敌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遭到惨重伤亡后失败。但他们仍不甘心，1月24日、25日，日寇派出数架飞机连续轰炸独石口、东棚子等地，并在沽源方面增兵1000余名。    
    27日、28日，日军公然进占东棚子、乔家园子、义合城，并向南北石柱子、喜峰岩一带增兵。    
    这一切表明，日军即将再次向这一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张自忠正准备从后面调来援兵，以对付敌人新的军事入侵时，突然得到侦察人员报告，敌人不知何故撤走了大部分兵力。    
    张自忠、黄维纲感到纳闷，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会这么轻易放弃么！？肯定不会的。可为什么会突然撤走源源集结于此的大部分兵力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是他们在这里碰了硬钉子，知道这块地盘不好“吃”，改而想从其他地方下手？要不然就是别的什么地方发生了变故。    
    这个谜团，很快被解开。原来是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和苏（联）蒙（古）军发生了“贝加尔事件”的冲突，日寇害怕腹背受敌，所以缓和了察东地区紧张局势，对即将由他们发动的新一轮武力进攻来了个紧急刹车，以便先应付与苏蒙军队的冲突。    
    正当二十九军的全体官兵们为他们用自己血肉筑成的“长城”，又一次把侵略者阻挡在疆域之外而自豪时，突然一道命令，使张自忠和所有的二十九军全体官兵震惊了。    
    他们突然接到一个据说是南京军委会的命令，命令二十九军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3)

    二十九军得到南京军委会命令，要他们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1935年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沽源大滩，达成了《大滩口约》。    
    从口约的内容看，日军虽未达到完全占领察东的目的，但仍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权。    
    当时日寇为了应付“贝加尔事件”，采取了稍为缓冲一下的态度，却不料南京中国政府表现出如此软弱。这使他们觉得，只要稍为给南京中国政府在军事上施加一点压力，而不一定全部施加武力，便可以逼使其让步，从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利益。于是，它便以这种旁敲侧击的办法逐步推进。所以这一年夏天，日寇又接连挑起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根据《秦土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平、津撤出；二十九军驻扎张北以北的军队撤出察哈尔省，退入河北。    
    仗没有打，甚至打了胜仗，却得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双手拱送给日寇侵略者。张自忠想不明白，手下的将领们想不明白，二十九军的士兵们更想不明白。但身为军人，所受教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办法，只有按军令撤退。    
    二十九军南撤的一天，部队整装向南出发。许多百姓，携儿带女，驾着大车，推着小车，吆着毛驴，挑着担儿，也跟着队伍向南逃难。队伍走了，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就会来，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呀！    
    那些走不了的百姓，站在道旁，流着泪，前来送自己的军队。    
    看见队伍来了，他（她）们跪在道旁，流着泪哭喊着：“你们不能走哇！”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跪在张自忠面前，抱住他的腿哭道：“张师长，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张自忠也流泪了。他跪下来，扶起老大爷，然后爬到一个高台上，含着眼泪抱拳对跪着的父老乡亲们道：“乡亲们！大家请起来吧！老实说，我张自忠和手下弟兄们也不愿走，不想丢下这里的父老乡亲们走啊！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道，誓死保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令难违呀！我们不能不走。我们走后，你们大家暂时到山里去躲避一下吧。我们将来还要回来的。”    
    他跪下来，向乡亲们磕了一个头。    
    随同他出发的官兵们，见师长跪下磕头告别乡亲，也都哭了。他们全都跪下来，对着送别的父老乡亲们磕了一个头，齐声道：“我们发誓，我们一定要打回来！”这些钢铁汉子，在战场上流血流汗，可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啊！    
    张自忠咬咬牙，抹去眼泪站起身来，发出命令：“出发！”    
    部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南撤走了。张自忠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的心，像铅一般沉重。走出很远，他回头望去，那些送别的乡亲们，却像失了魂似地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队伍。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尚隐隐可闻。    
    张自忠此时的心，也在紧缩着，绞痛着。    
    不知是哪一位军官在前面起了一个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整个队伍齐声唱了起来。那歌声是那样的悲壮，抒发着二十九军官兵此时的悲壮心情。    
    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张自忠中将军衔。    
    其实1927年底张自忠任师长时，已是实授中将衔。鉴于各系军队编制军衔混乱，1935 年国民政府对全国陆军实行统一授衔并予确认。    
    6月，张自忠受命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负责维护察哈尔省治安。    
    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二十九军与日军发生摩擦，引起中日战争，便于1935年6月1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企图再次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    
    宋哲元一气之下，回到天津寓所养起“病”来，遗缺由秦德纯代理；察省军政事务则由张自忠代理。    
    蒋介石在成都曾几次电召宋哲元赴蓉一晤，宋哲元均推病不往，以表示心中的怨尤。    
    蒋介石无奈，只好派建设委员会委员魏道明及夫人郑毓秀以旅游为名，来察哈尔会见二十九军将领。    
    张自忠、冯治安在与魏、郑会晤时，坚决地表示了保卫华北的决心。    
    冯治安遥指长城说：“每念八千兄弟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    
    张自忠道：“很对。这就是我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的态度。此言可对天言。”    
    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电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上山，对秦德纯面授机宜。    
    蒋介石指示秦德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是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报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为要。”    
    秦德纯返回天津，即密报宋哲元，按蒋介石的密令勉力维持。    
    7月15日，张宗衡等人从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归来，到张家口向张自忠汇报。    
    张自忠问道：“你到南京听到过中央对抗日有什么主张吗？”    
    张宗衡道：“察东事件发生后，我们向学校当局要求返防抗日，未准。蒋介石、汪精卫参加军校扩大纪念周。汪讲话：‘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还说：‘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我们争取和平，就是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4)

    张自忠听罢很气愤地说：“不错，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要准备，可是敌人让你准备吗？我们可也不能老说准备啊！别人已动手狠狠揍你了，已经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你不还手，还对他说，别忙，我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再还手！？要是我自己事，早已和鬼子拼老命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两个卖国屈辱的协定达成，使日本帝国主义从冀察两省驱逐国民党和东北军势力的企图得以实现，获得成功，使华北局部出现真空化。紧接着日本侵略者着手策划华北地区“傀儡化”。    
    他们指使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发动武装暴乱，制造要求“自治”的“民意”气氛。又派人游说原北洋军领袖和华北各省首脑，如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策动他们出面倡导“自治”。    
    6月26日，以汉奸政客白坚武为首的汉奸、匪徒数百人，在日军的唆使下，在天津发动武装暴乱，并且悍然攻打北平。此事最终被平息下去，只是一场虚惊。    
    宋哲元便抓住这个时机，作出进军北平的决策。他派肖振瀛出面，向北平军委会代理主任鲍文樾建议，抽调二十九军一部开入北平加强防务。当即得到鲍的同意。    
    在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九军迅速控制了北平所有要地，造成了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    
    宋哲元的这一举措，完全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路着眼，从以后的事实发展情况来看，应该说也是为了避免平、津及华北落入汉奸手中。    
    在中央军、东北军都已被日军驱逐出华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好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样一来，二十九军不仅驻军冀察两省，而且控制平、津两市，再次化险为夷，实现了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也一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派。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日寇的侵华政策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第一个傀儡产物出笼。从此，冀东22县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日本这一步侵略目标是华北，自然不会以冀东22县为满足。为此，它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继续对宋哲元进行策动，旨在建立一个比殷汝耕政权更大的亲日机构。    
    宋哲元也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考虑，根据肖振瀛等人的建议，趁机利用日蒋矛盾，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蒋介石此时正全力向江西等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发动“围剿”，不愿在这个时候对日进行全面战争，以免腹背受敌。所以极力想通过华北这个缓冲地带，既满足了日本侵略野心，又可缓和稳定局势，保持中日的“和平”，全力剿共。    
    蒋介石根据实际情况，不得不同意利用宋哲元在华北缓冲一个时期。12月11日，国民政府经日方同意，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8日，政委会成立，辖区包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委员会委员共17人，主要由二十九军将领、东北军人士和亲日派三部分人员组成。二十九军方面，除宋哲元外，还有张自忠、石敬亭、秦德纯、肖振瀛任委员。    
    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设立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舆论界发出了“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出卖华北”的强烈呼声，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宋哲元勾结日本，降敌辱国，罪无可逭，建议政府严办。但后来事实发展证明，宋哲元与殷汝耕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地道的汉奸卖国贼，而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谋求二十九军的生存与发展，其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未变。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5)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给二十九军发展带来巨大转机。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等人从此掌握了冀察平津的军政大权，二十九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也成为保卫华北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对辖区人事作了安排，河北省主席由宋哲元兼任；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肖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并兼察省保安司令。    
    察哈尔省主要官员为：主席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民政厅长杨兆庚，财政厅长过之翰，教育厅长赵伯陶（1936年1月由柯昌泗接任），建设厅长张维藩（1936年1月由张砺声接任），保安处长李文田，警务处长张九卿。    
    张自忠出任省主席后，三十八师师部及特务团、一一二旅二二三团、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均由宣化移驻张家口市。    
    初任省主席，张自忠就如何执政问题，虚心地向曾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吕秀文求教。    
    “您看我今后该怎么做为宜？应注意什么，方能把这工作做好？因自忠过去未干过这工作，没有经验，特来向您请教。”    
    李秀文道：“我有三点建议，提供荩忱参酌：一、大事听命于宋委员长，有关邻省的小事，应该自行解决；二、中外重要事件，应该随时了解，并须深入一步；三、得暇应该了解一些历史和古代有名战争的战略。”    
    张自忠点点头道：“自忠一定牢记您的指点。”    
    吕秀文想了想又道：“李革痴（李泰棻字，当时北方有名的学者，曾追随冯玉祥办教育，著有《国民军史稿》等）现在没有什么事，坐在家中写书。他和晋绥各方面有些关系，而且久不任职，头脑比较清醒，看事还能向前一步。他是学历史的，可以口述，暇时请他谈谈，总有益处。”    
    张自忠果然接受了吕秀文的意见，当即偕吕秀文赴北平来拜访李泰棻。见面之后，张自忠态度严肃而又谦恭地请他出山，并当即聘请李为察哈尔省政府最高顾问。    
    李泰棻被张自忠的诚意所感动，欣然同意担任这个职务，随即从北平迁到张家口，充当张自忠幕僚。    
    此后，张自忠除赴北平外，每晚8时必到李泰棻处，向他请教，讨论历史和政治问题，有时一直到深夜。张自忠从中获益匪浅。    
    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特地去请马彦翀出来担任秘书长。    
    马彦翀开始极力推辞：“我虽从事政治生活多年，但并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负过实际责任，还是从侧面给你帮忙的好。这省政府秘书长还是别请他人担任为宜。”    
    张自忠道：“我深知先生的才干，这省府秘书长是非君莫属。我明天就要到察北各县视察防务，委任状已缮好带来了。请你明天就到职视事。”    
    马彦翀不好再推辞，只好说：“好吧。”他瞧了张自忠一眼，加上一句：“咱们可不要做汉奸！”    
    张自忠十分严肃地回答道：“这个尽管放心，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出一点汉奸的气味来！”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1)

    察北六县沦陷了。察北六县落入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囊中。作为察哈尔省军政最高长官的张自忠，没有什么时候感觉得比此时更为愤怒，更为窝囊的了。    
    自从热河失陷以后，察哈尔省便暴露在日寇关东军虎口之下，成为华北的最前线。《大滩口约》和《秦土协定》，使察哈尔省更进一步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之下，多伦、沽源、康保、宝昌、商都和张北这察北六县更为严峻。    
    张自忠就任察哈尔省主席以后，对察北六县的安危，十分关注，上任不久，即率旅长、团长及参谋人员，巡视察北六县。他还让参与这次视察的人，每人以书面提出“保卫和开发察北的意见”来。    
    《秦土协定》后，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察北六县，另由察省政府组织保安队驻防。    
    张自忠到任之前，日寇派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胁迫察省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私下签订了所谓《松张协定》，允许伪蒙古保安队进入察北六县。    
    张自忠上任以后，否定了《松张协定》的合法性，不准伪蒙保安队进入察北各县。    
    如此一来，关东军恼羞成怒，决定以武力夺取察北六县，遂发生了“第二次张北事件”。    
    12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重炮，掩护伪蒙军李守信、卓什海部，悍然向察北发动了攻击。    
    张自忠下令保安队抵抗，驻守宝昌的保安队李克昌部100余人抵挡不住伪蒙军攻势，9日宝昌失守。    
    驻守沽源之保安队樊伦山部200余人，顽强抵抗，与敌相持三昼夜，并将伪蒙军参谋长程允山击毙，但终因寡不敌众，12日沽源也告失陷。张自忠对作战不力的李克昌予以免职并军法处置，对力御强敌的樊伦山明令嘉奖。    
    12月中旬，察北六县，由于保安队兵力薄弱，寡不敌众，又无后援部队增援，全部失陷于敌手。    
    张自忠作为察哈尔省军政首脑，对于日伪军的武装侵略十分愤怒，欲发兵痛击敌人，收复被侵略者所占据的土地。    
    宋哲元考虑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刚刚成立，二十九军在华北立足未稳，不愿与日寇此时发生全面冲突，所以不同意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收复察北六县。    
    张自忠刚刚上任不久便碰上这等难题，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但作为军人，又不能违背军长宋哲元的指示，所以心中气愤得很。他连日来气愤积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一天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情绪十分暴躁。    
    这天，李泰棻前来看他，发觉张自忠的情绪不正常，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张自忠一向尊重李泰棻。作为最高顾问，他是张自忠在吕秀文的陪同下亲自上北平把他请出山的，算是张自忠的亦师亦友的客卿而非下属。张自忠心中窝着再大的火也不能对他发泄。所以当李问他情绪不佳是为何故时，他按捺住烦躁答道：“先生知道察北六县被日寇强占的事了吧？”    
    李泰棻道：“知道哇！”    
    张自忠道：“日本鬼子指使伪蒙军队，强占察北六县，这明明是日军对我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守土有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犯上。你说该怎么办？！大约只有自杀，才是出路！”    
    李泰棻听了冷笑了一声：“嗬！想不到你张荩忱今天居然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来。国家和冯先生培养你做了方面大员，位至将军，今天用你的时候，你就想到以死逃避，岂不成了可耻的懦夫！？”    
    张自忠面带赧颜道：“手握重兵却又眼睁睁看见强盗来强占你的土地，却又不能还击，心头窝火得很，说一句气话罢了。”停了一下又道：“现在情势如此，你说该怎么办？”    
    李泰棻道：“日本侵略东北，中国不加抵抗；侵略热河，中国还是不加抵抗。当然它会胃口越来越大，贪得无厌，还要侵占华北。冀东迫冀，察北逼察，已成半包围形势。无论宋哲元通过陈觉生、肖振瀛如何敷衍拖延，日本侵略吞并整个全中国的国策是不会变更的！宋明轩也受过冯先生多年的教育，无论汉奸如何包围，最后他绝不会投降日本。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日寇侵略者和二十九军不能解决的矛盾，迟早必要开战。如果你们采取主动，可以冯治安部收复冀东；你率军收复察北。宋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居中指挥，必能马到成功。同时，全国舆论一定支持你们，帮助你们，长城之役就是前例。当然，日寇绝不会甘休，必然出兵来打。这时，蒋介石也不敢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再不抗战。这样就会掀起一个全国全面抗战的局面。二十九军即便败于日军，只要节节抵抗，虽败犹荣。不过……”    
    李泰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看宋明轩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宋明轩也想延长‘委员长’的‘寿命’，不愿这样做。但是这只是宋明轩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如愿以偿。日本肯定会得陇望蜀，节节进逼，军事经济，双管齐下。最后终将被逼得无可退让，还得抵抗。只是不取主动出击，北平无险可守，势必南退保定，亦或西退张家口。总而言之，也能掀起全国抗日的浪潮。只是不如前一办法漂亮罢了。到那时，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日本鬼子，把郁闷多时的怒火，都喷射在日寇身上。军人马革裹尸，本属常事，为保卫国土而牺牲，又是千载难得的机会。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2)

    李泰棻望着眉头渐苏的张自忠，继续说道：“依我看来，全国的抗日战争，迟早都会打起来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侵犯了美英等其他世界强国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这些强国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受到美英经济、军事上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有一天无可退让之时，也还会起来抗日的。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光靠一个二十九军还不行，必须要靠全国万众一心，再加上国际上反侵略力量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想你要忍耐，要等待，要冷静。”    
    张自忠对李泰棻道：“谢谢先生对自忠的开导，令我茅塞顿开。”    
    李泰棻道：“示敌以弱，未必真弱；对敌虚与委蛇，在一定形势下也可能是一种对敌斗争和策略。刚柔相济，才能使自己更好地立于不败之地嘛。”    
    同李泰棻的一席话，使张自忠心里的阴霾顿扫，情绪也开朗多了。在目前的形势下，他暂时放弃了坚持以武力收复察北六县的打算。他要学会对敌斗争的新策略，虽然心里别扭、不舒服，但目前各方面的形势，要求他只能这么做。    
    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关系是任何一位中国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张自忠作为华北前线的军政长官，他不得不严肃而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投靠日本，做汉奸卖国贼；第二条，奋起抗战，绝不与日寇侵略者有一丝一毫妥协；第三条，走中间路线。第一条，投靠日本，做汉奸卖国贼，对他张自忠来说，绝对办不到。第二条，奋起抗战，他非常想这么做，但不是他张自忠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二十九军能决定的，目前形势也不行。因而暂时只能走中间路线对日本人虚与委蛇、周旋，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待全国抗战的到来。    
    这是他在此时形势、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惟一选择。但是他也十分清楚，依靠交涉、周旋而得到的和平局面，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长久，到头来总有混不下去的那一天，因为你消极退让，敌人只会步步紧逼，总会把你逼到悬崖边上，逼到你活不下去。所以中间路线最终还是没有出路的，不能一条道走到底。    
    张自忠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个方针，“消极应付，积极打算”。所谓消极应付，就是指对日伪方面，明里采取应酬、周旋，借以维持暂时的和平关系；积极打算则指暗中筹划，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虽然这种委曲求全并非张自忠所愿，但形势使他不得不如此。    
    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赴北平公干，路过张家口。张自忠闻得信息，便到车站去迎送傅作义。    
    傅作义乘坐的车到了，张自忠走进傅作义的车厢。两人见面，热烈地握手问好。    
    傅作义道：“兄弟赴北平去向宋委员长汇报绥远省情况，路过张垣，竟劳动荩忱兄大驾亲来车站迎送，实在令兄弟倍感荣宠，也愧不敢当哇。”    
    张自忠道：“傅兄赴平公干，路过张垣，自忠忝为地主，特来拜问求教，也是礼所当然之事嘛。”    
    傅作义道：“察绥两省互为毗邻，唇齿相依，同受日寇之威胁，尚需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共撑国门。”    
    “傅兄说的甚是。自忠及察省，愿为傅兄及绥省前驱，共同御敌。”    
    傅作义道：“目下察省情况如何？”    
    “唉！”张自忠叹了一口气，愤愤然道，“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困难了。前些日子，日本鬼子又支持伪蒙军队强占了我察北六县。”    
    傅作义说：“ 我也听说了。荩忱应该予以反击，把察北六县收复呀！”    
    张自忠满脸气愤难平地说：“自忠何尝不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把敌人撵出察北六县。可是，唉！不是我张自忠不想打！而是由于某种情况不准你打！”    
    傅作义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自忠便把当时的情形，毫不保留地对傅作义一一谈了，最后说道：“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至今令自忠犹气愤难平。这个账，我张自忠是记下了。我把此事，当成生平的奇耻大辱，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些日本鬼子，以加倍的代价偿还。”    
    傅作义点头道：“荩忱兄的心情，兄弟理解。让我们今后精诚合作，共御外侮。”    
    两人又简要地就两省今后的相互支援交换了意见后，握手道别。傅作义乘车去了北平。    
    这次谈话，傅作义对张自忠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2)

    日伪军以武力攻占察北六县，他们见中国军队并没有反击，反而闷声不吭，心中不禁大为得意。他们认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人全都是软骨头，只有挨打的命。    
    日本鬼子的胃口确实很大。占了热河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察哈尔。察北六县只不过是日本鬼子餐桌上的一碟“小菜”而已。    
    日寇得陇望蜀，紧接着的是占领张家口以北的大镜门一带。    
    日寇把目标瞄准大镜门是有它的如意算盘的。因为大镜门是长城的一个关口，是张家口的北大门，日寇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控制、要挟察哈尔省政府，从而进一步逼迫察哈尔省政府撤出张家口，达到他们吞并整个察哈尔省的目的。    
    这一天，张家口察哈尔省政府门前来了一辆小车。车子停下以后，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着西服、留着仁丹胡、推个大平头、戴着金丝眼镜、神态十分傲慢的矮胖日本人。他走上台阶，对门卫道：“我是大日本皇军驻东北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高级参谋田中隆吉。我要会见你们的张自忠省长。你们马上给我通报，说我要见他。”    
    出来接待这位日本高级参谋的不是张自忠，而是省府秘书长马彦翀。    
    马彦翀对田中隆吉道：“阁下要见张主席，十分抱歉，张主席去前线视察去了。阁下有什么事就对我说好了。”    
    田中隆吉牛眼往上一翻道：“对你说，你能解决问题吗？”    
    马彦翀鼻子里哼了一声：“那要看是什么问题。在马某省府秘书长职权范围的问题，马某有权决定。超越马某职权范围的问题，我可以向张主席汇报。如果超越张主席职权范围的事，还得报北平乃至南京。你还没有说是什么事呢，怎么知道马某有权无权解决。”    
    田中隆吉道：“那好！既然我这次见不到张自忠，你是省政府秘书长，对你说也可以。我奉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示，特来郑重知照贵方。根据《秦土协定》规定，贵我双方的边防界线，应该是以长城为界。因此，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贵方军队现驻扎在长城以北是违反该协定的。因此要求你方必须尽快将这些部队撤回长城以内，否则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方负全部责任。”    
    马彦翀淡然笑道：“贵方要求，我已知晓了。这其中是非曲直，暂且不去评说。我将把阁下所提要求，转禀张主席。我们将如何回应，请阁下静待回音好了。”    
    送走了这个日本高参，马彦翀要把这个事情向张自忠禀报，请他定夺。因为这显然是日寇又在玩“逼宫”的花招，又在蠢蠢欲动了。他们想把侵占的地盘往南推进到长城为界罢了。    
    日本鬼子这次，仍然是军事威胁与外交恫吓双管齐下。在派出田中隆吉进行交涉的同时，又积极调动兵马，集结军队于张北。他仍然想和往常一样，要用军事恫吓和外交逼迫两手，迫使张自忠屈服就范，乖乖地退到长城以内来。    
    一时间，风声骤紧，军民震惊。    
    如果一旦让日寇阴谋得逞，不仅察省省政府要时时受到日军威胁，将随时会发生肘腋之患，而且平绥铁路也会被截断，为日寇后一步攻占绥远铺设道路。    
    张自忠从前线归来。马彦翀向他汇报了日寇派人来提出照会，要我军退出长城以北地区的要求。    
    张自忠听后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这小日本鬼子也未免太蛮横无理了吧。他莫要以为中国人都是怕他的。别人怕他，我张自忠可不怕他。马秘书长，你去和日方交涉，强硬地驳回他们的无理要求。告诉他们：咱们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这里是中国的领土，照他们这样，是要我们无法立足。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张自忠的意见，不论鬼子兵也罢，狗子兵也罢，他只能驻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的军队。如果他们的军队硬要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责任应由他们承担。你告诉他们，硬是要打，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奉陪。这次可没有上回察北六县那么便宜。”    
    马彦翀道：“这个我可以找小日本那个田中隆吉交涉。但他们可能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才行。”    
    张自忠：“那是当然。”他叫护兵：“你去通知黄旅长和董旅长他们，让他们立即到我这里来一下。”    
    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和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得到通知后，很快赶来了。    
    两人见了张自忠和马彦翀后问道：“师长，有什么事找我们来？”    
    张自忠道：“昨天，小日本派了一个所谓高参田中隆吉，来见马秘书长，向我们提出无理要求，说是什么狗屁《秦土协定》规定日我双方以长城为线，要求我们部队从张北南撤，一律撤到长城以内。当然，这是他们的诡辩，那个鬼协定根本没有那么规定。”    
    黄维纲道：“这日本鬼子也未免太霸道了一点吧！他以为侵占了我们察北六县，我们不哼不哈的，我们怕了他，又想得寸进尺，一步紧一步来逼我们来了。”    
    董升堂道：“察北六县事件，大家心头都窝满了火，正没法发泄呢。他要来，那好，我们正好出出胸中这口恶气 。”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3)

    张自忠道：“敌人这次想以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逼我们退让。我们如果退让，那实质就意味着我们已不能守住长城一 线，我们在张家口也站不住脚，整个察哈尔也只有拱手让给小日本了。不过，这次小日本打错了算盘，他把主意打到我们三十八师头上来了。我们这次的态度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我们请马秘书长立即将我们的态度告诉小日本，叫他们趁早打消这非分之想。但是，我估计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因为已得到情报，他们正在向张北集结重兵。所以把你们两个找来。你们立即发兵，各调一个团，迅速占领距大镜门45公里的罕诺坝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如果日伪军敢于南侵，就在罕诺坝一带将其阻击、消灭。并作好后援部队的准备工作，以防备敌人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进攻。”    
    黄、董二人兴奋地说道：“好，我们马上回去布置，只要他小日本鬼子敢来，这次就叫他们一个不剩去见阎王。”    
    黄、董二人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这次我是下了决心，如果日本鬼子听招呼，罢了手，大家维持目前这不伤‘和气’的现状最好。他如果坚持要用武力，我张自忠这次也铁了心，好乘此机会把他们从察北六县撵出去。到时请你给我准备一份呈送宋明轩和南京军委会的报告，说明这次事端的挑起，其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日寇。”    
    马彦翀点头道：“好的，我先找鬼子交涉，报告回来就写。”    
    张自忠道：“态度尽管强硬一点，后面有咱老张替你撑着哩。”    
    马彦翀笑道：“放心，我和你张荩忱一样，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骨头是软的。”    
    张自忠笑道：“鬼子要耍横，大家都说横话。他要再提那个混账的《秦土协定》，你就跟他说，张自忠说了，那‘协定’不是我张自忠签的，我根本不认那个账，谁签的他找谁去。这察哈尔是张自忠在当主席，在这块地盘上，就得按张自忠的‘规矩’办。”    
    马彦翀笑着走了。他马上坐车到日军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办公处，下车后命护兵上前知照：“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先生，特地前来拜会贵机关长及关东军代表，有公事相商，请予通报。”    
    不一会从里面走出两个日本人来，一个瘦削的是日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大本，另一个矮胖子便是日本关东军代表田中隆吉，那位专程前来交涉的日军高参。    
    两人把马彦翀秘书长迎了进去。在客厅落座后，田中隆吉迫不及待地问道：“马先生此次前来，是否对我大日本关东军的照会作了研究，有了结果？”    
    马彦翀道：“不错，马某正是受张自忠主席之命，就贵方照会特地前来提出复照的。”    
    大本道：“你们张主席完全同意了我们提出来的条件了？”    
    马彦翀道：“不！张主席完全不同意贵方所提之一切条件。”    
    大本及田中一怔，同声问道：“什么？张自忠不同意！？”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马彦翀严肃而庄严地道：“对！张自忠主席不仅不同意贵方照会所提要求，而且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要求。我，作为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奉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之谕，代表张主席及察省政府、军民，特向贵方知照如下：第一，长城内外，均是中国之领土，中国军队有权在中国任何土地上驻扎。贵方关东军是客军，无权干涉中国军队驻扎于何地；第二，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照你们要求，直令我们无法立足。不管是贵军或蒙疆自治军，都只能驻扎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扎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因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辖地。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三十八师，是曾经在喜峰口、罗文峪、独石口、乌泥河、长梁防守的部队，想必贵军一定听说过。如果贵军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完全由贵方承担。”    
    大本道：“贵方这个照会，是否也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委员长和贵国蒋委员长的意思呢？”    
    马彦翀道：“贵方照会要我军撤退到张北这一段长城以内，让出张北以南地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治内的事务，也是一桩纯属地方性的小小事务。按照我国政府官员的职权，张主席作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身为察哈尔省最高军政长官，自然有权处理这类辖区治下的地方性事务，不需向北平禀报，更用不着向南京中央禀报了。”    
    田中隆吉道：“他张自忠难道就不怕大日本关东军的神威？！”    
    马彦翀道：“田中阁下，关东军也应知道二十九军，特别是张自忠将军指挥的三十八师的分量。张自忠将军还让在下带给贵方一句话，最好是大家保持当前这种和平的局面，不要彼此伤了感情。扯破了脸皮，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的。张将军之话请贵方三思而行。好了，在下已把我方态度阐释清楚了，也该回去向张主度复命去了。”    
    马彦翀起身告辞走了。    
    这里大本和田中面面相觑。    
    大本道：“想不到张自忠这次态度是如此之强硬。”    
    田中隆吉道：“是呀！我们的军队已经由张北往南开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确实令我们头痛，几次和他相碰，我们都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不小的亏。”    
    大本道：“我看这事只有赶快把张自忠的态度和二十九军已有准备的情况报告司令官，请他们早作决定。”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4)

    由于日方见我态度强硬，且预有准备，知道在二十九军，尤其是三十八师身上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决定日军停止南进，同意双方以罕诺坝为缓冲地带，并把这一态度通知了察省政府。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从此，在这一带，中日双方在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期内终能处于相持阶段，再无大的冲突事件发生。所以后来马彦翀回忆说：“假如当时张将军的态度，如稍有犹疑，恐怕民国二十四年冬（1935年），察哈尔即非我所有。最少限度，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省政府，总得搬家。”    
    本着“消极应付”这条策略，张自忠对于日伪方面派人来到察省，总要虚与委蛇一番，摆出言不由衷的“亲善姿态”。    
    当时在察哈尔省有一批以大山为首的日本浪人，专门在察省挑衅捣乱。张自忠采取“怀柔”手段，委任他们为省保安司令部咨议，每月发给80 —100元不等，以资安抚。伪军头目李守信、王英来察，张自忠也曲意应酬，使他们不要惹事生非。1936年1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来察会晤张自忠。张自忠也设宴款待，礼节周到，并合影留念，尽“欢”而散。    
    从积极准备出发，张自忠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做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二是继续抓部队建设，积蓄抗日实力；三是改进军事交通，作好抗战准备。    
    自从《塘沽协定》等卖国屈辱条约签订，许多人认为华北已实际沦陷。张自忠却抓住教师、学生等路经张家口去大同参观石窟以及借此为名来了解华北形势的人士很多的情况，对秘书长马彦翀和教育厅长柯昌泗布置：“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无可挽回的，还可以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千万不要人未亡我，而我们却先把我们的地方认为亡了。”    
    马、柯二人根据张自忠的布置，在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凡经过此地赴云冈参观的师生，都殷勤招待，详细介绍，并备车请他们游览市容。一批批师生看到三十八师官兵忠诚守卫着祖国北疆，很受鼓舞。    
    张自忠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整训方面，提高军队全体官兵素质，尽量补充装备。    
    1936年，三十八师新增编一个新兵旅，由李九思升任旅长。至此三十八师共辖四个旅，兵力达16 0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明显改善。全师有两个旅装备了进口的捷克式步枪，每连补充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二门，连长每人配德造手枪一把，每班有枪榴弹发射筒二枝。张自忠还送刘振三、张宗衡、李九思、赵喜鹏、李少涵等人去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培训，并成立教导大队培养、培训中下级军官。    
    张自忠预测中日大战将在平津首先爆发，他认为三十八师除担任察哈尔省防务，阻击张北方面日军外，还应抽调一部支援平津作战。但如平津失守，平津我部必沿津浦、平汉两线南撤。届时三十八师驻察省部队再经平绥线转平汉线，势必困难。    
    经研究，他决定修筑张家口到保定公路，万一南退，可由张家口直至保定。他令李九思查勘线路，负责修筑，并令省建设厅技术人员随军指导。但这条战备公路，因张自忠不久调任天津市长而停顿。    
    1936年6月，张自忠卸任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    
    天津市长原来是肖振瀛。关于肖振瀛的天津市长是如何去职的，说法不一，是免职，是辞职，也说法不一。    
    在肖振瀛尚未去职前，宋哲元曾一度想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张自忠，而察哈尔省主席由刘汝明继任。但天津市长肖振瀛去职，使宋哲元改变主意，决定让张自忠继任天津市市长。    
    也许宋哲元当时让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的考虑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及各国领事均驻于天津，主持天津政事的首要事务在于对外交涉，尤其是对日交涉问题。也即是说，天津市长还相当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部长。二十九军将领中，张自忠处事稳健，颇有政治头脑。宋哲元认为他适宜担任这一职务。    
    张自忠深知天津是个是非之地，对日交涉更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为此他找来察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征求他的意见。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得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这个职务我不想干 。你认为如何？”    
    马彦翀同意张自忠的看法：“主席说得对，一方面天津确实比察哈尔省的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日本驻屯军，还驻有各国领事，外交上不好对付；另一方面，天津有几国租界，商贸云集，又住有很多军人政客，还有很多地痞流氓，过去不断兴风作浪。老实说，你是军人，我也没有经验，这种局面，怕我们应付不了。”    
    张自忠想了一阵道：“等我们到北平，我再向宋委员长陈述，不去做这个天津市长。你可代我写几点理由，备我向宋委员长坚辞。”    
    “好吧。”马彦翀道。    
    张自忠道：“你准备一下，和我马上一道去北平。”    
    马彦翀道：“这么急？”    
    “宋委员长发了电报，要我们立即赶去。听说肖振瀛已经去职。他催得这么急大约便是为此事。”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5)

    张自忠和马彦翀到了北平，两人一起来见宋哲元。    
    宋哲元见二人到来，便对他们道：“你们来得正好。仙阁（肖振瀛的字）已请求辞去天津市长职务。我已批准他去职，并且给了他10万元，让他出国游历。现在天津市长一职，我决定任命荩忱你出任。”    
    张自忠道：“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却担当不下来，委员长还是委任其他人为宜。”    
    “为什么？”宋哲元问道。    
    张自忠道：“第一，天津比起察哈尔来，情况复杂得多，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过去根本没有从政的经验，怎么能应付得了这样复杂的局面？其次，你也知道我这个性格，宁折无弯，察东独石口事件、察北两次张北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不适宜做笑脸逢迎的事情，尤其是和日本人打交道。说得不客气的话，我见着那些日本鬼子，就从心里有气，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还要让我和他们笑脸相向，握手言欢！？我宁愿和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却不想同他们在宴会上相逢。叫我当这个天津市长，我恐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这些鬼子翻脸，把事情弄砸。所以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不适合，你还是另派别人吧。”    
    宋哲元道：“这事我反复考虑过多少次了。我们二十九军诸人中，我认为只有你荩忱干这个天津市长合适。我已经决定了，正式委任状已写好，并且已呈报南京核准去了。你不要再推三推四。至少你要给我当上半年，等到我物色到更合适人选后再换你。你现在给我考虑的是上任后怎么干的问题，而不是当不当这个天津市长的问题。”    
    张自忠道：“这？！……”他还想申辩，却被宋哲元打断了。    
    “别再这呀，那呀！这可是命令！”    
    宋哲元的话已说得这么斩钉截铁。作为一个军人，张自忠只好点头道：“好吧，那我就服从命令，暂时先干着再说。”    
    宋哲元道：“荩忱，我老实对你说，当初，我派肖振瀛担任天津市长，就是看重他的外交才干。仙阁在我们军最困难的时候，两度去南京见蒋委员长，使二十九军转危为安，在晋东对付阎老西的代表等情你都是晓得的。在他任天津市长期间，应付日本人，也做了一些事，但最后他‘糊弄’不下去了，搞得多田骏（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向我提出‘肖振瀛不能再在天津’的要求，所以我才让他辞职。仙阁卸任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给我开来了个19人的名单，要我任命齐瞎子（大汉奸齐燮元）为天津市长。荩忱，你想能让齐燮元当天津市长吗！？让他当天津市长，岂不是拱手把天津让给日本人！所以我坚决不同意齐燮元出任天津市长，也没有接受日方提出的19人名单。如果我们让天津市落入日本人手中，那样我们可真成了千古罪人。只要我们二十九军还能在这华北站得住脚，我们就要尽力保住平津。所以我斟酌再三，才决定让你出任天津市长一职。”    
    张自忠听了宋哲元的这一番话后道：“好吧，为了不让天津落到汉奸卖国贼手中，这个市长我干，我尽力去干好就是。”    
    宋哲元道：“目前我们二十九军在这块地盘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扎下了根基，可以完全和日本人对抗了。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从全国抗战的全局出发，目前我们能忍的还得忍一忍哪 。”    
    张自忠道：“我明白。”    
    从宋哲元官邸出来，张自忠对马彦翀道：“明轩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并声明以维持半年为期。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为天津不致落到汉奸卖国贼手里，也得去干。”    
    马彦翀道：“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张自忠道：“你可得继续帮我一把呀！”    
    马彦翀道：“荩忱既然下了决心要干，谁叫我已被你拖上了这条‘船’，只好‘同舟共济’了。我尽力就是。”    
    张自忠大喜道：“谢谢，谢谢！”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镇，当时面积89平方公里多，人口197万，据北宁、津浦铁路之交点，水陆交通发达，直接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六个公安区，四个特别区（即原德、奥、俄、比租界）。天津在当时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北方的汇聚地。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时，有39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法、英、日、意等国还拥有租界与驻军。    
    天津作为北平的门户和海路，又是连接华北腹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将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所以才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要想控制这个要地。    
    1901年，日本通过《辛丑条约》攫取了从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张园。    
    为了准备侵略战争，1936年6月，也就是张自忠赴任前夕，“中国驻屯军”进行了扩编，兵力由1 700余人猛增至5 700余人，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变为永久驻防制。扩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任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下辖一个步兵旅团及若干特种部队，分驻于平、津、通县、丰台、滦州、塘沽、唐山、昌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其中步兵旅团第二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都驻天津。海光寺建有大型日军兵营。    
    大批日军荷枪实弹地开进平津地区，再加上蜂起于华北各地的日军特务机关，其实力已对二十九军和华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随着日军兵力的增强，“中国驻屯军”态度越来越蛮横强硬、肆无忌惮，公然提出在南苑“租地”建房储存汽油。在北平的日本宪兵开始直接搜捕中国人；天津海河上不断发现被日军屠杀的中国民工浮尸；日本国内报纸出现了“警告宋哲元”的大字标题。    
    这一切表明，日本开始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华北局势因日军增兵出现新的危机。    
    张自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就任天津市长的。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1)

    6月18日，张自忠正式就任天津市长。就职典礼在市府大礼堂举行。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等各界100余人出席典礼。就职仪式结束后，张自忠对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概述了施政方针：    
    “鄙人初到市府，将与新闻界诸君把晤，甚为愉快。天津乃华北重要商埠，肖市长因病辞职，市长一职不可一日无人负责。冀察政务委员会因关切地方治安，命自忠暂代斯职。自忠身为军人，只知服从命令，虽明知才轻任重，也只好勉力为其难。今后施政方针，很想在福国利民原则下，铲除一切陋习，树立廉洁风范，不说一句假话，不存一点私心，务必达到政治修明的境地。对地方绝负责保持安宁，对人民绝努力图谋福利。所谓繁荣市面，整顿市容等，亦必尽力去做。关于外交，天津华洋杂处，自忠决站在本职务的立场上，一本委员长睦邻旨意，希望以互惠平行之精神，作共存共荣之努力。所有用人标准，凡能于职务，忠于职务的，绝不轻动一人，反之，才不称职或职不尽责，似乎爱莫能助。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过自忠久历戎行，不谙政治，尚希各界贤达，随时赐教。”    
    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了对张自忠的任命，同时也核准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    
    肖振瀛给张自忠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市财政亏欠50万元，市府官员纪律涣散，社会治安也很混乱。张自忠首先裁并、整顿了市府。裁并整顿后市府主要负责人为：    
    市长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公安局长程希贤（后为李文田）；财政局长舒双全（后为傅正舜、李桐文）；教育局长凌勉之；工务局长王学智；社会局长李在中；电报局长王若僖；电话局长张子奇；保安司令佟泽光（后为刘家鸾）。    
    张自忠上任以后，整顿吏治，裁并机构；节省开支；改革用人制度；改革办公制度；严格办公纪律，提高工作效率；严肃政纪，提倡廉政。通过这些措施，政府机关面貌一新，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成了一个工作效率高、廉洁而有纪律的机构。    
    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以后，本着少讲话多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施政纲领，短短三个月，便卓有成效。这在他1936年10月的纪念双十节讲话（刊天津《大公报》）中可以得到明证。    
    天津是北方的工商业中心，治理财政与工商业，是历任在津市长面临的要务。张自忠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作了很大努力。张自忠就任仅两个月，市财政赤字就从每月30万元，减少到11万元，到了1936年底，就达到收支平衡。    
    他整顿商会和各业公会，组织新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将奸商、无耻买办一概剔除，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部矛盾。新商会与市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协调管理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自忠在天津执政一年中，为整顿工商业、振兴天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收到相当的效果。根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1936年7 —12月，天津新开商号1 146家，较上半年增加253家，歇业389家，比上半年减少388家；1937年1—7月，新增加商号1 610家，比1936年下半年又增加464家。对美输出在天津输出中居首位，1936年天津向美国出口商品总值2 424万美元（合国币8 794万元），比上年增加545万美元；1937年1—6月，累计达1 821万美元，又比1936年下半年增长40％多。商品出入口总值，1936年7—12月，天津出口总值国币1．2亿元，比上半年增加3 715万元，进口约300万元，较上年减少298万元。1937年1—3月，每月出口总值1 086万元，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    
    这些都是天津市经济有所发展的明证。这和张自忠的一系列措施分不开。    
    张自忠对于教育、科学、文化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和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可以从当时天津《大公报》刊发的报道得到证实。    
    在各种市政设施方面，张自忠做了很多工作，如扩大救济规模，制定《救济事业组织大纲》，成立天津市救济院等；扩大市立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兴建市政工程数十项。他还做了如颁行《学徒契约》；设立职业介绍所；设立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等造福利民的好事。    
    对于走私、缉毒，张自忠在天津任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支持缉私，他命令三十八师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使天津缉私工作大有起色。天津四郊，查获私货甚多。《大公报》称：“走私者几无立足之地。”私货报税者激增。可见缉私的力度和成效。    
    在缉毒方面，他发表禁毒公告，组织禁毒宣传队，命警察挨户发宣传品，令市立医院收容戒毒者予以治疗。他还令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打击贩毒分子，收缴毒品。    
    1936年12月28日，天津市政府公开焚毒，将收缴的1万多两毒品，在新车站铁道外广场当众焚毁。    
    到1937年元旦前，天津市共查获烟毒案计691起，各医院收容吸毒者500人。市政府内吸毒或有鸦片嗜好者78人全部肃清。    
    1937年4月15日，将捕获的吸毒犯王杏林依法处决，30日，又将逾期不戒的吸毒犯赵德胜枪毙。    
    在“六三”销烟纪念日，又将收缴的毒品两万多两、毒具8 600多具，当众销毁。这可算天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禁烟壮举，大快人心。    
    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张自忠的主持下，制订并颁布了加强治安的《闾邻组织暂行办法》，下令增设外事警察，专门处理租界外侨纠纷，使租界社会治安得到改善。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1936年市公安局共办案734起，其中盗窃案386起，匪徒案143起，抓获匪徒245名，缴获枪支32枝，子弹1 200发。1937年在张自忠的领导下，市警局进一步加强治安整顿，主要措施包括：试办模范警区；设置报警亭和分区盘查所；增设火灾瞭望台，增购救火车；严格管理乐户、娼妓；扩充拘留所；恢复设立天津东站外国人入境护照查验所等。这些措施使天津的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    
    张自忠在天津市长任上，可以说是政绩甚卓，但荆棘也甚多。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2)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在地盘、兵源和财力等方面均获得有利条件，编制迅速扩充至五个师，即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第一四三师和骑兵第九师，另有若干独立旅。全军正规军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    
    其中，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辖五个旅，即第一一二旅、第一一三旅、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另直辖特务团和教导大队，每旅辖两个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11个团，兵力达两万余人。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调整师（即甲种师）编制表，每师定员10 923人，可见三十八师实力相当于两个甲种师。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及其周围10公里内只许列强驻兵，而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及应付突然事变，张自忠特地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原有3 000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不仅配齐了全部武器，还增拨轻机枪102挺，手枪800多把，装甲车二辆，机械摩托车10辆，使保安队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张自忠还将三十八师特务团调入天津改编为保安队，用以拱卫市政府。    
    三十八师的5个旅被分别配置在天津和北平市外围。第一一二旅黄维纲旅主力驻小站，一部驻大沽、葛沽、咸水沽；刘振三第一一三旅驻廊坊；董升堂第一一四旅驻韩家墅；李致远独立第二十六旅驻马厂；阮玄武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北平黄寺。    
    上述各部与天津市内保安队形成犄角之势，基本控制了天津及其对外交通要道。    
    针对日军在天津驻扎重兵的情况，张自忠曾密嘱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说：“我们的官兵多来自农村，对市内街巷道路地形不熟悉，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必然陷于被动。你叫班长以上的士官，换穿便衣，每天分班轮流进城熟悉地形道路，特别要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交通分布情况。你旅的官兵，除现穿的陆军军服外，每人还要准备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各一套，并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队的军装，特别地区穿上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送进城里，应付市内的事变。”    
    张自忠认识到，中日之间，迟早必有一战，所以他仍然花大力气抓部队的建设，即部队训练与改进装备，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36年，二十九军派员到南京进行交涉，国民政府拨给二十九军2 000枝汉阳造步枪，八门步兵炮和400万发步枪子弹，南京政府还决定每月给二十九军补助军费80万元，军械不足部分二十九军自筹资金从国外购买。    
    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就从国外购捷克式步枪一万枝，自来得手枪400把，高射炮12门，子弹数百万发。    
    同时，宋哲元、张自忠还利用辖区内的大沽造船厂制造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并在天津制造了大量子弹。    
    这样一来，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与长城抗战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火力水平已不次于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了。以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为例，列兵每人捷克式步枪一枝，刺刀一把，手榴弹四枚，排长多用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把自来得手枪，每班配掷弹筒二门，枪榴弹发射筒二枝，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多挺，较之当时中央军甲种师的274挺多出一倍多。战斗力由于武器装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    
    这一时期，张自忠对三十八师军官的培训也抓得很紧，除了保送部分将领到南京受训外，还通过自办教导队和二十九军军训团培训军官。    
    二十九军军训团成立后，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联名邀请隐居在北平的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出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主持二十九军军训工作。长于军事教育的原西北军将领张寿龄赴西安任职，路经北平，张自忠闻讯，邀他赴津一晤，劝说他留平为二十九军办军事教育。张寿龄接受了邀请，留平担任了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    
    在佟、张二人主持下，军训团办得十分出色，为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由于正规军队平时不准入驻市区，因而保安队便成了市内保证社会治安、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武装力量。    
    张自忠告诫保安队官兵说：“保安队员有保护天津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不准任何人侵犯扰乱天津市治安。全体官兵应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重要街道，特别是靠近日租界一方的街道，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准备的麻袋、拒马、铁丝网等各种路障，要随时检查是否适用。要多练习巷战动作，精练射击技术，要做到动作迅速，射击准确，使挑衅、破坏者不敢妄动。”    
    有时，张自忠还亲自组织部队训练，并和士兵同甘共苦。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外交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上任后，便率译员对英、美、德、法、日、意等国驻津领事及驻津司令官，作了礼节性拜访。    
    1936年9月8日，张自忠在市府花园后楼，宴请各国领事。    
    1937年2月26日至27日，他又与新任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共同作东，在市府花园后楼，先后宴请英、美、法、意等各国驻津司令官和英、美、法、日、德、意、奥、苏、荷、丹、希、挪、芬、卢、比、西、瑞士、瑞典、巴西共19国驻津领事。    
    张自忠在外交风度上虽然并不潇洒倜傥，巧于词令，但是却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就在他与冯治安宴请各国领事和驻军司令官的第二天，天津《大公报》说张自忠在这个招待会上表现出“礼节周到，言词谨慎，态度恳切持重”，由此而得到各国驻津人士的赞誉。    
    的确，在天津市长期间，各国驻津人士和他相处是很融洽的。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3)

    作为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出任天津市长，自然和日本人打交道应酬较多。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方军政要人频繁来津。冀察当局的对日政策是以“睦邻亲善”为主，这是宋哲元集团在立足未稳之际，为在华北稳住阵脚、扎下根基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张自忠的对日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这些日本军政要员来津，张自忠不得不进行接待、宴酬，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爱义、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驻苏大使重光葵等等。他也出席了一些日本人的宴会。尤其是参与了宋哲元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商谈的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一些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四项原则八个要项”等。这些都成为张自忠日后在南京被视作“汉奸”而遭受冤屈的口实。这是后话不提。    
    张自忠刚上任天津市长不到一月，便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    
    1936年7月9日，驻扎在塘沽的日军30人，在海河演习强行军，乘小艇一艘，驶到东大沽欲行登陆，当即为驻扎在此的二十九军一四三旅刘团一营所阻。日军不顾阻拦，强行登陆。双方开始枪击。经双方长官训令，方告制止。    
    10日，刘团长奉命往访日军队长香川，表示歉意。张自忠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也出面向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婉为解释。日方没有提出要求，事件平息。    
    接着在7月22日，发生了“金刚桥事件”。    
    7月22日上午，在金刚桥附近的天津市政府大门旁，几名市府保安队的士兵，持着枪正在门口执勤。    
    这市政府保安队，实际上便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特务团调进城来的人。按照清政府所签定的《辛丑条约》，天津城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但这难不倒张自忠。他把特务团改成保安队，驻在市政府内，一是保卫市政府；二是万一发生战事，这是一支立即可以动用的精锐队伍。    
    由于当时天津的情况十分复杂特殊，所以在市政府的周围，都构筑有工事，每个射击孔都有士兵值岗，随时戒备着。    
    这时，一辆汽车驶了过来，那是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人被用绳子捆着，脸上还带着伤痕，还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枪押着。    
    当车驶到市政府门前，那被捆着的人便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救命呀！快来救我呀！”    
    他的喊声，惊动了门前执勤的保安队员，也惊动了隐伏在每个射击孔内执勤的保安队员。大家发现，那车上被捆着的人是市政府保安队（警卫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不好！张分队长外出一定是被土匪绑了票。    
    这辆卡车恰好又没有任何特殊标志。当下不由分说，门前值勤的队员当即朝天鸣了一枪：“停车！”    
    那车可不听保安队员的警告，继续向前驶去，而且车上的人，举枪向保安队员开起火来了。    
    救人要紧！门前的保安队员和各个射击孔的保安队员，一齐开火还击。    
    在双方交火中，张凤歧趁机从车上跳下车来，几个翻滚，就滚到一个子弹射不着的死角，逃了出来。    
    在双方激烈交火中，车上有一人被打死，还有一个人同司机也受了伤。    
    由于这里发生了枪战，一时交通堵塞，秩序大乱。    
    车上的敌人寡不敌众，只好加足马力，逃之夭夭。    
    保安队员们，由于人已救回，便也任其逃去。    
    这一场枪战，日本特务张德禄被打死，另一特务张宝迁和司机陈长泰受伤。    
    张凤歧逃回述说，方知对方不是土匪，而是日租界的日警和特务。    
    张凤歧为何被他们抓捕呢？原来7月21日晚，张凤歧身着便衣外出，去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因他口音不同而被日本雇佣的特务张德禄、张宝迁盯上了，不由分说，硬指他是嫌疑分子把他拘捕。押到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讯，追查他的来历。张凤歧坚持称自己是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    
    22日上午，日警数人和特务张德禄、张宝迁一起，准备押他前往北宁车站对质。车过市政府，张凤歧乘机呼喊而获救。    
    既知是日警，料定日方不会善罢甘休，保安队负责人便下令全力戒备。    
    金刚桥事件（又被称为“天津警探冲突事件”）发生时，张自忠正在他的市长办公室内，突然听得外面枪声大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正要叫护兵出外查看，保安司令佟泽光和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走了进来。    
    “外面何故有枪声？发生了什么事？”张自忠问道。    
    马彦翀道：“我和佟司令正是为这事来找你。”    
    “说吧，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市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在日租界被日本特务抓去了。日本警方要查张凤歧的身份来历，张凤歧只承认他是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今天日本警署用一辆卡车，押送张凤歧到北宁新车站去对质指证。路过我们市政府门口，值勤的士兵发现张分队长被绑在车上，以为是土匪绑票，便勒令其停车。对方不听，双方开火。对方不敌逃走，张凤歧被救出来了。据说对方被打死一人，好像还有人受伤。估计日本人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张自忠皱皱眉头道：“这些人也太冒失了一点。事情既已发生了，说也无用。现在主要是应付好即将可能发生的事。老佟，你去布置，作好应战的部署。但要注意，我们只是作好应战部署。要让我们的士兵克制，绝不要先打第一枪。力争事态到此为止，不能让它进一步扩展恶化为要。我刚刚才上任没几天，在天津这地盘我张自忠的脚还没踩热，所以一切都要能忍则忍一点为上策。”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4)

    佟泽光道：“好，我马上去布置，”    
    张自忠道：“同时你也通知黄维纲和董升堂，让他们作好局势万一恶化的应变准备。”    
    “是。”佟泽光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秘书长，请你立即向宋委员长报告事件发生的经过，请示他的处理意见，同时准备一下  如何应对日方。”    
    马彦翀道：“好的，我立即和北平通话。”    
    果然，日警汽车逃回不久，就有大批日警拥向市政府门口。日军一个中队，也从海光寺开了出来。    
    市政府卫队，也立即拉起金刚桥，沿河左岸布防，严阵以待。    
    双方刀枪出鞘，怒目相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日本从海光寺开出来一中队日军，行进到大胡同又撤回海光寺去了。而在市政府门前与市政府保安队对峙的日本警察、特务，因看见自己人数上处于劣势，援兵也迟迟未到，便没有敢轻举妄动，先行开火。    
    这时，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指示，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是克制、容忍、退让，以求得此事的和平解决，不能让事态扩大、恶化。    
    马彦翀向张自忠说了同宋哲元联系的结果后，张自忠皱着眉头，用牙咬着下唇沉默了好一阵，方才说道：“好吧，我们就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示执行吧。秘书长，你作好同日本人谈判的准备。”    
    马彦翀点点头道：“好吧。”    
    这时佟泽光派人来报：“海光寺开出来的一中队日军退回去了，现在有一辆插着日本国旗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到了金刚桥边。车上有人喊，说是日本领事来交涉的。请示市长，是否让他过来？”    
    张自忠道：“那就放下桥让他过来吧。”    
    这日本车上来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西田和日租界警署署长久井。    
    西田见到张自忠便道：“你们打死了我们的人，击毁了我们的卡车。怎么办？”    
    张自忠道：“打死了你们的人，说人命；击毁了你们的卡车，说卡车。不要因为这些小的误会，伤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和气。有事大家坐下来商谈，好解决，不要借题发挥，把问题闹大。双方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久井道：“市长先生，那个人犯是从我们车上跳下逃走的，应该交由我方警署审讯。”    
    张自忠道：“这个事情我们原则上同意交你们把事情弄清楚公正处理。现在我们双方应本和平解决之原则，让各方武装人员撤回，以消除对峙甚至发生武力对抗的事态发生。”    
    西田道：“我们原则同意市长的解决此事的原则，立即撤回双方武装人员。请市长先生明日派出代表到我领事馆就今日发生之事件作出解释，并商谈解决办法。”    
    张自忠道：“可以。”    
    西田和久井走了，日方警察等武装人员也果然退走了。敌对的气氛也缓和了下来。    
    第二天，张自忠派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和警察局长程希贤代表我方赴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解释一切。    
    双方商谈结果，日方提出解决条件：一、市长正式道歉；二、肇事者依法严惩；三、抚恤被害者家属，给予丧葬费；赔偿特务张宝迁、司机陈长泰医药费；修理损坏汽车；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马、程二人代表天津市政府，根据张自忠的布置，接受了日方所提各项条件。只是在商谈过程中，对于“肇事者”张凤歧的处理上出现分歧。开始日本方面提出要枪毙张凤歧以抵偿其死者之命。马、程二人拒绝了这一要求，指出：张凤歧只是到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并没有在日租界进行任何违法活动。而日租界便衣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将其拘捕，以致造成后来之一系列误会。罪不在他，即或他有罪，也罪不致死。    
    最后日方作出让步，但要求重判。最后决定判张凤歧无期徒刑，将保安司令佟泽光免职。    
    张凤歧被判刑后，张自忠特嘱保留其军籍，薪饷照发，并派专人每天给他送饭。“七七”事件爆发，张自忠令其归队。7月28日在袭击日军海光寺兵营战斗中，张凤歧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壮烈牺牲。    
    对佟泽光免职一事，张自忠对佟泽光道：“错不在你，当前形势使然，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如此。现在我们要忍辱负重，胸怀大局，到必要时，纵然牺牲一切，也是必要的。”    
    佟泽光说：“我完全理解，不会为此而消沉的。”    
    关于日方特务张德禄的赔偿费，日方要求抚恤费8 100元，经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定为6 414元。    
    “金刚桥事件”至此基本上和平解决。    
    张自忠作为一名刚毅正直的军人，却要他向自己痛恨、厌恶的日本人道歉，这对张自忠来说是一种屈辱。但此时此地，为大局计，又不得不如此。张自忠在交涉过程中，采取了妥协让步、消弭事态的方针，基本接受了日方条件，力求避免中日冲突。这些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是由冀察当局初期对日本政策所决定的。对于张自忠来说，其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事后他在给朋友信中谈及此事时，犹痛心地说：“兄实不才，任津市实在干不了，觉着苦得很，尤其是在精神上更是苦到万分。”    
    这些妥协求和的做法，对张自忠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在日后，这些自然也成为他在南京被指为“汉奸”的口实，更增加他内心之痛苦，也终于酿造出千古遗憾之悲剧。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潜伏在天津市的汉奸，搞便衣队，扰乱市面。张自忠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斗法。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5)

    张自忠对马彦翀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件事，一是怎样才能不使天津市再有汉奸搞便衣捣乱；二是怎样才能杜绝各国租界自行扩张。”    
    日本汉奸所搞的便衣队，是天津市内的一小撮汉奸，都是一些流氓、乞丐、小偷等。张自忠的釜底抽薪办法就是把这些家伙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在市面上到处乱窜，敌人就利用不成了。    
    他请天津市的绅商协助，扩大救济院组织，办起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残老教养院，通知租界巡警和市警察局分别负责收容上述无业游民严加管教，让他们学习手艺，并不断带出去扫马路。于是市内乞丐、游民绝迹，市容整洁，受到中外人士称赞。    
    同时，张自忠派人通知日方：“津市地面，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为保持社会治安之稳定，到处派有武装便衣密查。如日方要越界办案，领事先通知我方警察局，经我方认可，然后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方概不负责。日军外出演习，要将演习的场所，通报我市府，以便转告我驻军，以免发生误会。”    
    对于那些失意军人、无聊政客，或为生活所逼，不顾民族大义，铤而走险与祖国为敌的人，张自忠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促其觉醒，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劝导其不要为异族做帮凶，出卖祖国，最终落得可耻下场。    
    这样，感化了一些人，震慑了一些人，故在他的任期内，此后再没有发生变乱。市面相对平静。    
    英国当时是世界三强之一，在天津拥有租界。在天津的一些殖民主义分子，恃强凌弱，行为不法。张自忠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也是张自忠上任不久，1936年夏天，张自忠接到一份报告，这是特一区税务分局呈上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天津英商开办的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缴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被特一区税务分局查获。    
    该洋行装船时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与之交涉，英商居然傲慢地声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30余年。    
    张自忠看了这份报告，便在上面批示道：“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    
    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    
    三科当即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    
    当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市府交涉。    
    何伯特身穿外交官礼服，腰佩洋刀，气势汹汹地来到市府，要求面见张市长。    
    传达室主任将他引到第三科会客室。    
    何伯特神态傲慢地嚷道：“我是英国驻天津领事官何伯特。我奉敝国总领事雅斐乐爵士之命，前来见你们的张市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天津市政府无理扣押我国平和商行火轮，并要求赔偿延期费。你去给我通知张自忠先生，就说我何伯特要会见他。”    
    三科长对这位英国外交官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听完了他的一番气势汹汹的抗议后，淡然一笑道：“好！先生你且先休息一下，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向张市长禀报，看张市长是否能接见你？请你等候消息好了。”    
    这位科长倒是真的来向张自忠禀报了这位英国领事官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并说：“他要求会见市长。市长是否见他？”    
    张自忠道：“你告诉他，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官，我忙，抱歉，不能见！”    
    三科长故意迟迟不来见这位英国领事官，让他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冷板凳”，直让他坐得十分不耐烦了，三科长才姗姗而来。    
    何伯特强压心头怒火地质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了老半天，才出来见我？”    
    “我也没法呀，我们张市长事情太多，我去见他，也得排队呀！”    
    “他能见我吗？”何伯特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市长说了，这种事务纯属商业上的事务，可由平和洋行与我们三科接洽办理。”    
    “你给他说，我要见他！”    
    “抱歉，你的要求我已向张市长禀告了。张市长说，他现在很忙，不能接见领事官先生，只有请你原谅了。”    
    结果这位英国领事官，气势汹汹而来，却毫无结果地怏怏而去。    
    第二天，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三科负责人。传达室按照科长的安排，让来人晾了一个多钟头，才让他进了三科。    
    科长坚持要平和洋行纳了税才可放行。来人没法，只得当场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三科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总领事馆查照，并请转饬全体英商，自即日起，必须一律完税，不得托词。    
    自从此事件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8 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但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必须要缴四道捐,  才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    
    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车份”。一个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1．5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劳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    
    这天，从天津英租界一幢别墅式的西式小洋房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碧睛黄发、隆鼻白肤的洋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6)

    他走出大门，招呼来一辆洋车，坐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吩咐：“怡和洋行。”    
    原来这洋人是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    
    洋车夫不敢怠慢，应了声：“是！”拉起洋车，便向怡和洋行的方向小跑了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洋车（即人力车，有的地方叫黄包车）都是代步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城市里便有了数量庞大的、靠拉洋车为生的工人——洋车夫。他们大都生活贫苦，自己是买不起车的，只有向洋车行（厂）租车来拉。洋车行的车，并不是辆辆都是新车或好车，大半都是旧车甚至是破车。所以经常会大大小小地出一点事故。车行老板是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的，倒霉的事，都总是落在车夫头上。这不，今天拉着这位怡和洋行洋职员的车，在半路上就出事了。    
    这车拉着拉着，兴许是这位洋乘客太胖太重，在一个稍有下坡的地方，车轮被石子什么“硌”了一下，车身一腾，只听得车座“嘣！”一声轻响。那位英国洋行的洋职员，只觉得他那肥肥的臀部被一个尖尖的物体扎了一下，扎得有点儿疼，他不禁“哇哇”地在车上大叫起来。    
    恰在这时，那个车夫苦着脸停下了车，放下了车把。    
    原来是车坐垫的弹簧断了。这位洋人的洋屁股，恰巧是被断了的弹簧给锥了一下。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仅他的屁股没有被扎破，连他的裤子都没有损伤，严格地说，他那“尊贵”的屁股只不过被那断了的弹簧“硌”一下而已。    
    洋车夫已有四五十岁年纪，他干这行已是老手了。他听车子的响声，便知道车子出了毛病，这趟算是白拉了不说，还得赔笑脸准备挨顿臭骂。他放下车把，转过身来，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位洋客人解释道歉，这个英国洋职员，便已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伸手便“啪！啪！”扇了车夫两个耳光，接着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这个中国猪猡！拉的什么车，把我的屁股都扎疼了！真他妈的混蛋加王八蛋！”    
    车夫捂着脸，连连向这位大发雷霆的洋顾客鞠躬，口里连声道歉：“先生，对不起，那是车子坐垫的弹簧断了。这车子是小人从车行里租的。实在对不起，请您多多原谅……”    
    英国人瞪着眼，臭骂了车夫一顿，气咻咻地扔下一句话：“我要让你们这些拉车的中国猪猡知道厉害！”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个车夫，挨了两记耳光，一顿臭骂，一分钱也没得到，拉着断了坐垫弹簧的车，怏怏地走了。今天他是一分钱也找不到了，还得想法借钱修车，一家人又该饿肚子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小小事故，却闹出一场大风波来。    
    这个洋人屁股被扎了一下，打骂了一顿车夫还不解气。他还到英租界工部局，找到局长巴恩士，要求工部局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 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安全，以免扎伤洋人的屁股。    
    巴恩士立即下令全体车夫到工部局登记检车。自上午8时起到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    
    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轮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客。车检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胶皮车公会推出八位董事到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张自忠得知后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国租界可以不拉客！”    
    社会局立即告诉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 000多车夫，自即日起，一律可以拒绝拉客。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客、拉东西。    
    第二天一清早，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上班的人们，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也没有人答，群情哗然，莫名其妙。    
    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往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    
    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拒不上车。    
    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英租界秩序大乱，一塌糊涂。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8时，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家商谈解决问题。    
    科长对巴恩士道：“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    
    巴恩士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    
    张自忠听了三科长的报告后道：“好！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可不允许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过期，赔车钱！穷苦人过日子不容易。”    
    天津市政府第三科即代表车夫，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一、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语言方面要有礼貌。    
    二、验车过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两元。    
    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只有延期费一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方告结束。    
    这次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取得胜利，是与张自忠和他领导的天津市政府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张自忠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事斗争上的一个胜利。    
    这对于他委屈以求和平的心情，多少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7)

    1937年春，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    
    张自忠何以要去访问日本，当时人们都不理解。其实他率团访日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稳健派主张对华侵略政策采取“温和手段”，如其代表人物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外务省通过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也表示对华北以文化、经济为主的手段，实现“公正态度”对待“形成的日中友好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时日本的稳健派想以文化、经济来达到侵华的目的。    
    国内当时政治上也有很大变化，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绥远抗战的胜利，对全国也包括冀察是很大鼓舞。西安事变更震惊世界，它的和平解决，对举国团结影响很大。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发表《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和阻挠，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且向媒体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这个时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不断给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几位老部下写信，鼓励他们抗日救国。    
    二十九军基层广大官兵，更是抗日热情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日寇已感到“抗日的空气■■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日寇要想控制冀察及华北，便要想法“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他们使出的一招，便是邀请宋哲元访日。    
    这时冀察当局虽然逐步趋向中央化，但尚未发展到与日本决裂的程度，所以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仍力图避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求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    
    对于日方的邀请，冀察集团考虑，如果宋哲元亲去，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最后研究决定，宋哲元不去日本访问，改由张自忠率团出访日本。    
    1937年4月，张自忠为团长、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一四三师独立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委员张季垣、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边守靖等，及随行亲属共20余人，组成访日代表团。    
    在抗日空气浓厚的形势下，张自忠将率团访日的消息传出，引起舆论界的种种猜测。人们怀疑张自忠与日有秘密交涉的使命。因而张自忠的政治面貌在当时国人眼中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有好心的朋友劝他：“为什么要到日本呢！？你知道这于你的名誉将会发生不良影响的呀。”    
    张自忠答道：“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稳定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张自忠以及包括宋哲元等在内的二十九军将领，当时主要从二十九军生存出发，对日寇委曲求全，以求得和平和争得华北稳定，但对日寇的侵略本质却认识不足。所以张自忠低估了这次访日的负面效应对他人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差一点毁掉了他已创下的英名，而且最终也使他成为一个虽然悲壮、但却悲剧的人物。这是他未曾料及的。    
    4月23日，张自忠率团启程去日本访问。5月23日离日返国，历时一月。    
    在日期间，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将于27日在名古屋开幕的泛太平洋博览会，竟将冀察陈列馆列入日本殖民地，与“满洲”、“冀东”两个伪组织混在一起。此前虽屡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抗议，始终无效。张自忠知悉后当即致电在名古屋的冀察代表纪华，限于观光团到达前，将冀察陈列馆退出博览会。凡未开箱物品，一律运回；已开箱物品，限期装箱，停止展览。纪华遵命于4月27日关闭了冀察展览馆。    
    到达名古屋，张自忠接到中国大使馆电报，说中国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拟请张自忠代许参加名古屋泛太平洋博览会揭幕剪彩。张自忠得知日本人有意在中国馆对面开办了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悬挂了伪满国旗。张自忠当即命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与日方交涉，并交代说：“你们跟他们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面，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    
    开始，日方拒不解决。张自忠强硬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满洲国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也不参加了。”终于迫使日方答应降下伪满国旗，撤除伪满展览馆招牌。    
    在日期间，尽管日方提出了所谓“经济提携”事宜，但张自忠坚持不作承诺。日方见不得要领，便转而在北平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一再要求由日方修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并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扩充军事设施。    
    到5月中旬，日方交涉日繁，压力更甚。宋哲元则百般拖延，不作答复。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此形势下，宋哲元认为张自忠一行已不宜继续在日访问，遂电促其提前回国；自己则以扫墓之名回山东乐陵，以避日寇之纠缠。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8)

    5月28日，张自忠率领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天津。他们在回国途中，绕道青岛、济南。27日在济南接受记者采访，张自忠就此次访日经过发表书面谈话。这个谈话于张自忠回到天津的当天，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全文为：“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因职务关系，不便作长时间之视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返国。所到者为东京、西京、大阪、神户、日光、箱根、别府、博多、奈良、名古屋等处，其中惟东京、大阪两处，因参观工业，停留之日较多。在一般看来，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精神，尤其是纺织工业与航空工业，进步更速，市政与军事方面，此次亦略有视察。此外，在东京、大阪各处与日方军政实业界要人晤面，亦仅系普通应酬。本人因韩主席系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尽管张自忠访日并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协议，但是日本却利用他的访日大肆渲染，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    
    他归来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说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日本人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等等。汉口《武汉日报》还将此讹传作为新闻刊发，影响更大。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    
    张自忠闻知，内心愤懑。在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发泄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连同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他一生从政共计20个月。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难免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争。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张自忠的政坛活动，自然也具有两面性。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点，二十九军将领的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 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1)

    193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交锋的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在让主人公张自忠融入这场风暴之前，不能不把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一描述，才能使读者清晰地看清主人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央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中央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领导的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中央化倾向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37年2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他们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他们还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这一切，难怪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才会发出惊呼：“……三中（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抗日的气氛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    
    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的是，冀察当局宋哲元、张自忠等，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他地区，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胡适的评论文章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之外还有它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三层特别意义：    
    “（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然失败的；    
    “（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自然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侵略目标，他们认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须把华北变成又一个东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以便能继续推进它侵华的下一个计划和目标。所以他们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可惜宋哲元、张自忠等大部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和平存在错误幻想，未能认清、警惕、察觉到这一点，快速地作出反应，作好准备。而国民党蒋介石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及时表达抗战的决心以坚冀察当局、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之志。    
    其实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寇发动战争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37年4月，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的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时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弯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道：“佐藤的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近卫文麿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新内阁，号称“举国一致”，标志着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的独占政策”。“佐藤外交”结束了。    
    在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团，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    
    一时间，平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日寇在厉兵秣马，磨刀擦枪，而冀察当局的领导人却毫无所觉，还以为冀察平津是稳定的，从而没有作好应战的充分准备。在这样全然不备的情况下，日寇突然发动攻击，怎不显得被动呢！    
    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如此，下面的广大官兵却不然，他们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恨，爱国热情高涨，与驻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时有摩擦，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既事先未能阻止“七七”事变的发生，又未能争取“七七”事变后的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最终还是把惨淡经营的地盘丢掉，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九军、是宋哲元、张自忠的悲剧。    
    果然，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下，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卢沟桥发生了！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2)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保定，刘汝明在石家庄，北平只有秦德纯在主持工作。重庆《新蜀报》1937年7月8日报道：“天津六日电：冀察行政机构为适应当前环境，决定改组。宋哲元续作相当时日休养，暂时还不返平。所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绥靖主任及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均由张自忠代替，另设副委员长，由秦德纯充任。不久即实行。”    
    7月7日深夜，张自忠得报说，我军在卢沟桥同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张自忠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其实，日军向卢沟桥我二十九军发动武装进攻，是早就策划好了的。日军驻丰台部队的军事演习，就是以攻克宛平为目标；日本东京的上层人士早已传遍：“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第二个“柳条沟”就是卢沟桥。只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多数冀察当局领导人，沉迷于和平的幻想之中而不察觉罢了。    
    驻守宛平及卢沟桥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对日军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反击，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张自忠获知日军向卢沟桥及宛平城发动攻击，引起中日军队交火后，立即赶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议，决定一面与日方交涉商谈，一面电宋哲元速从山东返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回电却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得到这个电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张自忠和秦德纯、冯治安、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等人商议认为：看来宋哲元以为日本人只是想逼他就“经济提携”的一些项目表态，所以还不想回北平来主持一切。大家决定派邓哲熙亲赴山东乐陵促宋哲元回平；另一方面由秦德纯出面与日本人交涉，争取先平息双方的军事冲突，不要把事态扩大。    
    同时大家议决，二十九军将领在平的家属，应先撤离北平，以防万一局势恶化来不及撤退。    
    由于日军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劳而无功，损失惨重，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为了给支援部队赢得时间，所以便采取了缓兵之计。日军于7月9日晨派松井太九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三条，即：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退到丰台，中国部队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 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根本不想履约撤兵，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源源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敌我双方军事冲突越演越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    
    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力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击日军。    
    邓熙哲来到山东，见到宋哲元，转达了诸将领意见，请他回平主持工作。    
    宋哲元却对邓熙哲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蒋介石电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嘉奖应对得宜，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绝不放弃”。    
    9日，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往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发动袭击，歼灭该敌。    
    张自忠得知上述计划以后，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    
    张自忠对何基沣旅长说：“现在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回答：“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张自忠最后还是以军部命令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的良机，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等到敌人援兵到来，日寇实力更强，我方更加被动。前线将士因此对张自忠产生不满情绪。这也确是张自忠在指挥上的失策。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陷入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根据内阁四相会议决定的方针及今井清的训示与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他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条件：    
    “一、冀察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得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退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太久郎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如此蛮横的无理要求。双方争论三小时，仍未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授意表示说：“其他各条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处分肇事者有困难。”双方不欢而散。    
    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实质上仍坚持不让步。    
    最后，由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订的《秦松协定》，实质上是接受了日本条件，只是把在卢沟桥驻军改为由保安队驻防。这实质上是察北六县当时由保安队驻防的又一翻版，其结果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像察北六县那样，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已。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3)

    7月10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联名发电报给何应钦：“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团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团。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是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相。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所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而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4)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解决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立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有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日本何以态度变得如此强硬，日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道出了内幕：“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叫大嚷，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会担心成为世间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这段话已是说得够露骨的了，说白了，既然动了牛刀，岂能宰只鸡就算完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说：“一、国府政策为求自存与共存，始终爱好和平；二、卢沟桥为北平门户，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吾人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四、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1）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3）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驻地不受约束。”    
    18日南京专电称：“中央对日政策已定，如和平绝望，日军再度进攻时，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计，出而应战。”    
    秦德纯同时再电中央说明：“冀察当局对日方非法要求与武力威胁，决无屈服事。”    
    冯治安20日致电中央，对外传津方已签订和平办法之谣言予以否认：“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宋委员长领导下，决本中央旨意，守卫国土，请中枢当局释念。”    
    张自忠23日在天津发表题为《只知服从命令，自信爱国不后人》的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冯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的总体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命令是从。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宋委员长已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余以病犹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听延见，故简谈经过如此。”    
    16日至19日，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相继从关外抵密云、顺义集结，驻朝鲜第二十师团也于19日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逐步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但宋哲元仍无视这一事实，于20日还对外发表了希望和平的说话。    
    不料说话刚刚发表，日军就于当天下午3时，以巨炮轰宛平城及长辛店，我军伤亡很大，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中炮负伤。    
    张自忠来北平向宋哲元建议说：“现在日军纷纷由关外运兵向平津增援，中日大战恐不可避免，立即派员赴南京请示，究竟我国准备到什么程度？是打，还是不打……我军应该迅速集中起来，准备战争。”    
    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建议拟一份备战计划。但宋哲元仍在以妥协迁就求和平。其时就是准备也为时已晚，敌人已经一切就绪，就等命令动手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5)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整个平津地区是阴霾密布，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之中，到处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一片混乱，双方交火的事件不断发生。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冀察当局，被日寇无理蛮横地步步紧逼，已到了最大的容忍度。    
    频繁的交涉、商谈，使本来就患严重肠炎未愈的张自忠，身心疲惫不堪。这一个时期以来，张自忠的内心是痛苦的，思想是矛盾的，但是这些又能向谁人述说呢？半个多月来，几乎天天都是卧于病榻，而和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谈判打交道，更令他气愤填膺。如果不是从冀察平津的“和平”大局考虑，不是从全国抗战考虑，不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考虑，他早就拍案而起了。    
    但是，就是这样在日本人面前忍辱退让，日本人却还越逼越紧，没有一点要把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放过去的样子。而且，看来这次日本人的胃口确实是很大，不单是从谈判桌上要捞取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且还想用武力得到更多、更大的。看来，这场仗是要非打不可的了，日本人在源源不断从东北等地向河北、平津增兵，驻扎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不是已到达天津了吗？    
    他现在不得不同意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的话：“现在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呀！”他当时还批评何基沣旅长，说他们要夜袭丰台的日军是愚蠢的，现在看来愚蠢的是他张自忠。    
    他现在真有点后悔当时制止何基沣他们那次夜袭，否则的话，一旦打起来，二十九军至少也会少千把敌人的压力。    
    7月24日，他吃过晚饭后在市府大楼的走廊上徘徊，脑子里许许多多的烦事都萦绕在心头。    
    “张市长！”    
    这叫声使他悚然一惊，他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天津交通银行总经理徐柏园前来看望他。    
    “啊！是你。到我办公室坐吧。”他邀请徐柏园到办公室坐坐。    
    徐柏园是找他谈救济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因为徐也是市救济总会的常委。    
    最后徐柏园望着张自忠那憔悴的脸色问道：“和日本的谈判情况怎么样了？时局会如何发展？我们打算该如何应对当前这危急的时局呢？”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谈判难呀！日本人是越来越蛮横不讲理了，他们所提的条件也是越来越苛刻，可以说已经把我们逼到无可退让的地步了。现在他们又大量增兵平津及河北地区，也许一场战事迟早是难免了！”说到这里，张自忠声音越来越高，双手紧握拳头：“真的到那时候，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    
    他突然沉默了，徐柏园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他突然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但若仍有一线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    
    徐柏园道：“我看现在这个局面，日本人是恐难善了。”    
    张自忠道：“是呀。你们也要作好打与不打的准备。从内心上讲，我倒是希望与日本鬼子痛痛快快地大打一场。但是打与不打，还得看南京国民政府和我们宋委员长的态度。”    
    徐柏园走了。张自忠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下来。明天他要去北平，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将要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时局，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7月25日，张自忠从天津来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这次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会议，没有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开，也没有在南苑军部召开，而是在武衣库宋哲元的私邸举行。    
    由于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家属，大多已离开北平，所以这里除却宋哲元和他的护兵外，也没有女眷了。这里倒更像一个临时寓所了。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宋哲元、张自忠外，还有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石友三等。这些人都先后到来。今天大家的脸色都非常地凝重，可以看得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给每个人精神上的沉重压力。    
    会议开始，仍然由宋哲元主持。    
    宋哲元对大家说道：“当前形势，大家都应该十分清楚，是十分危险而严峻的。日本人不顾我们的一再让步，委曲求全的和平诚意，仍然是步步紧逼，条件越来越苛刻，现在已经把我们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我们希望和平也是有原则的，要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来换取冀察平津地区的和平，那我们岂不真成了汉奸了。日本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河北增兵，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即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已在密云、顺义集结；驻扎在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也已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加上原在这里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等，日军在河北、平、津兵力已达5万余人。从日本人如此大规模增兵，以及他们在谈判中所提条件越来越苛刻看，他们已根本不想和我们谈判和解，而是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大战势所难免，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十九军已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了。过去我们老是下不了决心和日本人武力对抗，那也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是战是和的态度不明朗。蒋委员长庐山讲话大家都晓得了。前两天，熊斌来见我，向我转达了蒋委员长的意见和态度，表明了南京中央政府这次真的准备抗战了。中央决定补助我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高炮部队调来保定，归我二十九军指挥。基于当前局势的发展，冀察平津和二十九军面临的威胁，和日本人继续谈判已没有什么意义，和平解决问题已没有多大指望，所以我决定下令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的交涉。”    
    宋哲元停下来，望望每一张表情严肃的脸，方接着说下去：“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布置备战工作。现在就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吧。”    
    宋哲元态度有了如此的转变，张自忠心中的重负也觉得一下轻了不少。    
    宋哲元的话说完以后，张自忠说道：“我先明确表个态，我完全支持宋委员长刚才的看法和意见，这也应成为我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与对策。我完全同意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与交涉；我二十九军应全力投入备战准备。日本人根本没有诚意，既然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已决心抗战，那我们也就没有再向日本人委曲求全的必要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6)

    冯治安道：“我也完全支持宋委员长的态度。我一直主张对日本鬼子只有以牙还牙，绝不能妥协退让。现在既然只能一战，那就让我们二十九军誓与日本鬼子周旋到底吧。南京中央政府都已下了抗战的决心，我们还顾虑什么呢！当然，这仗如何打，我们是应该好好研究计划一下。”    
    其他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宋哲元抗日的态度和决心。    
    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的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日军兵营海光寺；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向南面出击，进攻平昌、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张自忠命令在南苑的三十八师部队归佟麟阁、赵登禹指挥；同时打电话给在天津的将领李文田、黄维纲、董升堂、宁殿武等人，指示所有在津部队，统由李文田副师长指挥。敌若向我进攻，我军坚决予以反击。    
    7月28日，宋哲元根据当时局势，对二十九军各部进行了战斗部署：    
    （一）第一路军（北平城郊）    
    总指挥：张自忠  副总指挥：冯治安    
    （二）第二路军（天津附近）    
    总指挥：张自忠    李文田（代）    
    副总指挥：刘家鸾    
    （三）第三路军（察哈尔省）    
    总指挥：刘汝明    
    7月25日、26日两天，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使战火迅速蔓延。    
    27日夜，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尤其是南苑，更成为他们急于攻占之目标。佟麟阁、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英勇抵抗。南苑、北苑、通县等地战斗尤为激烈。    
    7月28日下午4时，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等人，正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战事。突然骑兵师师长郑大章仓皇地走了进来，对大家说：“南苑战事十分不妙，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都已经壮烈牺牲了。敌人以40多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轰击，我守军伤亡特重，我的骑兵师第二旅伤亡一半，另一半已退守固安，南苑已不可保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开会的众人都惊呆了。    
    佟、赵二人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都是患难多年的袍泽兄弟，大家听此噩耗，怎不心痛如割。    
    宋哲元当场顿足大哭：“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南苑如果失陷于日本人之手，北平恐也难于守得住了，看来还得及早思谋对策了。    
    张自忠在前两天向天津发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在天津的家人，那是以遗嘱口气嘱咐家事。另一份是给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翀和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电文中说：“我们都是国家人员，守土有责，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一职，才对得起国家。刻我担任北平城防司令，市府的事务由马秘书长负责；驻津附近的部队，由李局长就近指挥。我决心以身许国，与北平共存亡。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共纾国难。”    
    马彦翀与李文田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商议天津方面的对策。    
    李文田道：“既然师长不能亲自回天津来主持一切，看来这副担子就要落在我们头上了哇。”    
    马彦翀道：“根据目前局势，和已是不可能，和日本人开战已是在所难免的了。我们应当好好地布置一下，一旦动起来，我们该如何打？能不能把他们几位都请来，我们好好地谋划一番。”    
    李文田点点头：“对，是该开个会好好布置一下。”    
    于是副总指挥、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保安队长宁殿武等都来了。    
    人到齐后，由李文田主持会议。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7)

    李文田把张自忠的来电向大家宣读了以后道：“张师长已不能回津主持，这里主要就要靠我们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得请大家谈谈。日本鬼子不断增兵，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已发表了声明和讲话，明确了抗战的决心，宋委员长也下令停止同日本鬼子的谈判，要抗战到底。日本人到处向我们二十九军发动袭击，这场仗是非打不可的了。我们第二路军的作战区域在天津，我们该怎么打，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请大家说吧。”    
    黄维纲道：“我们如果坐等人家来打我们，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古人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这一仗能打好，既保卫了天津，也消灭了在天津的日本鬼子。对宋委员长和师长他们保卫北平也是一个支持。我认为在天津有几个重点我们应该考虑拿下：一个是车站，包括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等等，把天津的铁路主要车站占领了，就可以掐断天津方面的日本鬼子增援北平的运输线；一个是机场，我们占领机场，击毁敌人飞机，对敌人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巨大削弱；一个是海光寺日本兵营；还有日租界。至于如何打，请李副师长部署好了。”    
    “我同意振三兄（黄维纲字振三）的意见。这两年咱二十九军忍气吞声地和日本鬼子打交道，受的气也受够了，也该让弟兄们出出这口恶气了。”董升堂道。    
    李致远说：“他们两位说得对。我们必须狠狠打击日本鬼子，不单是出出咱二十九军弟兄们这口恶气，也给老百姓出出这口恶气。”       
    经过详细的研究，最后决定，7月28日一致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军意图，决定攻击海光寺日军兵营和日租界，以市保安队为主，由刘家鸾、宁殿武负责指挥。其余各车站、北宁铁路局、机场分别由一一二旅、一一四旅负责。独立第二十六旅作为总预备队，以备支援各攻击点。    
    28日凌晨，各处进攻开始了。三十八师在津部队向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快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都被占领了。捷报频频传来。驻天津日军竭力抵抗，其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日军东局子机场和海光寺日军兵营。    
    经过反复冲杀，东局子机场也被我军占领。在机场停机坪上停有日军飞机十多架，当即被我军浇上汽油放火烧毁。机场一片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最为惨烈的战斗是攻击日军海光寺兵营。由于承担袭击海光寺任务的是天津保安总队，因受条约规定限制，保安队不得拥有重型武器，所以保安队除轻机枪外，只有两辆轻型装甲车，十辆机械摩托车。而海光寺日军兵营，则是日军在华北的最重要的据点，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平时驻有重兵。日本人在此长期经营，筑有坚固的防守碉堡和工事、高墙，兵营内还有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所以双方成胶持状态。    
    保安队多次冲杀，都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所阻，虽说也击毙、击伤了大量的日军，破坏了敌人一定的军事设施，但我方伤亡更大一些。    
    分队长张凤岐在金刚桥事件中由于日方的压逼而被“判刑”，但张自忠指示，保留他的军籍，还天天派人给他送饭。“七七”事变一起，张自忠便令将他释放，并令其归队，仍担任分队长之职。国仇家恨，使他对日本鬼子更是刻骨仇恨。    
    这次他主动请缨攻打海光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每次都率领他的分队，和战士们一起向敌人工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敌人火力太猛，均未能攻破敌人的防御，被迫退了下来。他也几处负伤。分队的士兵劝他撤下去治伤，他都断然拒绝了，草草地裹了一下伤口，又拿起枪向敌人射击了。    
    最后一次冲锋，他端起机枪冲在最前面，边向前跑边向敌人开火，口中大喊：“弟兄们！冲呀！杀光鬼子为俺们中国人报仇呀！”    
    正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他在倒下之前向敌人射出了最后一梭子子弹。    
    海光寺的战斗打了一天一夜，虽然杀伤了大量日军，但却始终未能拿下。    
    另一支进攻日租界的队伍，攻入了日租界，占领了两条大街，但也受到敌人顽强的抵抗。    
    天津各日军据点受到攻击，损失惨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暴跳如雷，急令第二十师团等日军进行疯狂反击。    
    在津的三十八师各部，由于孤军无援，弹药不继，在激战三昼夜的情况下，不得不被迫向南撤到静海、马厂一带。    
    7月30日，天津陷落，被日寇占领。    
    平津相继落入日寇之手，大半个河北也落入了日寇之手。    
    “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者的还击，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开始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1)

    南苑一战，虽然歼敌甚众，但二十九军伤亡也众。佟麟阁、赵登禹这两个二十九军的重要将领的阵亡，给二十九军以沉重的打击。南苑也终于在激战两日夜后失陷，被日军所占领。    
    南苑一失，北平已是门户大开不可守了。为今之计，也只有退守保定，结集兵力，再行反攻。    
    这时蒋介石又来电，催促宋哲元移军保定，坐镇指挥。    
    按照蒋介石的意见，他要宋哲元即刻离开北平，先到保定，以避开日本的勒索和包围。但宋哲元未能接受。为此，蒋介石曾派熊斌、高传珠去找宋哲元，仍未收效。于是，他又召见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问明情况。最后他决定派曾经担任过“华北宣传总队”总队长的刘建群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去北平见宋哲元，劝其即刻离平去保定。蒋介石这次之所以要派刘健群去，主要是考虑到宋哲元与刘健群之间的友谊与交往。正如刘健群回忆文章中所说：他和宋哲元“有相见恨晚”、“如弟如兄的友谊”。宋哲元在当初刘健群南返辞行时亲口对他说：“健群兄，请你向蒋委员长保证，我宋明轩的话，一切算数，如果有了反复，你随时可以派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来掌我的嘴巴。就算有朝一日，我要造反，如果是你健群兄来，我至少为你缓三天。”宋哲元自己也曾说过，他对中央派去北方的人比较合得来的只有三个，第一个便是刘健群。所以刘健群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刘健群和戈定远7月26日下午飞抵北平。据刘健群回忆文章说：“（北平）局势相当紧张，环境也不如从前的单纯。秦绍文兄先将我秘密招待在颐和园休息，到天黑后才派车接我入城去和宋见面。这时北平的城门已经掩门站岗堆上沙包，有如临敌，不问而知问题的严重性了。”    
    “和宋见面时，好像只有秦绍文和张自忠两人在座。宋对我说：‘蒋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谈判，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为什么中央不派军队来？’言下对中央的准备作战是充分表示怀疑的。看宋公馆内的情形，和宋的脸色，都充分表示有些凌乱和绝对的不安详。我于是单刀直入的向宋说：‘蒋先生要你去保定，不是单纯的要和日本人决裂打仗，但也不是不打仗。’宋问我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是凭一时灵感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比方。我说：‘宋先生你会不会打扑克？’他说：‘也懂一点。’我说：‘日本人的牌，是货真价实的三同，中国方面，顶多是表面上的一大对。现在日本出了钱，蒋先生看牌是输，不看牌也是输。惟一的办法，是来一下反烘。让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顾虑，也许会知难而退，以求得万一的和解。这叫做‘以战求和’。’宋问：‘万一日本人真要看牌蒋先生怎么办呢？’我说：‘这时人事已尽，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计较输赢，不问生死了。’所以我说，不是一定要打，不是一定不打，中央的宣言‘和平未至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当时党中有人主张改‘牺牲若至最后关头，定必断然牺牲。’但中央还是采用前句，足见一字一句都用尽了心血。蒋先生要你去保定，做出不畏战的姿态，也许由中央应付还有一线的希望。若果你老在北平，作焦头烂额的应付，太软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结果是必然的一战；太强硬了，便只有一战。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先生的用意和苦心，宋先生你明白了吗？’宋很兴奋的说：‘健群兄，你今天来说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话。他们对我说是蒋先生要我去保定，准备一战，不要我和日本人来往，所以我真是听得不耐烦。’接着他慨然的说：‘健群兄，现在话已说明，你先回去对蒋先生说，宋哲元绝不会卖国。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我此行的任务算是达成了。但宋回顾了秦绍文和张自忠一眼之后，又向我说：‘健群兄，照目前情况，恐怕日本人不容许延宕。战争也许不可避免，我也不留你，此刻便请你们离平回去。如果幸而无事，三天之后我必到保定，若果不幸，已发生战事，请你通知孙仿鲁兄即刻过河援我，再报蒋先生。’……”    
    7月28日，宋哲元在他北平武衣库私宅，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商议在现实局势下，确定下一步的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张维藩等人。    
    会议开始后，由于战事不利，佟、赵阵亡，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气氛也十分沉闷。一时大家沉默着，没有人发言。    
    宋哲元沉思良久，见大家都闷声不吭，只好开口说道：“局势已然如此，捷三、舜臣不幸牺牲，看来平津已是难以守住了，咱二十九军已是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委员长也发来电报，再一次催促我移驻保定指挥。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一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一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他停下话头，等大家发言。可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缄口默默无言。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2)

    等了一阵，见没人发言，宋哲元只得又开口说道：“我想了两个方案。”    
    张维藩道：“两个什么方案？”    
    宋哲元道：“第一个方案，留下四个团，由绍文（秦德纯的字）负责指挥，留守北平。”    
    秦德纯连连摇手道：“我这点能力，这个担子可担不起来，还是另外安排一个人要恰当一些。”    
    宋哲元白了秦德纯一眼，接着说道：“第二个方案，留下荩忱和日本人周旋。这第二方案我是考虑到这一年来，荩忱主持天津以来，和日本人接触较多，如果留荩忱在北平，易于为日本人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也可能和平解决当前紧张局势。”    
    张自忠也摇手道：“这个担子我也担不了。这一年来，干天津市长，天天和日本鬼子打交道，已经受到国内舆论的很深误解。如果这个事情再让我干，那我张自忠恐怕真的要为国人目为汉奸卖国贼了。到那时候，我恐怕会是百口难辩了。军长还是另选别人吧。”    
    现在两个人选都表示不愿留平，宋哲元心中焦急，不禁有些冒火：“哼！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就不服从了呢？”    
    这话可把张自忠说得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呼地一下站起身来说道：“现在战与和都成问题，看情况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么决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对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宋哲元听完了张自忠的话，如释重负，连声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接着宋哲元又对众人解释道：“有一点大家其实也是明白的。北平能打吗？北平是我国的古都，这城里有多少文物古迹，如果一旦在城里交火打起来，这些文物古迹谁敢担保不会遭到破坏？破坏了这些文物古迹，我们即或能把日本人撵跑，宋哲元和大家也是千古罪人，只有被国人骂死。如果我们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古迹不受破坏，就这样把北平让给日本人，等将来全面打败日本人后再收回这古都吧，我们将会同样受到国人的痛骂，像现在的张学良一样。所以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同日本人谈判来争取和平以保护这个古都了。我们也只有尽力吧。”    
    散会以后，宋、张二人又研究了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事安排问题，并决定将独立第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暂留北平，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也留平协助张自忠处理有关事务。    
    最后，宋哲元提笔写下手谕：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    
    “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张自忠接过手谕，噙着眼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    
    宋哲元紧紧握着张自忠的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到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是成汉奸了。”    
    秦德纯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两人握手告别。    
    当晚10时，宋哲元、张维藩等人由武衣库乘车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宋哲元一行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时，日军炮兵正向长辛店轰击。他们在此登火车赴保定。    
    抵保定后，宋哲元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职今晨3时抵保，秦市长德纯、张局长维藩偕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南苑营房被轰炸，已成一片焦土。三十八师驻南苑之一部，截至今日下午8时，尚据守围墙之一隅与敌挣扎。”    
    7月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骤变后之政府方针在南京答记者问。    
    问：“宋委员长突然离平，未悉中央对其责任问题，如何处理？”    
    答：“在军事上说，宋应早到保定，不宜住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余自信必能尽全力负全责以挽救今日之危局。须知平津情势，今日如此转变，早为国人有识者预想所及。日人军事政治势力之侵袭压迫，由来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绝非偶然。况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得称为已经了结。日军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之始，而决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至于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    
    宋哲元决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交予张自忠代理，乃是由于当时平津形势和蒋介石一再要宋去保定的势态所作出的一步决策。而后来有人把这说成是张自忠“逼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许多历史资料和一些当事人与知情者的回忆文章，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张自忠送走宋哲元后，立即打电话给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通报宋等移驻保定的事；要石友三按照冯治安的指示，随同三十七师行动。他还命令独立三十九旅赶快把队伍集合起来，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在和谈中作为借口进行刁难。    
    29日一早，张自忠到外交部街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立即按与宋哲元商谈的计划，改组政务委员会，将委员秦德纯、肖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顺民等免职，改派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忠、冷家骥、陈中孚、邹全荪、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兼任北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    
    这些新任委员，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这显然是出于应付日本人的需要。但是，许多报刊出于爱国之情，对张自忠痛加辱骂，骂他是张邦昌、吴三桂。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的“卖国行为”。    
    留平的最初几天，张自忠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将平津作战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将士予以安葬；对未及时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家眷派员给予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日军入城以后，通过汉奸潘毓桂、陈觉生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被张自忠坚决拒绝。    
    日方见张自忠不为所用，便指使汉奸成立北平维持会，让江朝宗任会长。但江朝宗对张自忠有顾虑，未敢正式就任。    
    由于日本人对张自忠不信任，由于汉奸处处与他背离行事，加上三十八师在天津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张自忠在北平已无所作为，且自身处境也十分危险。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张自忠意料不到的、万分痛心的事件。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3)

    话说张自忠送走了宋哲元、秦德纯以后，立即打电话给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要他到自己这里来一下，有紧要事情与他商议。    
    阮玄武接到电话后很快来了。    
    “师长，有什么事找我来？”阮玄武进门便问道。    
    张自忠随手便把宋哲元亲笔签写的手谕递给了阮玄武。    
    阮玄武看完了手谕，抬起头来望着张自忠，却没有说话。    
    张自忠对阮玄武道：“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以和谈达到掩护我们部队撤退免遭敌人包围的目的。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来支持这个险恶的局面。”张自忠没有告诉阮玄武，还留下有独立二十七旅石振纲，而说只留有他们两人，“敌人野心很大，平津的情况又很复杂，怎么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我们要好好商量，你多思考思考，把这个局面维持一下。”    
    阮玄武道：“我俩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决定照办，可是绝对不当汉奸！”    
    张自忠很气愤地道：“你看我哪一点有汉奸气味！？”    
    阮玄武呆了一下，眼珠子转了转，方才说道：“事情现已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    
    张自忠道：“宋先生决定把你和独立三十九旅留下来，协助我维持北平的社会秩序。为避免在与日本人交涉中另生枝节，让日本人作为借口，你把队伍集合起来，恢复常态。”    
    阮玄武道：“好吧，我回去马上执行。”    
    张自忠道：“为了应付日本人，我要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些老兄弟担任的委员免去，任命一些亲日分子为委员，以敷衍日本人。这点我也先和你通通气。”    
    “我没什么意见。”阮玄武道。    
    从张自忠那里出来，阮玄武心中一直在嘀咕着，宋哲元把我这个旅留下来，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要把我阮玄武和我的队伍当成一块肥肉送给日本人？不行，我不能跟着张自忠冒这个险。我必须把我的队伍拉出这个险境再说。对，就这么办。    
    阮玄武回到北苑营房，便让副参谋长张禄卿通知全旅营以上军官到旅部开会。    
    军官们先后来了。阮玄武宣布开会后便对大家说：“今天我把你们找来，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有关我们旅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他这么一说，可把与会军官都说得心中忐忑不安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此严重！大家面面相觑，怔怔地望着他们的旅长。    
    阮玄武道：“我在召集你们来此之前，张自忠把我召了去。他告诉我，宋哲元委员长、秦德纯市长以及二十九军已全部撤离北平，宋明轩、秦德纯等人已去了保定，冯仰之也率三十七师撤走。宋明轩走时，决定让张自忠留在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还把我们旅也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维持北平社会治安。这样一来，我们是孤军留在北平，处于日本人包围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日军吃掉之危险。因此，我思谋再三，觉得就这样完蛋实在太不划算。为全旅6 000弟兄的生命和前途考虑，所以我打算立即率领全旅迅速撤离北平，撤到安全地区以后再说。我们旅犯不着同张自忠一起在北平玩完。你们以为如何？”    
    他这番话一出，更让与会众人都愣住了，一时间大家默然不语，鸦雀无声。    
    等了好久，阮玄武见没人说话，便说道：“没人说话，是不是没有反对意见。如果没有反对意见，那就这样决定了……”    
    下面有人高声道：“我反对！”    
    阮玄武一看，却是第二团第三营的王营长，只见他气愤地站起来道：“我反对！我认为旅长这个决定十分不妥。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可是咱二十九军的传统。既然宋军长让我们三十九旅留下，协助张师长维持北平的社会秩序，我们就应该服从命令，帮助张师长度过这一个困难时期。张师长可是我们的老师长啊！我们能忍心把他丢在北平不管他的安危自己一走了事吗！这种行为，与逃兵何异！咱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可没有逃兵啊！我以为没有宋军长和张师长的撤退命令，我们不能走。我和我们营不愿当这个逃兵！”    
    阮玄武眉头一皱，尚未来得及开口训斥这位营长，便听得下面一个接一个地说道：“我反对！”“我也反对！”“我不同意拉走队伍！”“要撤也得请示张师长同意。”    
    这些表示反对拉走队伍的人，有营长，也有团长……    
    阮玄武一看，反对的人已经占了一多半，他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老谋深算的他，不但没有发火，反而脸上带着微笑地抬起双手，做了个往下压的手势道：“好啦！好啦！大家不要再说了。我刚才也是在征询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都不愿撤出北平，那就不撤好了。我阮玄武也不是孬种，刚才我还在张师长那儿说：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只是我不当汉奸。现在大家都说不走，我们就全力协助张师长干好工作，和张自忠师长共同进退吧。那就散会吧。”    
    会散了，与会军官走了，阮玄武却把旅参谋长段品鼎、副参谋长张禄卿留了下来。    
    第二天，独立第三十九旅副参谋长换了一身便服去了前门，偷偷地迈进了日本陆军武官室。    
    7月31日上午，日军奈良支队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将北苑独立第三十九旅兵营团团包围，然后是原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和一名日本奈良支队的军官进入兵营，与独立第三十九旅参谋长段品鼎接头。段立即下令集合队伍，命令全体官兵放下武器。    
    就这样，拥有6 000名士兵，装备步枪5 000支、轻机枪200挺、山炮及迫击炮8门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在阮玄武与日军的里应外合之下，一枪未发被突然解除了武装。    
    张自忠闻报，极为震怒，想到阮玄武与他是共事多年的袍泽兄弟，如今在患难之际，不仅不能和他同处险境，共撑危局，却在他面前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大唱高调，一面却暗中拆台，倒戈背叛，去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    
    他不愿另一支留在北平的队伍被日本人消灭。8月1日，他紧急召见石振纲旅长，告知他阮玄武叛变，致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解除武装事。石振纲闻知也十分气愤。张自忠告知石振纲当前北平危急的处境，下令独立第二十七旅突围。同时他自己也准备离开北平。    
    当天夜里，独立第二十七旅开始突围。    
    刘汝珍团长率六七九团在前，石振纲旅长及赵书文团长率六八一团在后，分多路经安定门、德胜门向西北南口方面突围。张自忠则率一支精干手枪队随后跟进。    
    由于突围前该旅已将平郊日军电话线切断，日军联络不便，我军大部3 000余人顺利突围。石振纲指挥的六八一团殿后1 000余人在德胜门外，突遭日军三面伏击，伤亡颇大。石振纲旅长遂与前方部队失去联络。    
    在后行进的张自忠闻知前方发生战斗，知此时突围已不可能，只得中途折返城内，另谋脱险之策。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4)

    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独立第二十七旅突围后到达南口，石振纲、刘汝珍去了张家口。    
    张自忠未能突围，只得退回城内。随后又作了几次尝试，却未能成功。    
    此时他困在孤城，一天要搬几回。椅子胡同的住宅，已被日军查封。    
    8月7日，张自忠和副官廖保贞、周宝衡等人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北平晨报》于1937年8月6日第三版头条刊发了声明：    
    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务    
    由常务委员负责处理    
    张代委员长因病赴医院治疗    
    冀察政务委员会张代委员长，顷因病赴医院就医，会务由现任该会驻会常委齐燮元、贾德跃、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等负责处理。兹将张代委员长致各常委原函照录如下：    
    径启者：七月二十八日晚奉委员长宋令，本委员长赴保，所有会内一切会务，由张委员自忠代理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九日就职视事，业经分别公布在案。    
    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现在北平附近，军事停止，秩序恢复，爱护和平之夙愿，逐渐实现，此后可由政治方面解决一切。    
    惟自忠患病月余，同人共悉，近更身体精神益感不支，际此时势艰难，设有贻误，何以对地方。踌躇再四，惟有速让贤能，以免愆尤，而维大局。    
    查本会从前原有驻会常委之规定，代委员长负责处理政务。自忠现已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所有本会事务，仍应沿用前制，由各常委共同负责，处理一切。    
    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是所企祷。    
    8月7日，上海《大公报》以《名存实亡——冀察政会，张自忠已托病离职，齐燮元等袍笏登场》为题报道：    
    （中央社北平六日透露电）张自忠因外间纷纷谣传渠与日方之关系甚形紧张，故已于今晨托病辞去冀察政委会之会务，现由齐燮元、张允荣、张璧、贾德跃、李思浩五人组成之委员会处理。闻张自忠因日方压迫其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自知地位不稳，乃辞职而去。    
    （中央社保定六日电）此间接得报告，张自忠去职后，近盛传其患病甚剧，现已入医院疗治。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入城式”。5 000余名侵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了城区。古都北平，就这样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北平被日军正式占领，张自忠认识到现在城里更加危险，医院也不一定安全。张自忠思谋再三，决定去找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福开森，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86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上海南洋公学，担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顾问，还曾被清廷赏予二品顶戴，地位十分显赫。1899年接办上海《新闻报》。后来，他定居北平，与张自忠相识。    
    主意已定，张自忠便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鹊胡同（今东里士胡同）与福开森联系。    
    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    
    第二天，张自忠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认识，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一番，让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在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文物，受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谴责。但这次却做了一件好事。    
    为了早日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保贞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宝衡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赵子青年轻干练，为人仗义，交结也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所以张自忠让廖保贞找赵子青设法。    
    廖保贞到了天津，直接到赵子青家来找他。    
    赵子青听说有客人来访，出来一看，却原来是张自忠的副官廖保贞，不禁惊异不已。    
    “你不是随张师长去了北平么！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了，你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张师长呢？他的情况怎么样？”    
    廖保贞道：“我正是从北平前来。正想有事求助于你哩。”    
    赵子青道：“你说，只要兄弟办得到的，无不尽力。”    
    “好！够朋友。我想先问老弟一个问题。”    
    “好吧。”    
    “你对张师长有什么看法？”廖保贞问赵子青。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了呢？”赵子青有点诧异，“你快说，张市长他怎么样了？”    
    “师长很好。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廖保贞道。    
    赵子青道：“张师长可是个好人。尽管眼下差不多的报纸都骂他是汉奸。凭我和他的相识相处，凭他在天津当市长的种种，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忠义之士，绝对不是汉奸。”    
    廖保贞点点头：“好！师长确实没有看错老弟。”    
    赵子青道：“老兄今天说话老是吞吞吐吐的，叫人摸不着头脑。张师长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有什么难处？廖兄尽管说，我赵某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愿尽力。”赵子青说得很是诚恳。    
    廖保贞点点头：“好吧，我就告诉你吧。”    
    赵子青听完以后，点头道：“怪不得，张师长真是忍辱负重，这种忠义之举，古今罕见，令人钦佩。廖兄放心，兄弟一定竭尽全力，定保张师长安全离开北平，脱离险境。”    
    “那我就代表师长、代表三十八师弟兄表示感谢了。”廖保贞道。    
    赵子青道：“廖兄不必说这些客套话。容我想想，定能找出妥善的办法来。”    
    赵子青在客厅里来回走动着，在思谋营救张自忠脱险之策。    
    廖保贞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望着来回走动的赵子青，没有说话。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5)

    赵子青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终于停在廖保贞面前道：“有了，我想到了一个人，托他也许有办法。”    
    “谁？说来听听。”    
    “他是一个侨居天津的美国犹太商人，是天津公茂洋行的经理，大家都称他‘甘先生’或‘甘经理’。他和我十分熟悉，他是个很讲义气的外国人。他经常驾驶自用汽车往来于平津之间。据我所知，此人算是手眼通天，来往都是通行无阻。找他帮忙，也许有办法。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去。”赵子青对廖保贞说。    
    “现在夜这么深了，去找他，方便么？”廖保贞有些迟疑。    
    “没关系，走吧。救人如救火嘛。”赵子青一把把廖保贞从沙发上拉起来就往外走。    
    两人来到“甘先生”的住宅，按了门铃。一个女佣出来开门，看见赵子青：“是赵先生呀，这么晚了，还来找甘先生呀！”    
    看来赵子青是“甘先生”家的常客，所以女佣也认识他。    
    赵子青道：“我有要紧事找他。他睡了没有？”    
    “还没有，正要准备睡了哩。”    
    “那好，你请他下楼来一下，说我找他。”    
    女佣把他们二人让到客厅：“二位请坐，我这就去请他下来。”说完上楼去了。    
    过了一会儿，“甘先生”穿着睡衣从楼上下来了。    
    “啊，是密斯脱赵哇！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有急事吧。这位是……？”“甘先生”向赵子青打着招呼。    
    赵子青道：“真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也是有急事。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廖保贞先生，张自忠将军的副官。这位便是甘先生。”    
    “甘先生”同廖保贞握手：“啊，您好！密斯脱廖是是张自忠将军的副官么！张将军可是一位中国了不起的军人啊。”这位“甘先生”一口满流利的中国话。    
    赵子青接着话头道：“我们两个相交也非同泛泛了，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我同廖兄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张自忠将军一个忙。”    
    “帮张自忠将军一个忙！？那好哇，能够为张自忠将军效劳，我甘某人深感荣幸。这是怎么一回事？张自忠会要我帮忙么？这可不是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和你开玩笑的吗？你先回答我，这个忙愿不愿帮？”    
    “甘先生”望望二人一副严肃的样子，知道不是玩笑话，当下慨然道：“刚才我不是已表了态了吗，能够为张自忠这样的杰出中国将军效劳，我深感荣幸。说吧，张自忠要我帮他什么忙？”    
    “好！事情是这样的。……”赵子青便把情况向“甘先生”一一说了，最后道：“张将军现在想从北平脱身到天津来，想请你设法帮这个忙。这个，只有你有办法，你看能否办到？有无困难？”    
    “甘先生”道：“张将军这种气节令人敬佩。这个忙我既然已答应了，就一定帮助张将军逃出北平，把他平安地送到天津来。”    
    廖保贞站起来，向“甘先生”深深一揖：“那我就代张将军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了。”    
    “不用客气，张将军的为人，在他做天津市长期间，我已看到了他的作为，令我很是敬佩。能为他效劳，我确是从内心上愿意这么做。况日本人在平、津、河北也太狂妄了，不单你们中国人看不惯，许许多多侨居这里的外国人都看不惯，我‘老甘’便是其中的一个。我在中国多年，也算半个中国人了。中国受日本如此欺凌，我心中也是不服得很。”他顿了一下道：“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把张自忠将军从北平接出来的细节吧。”    
    另一名副官周宝衡，潜出北平后一直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河一带找到了队伍。    
    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董升堂等几位将领见着周宝衡，不禁大喜，忙问：“张师长怎么了？”    
    周宝衡便把张自忠的近况及现时处境对众人说了。    
    众人得到张自忠的消息，大为惊喜，都对周宝衡道：“你告诉师长，全师弟兄都等着他归队，好率领我们打日本鬼子哩。”    
    刘振三道：“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自带便衣队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也高兴得很，对众人道：“找着你们就好。我立即回北平，把部队的情况和大家的话，向师长汇报。”    
    周宝衡风尘仆仆地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后，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写了一封信，命周宝衡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必前来了。”    
    9月7日凌晨4时许，北平喜鹊胡同福开森宅邸的大门开了一道缝，从门里伸出一个头来，向胡同两端打量了一下，看看没有人，便缩了回去。接着门开了一个更大的缝，一个瘦长个儿的人从门缝挤了出来。他头戴一顶鸭舌帽，帽舌压得很低，挡住了大半个面孔，身穿一件工人装，下面也是常见的工人穿的背带裤。    
    他从门里“挤”出来，沿着胡同向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马路走去。他走到胡同口马路边上就停了下来，不时向街的两头瞧瞧。这时天刚刚亮，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他等了一会儿，一辆车头插有意大利国旗的福特小卧车在他身边停下了。车门打开了，一个人从车上伸出头来，对他挥了一下手：“张先生么，快上车！”    
    这个工人打扮的人迅速拉开车门，一下钻进车里，坐在了司机旁边的坐位上。那车立即开动了，直向朝阳门急驰而去。    
    这开车的是一个碧睛黑发隆鼻一副络腮胡子的外国人，他便是天津公茂洋行的经理“甘先生”。那穿着工人装像个司机助手的不是别人，正是张自忠。    
    原来赵子青、廖保贞和“甘先生”商议，由“甘先生”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办理他去北平办事的通行证，亲自驾车到北平来接张自忠脱离险境。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6)

    这位“甘先生”果然神通广大，他不仅自己是个美国人，办有美国领事馆签发的去北平公干的证明，而且车上插着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是日本的盟国），怀中还有意国公司的证件。    
    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路线上都设有关卡，盘查极为严格。    
    张自忠上车以后，“甘先生”道：“张将军，这一路你不用说话，只装作是我的司机，一切由我来应付就是。”    
    张自忠道：“这次承蒙‘甘先生’鼎力相助，当令自忠终生铭感。”    
    “甘先生”道：“张将军不必客气，我对你的为人是素所钦佩。这次能为你效劳，我深感荣幸。”    
    “谢谢。”    
    设卡于朝阳门的日本士兵，见有辆卧车驶至，马上挥旗示意停车检查。    
    “甘先生”在卡前下车。上来的日本士兵望了一眼车上插的意大利国旗，走到车门前。“甘先生”掏出证件，让日军检查。有个日本兵把头伸进车来望了一下，看了一眼靠在车座上打盹的张自忠。    
    “他是什么的干活？”日本兵问道。    
    “我雇用的司机呀。”    
    “那他为什么不开车的干活？”    
    “这里距天津还远着哩，我自己也会开车，让他休息好，出城后再让他开。有精神才不会在路上出事故哇！”    
    日兵验了证件，又望望车头上的意大利国旗，然后退到一边，挥挥手：“开路，开路吧！”    
    “甘先生”乓地一声关上车门。车子开出了朝阳门，出了北平城，向通县开去。    
    通县是平津间公路必经要道，各城门也有日军把守。通县城边有一个大教堂，教堂大门在城外，后门通向城里。为避开日军的盘查纠缠，“甘先生”机警地把车由教堂大门开了进去，穿过教堂大院，由后门驶出，直接开进通县城内，然后开出通县东门，向天津开去。    
    此后一路上通行无阻，经北仓过引河桥，开进意大利租界。按商定计划，“甘先生”在这里下车，改由赵子青请来的中国司机驾车，直至英租界赵家。    
    这时日军由于对英美等国有顾忌，尚未进占租界以免树敌过多，所以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来到英租界，张自忠总算初步脱险了。    
    张自忠乘坐的卧车，开到赵宅停下后，赵子青正在那里等着他。看见张自忠从车里出来，赵子青忙上前招呼道：“恭喜张将军，您终于脱险了。”    
    张自忠和赵子青紧紧握手，十分感激道：“这次自忠能脱离虎口，安全来到天津，全靠子青大力援助，万分感激。”    
    赵子青笑道：“些许微劳，不足挂齿。将军如此客气，那岂不是把兄弟当成外人了吗！”    
    张自忠握着赵子青的手摇晃着道：“好，好，大恩不言谢。自忠记下老弟这番心意了，就让自忠在今后以抗日救国、光复平津、光复我中华大好河山的实绩来答谢吧！”    
    赵子青道：“师长能如此，也不枉兄弟一番心意了。请。”他把张自忠往客厅里让。    
    两人并肩走进客厅，只见沙发上一个人站起身来，叫了一声：“哥！”向他奔了过来。    
    张自忠一看，却原来正是他的胞弟自明。他也不由得叫了一声“七弟！”两人拥抱在一起。    
    自明含着泪花：“家里的人好担心啊！”    
    张自忠道：“我知道。好在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    
    两人分开后，赵子青道：“都坐下慢慢谈吧。”    
    张自忠倚靠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乏不堪。    
    他凝目沉思，一时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弟兄俩默默相对，一时无言。    
    赵子青却没有坐下，他对二人道：“你们兄弟二人先谈谈，我去安排一下，让吴妈准备几个菜，给师长接风、洗尘、压惊。自明兄也别走，等会儿还有几个可靠的朋友要来。”    
    赵子青见张自忠望着他，忙解释道：“师长放心，都是绝对可靠的人，还是廖保贞联系的，有李桐文、聂湘溪他们几个。”    
    张自忠道：“给老弟添了这许多麻烦，令自忠十分不安。”    
    赵子青笑道：“师长，你看你又来了……。”    
    张自忠笑笑：“好吧，来日方长，不说了。”    
    赵子青转身走了。    
    张自忠对张自明道：“你回家去吧，告诉他们我很好。以后一切家里的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就是，不要问我了。”    
    自明点点头：“好的。家里人都着急，我是该早点回去告诉他们平安的消息，好让嫂嫂和家里人放心。”他站起身来说：“哥，你多保重，我走了。”    
    张自忠道：“我知道。跟你嫂子说，我离开天津南下前，尽量争取安排时间回家来一趟。”    
    张自明走了。    
    这天晚上，原天津财政局长李桐文、秘书聂湘溪、三十八师留驻天津的秘密据点负责人刘处长等到赵子青家见了张自忠。    
    大家见面，悲喜交集，几有隔世之慨。    
    9月8日，张自忠通过二十九军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向宋哲元报告了留平情况和抵津经过。    
    9日晚8时许，一个身材颀长、身着一件杭绸长衫、头戴礼帽、帽沿压得很低的男子，走向英租界的一幢房前，推门走了进去。这幢房子正是张自忠家在天津的寓所。张自忠的家人，是7月20日前后才从北平椅子胡同的家撤到这里的。    
    这位男子推门进来，恰好张自忠的侄女廉瑜正在客厅里。廉瑜见他走了进来，便问道：“你找谁？”    
    来人没有说话，却伸手把头上的礼帽摘了下来。    
    廉瑜眼睛一亮：“大爷！是大爷。”    
    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一面大声喊道：“大娘，大爷回来了！伯父回来了！”一面扑进了张自忠的怀里。    
    张自忠平时也喜欢这个侄女，当下也有些激动地将她搂在怀中。    
    廉瑜把头埋在张自忠胸前，带着哭声说：“大爷，你终于回来了，我好高兴啊！全家人都会高兴的！”    
    廉瑜这一喊，果然把全家人都喊出来了。    
    女儿廉云最先跑出来，一下子扑向父亲怀里：“爸！想死我们了！我们好担心啊！”    
    张自忠拍拍女儿的肩：“我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    
    夫人李敏慧、儿子廉珍夫妇、孙子庆宜、庆安，弟弟自明、弟媳吴敏贤，侄儿廉瀛、侄女廉琚和侄孙、侄孙女等也拥进了客厅。    
    几个小家伙，喊着“爷爷、爷爷”向他扑过来。    
    他放开廉云、廉瑜，蹲下身，张开双手，把几个扑上来的孩子都搂在怀里……    
    李敏慧站在那儿，痴痴地望着和孙儿们拥抱在一起的丈夫，眼里含着泪花。    
    还是张自明说话了：“孩子们，爷爷刚回来，累得很，你们还不把爷爷扶过来坐哇！”    
    几个娃娃这才拉着张自忠的手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7)

    廉珍、廉瀛等分别上前向张自忠行礼问安。张自忠对大家说：“大家都坐下吧。”    
    全家人才坐下来。几个娃娃仍拥在他的身边。    
    李敏慧望着丈夫那面黄肌瘦、憔悴疲惫的面容，心头发酸，强忍着眼泪，嗄声问道：“你还好吗？”    
    张自忠道：“还好，总算脱离虎口了。”    
    全家人默默相对，一时无语。是呀，短短一个月，这其中经历着太多太多的变故，悲欢离合，身心都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不知从何说起。那只有相对默默无语了。    
    过了不知多少时间，张自忠道：“我马上便要离开天津南下，先到济南，和宋军长取得联系，也可能回部队，也可能先去南京。在一切没有安定前，你们就只好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在，家里的事就由敏慧和自明做主就行了。如果一切安定了，我再设法接你们南下。”他停了一下，接着道：“这次能从北平平安脱险，多亏许多朋友的帮助，北平的福开森，就是一个。在北平，如果没有他的掩护，说不定我已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写封信好好感谢他。廉瑜你去给我拿纸笔来。”    
    廉瑜应声去了。    
    张自忠从身边摸出一个包来，交给自明：“这里面有两笔钱，一笔是作为今后全家人生活之用；另外一笔钱，是留给孩子们的。大小两代，每人一份，作为他（她）们读书、婚嫁等用的。”    
    自明接了过来，就递给李敏慧：“这个嫂子保存着吧。日常用度要用我再和嫂嫂商量。”    
    廉瑜拿来纸笔。张自忠写好信后交给自明：“这封信，你设法托可靠之人送到北平交给福开森先生。”    
    张自忠对孩子们道：“你们要好好学习，都要听大人的话。”    
    墙上的钟已指向10点。张自忠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    
    他的眼光在每个人身上注视了一下，然后转身向大门走去。因怕被人发觉，大家都只把他送到大门就止步了，都没有走出大门。    
    张自忠回头望了一眼家中的老少，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他那瘦长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张自忠离开了家走在街上，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这次和家人一别，此去可以说前途茫茫，真不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时候才能再和家人团聚，他真不能预期。他的心中，像有一大块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这块“石头”，几时才能从心上搬掉。    
    他走向开封道起士林，赵子青在这里的一幢小楼上为他安排了秘密住所。因为他虽然从北平平安脱险，但现在天津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如果日本人知道张自忠潜来天津，也不会放过他的。那不仅仅是因为北平的日军要抓他张自忠，还因为他的三十八师在天津让日本人吃了不小苦头，占领天津的日军岂能把他放过！所以他在天津的活动，一切都还得秘密进行。    
    这里，三十八师军需处长兼天津市财政局长李桐文、秘书聂湘溪等人均在等候他。    
    他们见张自忠回来，一齐忙起身相迎。    
    “见着夫人和孩子们了？”李桐文问道。    
    “见着了。大家坐下谈吧。”    
    大家见张自忠在沙发上坐下后方才各自找位子坐了下来。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方才说道：“你们几位都跟随我有年。这次从北平脱险，你们都努了力，再加上不少朋友的帮助，如福开森、赵子青、甘先生等，都令我感激不尽。明天我就要离开天津南下。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往后的事。我这次离津南下，前程未卜，是祸是福，实在是难说得很呢。因为国人都在骂我张自忠是汉奸。南京政府和蒋委员长会怎么处理我？令我心中惶惑不已。”    
    李桐文道：“师长也不必过分忧虑。不管在天津也好，在北平也好，您都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的事。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国人一时误解，那是不明真相，一旦了解，您不仅仅会获得国人谅解，还会获得敬重的，因为能够这样忍辱负重，不计毁誉，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做到呢！”    
    聂湘溪道：“是呀，我认为南京政府和蒋委员长方面，师长也不必顾虑。首先蒋委员长和南京政府他们应该了解，师长在平津的作为是为了什么。有好多不正是在按他们的旨意办么，怎能把‘账’算到你的头上呢！其次宋军长也会为师长解说，他也应该为师长解说。必要时我们大家都可以作证嘛。”    
    刘处长也道：“他们两个说得在理，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嘛。”    
    大家这么一说，张自忠的心情比原来舒畅了不少。他说道：“大家说得很对。我也想，南京政府和委员长总得让我申辩嘛。这个事到时再说吧，我们还是谈谈今后咋办吧。”    
    李桐文道：“师长明天南下，我们是跟师长一起去呢，还是别有安排？这是应该处理的问题。要把这个明确了，才好说今后的事。”    
    张自忠道：“我知道大伙的心情，大家都想同我一道去南方，以便好拿起枪来打日本鬼子。我也在想，如果万一我到南方，一时半时南京政府不让我回部队上前线，或者暂时不让我回部队，那岂不是把大家都弄来晾起了！与其这样，到那边去等着没事干倒不如就在这边。我看除李桐文、聂湘溪同我一块儿南下，到了济南，请示宋军长作安排外，其余的人，干脆都暂时不要跟我走了，就在天津留下来，暂时给我做联络工作。我们师在天津设了个秘密电台，由刘处长在负责。你们注意收集日本人的情报，有什么就与刘处长联系，我派人给你们送生活费。等到我回部队后，你们再回部队来，如何？”    
    众人齐道：“我们愿意听从师长的安排就是。”    
    “那好，我们大家好好研究一下留下来的人的工作安排，可不能没有组织，像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或者是各干各的，盲无头绪。还有，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大家都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做秘密工作，总得要掩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不能让敌人抓住才是。”    
    几个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    
    10日清晨，张自忠在李桐文、聂湘溪、廖保贞等人的陪同下和前来送行的刘处长等人一起前往英国码头。    
    张自忠写了三个便条，让留下的人交给儿子廉珍、女儿廉云和弟弟自明。    
    一艘事先备好的英国驳轮等候在英国码头，生火待发。张自忠一行登上驳轮，告别留下的同志们，直驶塘沽，然后换乘英国商船“海口”号启程南下。    
    这一个噩梦，总算结束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漫漫金陵路(1)

    二十九军撤往保定后不久，又奉命开赴唐官屯—马厂一线，担任津浦线防务。二十九军军部由保定迁到河间。    
    这个时候，宋哲元的心情也是十分烦躁。他既为自己坐失平津感到内疚，更为主要的是担心南京方面怪罪，因此脾气显得异常暴躁起来。但是，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蒋介石不但没有对他加以指责和处分，反而批准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他为总司令。    
    这对于宋哲元来说，倒成了因祸得福的味道。其实蒋介石对宋哲元如此优待和宽容，并不是对他信任和重用，或者是西安事变宋哲元曾致电张学良，要求保护蒋的安全。而恰恰是蒋介石对宋哲元有疑虑，因为他手中尚控制着十万大军，若不安抚，恐生内乱，所以才对他加官晋爵，加以羁绊。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和全国陆军划分为五个战区：    
    第一战区：河北及鲁北，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第二战区：晋察绥，阎锡山任司令长官；    
    第三战区：苏南及浙江，冯玉祥任司令长官；    
    第四战区：闽粤，何应钦任司令长官；    
    第五战区：苏北及山东，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第一集团军属第一战区，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万福麟任副总司令，秦德纯任总参议，下辖五十九军、七十七军、骑兵第三军及万福麟之五十三军、吴克仁的六十七军、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等部。    
    其中七十七军由原三十七师及一三二师扩编而成，军长冯治安；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而成，军长由宋哲元兼任；骑兵第三军由原骑兵第九师扩编而成，郑大章任军长。    
    与此同时，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军长，隶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    
    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辖三十八、一八○两个师，黄维纲、刘振三分任师长 ，李文田任副军长。    
    张自忠10日乘英国商船“海口”号离开天津，13日由烟台转济南。他路过潍县（今潍坊）时，碰到韩复榘部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这个早年曾是张自忠学兵连的小兵，却对老领导极为无礼，他对张自忠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之书，都学了些什么呢？”    
    这话大大刺伤了张自忠的自尊，他勃然拍案：“负党负国岂我张自忠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到了济南，韩复榘对他也反应冷淡，根本没有派人来接他。当张自忠来到韩复榘私邸、副官进去向韩复榘禀报说张自忠前来拜访时，韩却扯开嗓门大声说道：“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张自忠在门外听得真切，便大步走进屋里，对韩复榘说：“向方（韩的字），我给你个东西看看！”掏出宋哲元的手谕，“拍”地摆在韩复榘面前。    
    韩复榘看了宋的手谕，明白了事情真相，说道：“哦，是这么回事。不应该由你背这个黑锅。”这才对张自忠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韩也知道，现在只有蒋介石才能决定张自忠的命运。他当即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此事。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韩复榘把电话记录给张自忠看，说：“老蒋让我把你解往南京，你看怎么办？”    
    张自忠回答道：“你就看着办吧。”    
    韩复榘沉默了一阵，说道：“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兄弟。这样吧，你身体不适，先在我军里住下，给蒋先生请个假，暂留在济南治病。过几天冯先生要来济南，见了他再说。”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张自忠回答。    
    但是韩复榘对张自忠并不完全放心，因为张自忠的队伍此时正驻扎在济宁、平阴一带。因此他派省府委员张钺与张自忠同吃同住，名曰陪同，实为监视。    
    张自忠心里明白。但此时此境，韩复榘对他，也算不错的了。    
    8月21日，宋哲元同秦德纯到南京谒见蒋介石。一周后返前线，他得到张自忠从济南发来的电报，立即派秦德纯赴济南欢迎，并准备陪张自忠赴南京见蒋介石。    
    这个时期，由于冀中连降暴雨，一片汪洋，第一战区平汉线与津浦线两区间联络极为不便。蒋介石于9月上旬决定，将津浦北段地区辟为第六战区，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将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及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等部划归冯玉祥指挥，担任津浦线北段防御任务。    
    冯玉祥受命后即偕鹿钟麟、张知行等人北上。9月5日，冯玉祥一行抵达济南。    
    张自忠得消息，即与韩复榘一同去火车站迎接。    
    冯玉祥与张自忠已是四年未见面。冯玉祥与张自忠握手，见张自忠面容憔悴，欲言又止，便说道：“荩忱，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你先在济南住着。”    
    站在一旁的韩复榘道：“求先生为张自忠写封信给蒋先生。”    
    冯玉祥道：“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    
    冯玉祥当即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明责任不在张自忠，还是应该让他回去带兵打仗。冯玉祥在信中还说，张自忠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只要叫他带着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分。    
    冯玉祥的信使张自忠的心情踏实了一些。从车站归来，他提笔给他的老部下李致远写了一封信：    
    致远吾弟如晤：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族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惜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报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兄努力抗战，勿庸悬念。抑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际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命杀敌为盼。此颂戎祺，并祝胜利！小兄张自忠拜启  九·一五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漫漫金陵路(2)

    五十九军将领得知张自忠在济南，纷纷派人请他归队参加抗战。但宋哲元通过秦德纯嘱张：“万不可先到前线部队，致招物议。”    
    张自忠也认为不就留平一事向中央报告就贸然回军，不够妥当；再说，心怀坦荡，并无卖国之行，终可还以清白，因而决计赴宁请示一切。    
    他内心十分清楚，在舆论汹汹众口声讨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可能遭到军法审判。    
    许多朋友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南下。一位朋友还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张自忠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但还是坦然地表示：“纵然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决心要去的。”    
    蒋介石接得宋哲元电后，即电召张自忠入京。    
    张自忠患痢疾甚重，请假留济延治，滞留了十多天，病情才有所缓解。秦德纯又发了一个电报给何应钦：“我奉宋将军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惟各方谣诼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    
    何应钦很快便发来复电：“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    
    因何应钦有此保证，秦德纯便准备陪同张自忠离开济南，南下去南京，听候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处理。    
    但是当时的新闻舆论，对于张自忠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舆论界对他的误会和谴责，是有增无减。如9月28日上海《大公报》刊了一篇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对张自忠指责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刊于《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则讥讽挖苦说：“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舆论的责难，更增加了张自忠去南京的艰险，使其前景严峻，但却未动摇张自忠赴南京的决心。    
    10月7日，张自忠在秦德纯、张钺的陪同下，启程南下。    
    他们离开济南后，先到泰安。这个时候，宋哲元正在泰山休假，嘱让张自忠上山一晤。    
    秦德纯、张钺陪同张自忠上山来见宋哲元。    
    住在玉皇顶的宋哲元听说张自忠上山来了，亲自出来相迎。两人见面，心情都十分激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张自忠和宋哲元，都不禁涕泪潸然。    
    宋哲元拍着张自忠的肩膀：“荩忱，这一段苦了你了！也委曲了你。好在你终于平安地脱离虎口归来了。我好高兴啊！”    
    张自忠哽咽道：“这一段日子太令人受熬煎，太艰难了。我真怕不能和军长和弟兄们再见面了。”    
    宋哲元抹掉眼泪，笑着安慰张自忠：“你平安归来，是我们全军弟兄都高兴的事。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人携手而行。进得屋来，大家落座后，宋哲元看着张自忠那憔悴不堪的神色，叹了一口气道：“荩忱，这一段确实使你吃了太多的苦，我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也十分不安。”    
    张自忠道：“军长也别这么说，为了二十九军，为了全国抗战的准备，总得要有人去干，不计毁誉去干。说苦，确实苦。尤其是你们撤离北平去了保定这些日子，那可真是叫度日如年呀！大家都走了，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弟兄商量对策。周围的人，不是汉奸，就是同日本人一个鼻孔出气的。而且日寇早已对我们二十九军完全失去了‘信任’，根本不愿再同我们作任何和平谈判以解决问题。开始以为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在必要时还可派上一些用场，谁知阮玄武这个孬种，和我们共事多年，在这关键时刻，既不思报国之恩，也不念袍泽之情，始则想拉走队伍，不成之下，耍出更恶毒的一招，竟然勾结日寇，里应外合，致使独立三十九旅6 000弟兄蒙羞，一枪未发被日寇解除武装。”    
    张自忠说到这里，满脸悲愤之情：“我真没想到他竟然是如此一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我怎能再让独立二十七旅被日寇‘吃’掉呢！北平和平已根本无望，所以我下令石振纲旅长率独立二十七旅突围。总算为我军拯救了一支力量，这算我留平八天，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了。”    
    宋哲元道：“我也没料到阮玄武会是这么一个毫无民族气节的卑鄙小人。你命令石振纲率部突围做得对。当时你也应该同他们一道突围才是。”    
    张自忠道：“我何尝不想同他们一道突围而走。突围时我率手枪队走在最后，谁知刘汝珍的六七九团顺利突围后，石振纲同赵书文率领的六八一团却遭到日本鬼子三面伏击，但虽伤亡惨重，总算走脱了。我和手枪队没法再突出去，只好折返城内，所以才经历了后来的种种劫难。幸好得到福开森、赵子青、甘先生等许多平津地区中外朋友的全力帮助，才算逃出了虎口。”    
    张自忠把在北平的工作情况、脱险的经历详细地对宋哲元述说了一番。宋哲元等听得嗟叹不已。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漫漫金陵路(3)

    宋哲元叹了一声道：“唉！想不到我们众多弟兄苦心经营的二十九军，成就了一番可观的基业，竟然在短短的一个月中，除却我们二十九军还算保存下来相当实力外，其余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反省，我们何以会失败得如此之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看来问题主要出在我的身上。我对于日本人太过于相信了，对于和平抱一种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总想用忍让来向日本人换取和平。当然，南京方面前段也是想用妥协求和平以赢得时间，对我们有影响。而我们也想用妥协求和平，以保持我们在冀察平津所取得的二十九军根基的相对稳定。我的这种对和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影响了荩忱你，还有绍文等诸多弟兄。仰之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在大的原则上也是和大家一致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认识到日本人本身就是以武力侵略、武力占领、武力征服为能事的。它哪会真心诚意和你谈判和平。我们放松了武力防备，对日本人大量增兵、积极备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没有相应地采取应对措施。所以一旦敌人发动武装进攻，我们空有十万之众，却分散而不集中，没有相互支援，也没有与北上声援我们的部队相结合、配合。”    
    张自忠道：“我们的失策是没有‘先发制人’，如果我们在日本人不断制造摩擦时就采取坚决消灭它的态度，先把日本屯垦军消灭，再把来援的日军拒之于冀察平津之外，可能不至于造成今日之局面。”    
    宋哲元道：“留你在北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大失策。和平已不存在，我却还幻想和平，使你受了许多苦。这个责任全在我，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张自忠道：“造成今日失败之局，也不能全怪军长，我也有责任。”    
    秦德纯道：“是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宋哲元道：“事情已到今日这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中央要处分，我应首负责任。荩忱你这次去南京，你尽管去。我当向蒋先生和国民政府为你分辩。不过，你也应当相信中央，是非功过会有澄清之日。情况你也知道，二十九军已扩为第一集团军，三十八师也扩为五十九军。五十九军军长现在是我暂兼着，这个位子是我为你荩忱留着的。五十九军的全体官兵弟兄希望你回去，五十九军需要你。”    
    张自忠道：“只要蒋先生能信任我张自忠，能让我回部队，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用我的生命去证实我的忠贞。一定不会辜负军长对我的期望，不辜负五十九军弟兄们对我的信任的。”    
    宋哲元道：“我们这次见面，真可谓是北平一别，恍如隔世。你在这里住几天再走，我们弟兄俩好好地谈谈。至于到南京后，我已向绍文作了交待。他也会为你向蒋先生禀陈。其他方方面面的可资利用的人事，该托的还是要托，大家都为你在委座面前说几句好话，说几句公道话，我相信应是无大碍的。”    
    宋哲元与张自忠把盏长谈。张自忠在泰山小住了两天，然后在秦德纯、张钺的陪同下，又踏上去南京的路。宋哲元还就张自忠赴京一事，亲笔给蒋介石写了报告，交张自忠转呈。      
    9日一早，几人下了泰山，继续南行。    
    秦德纯是细心人。他为防途中发生不测的意外事故一时难以应付，便把张自忠安排在比较嘈杂的三等车厢里，由廖保贞、聂湘溪等陪同；自己和张钺仍乘坐头等车厢。    
    张自忠明白秦德纯完全出于一番好意，也不会去加以计较。    
    列车一路向南驶去，很快车便到了徐州。列车刚一到站，就有三四十名青年拥到头等车厢门口。这些青年学生手里拿着标语：    
    “打倒汉奸张自忠！”    
    “声讨卖国贼张自忠！”    
    “张自忠是吴三桂第二！”    
    “张自忠是张邦昌第二！”    
    这些学生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    
    秦德纯因事先早已有妥善安排，他不慌不忙地走到车厢门口，对青年学生们道：“兄弟叫秦德纯，现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这位是山东省政府委员张钺先生。我们两人现在是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召，去南京公干的。兄弟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很是钦佩。不过，我要很遗憾地告诉同学们的是：我们这个头等车厢，可没有张自忠这个人。”    
    他这么一说，下面的学生却不相信，顿时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汉奸张自忠坐的就是这趟车，坐的就是头等车厢。你怎么说没有张自忠。”    
    “你说车上没有张自忠，那我们要上车搜一搜。”    
    秦德纯笑笑道：“在下已告诉同学们了，我们两个可不是张自忠，我们这头等车厢里也没有张自忠。你们不相信，提出要搜，我们也可以满足同学们的要求，不过你们不能几十个人都拥上来。你们可以推选几个代表，上车来搜搜，看看车上是不是有张自忠。你们说你们得到的消息，我想那个消息是不准确的。”    
    学生们果然推出4名代表上车。秦德纯让他们到车厢内各处查看，甚至连洗手间也让他们看了。这头等车厢里，除秦张2人及两名随行副官外，更没旁人，哪有什么张自忠。这些学生只好下车而去。    
    一场麻烦，就这样轻易地免去了。    
    列车开动以后，张钺笑道：“绍文兄，你这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果然妙绝，令人佩服。”    
    秦德纯道：“这些青年学生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如果他们真发现荩忱兄在车上，你纵有一百张口，也说不服他们相信荩忱不是汉奸。你也不能调军队来把他们撵下去，拖下去，因为他们毕竟是出于爱国热情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也还可以保护荩忱不受伤害。”    
    就在张自忠还在南下的列车上的时候，南京政府就已下达处分张自忠、刘汝明等人的命令：    
    兹据军事委员会称，天津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主席兼陆军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一团团长陈参贻误军机，均请从严惩处，以振纲纪等情。张自忠着撤职查办；刘汝明着撤职留任，戴罪立功；陈参着先行撤职，从严讯办。以振纲纪，而儆效尤。此令。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漫漫金陵路(4)

    9日傍晚时分，车抵南京西北郊浦口车站。张自忠一行在此换乘汽车进入市区。张自忠与张钺驻西山路韩复榘之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秦德纯则驻在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    
    当晚秦德纯以电话与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约定，翌日下午赴四方城见蒋介石。    
    四方城坐落在巍峨的中山陵下面，有一片浓密的树阴覆盖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为躲避空袭由城区迁到这里的一幢平房内。除附属的厨房、卫生间和侍从人员的房间外，主房只有三间，一间做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一间是书房，另一间则是客厅兼餐厅。    
    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张钺陪同来到四方城。一个青年侍卫官把他们引到客厅。不一会儿，蒋介石由书房走了进来。    
    张自忠立刻起立，向蒋介石立正行了个军礼，主动请罪道：“自忠在北方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予惩办。”说着，将事前写好的报告和宋哲元的报告双手呈交蒋介石。    
    宋哲元的报告原文是：    
    张自忠抵济，曾经电陈，谅蒙钧览。张自忠此次转道南来，外间对之多抱怀疑态度，兹特令其晋京觐谒钧前，面陈经过。职对其平日之为人，知之甚切，决不致如外间之所传，以负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厚也。兹并派秦德纯与之偕行，报告此间近况，伏乞钧座赐予指示，是所至祷。    
    张自忠的报告略述了留平的经过：    
    窃自忠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令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命之下，诚恐才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涕泣受命，允为维持十日，由宋委员长自保率队来接应，以解北平危急。自宋委员长离平赴保后，职一面令驻城内石旅确保北平秩序，阻止日军入城；一面派员与宋委员长妥取联络并电令在津李副军长文田督率所部，努力杀敌，并告诫官兵勿忘为中国国民，不必以交通梗阻为虑。嗣以平保连系断绝，而日军大部逼迫城郊，职当令石旅突围赴察，职亦率手枪队出城。不意石旅甫出得（德）胜门，敌人预设伏兵，三面袭击，以致石旅长与其部队失却联络，职亦中途折回城内。从此职困处孤城，一日数迁，居住被日人查封，形同囚虏，屡次冒险出城，均未办到。迟至九月三日，职不得已化装只身离平赴津，在途三日，始抵天津，寓于美籍友人家中，至十日乘英商海口船赴烟台转济南来京。此经过之大概情形也。    
    自忠受国家培植，与钧座训诲，誓以至诚效命国家，倘有丝毫不忠实于国家及钧座之处，甘受严厉处分。至于自忠有负任务，贻误大局一节，应如何惩处之处，敬惟钧座之命是听。披沥陈情，恭候钧裁。    
    蒋介石接过报告书，略为看了看，点了点头。他看张自忠面容憔悴，便说道：“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约你详谈。”    
    12日上午9时，张自忠由秦德纯陪同，按钱大钧之约再往四方城见蒋。这次蒋介石在客厅接见了他们。    
    “前天，我因为另外还有要事待办，所以没有同你们详谈。今天，特别安排了时间，想听听你们详细谈谈有关冀察平津的情况。还是你们先谈吧。”    
    秦德纯望了一眼张自忠对蒋介石道：“委座，我先向您汇报吧。”    
    秦德纯道：“‘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平津战事，前职属同宋哲元总司令觐见委座时已向委座作了详细呈报，今天就不用赘述。职属着重向委座禀陈张自忠受命留平的始末……”秦德纯客观而详尽地向蒋介石汇报了张自忠奉命留平的经过，最后说道：“张自忠奉命留平的经过大致便是如此，请委座钧鉴。宋总司令命职属代为向委座恳禀，目前前线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委座能尽早批准张自忠回军，参加抗日，尚希明鉴。”    
    蒋介石听完秦德纯的报告后，只是点点头没有明白表态，而是转向张自忠：“你现在在这里生活怎么样？”    
    张自忠从坐位上站起来立正道：“报告委座，我现在生活很好，只是南方顿顿吃大米，少有吃面食，有点不习惯。”    
    蒋介石道：“慢慢也就会习惯了的。身体怎么样？”    
    张自忠依然立正回答：“在天津时因为患痢疾，后来由于北平留守事和前段逃避日寇搜捕，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所以缠绵不愈。在济南经过治疗，已大有好转，这两日又经委座关怀，又遣大夫治理，已基本痊愈了。”    
    蒋介石点点头：“目前你在读些什么书呢？”    
    张自忠道：“这几天职属在读《郭沫若日记》。”    
    蒋介石面色不悦地摇摇头：“应该读有益身心健康的书籍。郭沫若的日记就不要读了。”    
    张自忠立正：“是！”    
    这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蒋介石显得很镇静：“别管他，我们谈我们的。”    
    秦德纯小心翼翼试探地问蒋介石：“委座，您看对荩忱如何安置？”    
    蒋介石沉吟道：“现在舆论反应很大，对他很不利。加上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让他在南京休息一段再说吧。”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结局虽然不够圆满，但总算除早已免职之处分外，没有再给予任何处分。这使张自忠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    
    张自忠到了南京，两度被蒋介石召见，使张自忠成了新闻关注的人物（他本来就是新闻关注人物，被抨击为该杀的“汉奸”）。在蒋介石第二次接见张自忠的次日，一些新闻记者前来采访他。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漫漫金陵路(5)

    张自忠没有多向这些新闻记者谈什么，只是对他们说：“忠奉命留平，因才识浅陋，力尽援绝，有负党国使命，贻误之咎，实不敢辞。此次来京向委员长及中央报告经过，自请处分，国府仅予撤职查办，不立刻严谴。昨日晋谒蒋委员长，复蒙策励有加，许以待命自赎，私衷钦戴，感激涕零。此后有效命机会，誓以未尽余生，在我领袖指导之下，拼命奋斗，为国赴汤蹈火，决不敢辞。”    
    秦德纯北返泰安，回去见了宋哲元，汇报了陪张自忠两次觐见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诉宋哲元：“看来蒋先生对荩忱已不会再作其他处理，对北平的事不作追究了。”    
    他和宋哲元商议，应该争取让张自忠尽快回五十九军任职，方为上策。于是宋哲元便以自己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予张自忠归队。但是这封电报发出，却如石沉大海。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却没有半点回音。    
    宋哲元、秦德纯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然也不敢作进一步的催问。而张自忠在南京，实际上被闲搁在一边“凉拌”着，终日无所事事，真个度日如年，十分难过。    
    张自忠自从被蒋介石第二次接见后，心头的那块石头总算放下来了。他期待着蒋介石批准他回前线去杀敌报国。    
    他为了避嫌，一直住在山西路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而没有搬去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    
    秦德纯走了，张钺更是在蒋介石第一次接见后便回山东去了。因为他把张自忠护送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就算已经把张自忠交给了中央了，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没有山东和韩复榘的事了，自然没有再留京陪张自忠的必要了。    
    这个时候，沪淞战场战事正酣。中国数十万大军与日军进行着激烈的厮杀。这对于张自忠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他多么想能立即回到部队，回到前线，同官兵们一道，率军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然而，他此时却仍然身不由己。    
    虽然蒋介石已表明态度，对他奉命留平的事不再处理，但现在他是被撤了职的，什么都不是。    
    等了十几天，仍然没有半点消息。他不知道，秦德纯回去以后，宋哲元已给蒋介石发过电报，请蒋介石批准张自忠回队，但蒋介石对宋哲元未回电，却来个稳起不表态。宋哲元、秦德纯摸不透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自忠也搞不清蒋介石为什么要把他“凉拌”在一边。    
    其实蒋介石心中，何尝又不明白，张自忠没有罪过，是无辜的，要说有错，首先是他蒋介石的错，在华北对日本鬼子的妥协退让，不正是当时他蒋介石的既定政策么！从《何梅协定》开始，乃至更早一点的“九一八”事变，他都在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让给日本人。为什么？为了同日本人的妥协以换得不和日本人正面冲突，而腾出手来消灭共产党，这就是他前一时期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他蒋介石手中同日本人缓冲的棋子。否则的话，宋哲元、张自忠、二十九军也不会那么窝囊。    
    蒋介石在乎那些舆论么？他根本不在乎那些舆论，《何梅协定》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得那么厉害，他在乎没有？一点不在乎。全国舆论反对内战，他在乎了吗？不在乎。只是在西安“捉蒋亭”被逮住后，他才勉强答应不再打内战，但回头就把亲自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给软禁了起来。    
    西北军不可靠，西安事变就有西北军（杨虎城）的一部分。宋哲元是西北军，张自忠是西北军，二十九军也是西北军（现在更扩张为第一集团军了），张自忠是一员虎将，让他回五十九军去，那宋哲元岂不是如虎添翼！那不是削弱宋哲元，而是让他变得更强大。这就是蒋介石软禁住张自忠，对宋哲元的请求不作可否的原因。    
    本来人们常说，无官一身轻，可张自忠在这里，官倒是没了，可却“轻”不起来。    
    在天津出任市长以来，尤其是北平这短短的八天，虽说是奉命而行，也没有作出任何卖国之行为，但总是违心而为，心里总有那么一个“疙瘩”；而全国舆论的不谅解，对张自忠心灵上的“压力”更大。他想用“杀敌”的实际行动来为自己剖白，用生命来为自己的冤屈洗刷，但现在这么个处境！    
    他感觉自己在这里就像一个高级的“囚犯”，比起他在北平的那些日子，似乎更为不好过。因为在北平，他还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在这里，自己却不知该怎么做。既然不知该怎么做，那就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敢做了。惟一能做的就是读书。    
    蒋介石第二次接见他，他觉得他的问题应该是已经解决了，可是现在把他“晾”在这里，又似乎问题还没有了结。    
    古人说，自古艰难惟一死。他现在就是这样。就这样死了，那不真的成了千古骂名了么！张自忠在这时有更多的感慨：“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古人：屈原、岳飞、于谦……。他又想到了张学良，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如今却被蒋介石缧绁于南京。……    
    他张自忠如果被蒋介石这样软押在南京，那岂不是此生报国无望了么！这一来，他连用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来向国人洗刷自己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么！    
    这种闲极无聊的生活，和他在天津时日理万机、昼夜忙碌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他极不适应。失意落寞之感，以及黯淡的人生前途时刻困扰着他。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他变得十分阴郁，十分消沉。他开始对自己放纵起来，也开始抽起鸦片来。他想用这个来麻醉自己，从麻醉中忘却满腔烦恼，从麻醉中去寻求人生的安慰。    
    跟随他的几个副官，见此情景，都十分着急，也不敢劝他。幸好这时张克侠来看望他来了。    
    张克侠原名树棠，河北献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曾留学苏联，1925年任职于张自忠部。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思想进步，知识面宽，头脑冷静，在张自忠部可以说是张的智囊，也是张自忠惟一从未把他当做下级看待的人物，受到张自忠的敬重。    
    张克侠到南京，听说张自忠现在南京，便特地前去看望他。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漫漫金陵路(6)

    他到山西路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正碰上跟随张自忠来南京的廖保贞。    
    廖保贞看见张克侠十分高兴，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参谋长，您来看师长？”    
    张克侠回了一个礼：“我刚到南京，听说师长也在南京待命，所以特地前来看望他。他现在怎么样？”    
    廖保贞见张克侠问起张自忠的近况，不由得愁容满面道：“师长近来情绪很不好，很消沉。”    
    “为什么？”张克侠问道。    
    廖保贞道：“自秦副军长陪师长来南京，蒋先生两次接见了师长。听师长说，除去撤职以外，中央不会再给师长以处分。当时师长还很高兴，以为很快就可回部队。据我们打听到的消息，秦副军长北返以后，宋军长给蒋先生还发来电报，请求让师长回部队。可是时至今日，却没有半点消息。眼看前线打得正烈，而我们却在这里干耗着整天无所事事。别说师长着急，我们也着急。师长他更是成天闷闷不乐，一天不说一句话。前些日子还抽上了这个。”廖保贞一只手拇指、小指伸直，食指无名指屈着做了个鸦片烟枪的手势：“我们不敢劝他。参谋长您来了正好，请您好好劝劝他，不要再抽那个东西了。”    
    张克侠惊道：“想不到他也会变得这样呢！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廖保贞喜道：“有您劝他，他一定会听的。我这就去向师长报告说您来了。”    
    廖保贞进去向张自忠禀报说张克侠来看他来了。    
    张自忠听说张克侠来看他来了，十分高兴，迎了出来，和张克侠热烈握手：“嗨呀，是树棠老弟来了，见到你我真高兴。”    
    张克侠见到张自忠脸色憔悴，形容枯槁，已几乎看不出昔日那威武雄壮、叱咤风云的气概，心中也不由得感慨英雄末路之悲哀。    
    两人寒暄问候毕，进屋落座。廖保贞送上茶水。    
    张自忠道：“我现在是穷途末路，门前冷落车马稀，你怎么想起前来看我呢？”    
    张克侠道：“我也是昨天才到南京的，听说师长你在这里，所以便专程来看你来了。”    
    张自忠笑得十分勉强：“我已不是什么师长了，现在是待罪之囚徒，候宰之羔羊。对于老弟念故人之情前来看望，自忠是十分铭感的了。”    
    张克侠道：“听说蒋先生不是说已不再作处理了吗？”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说是这么说了，可是现在什么事也不叫我干，也不让我回前线，哪怕让我回去当一名普通士兵，只要能让我拿起枪来打日本鬼子，给我一点能够让我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张自忠不是汉奸的机会也好嘛。可是让我这么‘晾’着，真憋死人了。唉！我看我这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    
    张克侠道：“我看也未必，师长应该有信心才对。”    
    张自忠苦笑了一下，双手一摊：“现实摆在这里，哪里看得出有一点指望。”说着打了一个呵欠。    
    张克侠道：“荩忱兄，我听说你由于心情不舒畅，最近还抽上了这个……”他做个“烟枪”的手势：“是不是有这事？”    
    张自忠做出一副无奈的姿态说道：“唉！人生已如此，我不这样排遣心中苦闷和烦恼，又能用什么法子呢？”    
    张克侠正色道：“荩忱兄，我有一句话，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张自忠道：“老弟可以说是我最钦佩的有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过去你的话，我张自忠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话，尽管说。”    
    张克侠道：“我的话可能很不中听。”    
    “没关系。要骂你尽管骂，只要骂得对，我也会听。只要不骂我是汉奸我都受得了。”    
    张克侠诚恳地道：“荩忱兄，你不应该自暴自弃，去沾染上这不良嗜好。你是一条汉子，是个英雄，不要让自己变成孬种，变成狗熊。做一个人，就应该自珍自重，顶天立地。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颓废而不自拔，来日方长，是非可明。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师长，都在为你奔走，为你请命，你怎么能自甘堕落呢！对得起关心你的朋友、师长？对得起国人吗？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你应该三思啊！”    
    张自忠听此话，呆呆地坐在那里，许久没有说一句话，虎目中眼泪却潸然而下。张克侠坐在一旁，也不去打扰他，望着泪流满腮的张自忠，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    
    良久，张自忠一抹眼泪，站起身来，诚恳地向张克侠深深一揖：“感谢吾弟的金玉良言，使小兄如大梦初醒。小兄知错了。愿从今日起当觉今是而昨非。重新振作起来，不负家人、师长、朋友和国人的厚望。”    
    张克侠站起来，望着张自忠那毅然而坚定的目光，激动地和张自忠紧紧握手：“我知道，你会听小弟的劝告，不然，那就不是我熟识的荩忱兄了。”    
    张克侠同张自忠谈了许久。最后张克侠道：“据我所知，冯先生、宋先生都十分关心你，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在关心你，在为你剖白，为你设法，我也当尽力为你设法。我这就去找冯先生。你一定要相信，会有转机，会有回前线的一天，三十八师全体弟兄都在期盼着你。你不会是孤立的。”    
    张克侠告辞走了，张自忠亲自送到门口，依依惜别：“不知我们弟兄，何日能重见呢？！”    
    张克侠道：“会有这一天的，也许，我们弟兄还会并肩战斗在抗日前线的。”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但愿有那一天吧！”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漫漫金陵路 下(1)

    张克侠在南京办完事便马上去第六战区找冯玉祥。他见到冯玉祥后，便向冯玉祥谈起张自忠的情况。    
    张克侠对冯玉祥道：“虽然蒋先生在接见荩忱时已明确表示，不再追究他在北平的事，但却把他在南京晾起，这实际上形同软禁。宋先生也曾电南京，要求让荩忱回部队，但蒋先生却不予答复。现在南京方面，仍对荩忱不利。这次我到南京，一部分军界人士，仍然认为他临危受命，一度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与北平市长和日军谈判，是‘逼宫’，是汉奸，主张‘严惩不贷’。军中也有不稳情绪，由于张自忠不能及时返回部队，李文田也想当军长。如果不叫荩忱回部队，对抗战不利，是消极因素。现在五十九军师以下的军官和老三十八师的士兵都盼着荩忱回去。良将难求，希望老长官见见张自忠，并向委座建议，让他速返部队，以安军心，以利抗战。”    
    冯玉祥道：“我在济南同他见过一面，并写了一封为他说情的信给蒋先生。荩忱是代明轩受过，宋明轩不该这么做。我马上去一趟南京，了解情况后找蒋先生言述其返队之必要性。”    
    冯玉祥果然返回南京，又一次去见张自忠。张自忠向老长官汇报了到南京的经过，并表达了亟想回前线杀敌报国的决心。    
    冯玉祥说：“你也别急，我当尽力向委座解说，争取你回部队去。”    
    冯玉祥来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汇报了一些战区的情况后说道：“听说张自忠现在还在南京闲住。他可是代长官受过，国人对他多有误解。这可是一员勇将呀，应该让他上前线杀敌，宜速叫他返回部队，以安军心。这样对抗战有利。李文田也是我的老部下，但他是干参谋出身，没有带兵打过仗，不宜让他带领这个部队，还是让张自忠回去为宜。”    
    蒋介石道：“张自忠的情况我都晓得了，我让他在南京把身体养好了再说。让他回部队的事我考虑考虑再定。”    
    冯玉祥也不好坚持让张自忠立即返回部队，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弄巧成拙。    
    冯玉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回到寓所，恰好宋哲元又派石敬亭到南京来活动让张自忠回部队的事。石敬亭听说冯玉祥在南京，便来见老长官，请他在蒋介石处说说。    
    冯玉祥对石敬亭道：“我就是为荩忱的事回南京的。我才从委座那里回来。我把荩忱的事都说了，蒋说考虑考虑。我不能多说，以免引起他不必要的猜疑，反而坏事，欲速则不达。只有等他再考虑考虑再说吧。”    
    又一个为张自忠鸣不平的人从西安专程赶来了，那就是曾由张自忠礼聘“出山”，担任过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和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的马彦翀。    
    马彦翀在西安得悉张自忠的处境，便由西安赶赴南京。他把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长从政的情况，极为详尽地写了一个报告，一到南京便去找张群，把写的报告交给张群，托他转呈蒋介石。    
    张群道：“马兄放心，兄弟一定把兄的报告立即呈送委座，并将恳求委座能够接见我兄，倾听兄的当面陈述。”    
    马彦翀道：“那样最好。兄弟就万分感谢了。”    
    张群道：“马兄为国家栋梁之材而不辞辛苦，万里奔波，兄弟这举手之劳，如都不能作，岂不愧对故友么。”    
    马彦翀道：“那就拜托了。”    
    果然，没有几天，张群派人来请马彦翀。见了马彦翀后，张群很高兴地对马道：“委座已认真地审阅了马兄的报告，要亲自接见马兄。看来张自忠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了。”    
    马彦翀也很高兴：“蒋先生什么时候接见在下？”    
    “就是现在，我陪你去。”    
    当下张群陪马彦翀乘车来到灵园。蒋介石在灵园竹林中接见了他们。    
    蒋介石来了以后，张群和马彦翀起立相迎。    
    张群对蒋介石道：“委座，这位便是马彦翀先生。”    
    马彦翀深深一揖：“马彦翀参见委座。”    
    蒋介石客气地说：“彦翀先生请坐！”    
    蒋介石坐下以后，张群和马彦翀才坐了下来。    
    蒋介石坐下以后，开口说道：“彦翀先生是为了替张自忠剖白，专程从西安赶来，万里不辞，很够义气。中正十分欣赏你的勇气。”    
    马彦翀欠身道：“义之所在，赴汤蹈火，当应不辞。”    
    蒋介石道：“你的报告，我已认真地拜读了。很好。”    
    马彦翀道：“张自忠在察哈尔任省主席，在天津任市长，都是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即使有贪赃枉法，请政府先办我。”    
    蒋介石道：“我已明白。你这么做很好，我会妥善处理的。”    
    蒋介石接见以后，马彦翀来见了张自忠，告诉了他见蒋介石的情况，对他进行了一番安慰。张自忠对马彦翀不辞辛苦，不远万里专程从西安赶来为他申辩感谢不已。    
    几天以后，钱大钧到山西路来见张自忠。    
    钱大钧的突然前来，令张自忠颇感意外，不免心中忐忑。    
    钱大钧道：“ 荩忱兄，我是奉命前来慰问你的，这些日子，你多受委屈了。同时我还给带来一个好消息。”    
    张自忠道：“谢谢委座的关怀，自忠待罪之身，不知有何好消息可言。”    
    钱大钧从身边皮包里摸出一张纸来，却是一张由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    
    钱大钧道：“委座亲自签署，任命张自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    
    张自忠立正听完钱大钧宣读的委任状，敬了一个军礼，双手接过委任状。    
    钱大钧和张自忠握手：“祝贺你，荩忱兄。”    
    张自忠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谢谢！谢谢钱兄的照顾。”    
    钱大钧道：“委座对你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借以平息当日舆情的冲动。”    
    张自忠很是激动，对钱大钧道：“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军政部隶属行政院，并由军事委员会兼领，是国民党的军事行政机构，主管全军的编制装备、军需补给、兵工兵役等事宜。何应钦任部长，陈诚、曹浩森任次长。部附一职，低于副职，有如助理，虽名位不低，但并不承担实际责任，是一个挂名闲差。    
    尽管如此，这个任命仍给张自忠以不小的安慰，总算从中看到了一线前景。    
    从9月到10月，张自忠在南京，经历着他人生最为艰难、痛苦的一段人生历程。五十九军全体将士，亟盼张自忠归队。在张自忠长期不归的情况下，一些将士产生急躁情绪，军心动荡。代理军长李文田因张自忠迟迟不能归队，也想正式就任军长，但又惧怕众将士不服，因而想另谋他法，四处活动。    
    五十九军出现了危机。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漫漫金陵路 下(2)

    黄维纲、刘振三将李文田想拉走五十九军的情况秘密地向宋哲元作了报告。宋哲元闻之大惊，当即电黄、刘，要他们防范李的行动，并告诉他们一定要掌握好队伍，现在正积极设法使张自忠早日归队。    
    李文田的行动，使五十九军广大官兵极为反感，他们更加急切地盼望张自忠归来。    
    为了给南京方面施加压力，五十九军竟然闹起独立来。黄维纲、刘振三两个师长和李致远、董升堂、张宗衡等将领共同议定，拒绝任何人调动，声言非张自忠亲来不可，甚至连宋哲元的命令也拒绝执行。    
    在这同时，他们还联名要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给蒋介石去电，要求准予张自忠回五十九军。    
    10月下旬，宋哲元从泰山回到大名总部，见五十九军拒不听从指挥，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直接给各个旅单独下达命令，让各部过黄河入冀南作战，结果全军五个旅有四个旅不听调动，只有黄维纲师长拗不过宋哲元的情面，勉强带了一个旅过了黄河，但过河以后也因官兵闹情绪而未继续前进。      
    同时，五十九军各部都派人到南京打听消息，并且和张自忠联系，有的人甚至主张把张自忠直接接回部队，领导抗战。    
    还是张自忠得知部队的情况后，对各部队来的人都分别一一叮嘱，要他们一定要服从军令，严守纪律，努力抗战，不要意气用事，要以大局为重。并且告诉大家：“委员长待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我现在有过……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你们像目前这样闹下去，对我反而不好。只要有可能，我会回来和弟兄们共同杀敌。”    
    张自忠的话使五十九军各部改变了态度，过黄河参加了反攻邢台的战斗。    
    蒋介石本意是不想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开始他打算让秦德纯担任。秦德纯有自知之明。他晓得，五十九军这支队伍，是张自忠创建的，与张自忠的渊源极深，从两位师长黄维纲、刘振三和旅长李致远、张宗衡、董升堂、李金镇、朱寿芳、祁光远等以及团长们都是张自忠一手训练的，只有张自忠是带好这支队伍最好的人选。所以秦德纯坚持不就。蒋介石叫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此事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都趋向于主张让张自忠重返五十九军。    
    11月12日，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分兵两路跟踪追击，直逼中国首都南京。    
    早在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即预感南京不保，因而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了迁都宣言。但鉴于重庆地处西南一隅，交通及通讯联络十分不便，为了方便抗战指挥起见，大部分军政核心机构暂迁至汉口办公。    
    随着枪炮声日益临近，南京军政机关纷纷向汉口迁移，到12月上旬，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开始搬迁，张自忠也乘搬迁专列前往武汉。    
    由南京西去武汉不通铁路，需北上徐州，再沿陇海路西行至郑州，然后南下才能到汉口。    
    车抵郑州时，曾任天津市财政局长，时任第一集团军驻郑州办事处处长的傅正舜，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张自忠，并将张到郑州的消息报告了新乡总部的宋哲元。    
    宋哲元非常高兴，立即派车接张到新乡晤面。    
    张自忠渴望与昔日的袍泽弟兄们见面，但是考虑到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准，故表示不便前往。    
    宋哲元复派邓哲熙专程敦请，并答应由他代陈蒋介石，请张不要顾虑。张自忠这才上了汽车。    
    到了新乡，张自忠受到宋哲元和总部全体官兵的热情欢迎。    
    五十九军得到消息，也立即派代表到总部和他见面。    
    宋哲元对张自忠道：“荩忱，从委座让你担任军政部部附看，他和中央对你不会再作任何处分。我们许多人，都在为你归队在尽最大努力，希望你也不要灰心，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的。你就放心先到汉口住些时日。最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来新乡，对你归队的事，我会找他详细谈谈，请他在委座面前做做工作。”    
    张自忠表示感谢。    
    张自忠走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果然来到新乡。    
    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现在仍归第一战区指挥，所以也应该去谒见。在对部队的整个情况作了汇报后，宋哲元道：“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向程长官作一专题汇报，希望程长官能够向委座进言，对这个问题施以援手。”    
    程潜道：“不知何事，明轩兄但说不妨。”    
    宋哲元道：“就是张自忠回队抗日的问题。”    
    程潜道：“此事我知道一些，但不全面。明轩可否详细地给我说说？”    
    宋哲元道：“那是自然。”当下宋哲元便把张自忠的情况、张自忠在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以及奉命留平等情况对程潜作了详尽的介绍。然后说道：“哲元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张自忠是一个忠义的汉子，绝不会是汉奸。他在平、津所为都是奉命行事。五十九军是他一手训练、创建的队伍，现在他不在，李文田原系参谋出身，没有带兵打过仗，在军中威望不高，几乎所有将领都不听他的。这全军师旅团将领，都只有张自忠才能指挥得动，在下有时候也无能为力。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这支队伍，过去是二十九军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现在是第一集团军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但如果没有张自忠来率领它，它的战斗力就不能发挥出来。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只有让张自忠尽快回到部队。希望程长官在委座面前做一些工作。”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漫漫金陵路 下(3)

    程潜听了宋哲元的汇报，点头道：“我完全同意明轩兄你的意见，张自忠是员虎将，五十九军是一支善战的军队，应该尽早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这样对抗战大为有利。我一定给委座汇报、请求。你给我上个签呈，我便好去找委座谈。”    
    宋哲元当即写了一个签呈交给程潜。程潜果然拿着这个签呈去找蒋介石去了。    
    程潜作为战区司令长官，且又是蒋介石信任的将领，所以要见蒋介石是很容易的事。    
    程潜在向蒋介石汇报了第一战区的情况后，对蒋介石道：“委座，宋哲元呈递给我一个签呈，现在呈请委座钧裁！”    
    蒋介石接了过去道：“又是要求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的事吧。”    
    程潜道：“委座英明。”    
    蒋介石道：“宋哲元向我提出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这已不是第一次。”停了一下，蒋介石问程潜：“你对这事怎么看？！”    
    程潜道：“职属认为应该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去。”    
    “谈谈你的理由。”蒋介石道。    
    程潜道：“从现在各方面的证据和事实看，可以得出结论，张自忠不是汉奸，不管在察哈尔、天津乃至北平，都没有做卖国求荣的事。相反，他在贯彻南京政府准备全面抗战赢得时间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恢复他的职务是应该的；其次，五十九军是他一手训练的，五十九军的绝大多数军官，尤其是师、旅、团长，都是他带出来的。张自忠是员不可多得的将才，他手下的这些师、旅、团长，个个也都是悍将，应该说五十九军在职属第一战区所辖的军队中，是战斗力最强的。但是这个军，也只有张自忠才能指挥得了，驾驭得了。否则，连宋哲元都指挥不动。委座也知道，前一段，五十九军不是怠命吗，宋哲元磨破了嘴皮，才只有黄维纲拗不过情面，带了一个旅过河。还是后来张自忠知道后，给五十九军师旅团长，写了一封信，劝他们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意气用事，要服从命令，严守军纪，五十九军才服从调遣，过河参加了邢台之战。由此可见张自忠在五十九军中的威望与影响力。当然从这也可以看出张自忠对中央对委座是忠诚的。现在该军全军上下，都盼望张自忠回去。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将大大发挥这支队伍的团结和战斗力。这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对职属一战区的战斗实力，也会大大增强，有利于抗战。所以我也支持宋哲元的这个签呈，请委座钧裁允准。”    
    蒋介石沉吟道：“你说的也有一番道理。让我再想想吧。”    
    10月下旬，第六战区撤销后，庞炳勋的第三军团转属第五战区。为了加强第五战区的指挥，蒋介石电邀桂系领袖李宗仁北上继任由他兼任的该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李宗仁接电后，即由桂林飞往南京赴职。到了南京以后，他听到有关张自忠的种种传闻。这些传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就此事询及原西北军中的人，莫不为张自忠辩解。    
    这两种大相庭径的说法，更令李宗仁认为有探明究竟的必要。    
    恰巧李宗仁的同乡、现任第五战区执法分监的黄建平中将，是张自忠西北军时的老战友。    
    李宗仁便问黄建平：“建平，现在张自忠成了当前军政、新闻等各界的关注人物，但是说法迥然不同，形成两个极端。你原来在西北军呆过，对张自忠定然认识，想必也有所了解。你认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忠义之士呢？还是汉奸？”    
    黄建平不假思索地说道：“张自忠和我在西北军是老相识了，也算得上是好朋友。我对他的为人当然了解，而且可以说是太了解了。”    
    李宗仁道：“那你给我说说。”    
    黄建平道：“张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现在许多人指责他是汉奸。他断不会当汉奸！”黄建平拍拍胸膛道：“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拿自己的人格作保证。”    
    李宗仁道：“我们俩是同乡，对于你的话，我当然相信。可是为什么除了西北军的人外，舆论和军政界人都指责他是汉奸呢？”    
    黄建平气愤地道：“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内情，只从表面现象看，只从他在最后八天里接替宋明轩担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代理秦绍文担任北平市长以及担任天津市长去日本访问过几件事去推断，又以在北平宋哲元等二十九军所有领导人都撤了，他却留在北平和日本人往来去推断。自然是冤枉了张自忠。张自忠去日本访问，谁也拿不出他有卖国行为的证据；张自忠接替宋明轩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接替秦绍文代理北平市长，并不是他自己愿意这么任职，而是宋明轩下令让他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能不干么！？喜峰口、罗文峪抗日，那才是真正的张自忠。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到天津市长到短命的八天冀察政委会代委员长、北平代市长，那都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如此这般，那可不是真正的张荩忱。这一段他不是在奉行南京中央政府的策略么！怎么能把这一瓢‘屎’给扣在张自忠头上呢？！那岂不是大大的冤枉了他吗！张自忠是一个忠义之士，他绝不会干卖国的勾当。我敢担保。”    
    李宗仁点点头：“啊！原来是这样，我算明白了。”    
    黄建平道：“现在虽说委座不再处理他了，但却把他在南京‘晾’起，迟迟不让他回前线，从张自忠的性格来说，这比杀了他还痛苦。”    
    “是呀，他的际遇确实令人同情。”李宗仁道。    
    黄建平道：“李长官，我希望你能在委座面前帮他一把，让他能回到前线杀敌。这对他本人，对抗战，对国家都有好处。”    
    “是吗？”李宗仁问道。    
    “他的三十八师现已扩编为五十九军，隶属宋明轩的第一集团军，在第一集团军中属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听说现在该军都希望张自忠回去率领他们抗日。但由于张自忠羁留京城，迟迟不回，现在五十九军军心不稳，内部混乱。如果张自忠不能回去，恐迟早会出大问题的。据说宋哲元一度都指挥不了五十九军，还是荩忱听说后给五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写了一封信，才把军队稳了下来。”黄建平道。    
    “啊！张自忠离开五十九军这么长时间了，对该军全体将士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我说的句句是实，绝没半句虚假，荩忱在五十九军的威信是无人可比的。”    
    李宗仁道：“根据你介绍的情况看来，张自忠果然是一员难得的良将。他的际遇令人同情。好，我答应你帮他。但你把他请来和我见见面，我想和他谈谈。”    
    黄建平大喜：“好，我这就去。”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漫漫金陵路 下(4)

    黄建平果然到山西路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来见张自忠。    
    张自忠虽然已经被委为军政部中将部附，但却是一个闲职，仍然是整日无所事事，他和廖保贞及跟随他的两个副官住在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里。    
    张自忠见到黄建平，心中自然高兴。因为两人也有数年未曾见面，而今又正是“落难”之际，黄建平竟然前来看望他，说明两人的友情是真挚的。    
    张自忠现在由于张克侠、马彦翀等人来访，由于被委为军政部中将部附后，心情比前段是要好得多了，但却仍然未能除尽心灵上的阴影。    
    黄建平道：“你的情况我全知道了。所以我今天特地前来看望你。”    
    “谢谢。”张自忠道，“自忠的事，引起许多好友的关切，从内心讲，确是十分感谢的。”    
    黄建平道：“委座委任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说明事情已基本过去，耐心等待一下，我相信你会回到部队中去的。”    
    “但愿如此，自忠当以生命来证实自己对国民的忠贞。你现在怎么样？”张自忠问道。    
    黄建平道：“小弟现在第五战区担任执法分监。工作还算顺利。”    
    “那好。听说最近委座请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自忠道。    
    “不错。李长官与小弟同乡。他可是一个好长官。”黄建平道。    
    “如此那就很好。老弟好好干吧。”    
    黄建平道：“李长官确是一个好长官，爱才、怜才、惜才。我今天一方面确实是出于袍泽情谊，专程前来看你；另一方面，也奉了李长官之命，因为我向他谈及荩忱兄你的情况，李长官深表同情，他想见见你，所以我也是代表李长官前来请你过去同他一晤。”    
    张自忠沉吟了一下道：“谢谢李长官的好意，自忠恐怕不便前往拜谒。”    
    黄建平道：“为什么？”    
    张自忠道：“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况刻下物议尚未歇，这样去见李长官，恐为李长官带来不利影响。请老弟向李长官表示自忠的谢意和歉意吧！”    
    黄建平这次未敢勉强，两人畅谈了许久才别去。    
    黄建平回来见李宗仁，向李宗仁报告张自忠为免遭物议为李带来不利而谢辞相邀的想法。    
    李宗仁道：“张自忠也未免想得太多了。你再去请他，你告诉他：一、我李宗仁不在乎任何物议。他也不要顾忌私下见我会引起委座的猜测。这方面我自会向委座解释。二、你告诉他，我李宗仁是想真心诚意地帮助他回到部队，但我必须亲自见见他以后我才好去找委座说项。如果他真心想回部队，就应该抛开一切不必要的顾虑来见我。否则的话，那又当别论。”    
    黄建平再次来见张自忠，把李宗仁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自忠，对张自忠道：“荩忱兄，你的情况，我已向李长官作了详尽介绍，你的为人我也在他面前拍了胸口的。他很同情你，所以提出要尽力帮你。他可是一片真诚啊！而你现在正是特别需要如李长官这样的有力帮助，才能使你有望脱出眼前的困境啊！听小弟一句话，同我去见李长官吧，千万别固执，错过这样的机会呀！”    
    张自忠见黄建平说得如此诚恳，李宗仁能在与他素无交往的情况下答应帮助他，这一片诚意实在不应拒绝，何况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可是一个说话颇为有分量的党国领导人。李宗仁主动要帮助他，这可是求也求不到的助力。正因为他过去同李宗仁素无瓜葛，所以李在蒋面前说的话，有可能比他的老长官冯玉祥、宋哲元等人的话更有影响力，更有作用呢。    
    他这次答应了李宗仁的邀请，随同黄建平去见李宗仁。    
    张自忠跟随黄建平来到中山陵附近李暂时下榻的一座洋房。    
    说年岁李宗仁与张自忠相仿，但李宗仁的资历和地位却与冯玉祥相当，所以在张自忠眼中，李宗仁和冯玉祥同样是革命前辈，因而十分敬重。    
    张自忠随同黄建平走进客厅，见到李宗仁，便毕恭毕敬地向李宗仁立正行了个军礼报告道：“报告！待罪职属张自忠奉召前来，请李长官训示！”    
    李宗仁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还了一个礼，伸出手来同他握手，含笑道：“荩忱兄，欢迎你大驾光临。我们是初次相见，可是闻名已久了，可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呀！不必客气，请坐，请坐！我们坐下慢慢谈。”    
    张自忠仍笔直立正站着：“请长官训示。”    
    李宗仁笑道：“荩忱兄，今天我们把军队那一套免了好不好。今天我们还不是上下级的身份，你是我请来的客人，最好免去一切俗礼为好。”    
    张自忠这才坐下，但却还是危襟正坐，沉默待训。    
    李宗仁诚恳地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个人冒险来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张自忠低着头说。    
    李宗仁见张自忠情绪仍有些低沉，便鼓励道：“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自忠感激地说道：“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漫漫金陵路 下(5)

    李宗仁和张自忠这次谈得很多，不仅问了他在西北军的情况，更详尽地了解了在二十九军以来，尤其在察哈尔、天津及北平的情况。后来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这次会见写道：“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    
    最后，李宗仁对张自忠道：“荩忱兄，你回去尽放宽心等候消息吧，我当在委座面前尽力为你周全，同时我还会拜托其他能在委座那里说得起话的人为你尽言。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让你得到回音。哪怕一时不成，我会继续努力，到达成为止。”    
    张自忠除了感激地说谢谢外，还能说什么呢。    
    送走张自忠后，李宗仁先去找何应钦，向何应钦谈了张自忠的情况，最后托何应钦也对蒋介石做些工作。何应钦表示愿意成全。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李宗仁去见蒋介石，为张自忠剖白。    
    李宗仁对蒋介石道：“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决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说道：“好吧，让他回去！”立即提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同意张自忠回部队。    
    由于许许多多人在蒋介石面前为张自忠剖白，宋哲元、冯玉祥、马彦翀、秦德纯、程潜、李宗仁……尤其是程潜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李宗仁则是起了最最关键的作用。各方的说情，终于打动了蒋介石。几天后，第一战区接蒋介石来电，批准张自忠以中将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消息传来，张自忠惊喜万分，感激涕零。他语气沉重地说：“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言出至诚，泪水潸然。    
    这时国民政府许多部门都已从南京撤退，迁到武汉了。    
    对于张自忠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个转折给他带来了展现他作为一个爱国英雄、谱写壮丽史诗的机会。从此，张自忠开始了他一生中璀璨辉煌、壮怀激烈的时期。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诛魔长剑终出鞘(1)

    蒋介石批准张自忠重返部队的手令一下达，张自忠便离开武汉奔赴前线。    
    行前他特地前往李宗仁寓所辞行，感谢对他的帮助。他对李宗仁道：“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自忠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自忠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张自忠回到前线，首先便去见宋哲元。    
    宋哲元在东明县七十七军军部，集合军部人员和部队，热烈欢迎张自忠，介绍张自忠同官兵见面。    
    宋哲元对七十七军官兵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掩护部队安全撤退。五十九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下他回来了，就叫他去当军长。”    
    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同张自忠是换过金兰谱的拜把弟兄，二十九军初创，是张自忠向宋哲元力荐冯治安出任三十七师师长的。    
    冯治安听说张自忠归来，十分高兴，特别地自东明渡河来欢迎张自忠。两人见面，热烈拥抱，热泪双流。    
    冯治安道：“荩忱大哥，我们大家终于把你盼回来了。真是令人高兴得很。”    
    张自忠道：“仰之弟，小兄看到你也高兴得很。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到部队了呢。”    
    冯治安道：“回来了便好，回来了便好。大家盼你盼得眼都穿了。”    
    “谢谢弟兄们的关怀。”    
    七十七军的高级军官，大多原是张自忠西北军时代的学生。张自忠到来，大家相见，自然十分欢愉。大家纷纷向张自忠问候，祝贺他终于回到了部队。    
    宋哲元在七十七军军官会上宣布，张自忠已由蒋介石委任以军政部中将部附代五十九军军长职务。这无形中把前一时期七十七军同五十九军间的隔阂，一下便消融了。    
    在长清停留了两天，张自忠便回五十九军军部所在地道口西南的李源屯。    
    张自忠回五十九军来了的消息，像滚滚春雷传遍了五十九军各部；像春风，吹遍了五十九军驻扎的每一个角落。五十九军顿时沸腾起来了。    
    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一八○师师长刘振三、旅长董升堂、张宗衡、祁光远、李金镇、朱春芳等以及团长们，在得到这个消息后，都聚集到李源屯来了。五十九军团以上的军官，在副军长李文田的率领下，赶到道口来迎接他。当张自忠到达道口时，立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前来迎接他的官兵，排列着整齐的队列，齐声欢呼：“欢迎军长归来！”    
    黄维纲师长代表全军将士，跑步来到张自忠面前，立正行了一个军礼：“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代表五十九军全体将士，向军长致意，热烈欢迎军长胜利回队。”并把绸扎的大红花，挂在了张自忠的胸前。    
    张自忠含着激动的热泪，和黄维纲热烈握手、拥抱。然后在黄维纲的陪同下，和副军长李文田、一八○师师长刘振三以及来欢迎他的旅长们、团长们一个个握手、拥抱。大家都很激动。    
    黄维纲对张自忠道：“军长，你给弟兄们讲几句话吧！”    
    张自忠点点头，含着激动的泪花，站在一个石墩上，对大家道：“我今日回军，和大家一起共同杀敌，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哭了。谁说男儿无泪！这些铁铮铮的钢铁汉子，同样也有泪，同样也为情落泪！这种泪，不是软弱的泪，而是可以表达“慷慨赴义死”，“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烈士决心的泪。    
    张自忠回到军中，全军从每个士兵到每一个军官，无不欢欣鼓舞。这几天全军上下，每个连队，都像过年一样热闹，杀猪宰羊，锣鼓喧天。    
    只有副军长李文田见到张自忠，显得有些不自然，因为他想到张自忠不在这里的日子，自己所做的一切，心中感到内疚、惭愧。但张自忠却装着不知道的样子，仿佛根本不知道已发生的事情，也从不提起它，大小事情，仍和过去一样找他商量。李文田又惭愧、又感动，因为李文田知道，他做的事，不仅已闹得第一集团军的将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就是南京军界，也几乎是知者甚多了，张自忠怎会不知道呢。可张自忠却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仍如既往一样待他，他尤其感到过意不去。    
    张自忠的归来，使五十九军结束了几个月群龙无首的局面，全军军心凝聚，士气大振。    
    1938年元旦过后，五十九军奉命移驻修武、新乡一带。    
    此时全军辖两个师，共五个旅。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下辖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一一三旅，旅长朱春芳；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第一八○师师长刘振三，下辖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祁光远。军直辖特务团团长安克敏。全军兵力约三万人。    
    张自忠一回到部队，就着手对全军进行整训。在张自忠的严格训练下，五十九军利用战斗间隙加紧实战训练，使战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得到增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此时，华北日军已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到黄河以南。华中日军也占据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为了打通津浦铁路线，使南北日军联成一片，进而觊觎中原，华北日军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华中日军则由镇江北渡长江，进至明光（今嘉山）、沱河镇一线，摆开南北对进，夹击徐州的势态。    
    徐州，地处津浦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皖、豫四省要冲，是中原和武汉的屏障，是古来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地位非常重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原来制订了利用黄河、淮河天险遏制南北日军攻势，以确保徐州的计划。但由于韩复榘不战而丢弃黄河天险，日军得以迅速推进鲁南。    
    这个防御计划被打乱，只好临时调兵，仓促应战，陷于被动。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诛魔长剑终出鞘(2)

    1938年1月初，五十九军由第一战区调归第五战区，编入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准备参加徐州会战。    
    对于这个调动，张自忠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在李宗仁手下效力相处必定愉快，且有机会报答李长官知遇之恩；忧的是五十九军一走，原二十九军部队只有七十七军保留在第一集团军内，这表明，蒋介石的排斥宋哲元之心已趋明朗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使张自忠心存顾虑。即与他同为西北军将领、但却与他结下宿怨的“庞拐子”（即庞炳勋）恰巧也在第五战区。    
    庞与张本同为西北军将领，相处多年，但庞为人不仁不义，阴险善变。中原大战后期，他见反蒋军大势已去，遂叛冯投蒋，并且偷袭张自忠师部，使张自忠险遭不测。两人从此结仇。所以，张自忠曾私下对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道：“在任何战场，我张某当可拼一死，惟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此人不可共事。”    
    1月底，五十九军奉命开赴豫东商丘地区待命。    
    这时南路日军第十三师团大举进犯，企图突破我军淮河防线。    
    东北军名将于学忠率五十一军等部，在东起临淮关，西至小蚌埠的宽广防线上奋勇抗击日寇，多次挫败日军进攻。但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1月28日，明光失守，2月初，临淮关、凤阳、蚌埠、定远相继被占。五十一军被迫退守淮河北岸。日军乘机强渡淮河，并攻占了北岸的小蚌埠、曹老集等地，五十一军多次进行反击均未能奏效，淮河防线有崩溃的危险。    
    为了扭转这被动战局，2月4日，李宗仁急令五十九军南下增援于学忠部。    
    张自忠回到部队后，求战建功以表明心迹的心情十分急迫。接到这个命令后，他立即率军南下，开往徐州，准备以火车输送部队。    
    到了徐州，他奉命前往长官署晋见李宗仁。他一见面就挺胸立正，举手行了一个军礼，大声报告：“报告李长官，第五十九军代军长、职张自忠来见。五十九军已奉命集中完毕，准备南下参战，请长官指示！”    
    李宗仁从未见过高级将领对他如同士兵一样敬礼，前不久韩复榘对他就表现出不礼貌与此成为鲜明对比。张自忠如此，令李宗仁颇为惊异，忙让座、敬烟，但张自忠仍立正站着，不肯就座。经李宗仁一再谦让，张自忠才坐了下来。这给李宗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李宗仁事后很得意地向记者谈及这次会见。    
    从长官署回到军里，张自忠立即召开全军营以上军官训话，将淮河战况和五十九军任务作了简要交代和布置。最后，张自忠对全军营以上军官说道：“我现在有过，日寇气焰高涨，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迹，才能洗白干净！”    
    全军军官十分理解军长此时的心情，纷纷挥舞着拳头高喊：“决不打败仗！”“我们不会给军长丢脸！”    
    全军士气十分高涨，决心打好张自忠回军来的第一仗。尤其是三十八师的“老兵”们，他们这口气憋得太久了，现在终于有出出这口恶气的机会了。    
    南下之前，张自忠还抽空到中央社驻徐州办事处，看望了在南京结识的中央社记者胡定芬。    
    胡定芬万万没有料到，作为中将部附、代理五十九军军长的张自忠，会登门前来拜访他，所以见到张自忠到来，一开始显得有点手忙脚乱的样子。他和张自忠热烈握手，脸红红的，这是紧张，也是兴奋的反应。    
    “啊！是荩忱老大哥呀！小弟万万没想到，会是你亲自前来看我来了。”    
    也许是由于回到军中，也许是归队后的第一仗，大战的临近和杀敌机会的到来，使张自忠变得兴奋、快活。他一反平日严肃、寡言的性情，和胡定芬开玩笑道：“老弟，你的身体比在南京时看上去好多了，现在红光满面的，是不是找到对象了，走桃花运哇！”    
    胡定芬道：“大哥取笑小弟了，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哪里找得有对象，桃花运离我还远得很呢。倒是大哥的风采比以前更加光润，这次一定要打胜仗了。”    
    张自忠愉快地对胡定芬道：“我告诉你一件新闻。今天在李司令长官那里，我抽了一支司令长官亲赐的烟卷，这可是我从军以来，谒见长官时从未有过的事。这可算是一条独家新闻吧。就凭这，我们这次是非打胜仗不可。”    
    两人谈了一阵，张自忠起身告辞。他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低声对胡定芬道：“老弟等着瞧吧，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要死了才算数。”    
    胡定芬听得心中一惊，尚未反应过来，张自忠便已走了。    
    2月12日傍晚，五十九军乘专列沿津浦线向淮河前线开进。在车上，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请张自忠对即将展开的这次战斗发表感想。    
    张自忠沉痛地说：“现在的军人，很简单地来说，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所以闹到目前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绝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到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任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这是张自忠对以往断送国运的军阀混战痛切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诛魔长剑终出鞘(3)

    张自忠派出独立二十六旅为先头部队。他亲笔写信给张宗衡旅长说：“要忍到最后一分钟，要撑到最后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    
    独立二十六旅由铁路输送到定远、固镇，赓即在东淮河以北数龙滩一带村庄构筑阵地，掩护军队集中。    
    13日，五十九军抵达淮河前线，部署于瓦疃集、姚集、固镇、濠城一带，接替于学忠防务。    
    这一带恰恰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张自忠决心在这片土地上重演古代东晋谢玄大败前秦苻坚的那幕历史壮烈故事。    
    五十九军官兵自全国抗战爆发以来，还是第一次在老长官指挥下作战，全军上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张自忠率三十八师到达阵地，侦知敌人正在小蚌埠及淮河两岸布防，构筑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尚立足未稳。    
    从2月中旬起，桂军刘仕毅之第三十一军及周祖晃之第七军，开始在淮河以南向凤阳、定远、怀远、池河之日军侧背攻击，淮河以北的日军被迫抽调队伍回援淮南。    
    张自忠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当下张自忠召集全军官兵训话：“现在我们军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打日本鬼子要奋勇向前，不准退后。勇敢杀敌的光荣，怯懦偷生的可耻。我带领大家一起拼死报国。我们决定今晚12点分兵南北两路，向敌人发起攻击，直捣日寇指挥部。”    
    随后部队进行了层层动员。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召集营以上军官宣誓：“我军长在平津蒙不白之冤，强敌当前，正是我辈以胜利为他洗白的时候。我们是有进无退，要奋勇杀敌。倘有不明大义的官兵，畏缩不前，一律就地枪决！”    
    伏魔长剑终于出鞘了！    
    精锐之师，锐不可当；雷霆万钧，所向披靡。    
    日本鬼子哪里晓得中国军队会采取夜袭。日军指挥部里，除了少数巡逻放哨的外，大部已入梦乡。    
    2月16日，五十九军首先向火星庙、新桥方面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寂静的夜，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五十九军的战士，已经潜入敌人阵地，只听得枪声大作，喊杀之声震天，无数中国军人，如天神般从天而降，出现在日本鬼子面前。从梦中惊醒的日本鬼子，愣愣地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雪亮的大刀片，已向头上砍来，一下就呜呼哀哉，去见阎王爷去了。    
    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师长、旅长、团长带着战士冲在前面。五十九军官兵们一个个如下山猛虎，勇不可挡，杀声震天，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手足失措。日军一名联队长当场被我军击毙。日军抵挡不住五十九军的猛烈攻势，尸横遍野，只好丢弃阵地，仓皇而逃，在途中又遭我伏兵团的伏击，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逃至老曹集。    
    五十九军向淮河北岸的日军，发动了全线攻击，一路鏖战，势如破竹。20日又攻占了淮河北岸防御要地小蚌埠。    
    敌军经五天来的连续打击，伤亡惨重，淮河北岸的日寇，几被全歼，残部只能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般地逃回淮河南岸。    
    这一仗，全歼日军一个旅团，敌人死伤2 5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毙敌联队长一名。日军被迫放弃已占领的淮河北岸阵地，退守淮河南岸，使淮河战局基本稳定下来。    
    日军南路受阻，其南北夹攻徐州、打通南北使之融为一体的计划，未能得以实现。    
    这是张自忠回到五十九军以来打的第一仗，也是五十九军建军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这支抗日名军，从喜峰口、罗文峪以来难得的大捷。    
    淝水之战胜利，使张自忠得以用实际行动向国人表白自己的冤屈无辜，使五十九军全体将士的士气与信心大受鼓舞。    
    淝水之战获胜，正如冯玉祥先生评价：“徐州以来一战，克复小蚌埠，声威大振，不但救援了友军，而且也振作了一般部队的士气。”    
    抗战以来，日军除了在卢沟桥等少数地方受到中国军队有力的阻击外，多数时候，都有点势如破竹的样子。许多中国军队，因为日军武器装备远远比中国军队精良，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悍不畏死的声名在外，使不少中国军队闻风丧胆，不敢同日军作正面对抗，一触即溃。例如山东的韩复榘，还没有打一枪，就把黄河天险拱手让给了日本鬼子，使得预定的中国军队防御计划被打乱而陷于被动。    
    淝水之战五十九军的大胜，又一次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中国军队虽然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是只要经过严格而结合实际的训练，再加上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而不惜献身、勇往直前的精神，不但可以具有和日军对抗的能力，而且可以战而胜之。关键在于敢不敢或肯不肯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关键在于指挥这支军队的长官是真心抗日，或是口头抗日，这支军队是真心抗日，或是假意抗日。正如张自忠同他的师、旅长说的：“只要训练得法，中国军队是能打仗的，如果再加上必胜的信心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可以同鬼子比个高低。”    
    淝水之战告捷，整个五十九军都感到喜悦，张自忠也感到高兴，一扫几年来，尤其是平津以来的心中郁闷。但他在兴奋之余，也感到不足。    
    五十九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他自己是一员勇将不说，他的两个师长黄维纲、刘振三，几个旅长董升堂、张宗衡、祁光远、李致远、李金镇……一个个都是勇将，但是他总觉得还有所不足，不足在什么地方？在于得力的参谋人才是很重要的。淝水之战虽然胜利了，但张自忠却因为身边缺少一位有头脑的参谋长的襄助，倍感不便。    
    淝水之战结束后，他想尽快地把五十九军这个不足弥补起来。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叫来副官廖保贞道：“你马上去一趟武汉，把这封信亲自送到冯先生手中。”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诛魔长剑终出鞘(4)

    廖保贞拿着信去了武汉。廖保贞走后，张自忠又给鹿钟麟去了一份电报。    
    廖保贞到了武汉，来见冯玉祥。第六战区撤销以后，冯玉祥回到南京；南京失守，冯玉祥又随南京国民政府迁来武汉。    
    冯玉祥听说张自忠从前线派人前来见他，便出来见廖保贞。    
    廖保贞见了冯玉祥，立正向冯玉祥敬了一个礼。冯玉祥指着侧面的椅子道：“你坐下来说吧。”    
    廖保贞仍站着不敢坐下，冯玉祥摆摆手道：“我现在已经不带兵了，也不必要按军中的规矩办事，你还是坐下来慢慢讲吧。”    
    原来西北军的老规矩，不管哪一个高级将领见到冯玉祥，都得立正回话，是不能坐的。冯玉祥再次如此说，廖保贞这才敢坐了下来。    
    “你们军长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报告冯先生，军长现在很好。回到军队以后，他心头的疙瘩解开了，心情也比在南京时开朗多了，身体也好起来了。”    
    冯玉祥道：“那就好。你们这次打了一个胜仗，你回去跟你们军长说，我向他表示祝贺。”    
    廖保贞道：“是，卑职一定把冯先生的话带到。军长对冯先生作为老长官对他的关怀，时刻都没忘怀。这次职奉军长之命来见冯先生，黄师长、刘师长和各位旅长都让我带信问候您好呢！”    
    冯玉祥满意地说：“谢谢，谢谢他们心中还有我这个老长官。你这次奉你们军长之命来见我，有什么事吧？”    
    廖保贞道：“军长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要属下专程送呈给冯先生。”说着从身边取出信来，双手呈了过去。    
    冯玉祥打开信读了下去。读完信尚未说话，鹿钟麟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片。    
    廖保贞站起身来，立正向鹿钟麟敬了一个礼。    
    鹿钟麟还了礼道：“啊！你是从张自忠那里专程赶来的吧？”    
    “是。”廖保贞道。    
    “好，你先坐下。”鹿钟麟走到冯玉祥身边，把手中那张纸递给冯玉祥：“荩忱给我发了个电报来。”    
    冯玉祥道：“哦！他专门派廖保贞给我送了封信来哩。”顺手也把信递给了鹿。    
    张自忠给冯玉祥的信，除了汇报淝水之战的经过外，还问候冯玉祥，并感谢他在重返部队问题上给予的大力支持，最关键的却是请求冯玉祥能允准张克侠到五十九军担任参谋长一职。张自忠给鹿钟麟的电报，是请鹿钟麟从旁促成张克侠到五十九军担任军参谋长，襄助张自忠。    
    冯玉祥看完电报后道：“荩忱怕我不放树棠，所以又发电报要你来劝我。”    
    鹿钟麟道：“先生的意思是同意让树棠去五十九军？”    
    冯玉祥道：“五十九军是承袭咱西北军一脉，荩忱也是咱同甘苦的袍泽弟兄。不过，去与不去，还得由张克侠自己决定。”    
    “那好，就叫人把树棠找来，问问他个人意见如何？”    
    冯玉祥点点头：“好的。”    
    当下命卫士去请张克侠。    
    张克侠原来在西北军时就在张自忠部担任参谋长。“七七”事变后，张克侠先后出任第六战区高参、副参谋长。第六战区撤销以后，他就留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南京失守后，他又随冯玉祥迁来武汉。    
    张克侠来了以后，向冯玉祥、鹿钟麟二人敬礼。廖保贞也向张克侠敬了礼。    
    冯玉祥说道：“把你找来，主要是为这么一件事。荩忱给我们两人来信来电，想请你到五十九军担任参谋长一职，所以特请你来，看看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样？”    
    张克侠道：“荩忱在前线抗击日寇，正是用人之际，好男儿定当为国效力。军人为报效祖国，当马革裹尸，正其时矣！我与荩忱共事多年，互相信任，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尽力襄助于他。希望先生能够支持成全。”    
    冯玉祥道：“我们两人刚才商量，征求你的意见，以你的意见为主，你愿意去五十九军襄助荩忱，我们当然支持。”    
    鹿钟麟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张克侠道：“前线战斗正紧，我回去简单收拾一下，明天便和廖老弟北上。”    
    冯玉祥道：“那好，今天晚上我们为你饯行，以壮行色。”    
    2月底，张克侠重返张自忠部作参谋长，使五十九军指挥核心得到加强。    
    张克侠头脑冷静，思维敏捷，足智多谋，与勇猛果断、长于实干的张自忠配合，真可谓珠联璧合，使五十九军如虎添翼，相得益彰。张克侠在五十九军以后打击日寇侵略的战斗中，也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1)

    淝水一战，日本鬼子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日军第十三师团一个旅团被五十九军消灭。南路日军，只有败退回淮河以南一线。北进受阻，在徐州会师的计划失败，日军本部不得不调整战略计划，改以北路日军为主攻。先以日军第五师为左翼，由青岛出发直下临沂，以第十师团为右翼，沿津浦路南下。这是第一步骤。第二步，两部合师台儿庄，然后攻占徐州。    
    鉴于津浦线北段形势紧张，李宗仁急电令五十九军北返滕县待命。    
    3月3日，张自忠率五十九军抵达滕县，正打算发兵袭击济宁、兖州、邹县之敌，忽于5日接战区徐祖诒参谋长电话，令他中止行动，准备开赴临沂，协同庞炳勋之第三军团，阻击日军第五师团。    
    张自忠五十九军调到第五战区，令他最为头痛的，就是他和庞炳勋这个冤家对头同在一个战区。    
    张自忠与庞炳勋结怨，还得从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说起。    
    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都在冯玉祥部下，同为西北军，两人原来是挺不错的朋友。在蒋冯阎大战中，庞炳勋见利忘义，受蒋收买，叛冯投蒋，并且带兵偷袭张自忠，使张自忠几遭不测。    
    从此张自忠认为庞炳勋不仁不义，因此不愿与庞共事。    
    庞炳勋虽号称军团长，实际只辖第四十军一个军（庞自兼军长），而第四十军实际上又只有第三十九师一个师，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2个团，加上军属的补充团也只有五个团，兵力一万人。装备中正式步枪8 000枝，手枪900枝。    
    3月3日，临沂战役打响，双方激战数日，庞部虽将日军阻住，但却伤亡近半，可战兵力不足三个团，形势危急，所以连连电请李宗仁派兵增援。    
    李宗仁此时除五十九军外，一时也无可派之兵，所以只好由李宗仁亲自出面给张自忠做工作了。    
    3月9日，李宗仁把张自忠请到战区长官邸。    
    张自忠来了后，李宗仁仍然很客气地请他坐下，然后对他说道：“荩忱兄，我这次请你来，有一要事相商。”    
    张自忠道：“李长官有何事，请加训示。”    
    李宗仁道：“临沂方面，庞炳勋第三军团在那里阻击日军，激战一周，虽将日寇阻住，但伤亡惨重，敌人援军源源不断增加，临沂已岌岌可危，如不增援，不但庞炳勋部会全军覆没，临沂亦将不保。目前战况，我战区除五十九军外，已调不出其他可增援之兵力。所以我请你来商议。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本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前嫌。我命令你即率所部，往临沂以解庞炳勋部之危。希望荩忱兄你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很痛快地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张自忠接受命令以后，回到军部，召集师旅长传达了李宗仁司令长官令五十九军驰援临沂，以解庞炳勋第三军团之危的命令。    
    刘振三听完命令后，当即跳了起来：“我不同意咱五十九军去给‘庞拐子’这个忘恩负义、不仁不义、恩将仇报的家伙解危。想当年，军长对他庞拐子怎么样，在固城，如果不是我们军长率部救他，他早就被曹士杰给杀了。他却恩将仇报，中原大战，他背叛冯先生不说，还偷袭咱们，军长差一点就被他害死。这种无情无义的人，救他干什么。救任何人都可以，救‘庞拐子’，我不去！”    
    庞炳勋当年恩将仇报的事，五十九军的师旅长们都清楚，所以大家都表示这道命令不能接受。    
    张自忠率领这支部队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将士们的反对。    
    当然，他也理解大家的心情，大家对庞炳勋当年暗施冷箭的愤懑。他张自忠此前对庞炳勋何尝不是同他们这些师、旅长一般的心情哩。    
    这次，他没有训斥大家，而是十分严肃地对众人道：“你们反对我们五十九军去临沂增援，解救第三军团之危。老实讲，在这之前，我和你们的心情一样，庞炳勋是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不可与他共事，更谈不上去帮助他，支援他。不错，我对于庞炳勋，这些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想当年，他和我在西北军，交情不薄，亲如兄弟。在固城，他被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所围，几乎为曹士杰所杀，我们救了他。后来，他背叛冯先生，暗中偷袭我，差点要了我张自忠的命。过去我一直认为，他庞炳勋恩将仇报，此仇不共戴天。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还要接受李长官的命令，答应率五十九军开赴临沂参战，去解救庞炳勋之危呢？不错，庞炳勋当年偷袭我们，这是不仁不义。但是，那次战争是为了什么？那是相互争权夺利的内战，是不名誉的内战。庞炳勋同我的怨仇，那是私仇、私怨。如今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那可是为国家、民族的存亡，为保卫人民、保卫国土而战。李长官说得好，这是雪国耻、报国仇呀！这是正义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是什么？不就是保家卫国吗！庞炳勋为人的品德如何且不去管他，但他在目前坚决抗日，浴血奋战，在雪国耻，报国仇这一点上，却是做得非常之对的，是令人钦佩的。我们五十九军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也是庞炳勋第三军团的敌人。日本鬼子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五十九军是中国人，庞炳勋和他的第三军团也是中国人。我们能够为了私仇私怨而放弃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顾吗？那我张自忠、我们五十九军岂不成了国人唾骂的千古罪人！？三国时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仇，但后来两人却成了东吴的大将，为了共同对付曹兵，两人放弃私仇，尽捐前嫌，成为并肩战斗的兄弟。我们难道连古人都不如么！？所以我决定，放弃私怨，接受李长官的命令，率我五十九军，驰援临沂，解救友军第三军团之危。希望大家都能与我同心同德，不计私怨，共同杀敌。”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2)

    其他的人听了张自忠的一番话后均表示，服从命令，坚决杀敌。只有刘振三仍气呼呼地道：“我还是想不通。你们要去你们去，我不去。我不反对你们去救那个‘庞拐子’。我留在这里养几天病总可以吗？！”    
    张自忠笑笑：“育如（刘振三的字）既然病了，应当留下治疗。我希望你抓紧治疗，快点治好赶回部队来。慢了可赶不上杀鬼子哟！”    
    攻击临沂的是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四个师团之一（注：其余三个师团为近卫师团及第一、第三师团），号称日本“铁军”。该师团辖两个旅团，第九旅团（旅团长国崎登）和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坂本顺）共四个步兵团，另有师团直辖的骑兵团、工兵团、野炮兵团、辎重兵团各一个，总兵力2.5万人，战马7600匹，拥有一流装备。师团长为板垣征四郎。此人恰巧是张自忠相识的原日本关东军参谋长。    
    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20年代他就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与多田骏、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并称日本陆军少壮派五大“中国通”。1928年，他参与系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统帅张作霖；1931年又与石原莞尔策划了震惊中外“九·一八”事变，可算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老牌日寇刽子手。他还曾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于1936年出席过张自忠时任天津市长的宴会。    
    这两个当年外交上的对手，今天在战场上相逢，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决斗。    
    临沂是旧沂州府治，位于沂河与祊河汇流处，倚山带水，是鲁南军事重镇，徐州东北的屏障，为第五战区右翼的重要据点，为陇海、津浦、胶济三大铁路安危所系，更是日军西进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路。其得失对全局影响颇大。因此日军势在必得。    
    在临沂，板垣遭到庞炳勋的坚决抵抗。3月9日，坂垣将第一线攻击部队增至5 000余人，并派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坂本顺少将赴第一线督战，再次向庞炳勋部发起了强大攻势，攻下汤头、沙岭子、白塔、太平、停子头等村庄，临沂城已危若累卵。    
    10日夜，五十九军调集2.5万人迅速由滕县、官桥等地向峄县（今峄城）集结。11日，由峄县出发，以强行军沿台（儿庄）潍（县）公路向临沂方向快速前进。    
    李宗仁担心张、庞之间隔阂未消，难于合作，特派参谋长徐祖诒同行，以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协调二人之间关系。    
    徐祖诒字燕谋，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具有较深的军事修养。抗战爆发前曾任军令部第一厅（作战）厅长，筹划作战事宜，声誉颇著，被白崇禧誉为“不可多得的幕僚长。”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得知大军向临沂开拔，料定必有大战，派记者胡定芬随徐前往。他们在峄县与张自忠相逢了。    
    徐祖诒和张自忠握手。徐对张说道：“李长官为了使这一仗能够打好，特命兄弟代表战区司令长官来协助五十九军与第三军团联合作战。”    
    张自忠道：“欢迎，欢迎。李长官如此重视临沂之战，有徐参谋长前来坐镇指挥，我们对这一战的必胜信念更增强了。”    
    胡定芬同张自忠是老朋友了。张自忠和他握手道：“欢迎老弟这位大记者，希望你能好好报道一下我们五十九军是如何英勇抗击日本鬼子的事迹。”    
    胡定芬道：“那是自然。我相信五十九军在大哥的指挥下，一定能大获全胜，会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小弟会把它如实地报道给国人的。”    
    张自忠很高兴，把副军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交际处长李炘  等一一介绍给大家，还破例地同众人谈了他在平津时期及出访日本的一些趣闻。大家听得十分有味。    
    从峄县出发，3月时节，正值初春，雨雪交加，路上泥泞不堪。全军官兵冒着雨雪艰苦行军，士气仍然十分激昂。    
    11日，大军行至抱犊崮镇，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公署秘书兼峄县代理县长李同伟等人在此迎候。张自忠得知沿台潍公路到临沂有90公里，而抄近道只有七八十里，便请李派10名向导带部队抄近道强行军奔赴临沂。    
    当天夜里，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先遣部队已到达临沂。12日下午，全军主力在临沂西郊集结，从峄县到临沂相距90公里，五十九军只用了一个昼夜便赶到了。    
    正在与日军作拼死战斗的第三军团官兵，听说增援的五十九军大部队已赶到，阵地上顿时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张自忠将部队集结在城西大岭、砚台岭、白衣庄一带，即同李文田、张克侠、黄维纲等高级将领前往临沂城南关师范学校第三军团临时指挥部见庞炳勋。    
    庞炳勋这几天心中老是惴惴不安，因为他得到战区通知，战区将派张自忠五十九军前来增援他。他知道自己当年曾严重伤害了这位老弟，老弟对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能谅解。这次他能应命前来么？如果张自忠仍然记着前嫌而不来，那自己这点“本钱”就将在这次同日本人较量中彻底输光。所以这几天他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昼夜难安，度日如年呀！    
    当他得知张自忠的部队已赶到临沂城郊，他算放心了一半，但还有一半放不下。张自忠虽然率部到了，能够和他同心努力杀敌吗？张自忠会不会各行其是，或者在上级命令下不得不虚应故事呢？    
    现在得报说张自忠已率五十九军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见他、共商歼敌之策时，他赶快出来迎接。    
    他看见张自忠满身泥泞领着一大群人大步流星地向他走来，心中高悬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他赶快一瘸一拐地迎了上去。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3)

    两人走拢了，面对而视，他从张自忠的眼里，看到的是友好和善而不是怨恨。张自忠默默不语地向他伸出手来。他赶快伸出手去，迎向张自忠那只大手，紧紧地把它抓住，生怕这只手会突然消失，生怕眼前这个高大的身影会突然消失，那只是一个梦。但那不是梦，也不是幻象，他抓住的，是一只实实在在、温暖有力的大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四目相对两人的脸上绽出了笑容，随之而来的是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几年来的积怨，在这一笑中冰释泯没。    
    双方的人也都笑了，而徐祖诒更是发出了会心的笑。    
    庞炳勋感动莫名，心中愧疚一时难以启齿，只说了一句：“荩忱老弟，愚兄谢谢你！……”便说不下去了。    
    张自忠望着庞炳勋那憔悴的脸色，鬓边的白发使他更增几分苍老，怜悯之心更添几分：“我们现在是同仇敌忾的弟兄嘛！”    
    庞炳勋又和徐祖诒握手，和五十九军的将领们握手，说来大家都是熟人，是用不着相互介绍的。    
    战况紧急，没有多的寒暄，张、庞两军旅以上将领和高级参谋人员，当即召开了联席会议。    
    张、庞两军旅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对日军的作战计划。会议由徐祖诒参谋长主持。    
    徐祖诒道：“第三军团已和日军交手多日，对于敌我双方情况及形势等都已十分熟悉。为了两军能更好配合，打好这一仗，我想先请庞军团长介绍一下情况，并提出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大家再共同商讨修正如何？”    
    庞炳勋当下便首先发言道：“攻击临沂与我军对垒的日军第五师团，在日军中素有‘铁军’之谓，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团，师团长是前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这个师团据我们了解，总兵力2.5万人，装备在日军也是最为精良的。我军团以劣势装备与劣势兵力与之相对抗，从3月3日以来，经过十昼夜的苦战，全军将士上下用命，总算把敌人阻住，未能越雷池一步，保住了临沂未失。由于我军与敌接战日久，师劳兵疲，伤亡过半。为固城防起见，目下宜以五十九军接替城防，我部则沿沂河两岸戒备，待敌进犯时，咱们合力破敌，不让板垣越雷池半步。弟等意下如何？”    
    徐祖诒转向张自忠：“荩忱兄，你的意见如何？”    
    张自忠胸有成竹地站起身来道：“军团长的主张是可以考虑的。不过，依我之见，与其坐等敌攻我，不如我主动出击攻敌，在城外采取野战之策，攻其侧背，以解临沂之围。我部愿承担主攻，贵军可以配合出击。”    
    五十九军参谋长张克侠支持张自忠的意见。他说：“我认为论兵力我们比敌人多，这是我们惟一的有利条件，但就战斗力及武器装备而言，我们则远不如敌。况临沂城不过弹丸之地，以大部队猬集其中，以图固守，等于自缚手足，等待挨打。现在敌人有数量众多的火炮和强大的空军，还装备有现代化的坦克和装甲部队，摧毁城池并非难事。不但固守不可能，且伤亡必众。”    
    张克侠看了徐祖诒及庞炳勋一眼，接着说道：“因此，我认为张军长的意见是对的，以五十九军在城外野战，向攻城之敌侧背猛烈攻击，利用夜战近战手段，争取出奇制胜。在野战部队开始攻击后，守城部队应派出有力部队，实行强袭，以为协同。这样不但可以扬我之长，而且可以攻敌之短。不知庞军团长以为可否？”    
    庞炳勋道：“荩忱和树棠二位老弟的这个主张，当然比我所提要积极主动得多。我的那个意见是被动的，而这个意见是主动的，变我们挨打为我们主动打敌人。我主要担心的是五十九军强行军赶来，疲劳尚未恢复，而我们伤亡过大，战斗力已不强之故。”    
    张自忠道：“五十九军这一昼夜急行军90公里，还不至于被拖垮，只要有一天休息，当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应主动出击，打击敌人为上策。”    
    坐在张自忠身边的马法五师长问道：“那么张军长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攻击？”    
    张自忠略一沉吟，回答道：“至于攻击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以强行军到此，不能说不疲劳，似宜稍事休息，再与敌作战；但兵贵神速，且我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之强敌，必须出敌不意，利用近战、夜战方可奏效。所以应打破常规，尽量及早行动。”    
    徐祖诒很赞成张自忠的意见，其他将领也表示赞同，并商定14日拂晓发起攻击。    
    会议结束时，徐祖诒作为战区参谋长，以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下达攻击命令：    
    一、第五十九军，应以一部先占领茶叶山高地，为左翼据点，向葛沟、白塔间分途侧击，以牵制该敌向南增援；以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庄间分途渡河，向南迂回，与第四十军呼应，包围敌之主力于相公庄、东庄屯、停子头以南地区而歼灭之。    
    二、第四十军应以主力在沂河左（东）岸与第五十九军呼应反攻，包围歼灭敌之主力；一部在沂河右（西）岸连系，与第五十九军之右翼渡河部队，侧击尤家庄附近之敌。    
    13日，张自忠召开营以上军官作战前动员。当他问及各部还有何困难，一八○师一个军官风趣地说：“军长，临沂这一仗咱们可有四难呀！”    
    “ 哪四难？你说说。”    
    “一难友军是冤家，二难对手太强大，三难师长不在队，四难补给真叫差。”    
    张自忠一听，笑着道：“你说的不错，不过这四难也难不倒咱五十九军。这一难嘛，不管怎么样，友军是冤家也要合作，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更何况公私要分别，我们以德化之就是了。这二难，日军第五师团确实是日军的‘王牌”，可咱们五十九军也不赖嘛。敌人再强大也不要怕，他那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我同他打过交道，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我张自忠不怕他！五十九军的军长不怕日军第五师团的师团长，我不信，五十九军的官兵反到过来会怕日军第五师团的官兵了！五十九军的官兵都是孬种吗？（下面高声回答：“不是！”）对，不是孬种，凭什么会怕他们呢！这第三难么，刘师长还得你们派人去接一下，跟他说清楚，再怠命闹情绪，我就要军法从事了。至于第四难，因为咱们的补给仍由第一集团军转拨，先前领的一点淮河作战就用光了，又不便向上开口，的确有困难，不过大家放心，可以暂向临沂的士绅们借一点。没有钱照样打仗，还要打胜仗！只要咱们发扬近战、夜战的长处，就一定能够打垮板垣，为中国军队争气，为中华民族争光！日本人不是嘲笑咱们中国人有文德，没有武德，女人死节者多，而男子捐躯者少吗？这一回，咱们该让鬼子瞧瞧啦！”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4)

    动员会还没有结束，一个身材壮实的军人走了进来，向张自忠立正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军长，一八○师师长刘振三归队向你报到。”    
    张自忠还了一个军礼：“你‘病’好了？想通了？”    
    刘振三道：“报告军长，我病好了，但还没有想通。”    
    “没想通你怎么来了？”    
    “没想通归没想通。可咱五十九军到临沂来是打鬼子的。一八○师全来打鬼子了，我刘振三可不是孬种，咋会不来打日本鬼子呢！我这个当师长的可不能给一八○师抹黑呀！再说咱五十九军没有一个孬种，刘振三可不能给军长给五十九军抹黑呀！我来晚了，你们都把鬼子杀光了，嘿嘿，我杀啥！？”    
    张自忠心里在暗笑，可脸却绷得紧紧的：“好吧，我正告诉你们师的人，去‘抓’你归队哩。我告诉他们，你再不归队，就要军法从事。你既然赶来了，那你归队吧！要是这一仗你刘振三给我装了熊，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是！”刘振三敬了个礼，“俺刘振三的皮不会让你扒掉的。”    
    当时，除临沂正面之敌外，汤头有敌人的兵站；柳树头、沙岭子有敌人，数目不详；大太平、小太平、李家太平、许家太平，共有敌人数百名；停子头有敌人200余名，陈家太平有敌人数百名，停子头至临沂东关外附近村庄都有敌人，数目不详。    
    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建议说：“现在敌人在临沂城与庞军作战，我军不宜参加临沂城的战斗，应采取古人‘围魏救赵’的战术，直捣敌后方策应源头汤头镇，使敌人腹背受敌，临沂之围自解。”    
    他们计划向敌人发动攻击，却不料敌人倒先动手了。    
    13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令第十师出击大运河以北的中国军队，第五师迅速攻占临沂，尔后进至峄县附近，以策应第十师作战。因此，板垣加紧了攻势。    
    张自忠正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部署作战方案，突闻东方传来剧烈炮声。日军已由余村方向向庞军炮击，随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猛攻，庞军难以抵挡，日军逐渐向临沂接近。    
    张自忠立即命令各级指挥官回营准备。    
    如何应付目前的局面，张自忠与参谋长张克侠紧急商量后，与庞炳勋接通电话。张自忠道：“庞军团长，我就不直接增派援军了。贵军可以徐徐后撤，诱敌深入。这样日军的右侧翼就暴露在五十九军的正面，对我们是有利的。”    
    庞炳勋采纳了张自忠的意见，一边抵抗，一边徐徐退却。    
    当晚，日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芝麻墩、兰墩和宋家埠一带，距临沂城仅三公里。    
    13日下午，胡定芬及《扫荡报》记者张剑心、《武汉日报》记者李君齐到五十九军军部采访。话题自然离不开眼前这场大战。    
    张自忠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说：“很感谢你们到前线来。部队上知道有新闻记者在前线，都很紧张。这比中央派来督战官的效果还来得重大呢！”    
    记者们请他预测战役的胜负。张自忠很坦率地回答：“这次攻击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没有把握。板垣的部队实力很强，不过我将尽全力去做，以求良心之所安。”    
    吃过晚饭，张自忠催促三位记者离开：“这里明天就要打仗，你们赶紧回临沂城去。”    
    张自忠的表情很严肃、悲戚，突然冒出一句：“我希望这次在沂河战死！”    
    这话使三个记者很吃惊。尤其是胡定芬，这已是短短一个月中他第二次听见张自忠说“死”了。    
    大家都只能在心里为张自忠祈祷平安。    
    经过紧张部署，到13日午夜，五十九军各旅都已进入阵地，具体部署为：    
    三十八师（缺一一四旅）为左翼，沿角沂庄、曲坊、白沙埠、朱潘、余粮、小安子等村展开，攻击目标左起汤坊涯、白塔，右至沙岭子一线；一八○师为右翼，展开于宋王庄、北十里堡、谢家宅、邵双湖一线，左接三十八师沙岭子，右至柳杭头，攻击目标为停子头、郭太平、徐太平。全军正面攻击战线达十余公里。    
    三十八师一一四旅配置于刘家湖附近，担任军预备队。    
    军部设于距临沂城东六公里的南曲坊村。    
    14日凌晨3时左右，左翼三十八师经船流、朱家棚，右翼一八○师由诸葛城、大小姜村，同时偷渡宽百余米、水深及膝的沂河，悄悄地抢占了东河岸。4时正，五十九军左右两翼分数路向日军右侧背发起了雷霆万钧的攻击。    
    左翼三十八师，是五十九军的主力，承担着主攻任务。其中李致远的一一三旅主力向汤坊涯、董家官庄的敌人发起进攻，同时以一个营抢占郝沂宅子及茶叶山高地，掩护师的主攻；李金镇的一一二旅为主攻部队，全力攻击日军沙岭子主阵地，并与一八○师取得联系。经过勇猛冲杀，三十八师一举攻占张家庄、解家庄和白塔村。但板垣第五师团毕竟不愧为日军精锐，他们反应十分迅速，立即停止了向庞炳勋部的攻击，调集主力部队和几乎全部飞机、坦克向五十九军发动凶猛反击。双方展开大混战。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三十八师伤亡惨重，被迫放弃刚刚夺来的阵地，退回沂河西岸。    
    张自忠十分震怒，当即下达手令，将作战不力的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撤职，令新兵团团长李九思升任旅长，并令其准备再次渡河向敌攻击。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5)

    右翼一八○师，以张宗衡的独立第二十六旅为主攻部队，其中崔振伦第六七八团主攻停子头、张方海第六七六团对柳杭头之敌实施警戒。独立第三十九旅祁光远部为师预备队。    
    战斗发起后，六七八团秘密接近停子头，然后从西、北两侧直插村中，与敌展开肉搏战。顿时村中杀声震天，火光四起。我军虽遭很大伤亡，仍高声喊杀，与敌逐房逐院争夺，战况空前惨烈。激战到午后4时，守敌700余人被我消灭过半。残敌无力抵挡我猛烈进攻，只好向停子头以北的郭太平、王太平和徐太平逃窜。六七八团乘胜追击，日军利用民房顽抗，并派200多名日军赶来增援。    
    张宗衡旅长令六七六团团长张文海率两个营冲杀上来，增强了攻势。15日，一八○师收复了徐太平、王太平和郭太平，并就地构筑了工事，与敌人展开对攻。    
    张自忠到一八○师督战。    
    退回河西的三十八师稍事整顿后，14日下午再次渡河向日寇发起攻击。            
    为增强攻击力量，张自忠还令一八○师六七八团调回沂河西岸，加入反攻行动。    
    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渡河以后，以迅速的攻势，攻克了汤坊涯。一一二旅则对日军坚固阵地沙岭子再度发起强攻。紧靠沂河东岸的沙岭子村很大，房屋分散，日军沿河构筑了许多据点。村的正西方是一片沙滩，一一二旅无法隐蔽接近敌人。但官兵们不顾一切发起冲锋，与守敌展开殊死争夺。从朝至暮，伤亡官兵五六百人，仍未取得进展，配属一一二旅作战的一一三旅二二六团第六连官兵全部战死，村前的沙滩上，尸首堆积成丘，河水变赤。    
    由于日军腹背受敌，集中主力对付生力军的五十九军，四十军正面日军兵力大减。庞炳勋抓住时机，以主力向日军侧背发起攻击，居然获得一定战果，14日夜占领独树头、相公庄。15日，一一五旅攻占黄家庄、柳杭头以南一线。第一一七旅进到西沙庄、郑家寨子一线。    
    15日夜，阵地上沉寂下来。谁也没有料到，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多端的板垣此时正在策划一个以攻对攻的行动。他调主力4 000人，由沙岭子以北三十八师两个旅的结合部偷渡沂河，占领了毛官庄对面的河西渡口。然后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突然对五十九军后方的崖头、刘家湖、苗家庄、钓鱼台一线发动猛攻。五十九军后方留守部队寡不敌众，奋力抵抗，但苗家庄、钓鱼台还是被敌人所攻占。张自忠急调三十八师主力撤回沂河西岸打击日军。    
    尽管五十九军攻击不够顺利，但他们浴血奋战仍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从缴获的日军信件、日记中得知，经两日夜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搬运伤兵之人车持续不断。    
    16日晨，渡河西犯的日军，已增至5 000余人，并出动飞机20多架，坦克十多辆及步兵炮、野战炮40多门，向刘家湖、茶叶山、船流、郝沂宅子发动大规模进攻。河西我军兵力薄弱，处境十分严峻。    
    守卫刘家湖的二二六团第十连以寡敌众，拼死奋战，全连殉国。    
    张自忠根据战局变化，立即将兵力作了调整：以三十八师一个主力团固守茶叶山、郝沂宅子高地，阻击河东进犯之敌，不惜牺牲，坚守茶叶山高地，以为军的后方支持点；驻石家屯的军属骑兵营，协同该地步兵，由新河村进击河东，袭扰敌之后背，牵制日军兵力；三十八师留河东部队全部撤回，以加强茶叶山沿河阵地的防御；军总预备队一一四旅投入刘家湖、茶叶山作战；其余部队均集结于余粮村、小安子以南地区阻止敌人继续西犯。    
    一八○师攻占的河东村庄全部放弃，将兵力撤回河西。其中独立三十九旅祁光远部，以第七一五团刘照华部占领诸葛城，用火力严密封锁苗家庄的敌人，使其不能再向外扩展；第七一七团艾明纲部守卫诸葛城以东的洪福寺，以火力侧击钓鱼台、苗家庄的敌人，并占领沿河阵地，以防沙岭子之敌再渡河西犯；独立第二十六旅集结于邵双湖以北，随时准备策应三十八师同刘家湖方面之敌作战。    
    军部驻朱潘，三十八师师部驻小安子，一八○师师部驻邵双湖，无命令不准后撤。    
    五十九军调整完毕后，战事重心转到河西，敌我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战役打响以来最为惨烈的战斗。茶叶山、刘家湖战斗尤为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形成拉锯。钓鱼台、崖头、石家屯、苗家庄也成为争夺之焦点。    
    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在刘家湖村外与敌争夺了一天。黄昏时分，日军突入村内，占领了村东，我军仍据守村西。入夜，张自忠又令二二七团投入战斗，双方往来冲杀，激战通宵，村中积尸数百具，战至天明，仍各占其半。    
    茶叶山的争夺战更是激烈。固守茶叶山的三十八师二二五团第七连，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前仆后继，殊死战斗，直至全部壮烈牺牲。16日上午，茶叶山失守。    
    日军占领茶叶山后，在山下构筑了防御工事，派一个加强连驻守。茶叶山半山腰有一座小庙，山顶有一个大碉堡，形成易守难攻的防御结构。二二七团于黄昏后向高地发起攻击。团长杨干三命炮兵集中轰击小庙和山顶，先将敌人火力钳制住，同时命令步兵向山脚之日军发起猛攻，攻克第一道防线后，命令炮火集中轰山顶，趁机歼灭半山小庙之敌。二二七团采用这种层层推进法终于将茶叶山夺回。但该团在立足未稳之际，日军突然猛烈反扑，茶叶山得而复失。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6)

    张自忠下令暂时放弃该阵地，将二二七团转用于刘家湖方面。    
    鉴于日军河东部队不断经由大、小苗家庄增援河西，对三十八师威胁很大。张自忠命独立二十六旅将该敌消灭。    
    张宗衡旅长亲赴诸葛城督战，指挥七一五团（由独立三十九旅配属该旅）向大、小苗家庄进攻。该团分三路向敌迂回接近，16日中午12时发起冲锋，激战20分钟，将日军阵地突破，冲入村内与敌肉搏，一个小时后终于占领大苗家庄，将日军压缩于小苗家庄及沂河岸边。    
    经过三昼夜的浴血战斗，五十九军伤亡约3 500人。鉴于五十九军损失过重，徐祖诒建议张自忠撤出战斗，转往郯城休整。张自忠杀得性起，不肯撤退。此举颇出徐祖诒的意外。因为据他所知，许多将领，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稍有伤亡即要求退出战场，或要求增派援军，还未见到令其撤离却反而要求再战者。他为五战区有这样责任心强的将领而高兴，对张自忠的不畏强敌而钦佩。他立即报告李宗仁，李宗仁复电同意张自忠所请。    
    当天夜里，张自忠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既然我们已同敌人干上了，而且干到现在这种境地，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和敌人干到底。争取一个像样的结局！”    
    大家都支持张自忠的意见，纷纷求战。    
    张自忠就17日的作战部署下达命令：    
    一、3月17日，军师所有山炮、野炮、重迫击炮全部推进到两师第一线，带上所有炮弹，听候第一线指挥官命令，在黄昏前，将全部炮弹倾向敌阵；    
    二、军部仍在原地，由副军长李文田指挥；    
    三、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带领预备队，到刘家湖第一线指挥部队，限令黄昏前将所有炮弹发射完毕，然后规定好夜战暗号，命令一线部队一齐出击；    
    四、一八○师刘振三师长和祁光远旅长亲到诸葛城一线指挥，将所有炮弹发射完后，即令第七一五团向小苗庄之敌攻击；    
    五、独立二十六旅张宗衡旅长率全旅在刘家湖、苗家庄之间及时策应两师作战。    
    从这个命令来看，张自忠已下决心全力与敌一决。    
    16日夜战打响。五十九军趁夜间向盘踞在刘家湖、茶叶山、凤仪官庄、小苗家庄、船流、大太平、沙岭子等十多个村庄的日军展开了猛烈攻击。    
    三十八师由一一四旅担任主攻，一一二旅、一一三旅策应。一一四旅以刘文修之二二八团为主攻。战前，张自忠对董升堂和刘文修说：“我命令你们把茶叶山、刘家湖拿下来，否则军法无情！”    
    董、刘二人当场立下军令状：“拿不下茶叶山、刘家湖。决不回来见军长！”    
    夜10时，二二八团向茶叶山发起攻击。第二营营长冉德明率领全营在炮火及轻重机枪掩护下，成纵队向高地突击；第三营营长陆文龙则指挥全营抄击日军左侧背。在战斗最为激烈时，刘团长为鼓舞士气，派人给每人分发100元钞票。官兵们杀红了眼，喊道：“我们命都不要了，拿钱有何用！”纷纷将钞票撕得粉碎，抛向空中。激战至17日凌晨，担任二二八团预备队的刘同福第一营及一一二旅之二二三、二二四团也加入战斗，官兵前仆后继，拼死猛攻，日军伤亡惨重不支，残敌被迫向白塔方向逃窜，我军完全控制了茶叶山阵地。    
    16日夜，二二七团对刘家湖发起攻击。团长杨干三先派一个侦察排潜入村内，破坏交通，袭击敌指挥部。当侦察排摸入村内时，日军熟睡正酣毫无所觉，侦察排悄无声息地收拾了游动哨，然后在几个路口设置了障碍。午夜12时，侦察排与村外主力部队里应外合，信号发出同时向敌猛袭。日军梦中惊醒仓皇应战，乱成一团，被我击毙过百，残敌退入村北炮楼负隅顽抗。黄维纲又调二二五团投入战斗。刘文修集中两团兵力向敌人猛扑，将日军压缩到村西北角的一个大院里。到17日夜，敌大部被我手榴弹炸死，小股残敌逃往汤头。日军弃尸400多具。    
    茶叶山、刘家湖歼灭日军1 000余人。我军也伤亡1 500余人，其中连排长40多人，二二八团三位营长，一死二伤。第二营营长冉德明，原为张自忠卫队连连长，这次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壮烈牺牲。    
    一八○师也在16日深夜对敌发起猛攻。攻击小苗家庄的的七一五团刘照华部，以第一、三营担任主攻，第二营为预备队。攻击开始后，在村外遇到日军抵抗，双方展开激战。我军官兵奋勇冲杀，在士气上压倒敌人。敌人退到村中，与我军逐屋争夺，战斗十分惨烈。战到午夜，敌军不支而溃逃，村内遗尸200多具。    
    与此同时，一八○师还渡河克复了沙岭子、大太平，并乘胜向北追击。17日，敌军集中兵力反扑大太平，被一八○师击退。下午3时日军再次反扑，并曾攻入大太平，被二二八团团附陈芳芝率两个连击退。这时独立三十九旅七一五团乘胜出击，又将大太平北面的几个村子收复。    
    至此，张、庞两军将进犯临沂的日军第五师团三个团击溃，残敌向莒县方向逃窜，一部向汤头溃退。    
    17日11时，蒋介石从武昌发电李宗仁、张自忠、庞炳勋，嘉勉临沂大捷。电报说：“临沂捷报频传，殊甚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踪猛追，开作战以来歼敌之新纪录，籍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    
    此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鹿钟麟、熊斌、秦德纯、张之江、徐永昌等人纷纷致电张自忠祝贺。    
    临沂之捷，五十九军将领，深受鼓舞。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泯恩仇再救庞炳勋(7)

    张自忠在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8日下令五十九军第三次东渡沂河，分兵两路向敌发起追击。其中，三十八师以一部占领辇沂庄、东庄一线对北警戒，主力攻击汤头及西北；一八○师以一部攻击汤佛堐，主力攻击汤头镇以南之敌。    
    与此同时，庞炳勋部向傅家草池、山东庄、贾家官庄一带之敌发起攻击。    
    到19日，三十八师已攻占了沂河东岸及汤头以北的东庄、前湖  和袁家庄。一八○师攻占了汤头以南的日军坚固据点李家五湖。战斗中，我先头部队独立第二十六旅六七八团第二营，遭遇日军增援部队猛烈反扑，赵宏远营长指挥官兵浴血抗击，毫不退让，全部壮烈牺牲。我增援部队赶到，发起猛攻，终将该敌歼灭，克复李家五湖。    
    同一天，庞炳勋部北进至书家庄一线，并以一部向北迂回贾家官庄日军后方，至此，汤头日军坂本支队已被我军包围，成为瓮中之鳖。这时若五战区能以一部生力军投入，与张、庞两部合力，可全歼坂本支队。但李宗仁错误地令五十九军除一一二旅外，即调费县，准备向泗水、滕县转用，使坂本死里逃生，实在可惜。    
    到21日，第一次临沂之战结束。    
    这次临沂之战，张、庞两军共歼敌5 000余人，其中五十九军歼敌约4 000人。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第十一团团长野佑一郎、第三营营长牟田等数十名军官被五十九军击毙，死伤军官总计多达200余人。其中第十一团第三营被三十八师一一四旅全歼。许多日军尸体来不及运回、烧毁、掩埋。战场上受伤的战马、击毁的坦克、汽车，散落的弹药、衣物、食品、信件及太阳旗、千人缝等物品，到处皆是。从五十九军缴获的战利品中，还发现板垣征四郎本人的呢大衣和印章，可见这位日本“铁军”统帅仓皇逃跑时如漏网之鱼，丧家之犬，狼狈不堪。    
    五十九军虽然获得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统计从14日至19日，三十八师共有36名军官阵亡，80人负伤，士兵阵亡680人，负伤1 057人；一八○师军官阵亡29人，负伤54人，士兵阵亡341人，负伤1 195人，总计全军共伤亡4 482人，成建制战死者计有独立二十六旅六七八团第二营、一一三旅二二六团第六连、第十连、一一四旅二二七团第十二连。    
    临沂之战，斩断了北路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敌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从而为台儿庄大捷拉开了序幕。    
    临沂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信心。1938年3月21日《大公报》就临沂大捷发表社评指出：“八一三以来，我们军队得到世界不少的赞扬。”“但在去冬，大家自信心还不够，虽勇敢牺牲，只能拼命，而不容易胜利。这些观念，到现在确实推翻了。这就是临沂胜利的最大收获。”“板垣是日阀少壮派的领袖，是关东军的灵魂，是中国最凶猛的敌人。但此次战争，我们确实把他击破击走，消灭其劲旅几千。”这说明：“我们只要有决心，只要运用得力，尽可能消灭敌军的精锐，换言之，火力纵然悬殊，但依然可以消灭他，可以打胜他……。我们并不铺张这一胜利的效果，但确实相信这次胜利，更增加了全国将士的自信心。有了这次胜利，就可能有无数胜利。”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鼓余勇再战临沂(1)

    由于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有误，失去了歼灭坂本支队的战机，致使日军第五师团获得喘息的机会进行反扑。    
    21日，张自忠率五十九军主力由临沂直趋滕县，22日晨到达费县附近。此时庞炳勋转来李宗仁电话，命五十九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张自忠估计临沂战局有变，就一面命部队停止前进，一面派侦察部队返临沂侦察敌情。    
    原来板垣征四郎大败丧气，正感穷途末路之时，突然得知张自忠部他调，不由得大喜，额手称庆道：“张自忠部调走，真是天助我成功矣。”他忙纠集残部，调派援兵，向临沂发起猖狂反扑。    
    庞炳勋以疲惫之残部应战，只有招架之功，哪有还手之力，被迫退守原阵地，临沂以东桃园、黄山一线。日军发动猛攻，庞军陷于苦战，局势十分危急，庞炳勋无法，只得向战区一再告急求援。    
    蒋介石获悉临沂再度告急，即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不必向泗水、滕县分转兵力，仍应协力第四十军迅速歼灭临沂北方之敌，以竟全功，而利大局为要。”    
    五十九军由于牺牲颇重，心情压抑，加之上面指挥失策，我军往返奔波，极为疲惫，对于这朝令夕改的不当指挥颇有怨言。张自忠多方训导，安抚军心，鼓舞士气。张克侠在日记中写道：“军长训话时，官兵皆哭，诚亦伤心事也，多少可爱儿女，已血洒疆场矣！”    
    23日夜10时，五十九军以强行军向临沂返回。24日下午，五十九军抵达临沂。张自忠入城见庞炳勋。    
    张自忠的到来，令庞炳勋百感交集。他涕泪横流地对张自忠道：“荩忱，真难为你了。这次他们来得更凶，我几乎快成光杆司令了，实在难以支持。要不是你及时回来，四十军将全军覆灭，临沂势难保全了。”    
    张自忠此时的心情也很沉重。他向庞炳勋说出这次在路上反复思考的方案：“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主动权，这是很可惜的。五十九军伤亡很重，此次已不宜再取攻势，应当逼敌侧背，建立阵地，敌人必然回攻，城围自然可解。而我可凭借工事予敌重创，然后再转入攻势，这样较为有利。”    
    庞炳勋大惊，他误以为张自忠采取守势，意在保全实力，不愿全力相救。他声音颤抖地说：“荩忱，我的队伍已拼得差不多了，这你是知道的。五十九军若不取攻势，我只有全军覆灭了。念咱们西北同源，无论如何请你想想办法。老弟的恩德于公于私我当永志不忘。”    
    张自忠注意到庞炳勋双眼已哭肿，看来部队伤亡惨重，使他悲痛不已。张自忠看着庞炳勋老泪纵横、布满血丝的双眼，以及他步履蹒跚的龙钟老态，不由得深感同情。他们商定在不利条件下再次发动攻势，以解救庞军之危。    
    这时蒋介石亲自从徐州打来电话，分别与庞、张谈话，对他们倍加勉励，要求守住临沂，以竟全功，并保证补给不成问题……。    
    25日，五十九军杀入临沂西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沂庄、南曲坊一带，并扫清了附近残敌。但庞部却传来坏消息，桃园、三官庄等据点均告失守，九曲庄也将不保。    
    张自忠非常着急，立即派一个团另两个营直接增援四十军，以巩固临沂东侧阵地，另以一部警戒临（沂）费（县）公路，并负责截击敌人。    
    入夜后，他下令一八○师主力向沂河东岸坡埠、杨家岭发动佯攻，以迷惑、牵制日军，然后命三十八师主力向临沂城北之古城及前后明坡发起突然进攻。日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但是很快就稳住了阵势，并出动十几架飞机及大批中型坦克，配合步兵向三十八师发动反扑。我军在毫无凭借的劣势情况下，以血肉之躯与忠贞的意志与日军逐村逐屋展开争夺，打得十分艰苦、惨烈。    
    战斗打响不久，张自忠就赶至三十八师督战。他的亲临第一线，令官兵士气大振，英勇冲杀，终于攻下古城。    
    正在这时，临沂以东庞军阵地再度告急，请五十九军增援。张自忠不得不从有限的攻击力量中抽出一一四旅从七沟、七皋强渡沂河，向临沂东侧桃园、独树头、三官庙一线日军发动进攻。但古城方面，日军趁三十八师立足未稳和主力他调之机发起反扑。激战至深夜，古城西部两个大院被敌占领。    
    张自忠得报后飞骑赶到，立即组织火力进行反攻。他发现敌人所占的一个大院内堆满高粱秸和稻草，便下令用火攻。士兵们将棉花浸饱汽油后绑在手榴弹上，掷向草垛。顿时院内一片火海。当日寇正在惊惶失措时，张自忠下令推倒院墙，发起冲锋，将上百日军全歼院内。另一大院日军见势不妙，狼狈逃走。    
    张自忠将军部迁到古城，指挥部队向日军阵地进攻。    
    26日，一一四旅渡河向桃园、三官庙发起攻击，上午攻克桃园。但三官庙庞部构筑工事很坚固，现反为敌军所用，久攻不克，伤亡甚重。下午日军由独树头出动，反攻桃园。同时大部日军向西迂回，过河抄袭五十九军后方。张自忠急向后方义堂集派兵，当晚桃园失守。    
    经一天激战，一一四旅伤亡大半，官兵伤亡千余人。目睹士兵们死伤相继，张自忠心痛得潸然泪下。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鼓余勇再战临沂(2)

    鉴于一一四旅难以立足河东，军部后方又出现敌情，张自忠决定退守沂河西岸，此时沂河南岸敌情已很严重，占领义堂集的坂本支队第二十一团准备从西北方向进攻临沂，另一支日军渡河到达临沂以北地区；临费公路上，距临沂十公里处又发现千余日军。    
    张自忠与徐祖诒、庞炳勋紧急磋商，决定缩短战线，东部防卫依旧由庞炳勋四十军担任，五十九军据守八里屯七沟、小岭、古城、任埠一线。军部移驻白衣庄。    
    徐祖诒电告李宗仁上述情况，并报称，庞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临沂主要靠五十九军支撑，但伤亡极重，且极为疲困，士气受到影响，故请速派援军。           
    李宗仁即派三十二军一三九师黄光华部、五十七军三三三旅及汤恩伯部骑兵团驰援。    
    27日，板垣征四郎亲自坐镇，指挥第五师团主力向五十九军发动多路进攻，攻击大岭、小岭、北道、南沙埠、古城，为配合这次攻击，还出动了大批飞机、坦克、野炮、山炮。    
    张自忠东抽西调，分头迎敌。大岭、小岭方面战斗尤为激烈，敌机往复轰炸，并以密集炮火进行轰击，村中房屋着火燃烧，硝烟弥空。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多次发起冲锋。三十八师在此地的一个团和另一个营大部伤亡，阵地岌岌可危。一向沉稳、老练的黄维纲师长，不得不向军部求援。    
    张自忠命令：“你们要坚决顶住。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要坚持最后5分钟！我已命令刘振三师派一个团从诸葛城向敌左侧进攻，支援你师一一二旅方面作战，不久即可到达。”    
    黄维纲焦急地说：“军长，问题是正面部队有顶不住的样子，眼下实在没人可调了。”    
    张自忠一瞪眼，发火了：“没有人吗？为什么还有人说话？”    
    黄师长一听，二话没说，电话一搁，到前线督战去了。    
    张自忠深知黄维纲的性格，不到万分紧急他不会轻易求援。因此张自忠把手头仅有的军部手枪营和六七六团的二营紧急集合起来，由他亲自率队支援。三十八师官兵见军长亲临督战，士气倍增，战线也稳定下来。    
    张自忠在阵地上通过观察敌人火力，看出日军右翼较弱。他即命令组织小部队向敌人左翼佯攻，以吸引敌人火力。另以一个加强连组成敢死队由小岭村后悄然绕至敌右侧翼，突然发起袭击。敌人猝然受到攻击大惊。敢死队冲入敌群中，大刀狂挥，左砍右劈，猛烈冲杀，上百名日军顷刻成了刀下鬼，其余日军，吓得魂飞魄散。正面守军，乘机出击，日军溃败而逃。    
    日军在大岭、小岭受挫，又转向前后岗头、古城等地对一八○师发动攻击。日军两度攻入前后岗头村内，都被一八○师奋力击退。但古城却被敌人占领。    
    28日，日军又增兵千余，继续猛攻小岭、南沙埠、北道及前后岗头等地。    
    在师劳兵疲和极度消耗下，装备精良的千余日军生力援兵对五十九军造成极大压力。但庞炳勋此次居然按兵不动以保全实力。五十九军孤军苦战，蒙受巨大伤亡，被迫放弃小岭。    
    两个星期连续不断的残酷战斗，使张自忠和五十九军经受前所未有的沉重、严峻考验。长时间的鏖战，使官兵们在体力上、精神上都受到极大影响，战斗力明显下降，这对张自忠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如果他不能有效地恢复士气，不仅两周来的奋战，上万名弟兄的热血都将付之东流，前功尽弃，而且会使这支部队彻底垮掉，从此一蹶不振。后果不堪设想。    
    在如此巨大压力下，张自忠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阵地，激励官兵，同官兵们一起战斗。他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训话和身先士卒、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感染了全体官兵，使他们内心的希望之火和胜利信心始终燃烧着。他们苦苦撑持等待援军。    
    但是，作为援军主力的三十二军一三九师黄光华部，却玩弄保存实力的故技。（黄光华在1933年长城战役时就玩弄这一手，致使长城要隘冷口失守，使日军突入长城内，令防守喜峰口一带的宋哲元、张自忠不得不在胜利的情况下饮恨撤兵。）    
    援兵不至，使张自忠五十九军咬牙苦撑，殊死奋战，伤亡惨重。    
    后来黄光华的劣迹被战区发现，明令将其撤职法办，黄某悔恨已晚。但其为抗日造成之损失实无法弥补。其行为实与汉奸卖国贼无异，故依法惩办也是罪有应得，罪不可逭。    
    援兵盼不到，却盼来了陈调元率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劳军团，这对于士气多少有些鼓舞。    
    在援兵不到的情况下，张自忠只好再次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扼守临沂城以西以北韦家屯、曹家、七得、十里铺、王庄、前后道沟、岗头一线。    
    日军第五师团自对临沂发起进攻以来，苦战经旬，却被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所阻，不能越雷池一步。此时此刻，日本铁军显得如此无用，据当时日本杂志透露，板垣征四郎又羞又恼，几欲自杀。    
    29日，他再命令坂本支队在援军配合下猛攻前后岗头，企图突破临沂西侧防线。    
    张自忠督率一八○师拼死反击，寸土不让。他在给李宗仁电报中说：“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    
    在援军迟迟不到的情况下，五十九军又孤军奋战了一整天，顶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    
    在两次临沂大战中五十九军伤亡达一万余人，尤其是第二次临沂战役，从25日到29日，每天伤亡均在千人以上。    
    临沂大捷，保证了台儿庄大捷，而战斗之残酷、之激烈，还超过了台儿庄战役。    
    临沂战役，张、庞两军歼敌9000余人，战绩并不比台儿庄战役逊色。而张、庞两军的对手，是号称“铁军”的日军第五师团，战斗力比矶谷师团略强。张、庞两军兵力合计不过四万，我与敌兵力比，小于台儿庄方面。经过20多天激战，张、庞两军基本被打垮，没有一个团保持完整，而台儿庄方面，不说保存实力的汤恩伯部，即使打得最艰苦的孙连仲部，也尚有独立四十四旅没有投入战斗。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鼓余勇再战临沂(3)

    1947年1月中国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当代名人逸事》一书中，《张自忠血战殉国》一文是这样记述“临沂战役”的：“徐州大会战前，张将军守临沂一线；其时总部忽截获敌方文件，有谓：‘中路系勇敢善战之汤恩伯，宜全力应付，左翼为不堪一击之张自忠，右翼为老弱无能之庞炳勋，均可各个击破，务必完全消灭，然后对中路包抄。’当军事会议时，当局以示张氏，张大怒，与庞炳勋密商道：‘我们死固不妨，但须为西北军一雪老弱无能与不堪一击之耻，老兄能同死吗？’庞氏也击案道：‘不努力杀者非人！’并请张氏同具衣棺，以示必死。张答：‘丈夫杀敌，胜则前进，死则战骨当速朽，何用衣棺？’说完与庞握手言别，上马直驰防地，召集所部，当众宣布：‘今日出战，为中国复仇，为本军雪耻，自张某以下，有不死者，吾当为厉鬼砍杀之！’随即下令前进，自率精锐两团，均赤臂佩大刀两把，各携手榴弹，趁夜直扑敌军板垣师团阵地。板垣在日军中，也素以勇悍善战有声于时，竟被突破机枪阵地，毙敌无算。所部健儿及张氏本人，为敌血所溅，眉发皆胶成一片，敌军前线两个联队死伤殆尽。沂河两岸，伏尸数里，河水皆赤，张氏布置新阵地既竣，复召集部属训话道：‘此役小胜，尚不足立威，此后更当努力，将敌人逐出沂河流域。’第二日敌部复以全力来犯，张氏利用地形，避开正面的坦克车与马队，从侧面攻击，敌仍败退。先后三战，却敌数十里，歼敌万余人，并将临沂县城克复，揭开台儿庄大捷的序幕。庞炳勋亦经将军的鼓励，连战皆捷，而为抗战史上光荣之一页，因之当局对张自忠将军益为器重。”    
    在津浦线正面，日军第十师团在攻克滕县后，接着又攻陷了枣庄、峄县、韩庄，此后其主力东移，沿枣台支线进攻台儿庄。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1000余人，由峄县出动，向台儿庄发动进攻，驻守在这里的孙连仲部奋起抵抗，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孙连仲所率的第二集团军，共辖两军三师共七个旅，总兵力2.5万人。这支部队与五十九军同源西北军，以善守著称。    
    台儿庄战役中，孙连仲与张自忠这两支兄弟部队一东一西，遥相呼应，打出了西北军的威风。    
    27日，濑谷支队第六十三团攻入台儿庄北门城廓，情况紧急。守城的三十一师在师长池峰城指挥下，对突入之敌实施围攻。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则率部攻击台儿庄以北的敌人，战斗打得也很艰苦。同一天，蒋介石致电台儿庄前线将士：“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亦有处分。”    
    3月30 日，濑谷支队由于六十三团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南北夹击，陷于苦战，又命令所属第十四团加入战斗，并亲率幕僚赴前线督战，    
    中国军队则以汤恩伯第二十九军团之第五十二军，由军长关麟征指挥对日军侧背发起进攻。31日，台儿庄的日军已被第二集团军及五十二军全部包围。    
    临沂方面，奉命增援张、庞两军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三三三旅，由旅长王肇治率领，于30日抵达，汤恩伯的骑兵团也于是日午后抵达古城以西的胡子峪。    
    张自忠闻报即与庞炳勋共同指挥部队向日军发动全线攻击。正面日军纷纷向北退却，我军分路追击，又歼敌一部。    
    这天军令部致电李宗仁：“张（自忠）军坚韧抗战，毙敌累累，希转谕慰勉。”    
    同一天，军事委员会以张自忠在临沂战役建立奇功，特颁令撤销对他的“撤职查办”处分。    
    这是两个令全军兴奋的消息，但却未料及又发生一桩意外。    
    原来日军第二集团军因第十师团濑谷支队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于台儿庄，有全军覆灭之危，便急令在临沂的坂本支队停止攻击，以主力火速驰援台儿庄。坂本便率主力悄悄转移。张自忠、庞炳勋也许因久战疲惫对此却无所觉。后来受到蒋介石严厉训斥。李宗仁在蒋介石面前给张自忠开脱：“张自忠两次保全临沂，牺牲颇大，疲惫之余，未能扼敌西进，诚为美中不足，已饬其努力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之补给矣。”    
    由于坂本支队主力西进，战区总部认为临沂战局缓解。30日将王肇治旅及汤部骑兵团撤回。徐祖诒也于4月3日返徐州。    
    实际上坂本支队西进后，临沂方面敌情仍很严重。    
    日军第五师团由莒县不断向临沂增兵。张自忠一面指挥部队正面阻击日军，一面将部分主力改编为游击队，破坏日军交通补给线，短短几天内就击毁日辎重汽车100余辆。    
    在此期间，第一集团军番号撤销，集团军直属部队分拨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石友三各部。其中五十九军分得姚景川之骑兵第十三旅。至此，原二十九军各师完全被蒋介石拆散。宋哲元失去兵权，专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这实际是一个空架子。    
    4月8日，姚景川率骑兵旅（辖两个团）抵达临沂。同日，李仙洲之九十二军第十三师到临沂，归张自忠指挥。    
    4月13日，张自忠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军团长，下辖第五十九军和第九十二军。第五十九军军长由张自忠兼任，第九十二军军长系中央军，军长李仙洲，下辖两个师：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第二十一师，师长由李仙洲兼任。该师未到临沂。    
    张自忠晋升为军团长，深感名位高了，责任也重了。    
    这时原北平市警察局长陈继淹奉宋哲元之命来到临沂，慰劳张自忠及五十九军官兵。老友相见，悲喜之情难以言表。谈到这个月来官兵的巨大伤亡，张自忠含泪沉痛地对陈继淹说：“多年患难的弟兄们为国牺牲了，这心里的难过，比油煎还狠！长官远道慰劳能不愧！但相信我领导他们走的是光明大道，虽死犹荣！军人报国，此其时也！谨请转禀宋先生，幸释远怀。”这时五十九军军部距敌人仅600米。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鼓余勇再战临沂(4)

    张自忠对陈继淹坦陈胸怀道：“我们受国家多年培养，值此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逃，第二是当和尚，第三是死。但是一、二两条路，不是我们走的，那么，只有走第三条路以死报国了！我的心愿如此，你以为怎么样？”    
    听了这番悲怆的话，陈继淹颇为感动，他诚恳地回答说：“目标选得再好没有，只是当死再死，鸿毛泰山，全在时间与事实的选择。目前责任重大，生死事小。”    
    老朋友郑重劝勉，张自忠得到不少安慰。    
    台儿庄方面，汤恩伯、孙连仲、孙桐萱等部于4月3日开始向日军反攻。6日，残敌一万余人向北溃退，我军跟踪追击。7日，台儿庄之敌全部肃清，台儿庄大捷，战役基本结束。    
    临沂方面，日军却源源增兵，战局仍然十分紧张。    
    14日，板垣已将第五师团及另外两个团：第四十一、四十二团调到义堂集地区，准备再次发动攻势。    
    此时的五十九军，连番激战，伤亡很大，减员严重，已残破不全。尤其是三十八师，伤亡大部，几不成军。为了维持战斗力，张自忠将部队进行了编并，三十八师所剩兵力，全部并入一一二旅，由旅长李九思指挥；黄维纲师长带领部分干部到徐州以西黄口增募新兵；一八○师仍维持两旅四团建制，但缺员也多，每团只有800人左右。全军可战之兵力只有七八千人。庞炳勋四十军可用之兵仅2000人左右。两军的分工是，四十军守城，五十九军在城外作战。    
    16日，日军第四十一、四十二团在第九旅团旅团长国崎登少将的指挥下，向临沂发起猛攻。我军以久战残破之师对新锐强悍之敌，战斗极为艰苦。18日，临沂城西北角被日军炮火轰塌数处，日步兵乘机在坦克掩护下，突入缺口，攻进城内，情况紧急万分。张、庞两军拼死反击，才将日军击退。但日军凭借其强大火力，连续攻击，临沂城岌岌可危。    
    19日上午，张自忠电报报告李宗仁战况：    
    当面之敌，自愿（14日）晨以来，猛烈犯我，着着进逼，迄未停止。啸（18日）晚继续彻夜激战，在敌炮火猛烈轰击下，我阵地全毁，房屋均着火，炮弹已渐达城垣，我官兵于枪林弹雨中流血抵抗，前仆后继，伤亡累累，而干部伤亡尤重，陷于苦战状态。现援军仅到一部，二十一师尚无消息 。现时情况二十一师今晨不能到达，危险堪虑。职已严饬所部，无论伤亡如何，即余一兵一弹亦须拼其全力苦撑到底，以实现保卫临沂之任务。    
    蒋介石对临沂战局十分关注。19日下午，他致电李宗仁指出：“于学忠军应星夜开临沂，先击破该方面之敌。”    
    可惜此决定太晚了。19日，日军由西北两面对临沂城发动大规模进攻，五十九军奋力苦战，守住了城郊多数阵地，但右翼大柳园（临沂西北）还是被日军攻陷。守卫临沂城的庞军也未能阻止日军从西关、南关突破。下午5时，攻进城内日军近2000人，庞军与日军展开巷战，双方伤亡惨重。    
    张自忠指挥五十九军从城外猛攻日军侧背，以图解救庞军之急。正攻击中，庞军已奉李宗仁电令，于午夜由东门突围而出。临沂陷于日寇手中。    
    临沂失守，张自忠十分痛心。他在给老朋友、军令部次长熊斌电报中道：“职部此次转战临沂，为时月余，激战四次，逐次伤亡，力量削弱，而敌陆续增加，志在报复。职部以兵员疲惫、器械残缺之余，当生力增援机械化之敌，预料必危。今日徒以国势至此，分属军人，义无反顾，是以激励部属，奋斗到底，而在援军未到前，守城庞军退出临沂城垣，战局顿挫，是所痛心，……职忝绾军符，以身许国，救国有心，杀敌无力，殊觉俯仰疚心。”    
    其实临沂之失，并非守军作战不力，而是战区指挥不当之咎。最大的失误，便是可围歼坂本支队而令五十九军撤军去滕县，致日军第五师团这一主力得以死里逃生并窜援台儿庄。且对敌情始终估计不足，以久战疲惫之五十九军往来奔波，更增疲惫且影响士气，在坂本支队西窜后又将临沂援军撤走，只留已疲惫不堪且伤亡严重的五十九军及已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庞军留守临沂，对敌势估计不足，使临沂守军力量不足，以兵疲器钝之张、庞残余之师当日寇精锐之旅，又无援军，虽尽全力，也难挽回败局。    
    为此，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说：“张军团长协守临沂两次，与敌苦战月余，伤亡已重，此次适在峄县敌我主力决战间，敌突增兵猛攻，该军仍在沂城西北地区激烈反攻以图挽回战势，以增援部队沿途受敌迟滞不能遵时到达，致兵力单薄，远援不及，尚非作战不力之咎。拟恳免予置议以示宽大。至于沂城重镇，未能事先妥予布置，致令在峄枣会战激烈之时突告陷落，指挥未适机宜，请即予职以严厉处分，以振纲纪。”    
    李宗仁敢于承担责任，爱护部下，这也是他知人善任的统帅风度。所以张自忠、孙连仲、庞炳勋等非桂系将领，都能为其不怕牺牲，奋力作战。这不能不说是李宗仁带兵的高明之处。    
    临沂失守后，四十军开往沛县整训，而张自忠则指挥五十九军、九十二军转向台儿庄以东之长城、四户镇一带，配合汤恩伯第二十一军团作战。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鼓余勇再战临沂(5)

    五十九军是久战疲惫、伤亡减员极大之师，亟需整训补充，但却暂时不能，张自忠率领全军，仍克服当前极大的困难，继续战斗。    
    4月23日，张自忠在郯城附近的一个农村，接见了来访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和美国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采访时张克侠也在座。    
    张剑心和张自忠也算是“老朋友”了，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和美国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都是第一次采访张自忠。    
    这次采访，给陆诒留下了深刻印象。陆诒在文章中写道：“张自忠将军……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穿灰布军装，束小皮带，剃着光头，保持着西北军那种刻苦、简朴的生活作风”，“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质朴诚恳，很少虚伪的客套与圆滑的辞令”，“也从不为曾作出重大的牺牲而居功自傲”。    
    当三位记者问到临沂大捷时，张自忠谦虚地说：“临沂之捷，主要是由于我军与守城的友军庞炳勋所部密切配合，内外夹攻，才把日军第五师团打败。两军全力穷追一昼夜，沿途日军遗尸甚多，弹药武器损失尤大。日军退据莒县城内，我军因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就不能继续攻城聚歼敌人，因此我们这次胜利还不够圆满。”    
    “请问张将军，据我们所知，这次临沂之战，五十九军与日军几度拼杀，伤亡也是巨大的，在目前，又没有进行整训、补员，这样对五十九军今后作战是否会造成影响？这是我们大家，乃至全国民众都很担心的一个问题。不知张将军对此有何见解？”张剑心问。    
    张自忠对陆诒和杰克·贝尔登道：“想必二位也是同样心存这么一个问题吧？”    
    陆诒与杰克点头表示认可。    
    张自忠道：“毋庸讳言，一个多月来，我五十九军在临沂以劣势装备与号称‘铁军’的板垣征四郎的日军第五师团相抗衡，敌人的装备确实比我军精良得多。但我军全军将士用生命，以勇于牺牲的精神，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由于我军装备劣势太大，所以我军伤亡也确实很大，目前也亟需修整、补员。但目下战局不可能。由于减员严重，如说战斗力不受影响，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有一点请你们放心，五十九军的士气，不会因为任何情况而受到影响，即使剩下300人，也要打300人的仗，一兵一卒，也要力战到底，以报效国家。”    
    日军第五师团国崎登支队占领临沂以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24日占领郯城、砂头镇，尔后直逼邳县，企图切断陇海路，进袭海州（今连云港）中国守军。    
    李宗仁令五十九军由台儿庄以东之四户镇出发，东渡沂河截击郯城南犯之敌。张自忠奉命后即令一八○师由吴家道口渡河，经北谢、米庄向大王庄前进。为防止部队在大战之后出现敷衍了事、保存实力的倾向，张自忠特地给刘振三师长下达手令，嘱咐说：“敌攻我汤军正急，二十一D（师）向南进极顺利，张旅应积极进击，或用小部，万不得敷衍了事，以遗人口实，无论如何作法，须求迅速之进展，以援友军之危，是为至要。”    
    刘振三遵命，即命独立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率部，火速向大王庄推进。    
    当一八○师独立二十六旅先头部队抵达大王庄时，看到远处一支身着黄色制服的日军迎面开来，误认为是中央军，即派人与之联络，日军突然开火。我军猝不及防，大王庄失守。张宗衡旅长指挥后续部队在大王庄以西麦地与日军对峙。    
    黄昏后，张自忠命一八○师调整部署，独立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范绍祯部为第一线，占领展庄、大拐等村；独立三十九旅祁光远部主力集中于冯庄，策应二十六旅作战。    
    27日拂晓，日军开始对独立三十九旅发动攻击，炮火相当猛烈。独立三十九旅势不能支，连连告急。刘振三师长急调独立二十六旅跑步增援，当他们经过范庄时，三十九旅已退至范庄，冯庄失守。    
    凡跟随张自忠多年的人都知道，他对于未经力战而自行后撤的长官，从不留情。这次冯庄失守，祁光远旅长也难逃处分。果然，军部副官给祁旅长送来张自忠的亲笔手谕：“患难多年，军法无亲。”    
    祁光远是张自忠老部下，长城抗战任团长，曾在罗文峪作战中立下战功。他看见亲笔手谕，调头就走，表示要与敌人一拼。    
    张宗衡旅长见状，忙把他拉了回来，劝道：“应把部队收容好，整顿一下再拼也不迟嘛。”    
    次日一早，张自忠命独立三十九旅撤至一八○师师部楼村附近休整，战斗由张宗衡部接任。    
    张宗衡旅长迅速调整部署，令杜清岭的六七六团占领陈庄，旅部移驻范庄，范绍祯之六七八团仍据守展庄。    
    5月1日中午，我军阵地工事尚未筑好，日军已向展庄发起攻击。展庄战斗打响。敌人利用麦秆隐蔽潜近展庄，我村外东西两侧守军死伤甚重，被迫退入展庄村内，依托房屋和院落奋勇抵抗，几次击退进犯的敌人。    
    5月2日至 3日，日军攻势更猛，炮火更烈。我军沉着应战，待敌冲到距阵地三四十米处，方以步枪、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杀伤敌人，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3日下午，张自忠骑马赴前方视察战况，途中遇见由前方撤下来的伤兵。他下马关切地探视了伤兵，又询问了前方的情况。突然，远处的村庄燃起大火。他估计展庄已失守，吩咐伤兵赶快撤离，自己则带领随从飞骑直奔前方。到了范庄，方知刚才是一场虚惊，展庄仍在我军控制之下。    
    


第六部分：泯恩仇再救庞炳勋鼓余勇再战临沂(6)

    张宗衡旅长向他汇报说：“这次弹药充足，近战全凭手榴弹。敌人就怕咱们的手榴弹。官兵们有信心打退敌人。”    
    正在说话之间，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是范绍祯团长从展庄打来的电话：“我军官兵伤亡甚重，请求增援。”    
    张自忠亲自与范团长通话，勉励他坚守阵地，同时令张宗衡速派援兵。张旅长立即命陈庄杜清岭团长派一营向攻击展庄之敌右侧背展开攻击，并派旅部特务连绕到敌左侧背发起进攻。    
    日军在我三面夹击之下，伤亡惨重，狼狈而逃，大量武器弹药被我军缴获。其中还有骑兵在马上使用的掷弹筒。张自忠对这些战利品颇感兴趣，令随从带走了两门。    
    5月4日，日军将数门步兵炮推进到展庄东北角约百十米处，向我军猛烈轰击。围墙倒坍，村内碉楼上层也被炸毁。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冲入村内，我军奋勇还击，同日军拼起刺刀，展开白刃战。    
    张自忠得知展庄危急，令刘振三师长亲往督战。    
    此后我军采取了一种新战法，各营按敌占院落分配任务，先将入村之敌分别压缩在几个大院内，然后向院内猛投手榴弹，最后由挖好的墙洞突然冲进院内，消灭敌人。这一招出敌意料，效果很好。    
    我军越战越勇，村内外七个营一齐夹攻，攻入村中的日军几乎大半被消灭。日军抵挡不住，残部向马家湾溃退。    
    5日拂晓，100余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冲入村内，又被我歼灭大半，残敌逃跑。日军久攻不下，于6日拂晓，乘浓雾悄然退走。    
    至此，历时五天的展庄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我军依托工事和村落，以较小的伤亡歼敌近600人，缴获三八式步枪300余枝、轻机枪十余挺、烧夷弹炮4门、战刀10余把、掷弹筒6具、呢大衣100余件。以上武器主要装备了一八○师输送营。      
    这次战斗，祁光远旅长由于丢失冯庄，被张自忠撤职，由特务团团长安克敏接任独立三十六旅旅长。    
    展庄战斗的胜利，堵住了日军南下的通道，挫败了日军南下邳县截断我陇海路对中国军队实施包围的企图，有力地策应了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作战。    
    展庄战斗后不久，五十九军奉命调往徐州西南卧牛山及其以南地区集结待命。展庄一带的防务，交由樊松甫之第四十六军接替。四十六军官兵接防以后，对五十九军所构筑的工事“极表钦佩。”    
    五十九军在展庄战斗获胜后，仍未得到休整、补充，但又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又在等待着张自忠和五十九军官兵们。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徐州掩护突重围(1)

    台儿庄和临沂大捷，吊起了蒋介石的胃口。他这个当时中国的最高元首，好大喜功的心性又反映出来，他要用更大胜利来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的领袖。他决定在徐州地区进行一次大会战，和日寇一决雌雄。    
    从3月下旬起，他从各地调集九个军另一个师共20余万人到徐州地区，到4月下旬，聚集于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合计不下45万人。    
    但是，日本侵略者是狡猾的，不会按着你蒋介石的方案走，所以日军随即改变战略，以少数兵力在正面牵制守军，同时调动主力30万人，兵分南北两线，从侧后包围徐州，企图围歼第五战区主力。南线为日军第九、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师团，两个师沿安徽涡河西进，分别于5月9日攻陷蒙城，12日占领永城，第三师团沿津浦铁路向北攻宿县（今宿州）。北线为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师团和整补后的第十师团，亦分3路进攻，第十六师团由济宁南渡运河，到5 月14日，连下郓城、单县、金乡、鱼台等地；第十四师团从濮阳东南强渡黄河，于14日攻陷荷泽，尔后直插兰封（今兰考），整补后日军第十师团由南山镇西渡微山湖，18日攻陷沛县。    
    5月16日，南北日军会师砀山，对徐州形成合围之势。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误，使中国军队陷于被动。    
    被围的中国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形势十分不利，在心理与士气上也处于劣势，如不及时突围，后果堪虞。    
    为避免在不利局势下与敌决战，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    
    16日，第五战区长官部在运河车站召开军以上将领会议。出席会议的将领有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李仙洲、孙震、廖磊、卢汉等人。李宗仁亲自主持会议。    
    会议由参谋长徐祖诏宣布开会：“现在请李长官训话。”    
    李宗仁示意大家坐下，然后说道：“日前由蒋先生亲自主持在武汉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商讨目前战局。最初策划是在徐州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一次决战，可是，日军十分狡猾，面对我徐州地区汇集的40余万大军采取避我锋锐、迂回包围的战术。从目前战场形势来看，敌人以徐州为中心，企图合围歼击我军的势态将成。如果敌人一旦合围成功，对于我军来说，形势十分不利，几十万大军，都被隔绝，弹药、给养都将无法补给。虽有数十万之众，也如孤军作战一般。所以武汉最高军事会议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徐州，令我徐州地区各部突围而出，保存有生力量，觅时再与日军一决。根据目下敌军合围尚未完成的形势，日军兵力最为薄弱的西南面利于我军突围，所以长官部决定，我战区各部分兵三路，向西南方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各部的具体划分、时间要求及行进次序等部署，由徐参谋长跟大家交待布置。为了保证此次突围的成功，故长官部决定，命令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张自忠，指挥五十九军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七、第一三九师等部殿后，掩护大军撤退。”    
    张自忠起立：“遵命！保证完成任务。”    
    李宗仁道：“你们完成掩护大军撤退任务后，率部撤至河南许昌集结。”    
    张自忠道：“是！”    
    会议结束后，李宗仁叫住张自忠：“荩忱，这次殿后，掩护各部队撤退，有什么困难没有？”    
    张自忠坦诚地道：“不瞒李长官，困难不能说没有，尤其是对五十九军，困难很大，但为了保证我大部队人马顺利脱出敌人的包围圈，哪怕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会克服。我保证完成任务，争取不负李长官厚望就是。”    
    李宗仁道：“我相信荩忱你的能力，你一定能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的。我代表战区所有各部谢谢你了。”    
    张自忠接受战区指示殿后、掩护大军撤退，是张自忠、五十九军又一次面临的严峻考验。    
    自淝水之战以来，五十九军已连续作战三个月，装备整齐、训练有素的五个旅已打得只剩下不到两个旅，亟需撤出战场进行休整补员。这次又将这殿后掩护任务交给这屡担重担、支离破碎的五十九军承担，确属勉为其难。但张自忠却没有半点迟疑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回到军团部所在地，他立即召集五十九军及其余会同殿后的三个师的师长、旅长开会进行布置。他把战区开会内容复述一遍以后道：“我军团奉命殿后，掩护大军安全突围，责任重大。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不畏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任务。根据敌情，我现在命令：一一二旅由李九思旅长率领，占领徐州以北郝寨、夹河寨一线阵地；二十七师黄樵松师长率领所部占领徐州西北九里山的阵地；一八○师由刘振三师长率领、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由李仙洲军长率领占领肖县及凤凰山、霸王山阵地，解救被围困的商震部第三十二军，掩护战区主力军集结转移突围。”    
    16日至17日，上述三路掩护部队与进犯之敌展开激战，并将已经陷入包围圈的商震三十二军解救了出来。    
    等到战区主力部队陆续脱离战区，张自忠于18日才率领各部放弃当面阵地，进行撤退。他让三十二军、二十七师、二十一师先行，自己则指挥五十九军一八○师和一一二旅殿后掩护。    
    这时，又一个极其严重的危机发生了。一一二旅在徐州以西一个车站陷入了日军包围圈中。    
    看来这次日本人存心要把张自忠这支五十九军的主力“吃”掉，所以特地放出载人气球，在空中监视一一二旅的动向，使一一二旅无法行动。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徐州掩护突重围(2)

    这围困一一二旅的日军，正是那支在台儿庄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但在前日西渡微山湖、占领沛县的日军第十师团。这个日军第十师团，在台儿庄大败，师长矶谷廉介被撤职，由筱塚义男继任。而这个师团前不久却又碰上了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尽管这个重新整补、恢复编制的日军第十师团，以优势兵力、优势装备，却仍没有碰得赢连续激战未得整补的残破的五十九军，冈田和濑谷两旅团都吃了“瘪”，激战五天，不得不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落败。这次又碰上了，真成了“冤家路窄”了。筱塚、冈田听说被围的中国军队，竟然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三十八师的一一二旅，不禁欣喜若狂。    
    筱塚道：“好个张自忠，你终于被我扼住了你的咽喉了。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那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团旅团长冈田资少将更是高兴得手舞脚蹈地狂呼起来：“哈哈！太好了！你张自忠再厉害，这下可让我逮住了，这次我非把你这支‘胳膊’砍掉不可！”他在潢川被打得“体无完肤”，这下复仇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把一一二旅“吃”掉。    
    张自忠得知这一消息，十分着急，忙令传令兵前往向李九思旅长传达口谕，指示机宜。但几次派出的传令兵还未到达便被敌人打死。    
    李九思率领全旅被围困在这里无法行动，如果不及时设法，便有被敌人全部围歼的危险。    
    李九思也急得在屋里来回踱着。    
    他的一个护兵在旁边站着，看见旅长着急，他心里也着急，因为他也知道，如果不赶快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脱身，全旅5000弟兄，就会被日本鬼子“吃”掉。可是他也没法为旅长分忧。     
    他抬头望望天上飘荡着的鬼子用来监视他们的载人气球，不禁骂道：“可恶的日本鬼子，在天上挂上他妈的这个大卵泡盯着咱们，怕咱们上天入地不成！”    
    正在来回蹀躞的李九思突然停下脚步道：“你说什么！？上天入地？入地！哈！我怎么没想到哇！这是个好办法！这是个好办法呀！”李九思笑容满面地、竟然像个小孩子般跳了起来。    
    那护兵却怔怔地望着旅长，不知道刚才还愁容满面的旅长，为什么突然一下变得这么高兴。    
    李九思旅长站下来对护兵道：“你立即去通知各团团长和营长，马上到我这儿来。”    
    “是。”护兵立马跑步走了。    
    不一会儿，各团团长和营长都来了。    
    李九思道：“我们旅被日军包围在这里。日本鬼子放了载人气球在天上监视我旅，使我们不能自由行动，并且又设法切断我们旅同军部的联系。刚才我想了一个死里逃生之策，特找你们来商议。敌人可以上天，难道我们不能入地么？敌人放出载人气球在天上监视我们旅的行动，我们就跟他来一个从这车站利用房屋作掩护挖一条地道，咱们从地道钻出敌人的包围圈去。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团长、营长们听了，齐声说妙。    
    李九思道：“我已想了，这是我们旅脱出敌人包围的惟一可行之策。现在我决定，由二二三团监视敌人，二二四、二二五团全力投入抢挖突围地道，人员太多，可以轮流换班操作，务必于最短、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挖通这突围地道，以利我军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当下，一一二旅便以大部兵力投入了挖掘地道的行动。他们从一栋大房子里往日军包围圈脚下向外挖，官兵们挥汗如雨，轮流挖掘。二二三团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还不时向敌人发起佯攻。    
    经过一昼夜的艰苦努力，终于挖通了地道。18日夜，全旅5000官兵，从地道悄无声息地突围而出。临走前，他们还扎了一些草人，穿上军衣、戴上军帽，放在工事里。又在炉膛里塞满柴禾，使得远处敌人看去，炊烟袅袅……布置不少疑兵，以迷惑敌人。    
    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一一二旅5000官兵，竟从敌人眼皮子下消失。    
    19日清晨，日军通过天上监视的气球，仍认为一一二旅还在他们的“瓮”中。直至快到中午时，围困一一二旅的日本鬼子，奉命向一一二旅发起进攻，他们才觉得奇怪，怎么敌人静悄悄的，居然不发一枪还击，不知在玩弄什么玄虚。他们害怕其中有诈，不敢贸然接近，又是大炮轰，又是机枪扫，但是敌人还是没有动静。日军发起冲锋，除了踩响几颗地雷，伤亡了许多士兵外，十分顺利地攻了进去。这才发现包围圈中空空如也。一一二旅5000人马，却不见一人踪影。最后搜遍车站的每个角落，才发现新挖的地道以及废弃的大量泥土，才知一一二旅果真是“遁地”而去。    
    这时一一二旅已在旅长李九思的率领下，脱围而出，与张自忠率领的一八○师会合。    
    一一二旅“遁地”而逸，把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筱塚、第八旅团旅团长冈田气得几乎吐血，大骂一一二旅“狡猾狡猾的”。    
    张自忠见一一二旅在李九思旅长率领下，居然在敌人铁桶般重重包围下，不折一兵一卒脱困而出，感到高兴而又惊异。他问了脱困经过，不仅大加赞叹。    
    两军会合后，在张自忠的率领下，向徐州西南肖县方向而去。    
    19日上午，日军占领徐州。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徐州掩护突重围(3)

    在徐州安全撤出的中国大部军队，纷纷按照战区长官部的部署，向西南方向豫皖山区撤退。    
    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率二十一师，先于五十九军撤出，退至徐州的南韩庄一带待命。恰巧李宗仁率长官部向南撤退也路过此地。    
    李仙洲前往晋见，并请示今后部队行动方向。李宗仁担心各部队先于长官部竞相溃退，于是含糊其辞地答复说：“待我们到了宋埠（位于鄂东北麻城附近）以后再说。”    
    李仙洲一听，心中十分不满意，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想，在这军机瞬息万变的时刻，日军凶猛追击,  我军或进或退，必须有坚决果敢的行动，怎能犹豫不决呢？但是没有上一级的命令，他也不敢随意行动，可又害怕日军追上，只好原地不动。    
    李仙洲正在焦急不安之际，张自忠率五十九军退至韩庄附近。李仙洲急忙前去报告，要求及时撤退。张自忠立即指示他向西撤。    
    事后李仙洲颇有感慨地对左右说：“现在下令进攻的有人，下令退却的却无人。因为要负责任。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利害，勇于负责，是名将风度，非同一般。”    
    从徐州撤退的各路军队，往西撤去。但日军追击部队，却有一部竟然先期在我撤退的大路北侧占了一个村庄，企图拦截我各路撤退部队。    
    几支部队撤到此处，发现敌情，搞不清日军虚实，加之各部队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长官，纷纷停止前进，形成观望，谁也不肯先行，更不愿殿后。双方形成对峙，干耗在那儿。    
    这支日军，属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由该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率领。这个专田盛寿，也可算是一位中国通了，在“七七”事变以前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他率领的这支日军人数不多，因而对中国数量这么多的军队，一时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他像一头凶猛的掠食者，正在等待时机，要在对方惊慌失措、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发动攻击，这样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斩获。    
    在双方干耗对峙了两小时后，张自忠率五十九军赶来了。    
    在这一大群番号繁多的庞大军队群里，李仙洲率领的九十二军二十一师也在其中 。因为李仙洲九十二军划归张自忠二十七军团指挥，便又来向张自忠报告敌人情况，请示办法。    
    张自忠听了李仙洲的报告，便让副官把各部队的指挥官请来。张自忠爽快地对各部队指挥长官道：“我以一个旅监视该股日军。请李军长率二十一师先行，你们其余各部队可以率军即刻依次而行。行动时要有秩序，大家可以议定各部的先后次序，不要争先恐后，不要惊慌、混乱。敌人之所以与我们对峙而不先行发动攻击，估计是他兵力不足，不敢轻率地和我们作正面交锋，而是想趁我大部队混乱惊慌之机发起突然攻击。只要我们大家有秩序地撤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料想敌人不敢贸然发起进攻的。也许敌人会鸣鸣枪扰乱军心，只要大家不乱，就好办。我们五十九军殿后掩护，大家放心地走，敌人如果发动攻击，由我张自忠对付便是。”    
    于是各部队相互议定先后秩序进行撤退。果然进退有序，秩序井然。    
    我军各部刚一开始撤退，专田盛寿便让其所部日军作好战斗准备，等他下令即开始向撤退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但是，他从望远镜中看到，中国军队撤退时井然有序，全无一点慌乱的迹象。他正感到惊诧之际，侦察日军又来向他禀报，说有一支估计一个旅的中国军队，已然占据有利地势，所有武器，全都对准我皇军。    
    专田盛寿一听大惊，忙问道：“你们可探听明白，武装戒备监视我们的是什么人的部队？”    
    “报告长官，我们已探听明白，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    
    专田盛寿一听，神色呆了一下，跺脚叹道：“罢了，怎么会是他！？看来，我们这次袭击中国军队的行动，只好放弃了，唉！”    
    旁边一个日本军官不明白究竟地问：“为什么是张自忠，我们便要放弃这次突击计划呢？”    
    专田盛寿道：“你当然不明白，我还在驻屯军时，在天津、北平就和张自忠打过多次交道，他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和敌人。在他已有准备的情况之下，以我们这里的兵力同他硬碰，那是要吃大亏的。”    
    各部由于张自忠的正确指挥和掩护，都得以安全撤退。日军也没有敢轻举妄动。    
    当时在场的军委会联络参谋李诚一亲历现场，后来回忆说：“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在危境，真名将典型。”    
    20日，五十九军行至肖县西南杜楼时，遇到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炮兵营。因与主力失去联系，该部官兵惊慌失措，想弃炮而逃。张自忠闻讯，即把两个营长找来，对他们说：“慌什么！炮不准弃。我派队伍掩护你们，跟着我走好了，到许昌后你们再返回本部就是。”    
    两位营长见张军团长不慌不忙，便定下心来，带领部队加入五十九军行列。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徐州掩护突重围(4)

    在这次撤退中，张自忠对五十九军宣布了如下措施：    
    一、在所属部队中，让临时所属的友军先行，自己亲率本部殿后；    
    二、大小军官一律不准骑马、乘车，要同士兵一道步行，以树立榜样，鼓舞士气；马匹、车辆，包括军长专车均用于运输伤兵；    
    三、各部主官和军法官一路要严密巡视，维持军纪。    
    21日，五战区各部兵团相继进入皖东北。由于渡濉河进度缓慢，大军汇集于濉河溪口一带。其中有于学忠的东北军（五十一军）、李仙洲的中央军（九十二军）、孙震的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廖磊的桂系军（二十一集团军）、卢汉的滇军（六十军）和孙连仲、张自忠的西北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后有日军追兵，上有日机轰炸，所以秩序很乱，一遇敌机轰炸，更是乱成一团，这样更加不利于行动，而且混杂难分。许多部队长官因此而失去对部队的控制。但张自忠却只下令五十九军全体官兵一律将军帽翻戴，以便与兄弟部队相区别。此法果然有效，在混乱不堪的大军之中，惟独五十九军标记明显，秩序不乱，事虽然小，却说明张自忠丰富的带兵经验和五十九军的训练有素，严格的纪律。    
    正当各路大军在濉河溪口缓慢渡河之际，由蚌埠开来的日军突然向我军发动攻击。    
    张自忠果断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并命令师旅长全部到一线指挥。经过一昼夜的全力阻击，终于将日军打退，掩护了各路友军的安全撤退。    
    26日，部队撤退到永城东南青龙桥地区，又一次与大股日军相遇，并遭到日机轰炸。张自忠命李九思旅长率一一二旅抢占阵地，阻击日军。激战至黄昏时分，待友军全部通过，才撤出战斗，边打边撤，经鹿邑、淮阳以北向豫南撤退。    
    这一路之上，五十九军经常黑夜绕过敌区。凡遇有敌人驻扎的村庄，张自忠都是派部队乘黑夜将敌人包围监视起来，掩护大军安全通过；若被敌人发现，则制敌先机，以强大火力压住日军。待大部队安全通过后，方撤出战斗。在危急时刻，张自忠常常亲率手枪营走在全军之后。    
    有一次，天近黄昏，一支日军装甲车部队向我军逼来，距离越来越近。张自忠令大部队先行，自己则指挥手枪营埋伏于公路两侧壕沟内，准备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日军发现前方设伏，未敢轻举妄动，停止了追击。    
    还有一次，部队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突然飞来3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街道旁的几十间房屋顿时被炸成一片瓦砾。张自忠趴在路边一个洼地处，一颗炸弹在他附近爆炸，气浪掀起泥土，掀飞了他的军帽，泥土盖满了一身。敌机过后，他站起身来，掸去泥土，戴上帽子，若无其事地说说笑笑又继续前进。    
    他这种临危不惊不乱的镇静，给官兵很大感染，稳定了军心。    
    五十九军在这一路上所碰到的困难，可以说用笔墨难以形容，也说不完，道不尽。一个随军记者写道：“我们随张军长徒步行走，刚出了村庄，敌人的炮弹便落在我们背后了，黄沙扑在我们身上。……远处村庄上的火和天空连接起来。机关枪在旁边响着，经过的村庄见不到一个人。我们渴得要命，口干得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水坑，里面的水浑得成了糨糊，臭气难闻得很，我们只得闭着眼睛，用手掬起来，喝了下去……坑水一连喝了五六次，在麦田中不小心便会踏到死尸身上去，有时遇见了腐烂的死人，和生蛆的死马，臭气熏人欲呕，老远便使你喘不过气来。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五十九军自身。因为五十九军官兵从淝水之战以来，连续作战数月，从未得一日休整，极度的疲惫和困乏。这次撤退，从徐州到许昌，约有500公里路程，全靠步行，而且还要不断和敌人战斗，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徐州黄口一带招募的新兵由于未经训练，很多人走得东倒西歪，叫苦连天，但张自忠却与士兵同甘共苦，以他自身实际行动，激励、感化着全军，坚持地、胜利地走了过来。”    
    这次撤退中，张自忠率领所部，殿后、掩护，始终走在最后，而张自忠作为一个高级将领，却还走在部队最后，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张自忠的事迹，很快传播开来，也传到了蒋介石耳里。蒋介石因为未能亲见，对此半信半疑。后来在武昌见到冯玉祥，蒋便问冯：“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走在最后是真是假？”    
    冯玉祥回答：“当然是真，绝没有半点虚假。”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详述，一一列举了不少军中高级将领亲眼目睹的“证词”，最后还加上一句：“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他们。”    
    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说：“真是好将领。”        
    冯玉祥接着话茬道：“你应该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    
    蒋介石点着头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张自忠承袭了冯玉祥西北军“不扰民，真爱民”的治军传统，多少年来都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在徐州突围中，张自忠不管在条件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求全体官兵做到这一点。为此他曾严肃处理过好几次扰民违纪事件，并曾处决了几名严重扰民违纪的士兵和一名排长。所以全军军纪肃然，部队所过，秋毫无犯，鸡犬不惊。    
    正因为这支军队真爱民，所以沿途群众对五十九军十分爱戴。沿途群众踊跃为部队带路，并提供日军驻地等情报。在群众的帮助下，五十九军耳聪目明，得以在日军封锁的空隙中穿行自如。    
    随同五十九军撤退的还有许多战地记者，如中央社、《大公报》、《新华日报》、《扫荡报》、《河南民国日报》、南洋华侨报刊的记者及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成员。这些记者记下的所见所闻，使人得以了解张自忠指挥五十九军徐州突围的具体情形。    
    胡定芬写道：“张自忠的部队在掩护大军突围途中，纪律严明，处置情况又迅速确实。他始终紧密地掌握部队，没有使之有丝毫紊乱。”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突围时加入三十八师骑兵连的行列。在同官兵一道行军宿营的半个月里，他对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的带兵作风赞叹不已：“师长黄维纲以及其副师长都是典型的刚毅军人，他们都具有西北军的优良的光荣传统，朴实而讲求实际，尊重老百姓，爱护部下。在突围作战最紧张阶段，他们总是冲锋在先，退却在后。……行军过程中，亦无落伍及扰民现象。黄将军不愧为张将军部下优秀的干部，而张将军平时治军之成功，在战争最紧迫的关头，已见诸事实。”    
    另一位随三十八师撤退的记者高天也对三十八师严明的军纪留下了记载：“黄维纲将军领导三十八师，从陇海路北侧急行军突破敌人的封锁，路上虽然在万分紧急的时候，对民众的良好关系，官兵兄弟一样的情感，还能保持如常，宿营时往往是露宿在天井里，屋子仍然留给老百姓。黄将军说：‘我们军团长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啊！’”    
    经过千里跋涉，五十九军终于于6月1日抵达目的地——许昌。    
    张自忠指挥少数部队为数十万大军殿后，不仅成功地完成任务，而且一路上也有不少斩获。五十九军也从日军眼皮下全师而还。日军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投入了庞大的兵力，不仅未能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甚至连中国军队的一个尉官都没有捉到。    
    徐州突围成功，使中国军队保存了数十万有生力量，这对于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徐州掩护突重围(5)

    五十九军抵达许昌后，奉令驻扎于许昌西南霸陵桥。一到驻地，张自忠顾不上休息。他一面布置部队休整，一面派出一部兵力担任郑州、许昌间的防务。    
    6月13日，鹿钟麟北上就任冀察战区总司令，路过许昌。鹿钟麟是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五虎将之一，也是张自忠的老长官，也曾担任过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颇受张自忠敬重。张自忠得知此信息，亲自到车站来迎接这位老长官。    
    鹿钟麟乘坐的这趟列车，徐徐地驶进了车站，张自忠迎了上去。列车停稳以后，张自忠走进特等车厢，鹿钟麟迎了出来。张自忠仍然如在西北军一样，立正向鹿行了一个军礼：“职张自忠，特来车站迎送老长官。”    
    鹿钟麟笑着还了个军礼，向张自忠伸出手来：“好了，好了，荩忱，我们都是老弟兄了，何必来这一套，这样岂不显得生疏了吗！”    
    两人热烈握手，都十分高兴。    
    鹿钟麟道：“临沂这一仗，你们打得好啊，打出了咱西北军的志气，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咱西北军的老弟兄们，没有一个不感到高兴，感到自豪的。”    
    张自忠道：“临沂之战，我们虽说没有让日本鬼子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攻入临沂，但是我们五十九军也死了万多弟兄，损失也是惨重的。许多跟随多年的老弟兄，这次也为国牺牲了，想来也令人心痛得很呀！唉，要是我们的装备能够好一点，能够和敌人差不多，我们就不会死伤那么多人了！”    
    鹿钟麟道：“你说得对，这些日子来，确也太难为你了。”    
    张自忠道：“只要能够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应该的。”    
    “是呀，我这次奉命北上冀察，也是为抗战，为国家和民族尽一分力。”鹿钟麟道。    
    张自忠道：“冀察两省大半已陷于日本鬼子手中，那里的困难更大。”    
    鹿钟麟道：“是呀，虽说我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可是在实际上我现在手上却没有一兵一卒，还有在那里的军队，是否又听我这个光杆司令的指挥，尚是未知数哩。”    
    张自忠对身边的护兵低声说了几句，护兵转身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一个壮实的军人跟在护兵身后走了进来，向张自忠敬礼：“报告军团长，手枪营第一连连长张法义奉命来到，请军团长训示。”    
    张自忠点点头：“这是鹿总司令，也是在西北军的老长官。”    
    张义法向鹿钟麟行了个军礼。    
    张自忠道：“现在鹿总司令奉了军委会的委任，出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现在我派你率领你那个连，随鹿总司令去河北，担任鹿总司令的护卫工作。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和全连战士，都必须保护鹿总司令的安全。你这就立即回去，集合全连，带上武器、装备，随同鹿总司令北上。今后必须完全服从鹿总司令的命令，明白了吗？”    
    张法义立正应道：“是，明白。军团长放心，只要我连还有一个人在，就会保证鹿总司令的安全。”    
    “好吧！快去集合部队赶来车站。”    
    “是！”张法义走了。    
    鹿钟麟十分感动：“荩忱……”    
    张自忠不等鹿钟麟把话说完，便道：“老长官，您别说什么了，这只是自忠能够表达的一点心意，也算为您壮一下行色。张法义是二十九军的老兵了，也是有西北军的光荣传统的老兵。他一定会对老长官忠心耿耿的。我现在队伍也是在这连续作战中减员严重，只能算是自忠的一点心意。老长官如说咱们是老弟兄，那就什么话都别说了，就率领他们北上吧。”    
    鹿钟麟对此还能说什么呢，他只好说道：“好！荩忱，我领你的情，谢谢了。”    
    张法义带着他的手枪连，随鹿钟麟去河北，后来这一连手枪兵竟成为保卫冀察战区总部和河北省政府的中坚力量，在反击日军大规模九路围攻的作战中，张法义连长率领全连官兵英勇战斗，以热血和生命保卫了鹿钟麟将军的安全，这是后话不提。    
    张自忠到达许昌后，主要努力开展五十九军的休整、补员工作。    
    其实早在临沂战役期间，他就开始思虑兵力补充问题。为此，张自忠多次致电军令部次长熊斌，向他汇报战况和五十九军伤亡情况，并派交际处长李炘前往武汉与熊斌接洽。    
    5月11日，熊斌曾给张自忠发过一封电报，表示愿意相助。    
    “荩忱吾兄勋鉴：    
    临沂战绩，誉倾中外。驱寇固圉，群属望于兄，非弟一人之私祝也。时艰孔棘，相期共济。关于贵部事项，苟可襄助，何惜绵力。来示称誉过情，非所敢承。余由显堂兄代达，不更缕。顺颂戎绥。弟熊斌拜启。    
    得到熊斌相助，五十九军获得部分兵员、武器补充，但仍远未补齐空额。    
    抵许昌后，张自忠又致电蒋介石，呈报了五十九军自参加抗战以来兵力伤亡和武器损失情况，要求予以补充。电报说：    
    职部自参加鲁南及徐海会战以来，后复奉命掩护大军转进，当即一面行进，一面以有力部队与敌接触，掩护大军转进，且战且却，幸克全师而还。本月一日到达许昌，奉命担任许昌守备。先后经过情形，迭电奉闻，谅邀钧览。职部作战以来，伤亡达一万四千余人，除补充四千人外，尚有空缺万余迄在虚悬。至于枪械遗失损毁，计步枪四千余支、机枪四百余挺，除补充步枪一千五百支、机枪一百挺外，尚缺步枪二千五百支、机枪三百挺。力恳钧座鼎力说项，俾能赐予提前拨补，以便增加抗战实力。兹谨派职参军潘蕴玉晋谒崇阶，当面禀报一切。尚祈南针时颁，藉资遵守为祷。肃此奉恳，敬请钧安。职张自忠谨呈。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徐州掩护突重围(6)

    电报发出去了，发到武汉去了。回音也终于盼来了，委座蒋介石从武汉发来电报，召张自忠去武汉晋见，一切到武汉见了蒋介石后面谈。    
    张自忠把军中事务交给副军团长李文田后，便偕同参谋长张克侠动身去了武汉。    
    到了武汉以后，他便和张克侠先找到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报到，表示自己应委座之召而来，请他向委座禀报，安排晋见时间。    
    他们又去拜访了军政部长何应钦。因为张自忠也挂过几天军政部部附的职，何算是顶头上司，而且这休整、补员的事，也是何在管理。所以先走走何的门路也是必要的。    
    很快钱大钧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明天上午9时，委座召见他们。    
    第二天，张自忠带着张克侠、潘蕴玉来见蒋介石。    
    钱大钧领着他们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何应钦也在座。    
    张自忠等三人向蒋介石、何应钦敬礼。蒋介石让他们坐下说。    
    张自忠向蒋介石详尽地汇报了临沂两次战役的经过，也详细陈述了从抗战以来，五十九军一直转战淝水、临沂、徐州突围，连续战斗，未得休整、补充，部队减员严重，枪械弹药损耗巨大，已然几尽丧失战斗能力之境况。如不休整、补员、补充装备，实难承担抗战之重担等。    
    蒋介石听了张自忠的汇报以后，沉吟了一下说道：“五十九军在临沂战役中打得很好。在徐州会战中表现尤其优异。很好。荩忱你和五十九军，都是中国军人学习的楷模。至于补员和装备补充的问题，你的电报和潘蕴玉已向我报告了详情，我已给何部长讲过了，应该解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何应钦在一旁道：“对，委座昨天已同我谈了，补充兵员和补给装备，都没有问题。”    
    这次武汉召见，对于兵员补充和装备补给，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张自忠兴冲冲地回到了许昌。    
    此后，五十九军从中央和战区陆续得到补充，实力有所恢复，但仍未达到临沂战役以前水平，所得到的武器装备的质量，也远不如中央嫡系部队。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蒋介石对于各个派系的杂牌军队，本来就不放心，心存歧视，巴不得借日军之力，把这些队伍削弱和消灭呢。    
    6月下旬，五十九军奉命转移到河南省平汉线上的驻马店整训时，张自忠发现沦陷区大批学生流亡到武汉等大城市，没人过问、安置。张自忠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干部训练团”，招收流亡学生入团受训，充实部队基层力量。张自忠自任干训团团长，参谋长张克侠任教育长、董升堂任副团长，训练期为一年。    
    于是张自忠派员到各大城市招募流亡学生，不到一个月就招募了2000余名。张自忠将这些学生编为七个中队，还有一个女生中队。干训团聘请了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30多人，张克侠推荐的20多名政治教员，全是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干训团采用的教材，以新三民主义为主，时事教育为辅。郑岩平讲现代史、曹荻秋讲大众哲学……延安还派来了几位教员。    
    这些学兵爱国抗战情绪很高，有很大一部分教官和学员，提前上前线，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    
    在驻马店，张自忠抓紧对部队尤其是新兵的训练。因为他知道，不这样，部队就难以和敌人相抗衡。他还特别强调军纪，要求全体官兵公买公卖，对民众秋毫无犯。    
    这期间，张自明从天津派用人宋茂堂给张自忠带来一封信，告知李夫人患病。    
    张自忠得知，心中虽然惦念，但却也无法，只能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李夫人不识字，故信写得很简短，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    
    同时还给七弟自明写了南下后的第一封信：    
    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濒死而不死，是天留吾身以报国耳。吾久在兵间，能习劳。或疲惫之极，转念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吾幸而得为军人，复幸而得在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而薄有建树，吾形虽劳苦，心则至慰也。方今寇益深矣，国益危矣，吾辈军人责亦重矣。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吾既以身许国，家事非吾所暇问，且家中有弟负责整顿教养，吾何虑焉！然亦盼吾弟勿以我为念也。……    
    这等于是留给家人的一封遗嘱。    
    两封信由宋茂堂缝在衣领内，带回天津。    
    有一天，护兵进来向他报告，说是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女青年，带着两个孩子，要求见张军团长。    
    张自忠在自己暂住的一间低矮的农舍，接见了这位妇女。这个青年妇女却原是在临沂战役中力战阵亡的冉德明营长的妻子李秀芬。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由河南漯河一路乞讨，来到驻马店打听丈夫的音信。    
    当张自忠看见这母子三人衣衫破烂、孤苦伶仃、面黄肌瘦、狼狈不堪的样子，可以想像，他们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才来到这里。张自忠这铮铮铁汉，也难过得落下了眼泪。    
    李秀芬向他叙说了逃难的经过，并急切地询问丈夫的下落。    
    张自忠沉痛地告诉她：“冉德明在台儿庄战役抗日阵亡，为国牺牲了。”    
    秀芬得知丈夫已死，放声痛哭，悲痛欲绝。张自忠恳切劝慰道：“冉营长在抗日战场上牺牲，死得光荣，死得是有价值的。今天我张自忠在，说不定哪一天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难当头时，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冉营长已经葬在郑州，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过于难过，要坚强地活着，要好好地抚养孩子，让他们替父亲报仇。”    
    他还郑重地对秀芬母子道：“只要有我张自忠一天，就有你们母子一天。你的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由我负责。你们现在可以暂时随队伍生活，以后我的家眷在哪里，就送你们去哪里，与我的家眷在一块儿。”    
    后来张自忠对李秀芬母子三人，始终从生活上、经济上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照顾。    
    当然，张自忠对烈士遗属的关心，还远不止这一个事例。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跃马潢川敌难越(1)

    日本鬼子在攻占徐州以后，并未就此罢兵，而是企图一举攻占武汉三镇，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北接河南，西连四川，南邻湖南，是中国的心脏地带。省会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它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控长江中游咽喉，又是平汉、粤汉铁路连接点，扼南北交通之要冲，历来有“九省通衢”之誉，原本是华中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从国外采购的各类战略物资由广州北运，在武汉集散，分配给各战区。在首都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明令迁都重庆，但此时除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外，几乎所有军事部门，都从南京移到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了当时的中国抗战中心。    
    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昌，指挥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00个师和海、空军各一部，约100万人，准备利用大别山、长江两岸地区和鄱阳湖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以便赢得时间，部署西南及其他地区，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6月11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日海军的配合下，溯长江而上，向安徽安庆发起进攻，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日军兵分五路，其中江南两路，一路沿瑞武公路西犯，迂回武汉南面；一路沿南浔路南进，掩护日军主力的左侧背。江北三路，一路沿大别山南麓，经黄陂进犯武汉；一路沿大别山北麓，经霍山进犯商城；一路由六安、固始进攻信阳，迂回武汉以北。另以波田支队溯江西上。总计日军参战兵力为九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坦克团、一个骑兵旅，共约25万人。另有120余艘舰艇、300多架飞机配合作战。    
    中国军队则以第九战区27个军承担长江南岸防御；以第五战区23个军担任长江北岸防御；以武汉卫戍司令部所辖部队担任长江防御。    
    1938年8月中旬，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开赴湖北武胜关、横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参加武汉会战。    
    徐州突围以后，李宗仁因病赴武汉治疗，第五战区长官由白崇禧代理。7月17日，白崇禧在河南商城就职。长官部设在商城北郊的岳家祠堂。    
    8月16日，白崇禧将第五战区部队划分为左、中、右三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划属于左翼军，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左翼军共辖8个军，任务是固守黄麻以北大别山阵地及信阳，策应武汉守军作战。五十九军参加豫南大别山麓的作战。同属左翼军的还有宋浠濂的七十六军、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和胡宗南的第一军等部。他们正面的敌人为日军华中派遣军第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日军的战略图谋是沿大别山北麓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线挥兵南下进犯武汉。    
    8月22日，日军第二集团军由合肥出动，大举进犯，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潢川、商城一线。因为占领了潢川、商城这两个地区，南可以进攻信阳，截断平汉路，南下可以突破大别山区，直胁武汉东北方。    
    为了实现这一战术目标，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第十三师团，先攻六安，再取商城，然后驱师向南直逼麻城，与在鄂东的敌人遥相呼应；另一路为第十师团，由正阳关向河南和潢川、固始、信阳、罗山进犯，进一步截断平汉路，再南下攻击武胜关和平靖关。到8月底，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于学忠、冯治安部的防线，六安、霍山失陷。    
    此时，五十九军正在信阳待命。    
    六安、霍山失守后，潢川、固始便失去屏障，暴露于日军炮口之下。这时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给张自忠打来电话：“荩忱兄吗？我是白崇禧。”    
    张自忠道：“啊，是白长官。我是张自忠。请你训示。”    
    白崇禧道：“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突破我五十一军和七十七军的防线，攻占了六安和霍山。现日军第十师团向固始、潢川扑来。如果固始、潢川也被日寇占领，那平汉线被敌人截断，对我们极为不利，且威胁武汉，所以我命令你率领五十九军立即开赴潢川布防，阻敌西进，至少要坚持到9月18日，以掩护胡宗南等部在信阳、武胜关等地布防。”    
    “我立即率领五十九军驰往，保证把敌人阻在潢川以北。”    
    “荩忱兄，诸多拜托了。”白崇禧在电话中说。    
    张自忠放下电话，立即叫电话员接通了骑兵第十三旅的电话。他向旅长姚景川下达命令：“你马上率领全旅，飞骑赶到固始布防，阻住日军，以便使我军大部队赢得时间，赶赴潢川。”    
    姚景川奉命率领骑兵第十三旅飞骑赶往固始。但是，姚旅尚未赶到，固始便已告失守。日军第十师团在占领固始以后便沿着固潢公路，向潢川猛扑而来。      
    这个第十师团，正是在台儿庄战役中被中国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歼灭大部的矶谷师团。徐州会战后，日本第十师团得到补充，恢复编制。但原来的师长矶谷因为吃了败仗而被日军最高统帅部撤职，调到预备役。改任筱塚义男中将为第十师团师团长，下辖：第八旅团，旅团长冈田资少将；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少将。另外配属伪军刘桂堂部约3000人，总兵力2.8万人。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跃马潢川敌难越(2)

    奉命迎战的张自忠部：    
    第二十七军团  军团长张自忠    
    副军团长李文田    
    参谋长张克侠      
    第五十九军  军长张自忠（兼）    
    第三十八师  师长黄维纲    
    第一一二旅  旅长李九思    
    第一一三旅  旅长李致远    
    第一一四旅  旅长董升堂    
    第一八○师  师长刘振三     
    第二十六旅  旅长张宗衡    
    第三十九旅  旅长安克敏    
    骑兵第十三旅  旅长姚景川    
    张自忠第二十七军团总兵力两万余人。    
    潢川是豫南的一座县城，位于信阳正东，是日军攻取信阳的必经之地。潢川一带一马平川，缺少屏障，易攻难守。显然，在此地设防仅仅守城和正面防御是不够的，还需要注意侧翼的安全，以防敌人迂回从侧后攻击或包围。    
    根据实地的情况，张自忠以一八○师独立第三十九旅安克敏部，正面固守潢川城；以独立第二十六旅张宗衡部守城东七里岗一线；以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推进至潢川以东之春和集，先头阻敌；以三十八师主力配置于城西二十里铺地区，担任预备队，防止日军沿河西上迂回潢川以西；以三十八师一部兵力对潢川西北息县方面实施警戒；军指挥部设于城西任大庄。    
    五十九军官兵多系山东、河北和豫北的子弟，对豫南、鄂东阴霾潮湿的气候很不适应，加上多日行军疲惫得很，身体抵抗力减弱，时值秋天又正是蚊虫肆虐的季节，所以患染恶性疟疾的官兵不少，军中医疗设备、药品均缺乏，尤其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阿斯匹林极少，甚至奎宁丸也供应不够，以致每天都有官兵死亡，严重影响战斗力，连张自忠也染上疟疾。张自忠对官兵们这种困境，也是感到痛苦焦急万分，却没有办法。    
    9月7日，刚刚攻占固始的日军第十师团冈田支队，未加休整即马不停蹄地向西猖狂扑来，当天抵达潢川以东的春和集，便遭到三十八师一一三旅的迎头痛击，双方展开激战。这真可谓“冤家路窄”了。    
    这个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团冈田资旅团长，在徐州突围中曾把三十八师一一二旅包围在车站内，他满以为那次是全歼一一二旅如探囊取物，谁知这支令日军谁碰上谁就会头痛的中国军队，在那样的劣势下，居然“遁地”而去，5000中国军人硬是在他的眼皮子下安然溜走，他连中国军人的一根头发都没逮着。事后把他和他的顶头上司、第十师团师团长筱塚义男气得几乎要剖腹自杀。    
    这次他率领的冈田支队扑向潢川，听说挡道的正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这位日军少将不由得仰天狂笑起来：“呀西，呀西。张自忠，我们又碰上了，上次你的部下从我手边逃掉！这次我绝不会再给你溜掉的机会了。”不过，他的大话说得太早了一点。张自忠趁日军阻于春和集之机，督令各部加紧赶筑防御工事，并给全军下达手谕，勉励官兵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    
    他还对守城的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安克敏说：“你要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的棺材。”    
    安克敏向全旅转达了军团长的谕示后，命令把四门堵死，把桥梁拆除，以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    
    11日晚，冈田支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突破了一一三旅的阵地，占领春和集，但次日又在黄冈寺遭到独立二十六旅的猛力抵抗，双方形成拉锯式争夺战。冈田支队伤亡惨重，已失去续攻能力，不得不停止攻击，在此等待师团主力到达。    
    14日，日军第十师团主力濑川支队（由第三十三旅团及师团炮兵主力组成）进至黄冈寺。    
    由于正面进攻难以奏效，日军改变战术，以小部兵力沿固潢公路作正面攻击；师团主力则沿淮河西窜，向潢川以北、以西迂回。    
    15日，日军攻陷潢川西北的息县城，并继续向罗山进犯，企图切断五十九军退路的信（阳）潢（川）公路，对五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    
    针对敌人新的动向，张自忠遂改变部署，命三十八师向西北方向出击，其中一路以一一二旅、一一四旅向占领息县之敌攻击；另一路以一一三旅二二三团向潢川以北十五里铺出击，阻止后续日军由此增援息县；以独立第二十六旅及一八○师直属部队为军预备队，配置于潢川；军指挥部由城西任六庄移至城南。    
    14日夜，三十八师兵分两路勇猛出击，息县方面战况尤为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就在这时，潢川正面日军在20多架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下，向我发动猛烈攻势。张自忠将预备队投入战斗，依托潢川城东七里岗坚固阵地抗击日军攻击。双方激战两昼夜，战线呈对峙状态。这样，潢川东、西、北三面均发生激战，只有城南指挥部方向相对平静。    
    15日中午，突有日军骑兵一部向城南迂回，突袭五十九军指挥部。保卫指挥部的部队只一个手枪营，情况十分紧张。为保指挥中心的安全，有人建议把军部南移。张自忠深知，此时移动军部，不仅影响士气，且将失去守城部队的惟一退路，因而坚决不允。他一面指挥手枪营抵抗来袭之敌，一面调独立二十六旅六七八团赶来增援，经半天激战，终于将敌人击退。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跃马潢川敌难越(3)

    日军连日进攻不能奏效，并且遭到惨重伤亡，难以前进一步。这对于日军第十师团来说，可以说是自台儿庄战役以来遭遇到的又一次严重挫折，筱塚、濑川、冈田都气得哇哇怪叫，他们都一致喊道：“张自忠、五十九军这块骨头咋这么难啃！？”再拼下去，说不定第十师团会又一次丧失战斗能力，筱塚有可能重蹈他的前任矶谷的下场。    
    恼羞成怒的筱塚，便不顾国际公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协定，竟惨无人道地大量施放毒瓦斯弹，导致我官兵大量伤亡。    
    16日清晨，七里岗阵地失守，日军开始攻击潢川城，战况急剧恶化。紧急关头，张自忠拒绝幕僚的极力劝阻，带领刘振三师长和军指挥部毅然进入潢川城督战，士气大增。    
    日军以密集炮火猛烈轰击潢川城，并以飞机向城内投掷毒气弹。全城伤亡不断增加。刘振三师长两次中毒昏迷。    
    张自忠命军需处迅速给守城官兵，每人发日光皂两块，白毛巾一条，以毛巾浸吸肥皂水遮掩口鼻，坚持战斗。同时，命黄维纲师长派出有力部队进出仁和集、双柳树、桃林、春和集，对敌实施袭扰，以牵制攻城之敌。    
    16日午后，日军第十师团集中几乎所有野炮和重炮，向潢川城发动几天来最为猛烈的轰击，毒气弹施放也增加数倍。炮击过后，以步兵发起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到17日中午，城北、城西两角均被敌炮摧毁，日军步兵蜂拥冲入城内。张自忠下令士兵上起刺刀，与敌展开街巷肉搏战，杀得昏天黑地，异常惨烈。    
    战斗最危急的时刻，一个营长企图逃跑，为部下发现，当即扭送军部。张自忠勃然大怒，命军法处立即将其处决。军法处执行后回报，张自忠仍怒气难平，恨恨地道：“我带兵多年，最痛恨、最瞧不起的就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我的队伍里出了这种东西，太丢人了，枪毙他太便宜了。”    
    面对日军攻入城的险恶局面，张自忠一面组织敢死队发起进攻，将日军突破口堵住，将城内外日军分割成二，一面指挥官兵对冲入城内的日军全力歼灭。一番激战，终于将城外日军堵住，冲入城内的日军被我全歼。    
    小小的潢川城经过连日战火纷飞，几乎全毁，墙倒屋坍，烟火余烬，尸横累累，血迹斑斑，早已无复昔日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景象，给人的只有凄凉。军部指挥电台也被敌炮摧毁，使得与战区联络中断达两天之久。    
    18日，潢川西北之日军，从息县分兵攻击罗山县城，切断了五十九军向西的退路。而此时五十九军已坚守潢川12昼夜，完成阻击日军至18日的任务。    
    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部队趁夜向南撤退，拟转至潢川西南光山以南山区占领阵地，继续阻敌南犯。    
    为此，他冒着危险，亲率手枪营和独立二十六旅七一五团，在潢川城十八里铺以南占领阵地，掩护全军撤退。    
    日军一部跟踪追击，张自忠指挥部队向敌猛击。经过三小时战斗，敌人抵抗不住，向罗山败退。我军趁机摆脱敌人，安全撤退。    
    三十九旅撤出潢川城时，四门都已被日军堵住，安克敏旅长命令战士挖开城墙突围而出，大出敌人意料之外。敌人竟然来不及堵截，任独立三十九旅安然脱围而出。    
    潢川战役，五十九军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阻击日军12天，为后方友军的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次战斗，五十九军歼灭日军第十师团约3000人，自身伤亡达4000人，其中四位营长阵亡。在临沂作战元气大伤之后，五十九军能取得如此战果，令许多友军瞠目咋舌，也使日军惊惧不已。日军第二集团军广播承认：“皇军在潢川方面曾遭遇华军极强烈之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9月19日，刚刚回任的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呈请对张自忠予以嘉奖：    
    张军团长奉令防守潢川，与敌激战五昼夜，其在潢川城的部队，被优势之敌包围，受毒气之攻击，犹能艰苦奋斗，不求增援，巧日始因伤亡过重，退出该城。该军团长尚能遵守命令，克尽厥职，殊堪佩慰，拟请钧座予以嘉奖。该军所缺兵额武器，并请准其提前补充，以资鼓励。    
    9月20日，军政部次长林蔚在电文上批示：“如拟照准，交何总长、徐部长办理。”尔后呈蒋介石阅，蒋批示：“如拟。”    
    9月22日，蒋介石从武汉给麻城的孙连仲、冯治安和立煌（今安徽金寨县）的于学忠发出特急电报，通报潢川激战情形，大大地将张自忠赞扬了一番：    
    潢川之役，张自忠部担任守备，自铣日（16日）以还，敌以炮火、毒气全线开始猛攻，该部攻守兼施，自军团长以次，莫不身先锋镝，抱必死之决心，敌乘炮击之效果冲入城内，巷战肉搏，迭行逆袭，一再击退，倭尸累积，流水尽赤。我虽伤亡亦重，然卒达成守至巧日（18日）之任务，良足矜式。该部师长刘振三，中毒2次，犹不稍却，尤堪嘉尚。该总司令、军团长等与荩忱或系久同袍泽，或则夙共疆场，闻鸡起舞，当与媲美，思齐之念，岂甘让着先鞭？务须严整纪律，振作精神，并须彼此切实联系，团结互助，协同动作，共灭敌寇。……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跃马潢川敌难越(4)

    孙连仲、冯治安、于学忠与张自忠一样，均非蒋之嫡系部队将领，且在同一战区，孙、冯与张同是西北军，与张的地位差不多，蒋的这封电报，用意很明显，意在激将。     
    五十九军从潢川撤退后，向经扶（今河南新县）转移，占领大别山隘口继续御敌，并留置一部于光山牵制阻滞日军。    
    自参战以来，张自忠一战淝水，二战临沂，三战潢川，每战皆捷，战绩显赫，声名大振，职务也连获晋升。10月12日李宗仁致电张自忠，告知他已被任命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五十五、五十九和七十七军，并令他指挥第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右对潢川自行掩护，左对豫南兵团联系，七十七军一三二师之一部可推进至光山附近，截断潢川—信阳公路，主力向罗山附近敌之侧背攻击，策应豫南兵团之战斗。    
    张自忠奉命后，即指挥部队在经扶县宣化店以北地区与敌交战，迟滞南进日军。日军虽步步进逼，攻势猛烈，但张自忠防御得力，迄10月21日，该方面之敌，仍被阻滞于经扶、宣化店以北地区。    
    10月中旬，武汉南北屏障大部均告失守，各路日军已逼近武汉，对武汉形成钳击态势。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向广东发起进攻。    
    蒋介石认为，此举表明日军逐步将战局重心由平汉路移至粤汉路方面，因而决心结束武汉会战。    
    第五、第九战区，随即开始部署撤退。    
    10月17日，张自忠出席了在宋埠召开的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商讨撤退事宜。会议决定，战区主力逐次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确保鄂西；以一部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脉实行游击，牵制西进之敌。    
    其中，第三十三集团军经花园、安陆向黑流渡镇、京山、平坝附近一线转移阵地。刘汝明之第六十八军由张自忠指挥。    
    10月24日晚，蒋介石飞离武汉。    
    战区主力也开始向平汉路以西撤退。    
    鉴于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不断向经扶、沙寓等地各隘口猛烈攻击，给战区左翼兵团造成很大威胁，李宗仁决定以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军和第十军担任殿后，负责掩护。这样，继徐州突围之后，张自忠又一次担起了殿后的重任。    
    在国民党时期，军队派系复杂，互相存在芥蒂，几乎所有将领，都视自己部队为个人地位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殿后掩护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尽力推脱的任务，因为这是一个苦差事，弄不好会把自己手上的“老本”全赔了进去，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命，即或命不会丢，但如果把自己手上的“本钱”整完了，你还能在这军界立足么！    
    以五十九军屡经大战、伤亡惨重的具体情形，张自忠也完全有理由对这项安排提出异议，但他仍然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在他看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尤其是在这种神圣的民族抗战中，作为一个军人，为了保卫国家，抗击外侮，更应该绝对服从命令，不能亵渎、玷污军人这个光荣称号。    
    当然，张自忠这么做，他这样绝对服从命令，不怕牺牲，源于他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心；他的内心深处，还有着由于在平津的那一段经历曾一度引起国人的误解、误会，他要以人之所不为、人之所不能的实际行动，去证实自己的清白、自己的赤忱与忠诚。    
    10月24日晨，张自忠命所属部队就地占领阵地，全力阻击南犯日军，掩护左翼兵团主力撤退。直至友军完全撤离后，五十九军方于24日晚，向二郎店（大悟）、黄陂一线转移。    
    这次执行殿后任务，张自忠还是像徐州突围一样，率三十八师始终走在部队的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殿后。    
    撤退途中，张自忠指挥部队在平汉路花园车站挫败了大股日军的阻击。在云梦以北强渡涢水后，又成功挫败了日军第十师团的截击。同时，张自忠还命三十八师据守京山以东地区，收容沿途散兵；其余部队，继续前进，直到11月中旬到达鄂北钟祥、荆门地区。    
    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在撤退中途受阻于应山东北地区，无法南下，不得已辗转北上，11月1日在信（阳）罗（山）公路突围，渡过淮河绕道驻马店、南阳一线，终于11月27日到达钟祥、应山东北地区，与五十九军会师。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1)

    武汉会战结束，日本侵略者攻占了武汉、广东，占领了将近半个中国，虽然部分实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深入，许多困难和无法解决的矛盾，都让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自己陷入这场战争的泥淖之中，举步维艰，越陷越深。    
    首先是正面战线进一步延长。这条战线由北向南，几乎横跨整个中国，日本侵略者的兵力毕竟还是有限的。战线的延长，使其兵力更加分散。其次，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其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日本国内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之中。    
    在与中国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在正面战场上，日军遭遇到国民军爱国官兵的奋勇抵抗。虽说中国军队在装备上远不如日本侵略军精良，但中国军队却表现出为国赴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还是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每占领一寸土地，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已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沦陷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诸如平型关大捷等。还有敌后无处不在的广泛的游击战，不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使日本侵略军防不胜防。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梦想侵占中国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抗日战争的局势已悄悄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方面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继续军事上的战略进攻已无能为力，只好在军事上与中国国民军在正面战场上形成对峙、拉锯态势，抽出更多的军力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和占领区的人民游击队。对国民政府采取以诱降为主的政治攻势。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有所变化。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对抗，因而在东方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发生冲突，对日继续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同日本的妥协。    
    日本侵华方针的转变和西方大国的绥靖主义政策，对中国抗战确实产生不利影响，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背着蒋介石逃离重庆，在越南首都河内公开发表宣言叛国投降日本。    
    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虽未投敌，但其反共倾向又重新抬头，且日趋明显。在军事上，蒋介石的方针是，继续执行持久战略，一方面“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斗力，准备总反攻”。为了适应上述方针的转变，国民政府军事当局重新划分了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将湘、桂、陕、甘各地行营合并，改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以统一指挥南北两个战场的作战。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    
    第一战区：辖豫北、皖北地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第二战区：辖晋省全境及陕东北，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辖闽浙全境及苏皖南部，司令长官顾祝同；    
    第四战区：辖粤、桂两省，司令长官张发奎；    
    第五战区：辖皖西、鄂西、鄂北、豫南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八战区：辖绥、宁、甘、青4省，司令长官朱绍良；    
    第九战区：辖鄂南、赣西及湘省全境，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    
    第十战区：辖陕省大部，司令长官蒋鼎文；    
    鲁苏战区：辖鲁省全境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于学忠；    
    冀察战区：辖冀、察两省，司令长官鹿钟麟。    
    各战区总兵力为197个步兵师、12个骑兵师，另20个步兵旅、10个骑兵旅。此外军事委员会还直接控制有32个步兵师。各战区中，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居于抗战中心地带，地位最为重要，所辖兵力也最多。    
    第五战区辖34个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战区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现有防区，尤其是鄂西、鄂北地区，掩护重庆门户川东，待机反攻武汉。五战区当面之敌为日军第十一集团军，下辖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野战重炮第六旅，兵力约17万人。这是日本侵略军陆军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集团军。    
    武汉会战结束后，该集团军一直配置于武汉及九江、岳州、信阳这一片地区。侵华元凶冈村宁次中将任该集团司令官。    
    11月上旬，李宗仁抵达鄂北地区，把第五战区长官部设在樊城。鄂北地区便成为第五战区的核心。    
    鄂北属于山区，丘陵地带，冈峦起伏，江流纵横。大别山连绵于东，桐柏山横亘于北，西倚荆山，南凭长江，大洪山龙蟠于中，由此可俯瞰武汉盆地。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从陕西逶迤而来，流经鄂北地区，在汉阳流入长江。汉水自淅川以下地势渐趋平坦、开阔，江面宽600~1500米，深4~5米，不能徒涉，有利于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鄂北气候属大陆性，四季分明，3~7月间每月平均有十天左右降雨，若有暴雨，多有山洪暴发，对于军事行动影响很大。    
    襄阳是本地区的中心地带，南达湖广，北通汝洛，西连川陕，东瞰吴越。向称“天下腰膂”，故有“铁打的襄阳”之谓，乃古来兵家必争之要地。三国司马懿曾说：“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蜀、吴两国曾屡攻襄阳，但终无功而还。在后来历朝历代，襄阳仍均为兵家必争之地。    
    襄阳以东、东南之枣阳、随县、长寿店、流水沟、丰乐河等地，都是鄂北的军事要点。    
    随县位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东南通安陆，北接枣阳，扼随枣盆地之进口，是日军必攻、我军必守之地。    
    枣阳系随枣盆地之出口，日军若采取攻势，必由此经过。我军如在此集结重兵，乘敌进出之机，可予敌严重打击。    
    长寿店地处大洪山与襄河之间，西通京山、安陆，北接枣阳与樊城，扼襄河东岸平地之进口，其战略重要地位不逊于随县。    
    丰乐河、流水沟、雅口、窑湾都是襄河上的渡河点，是我军攻守通道，转用兵力的枢纽，必须确保。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2)

    在武汉失守的形势下，鄂北与鄂西地区在军事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由此地攻可威胁武汉，守则屏障川陕通道。对于控制长江、汉水水上交通线也十分重要，是中日两军必争之地。如果这一地区沦陷于敌手，不仅使云、贵、川大后方失去屏障，而且中国东西部抗日力量的联系纽带也会被截断，日军可以顺利攻打平汉路，其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10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张自忠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2月2日，冯治安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张克侠任参谋长。下辖：    
    第五十五军   军长曹福林    
    第五十九军   军长张自忠（兼）    
    第七十七军   军长冯治安（兼）    
    全军共计八个师另一旅一营，总兵力约5.5万人。五十九、七十七两军是甲种军，同为原二十九军主力。五十五军是乙种军，军长曹福林，字乐山，河北景县人，是韩复榘手下仅次于孙桐萱的第二号勇将。曹福林的副手许文耀及该军中层军官，多毕业于张自忠曾任校长的西北军军官学校，或曾在张部任过职，这一层关系为张指挥五十五军提供了便利。那位当年曾当面讥讽张自忠“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今天又成为张自忠的部下，未免心中忐忑，但是张自忠并无半点计较之意。    
    第五战区移防鄂北、鄂西、皖西、豫南地区后，部队由主要担任机动作战变为驻守防御，战线相对固定。    
    鉴于防区广大，战线太长，李宗仁决定将所辖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兵团。    
    11月13日，李宗仁任命张自忠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三十三集团军、许绍宗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刘汝明的第二十八军团、郭忏的江防军及肖之楚的第二十六军等部。    
    张自忠深感责任重大，接到任职令后，开始打算推辞不就，便致电李宗仁道：“职自知任重才辁，万难胜任。”但李宗仁主意已定，张自忠固辞未准，只好于18日由钟祥赴荆门就职。    
    右翼兵团总部设于荆门县城龙泉中学。    
    不久，刘汝明调归左翼兵团，由孙连仲指挥；肖之楚第二十六军划归江防军系列。江防军虽名义上隶属右翼兵团，而实际上由蒋介石直接指挥。所以右翼兵团的基本部队，实际只有第三十三、第二十九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系川军部队，王缵绪任总司令，因当时王尚在四川任省主席，总司令由许绍忠代理，下辖两个军，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第六十七军（军长许绍宗）。    
    右翼兵团防区以荆门、钟祥为核心，地处鄂北地区之南部，与江防军防区相连。为协同双方之作战，1939年1月，军委会任命江防军司令郭忏兼任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同年9月，江防军之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也被任命为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郭、周二人均列席三十三集团军和右翼兵团军事会议。    
    荆门是一个小县。张自忠被任命为右翼兵团总司令后，走马上任来到荆门。    
    张自忠来到荆门县城，刚刚走到城门口，便见一群人站在那里。却原是荆门县的县长率领着县里的士绅等头面人物，专门在这里恭迎他这位总司令莅临荆门，就任右翼兵团总司令之要职。    
    见着张自忠一行到来，这位县长满面谄笑地躬身向张自忠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卑职荆门县县长单伯马率全县士绅，恭迎总司令戎驾莅临荆门县。”    
    张自忠挥挥手道：“自忠不敢有劳各位之厚意。”    
    单县令躬身伸手一领：“请总司令上轿。”    
    张自忠一看，旁边停着一乘小轿，还有三匹马。他很不理解，便问道：“这是干什么？”    
    单县长忙躬身陪笑地解释道：“荆门乃蕞尔贫困小县，各方面条件差，不周之处，请总司令多多谅解。”    
    张自忠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不禁正色道；“我张自忠是总司令，也是军人，现在的军人是为保卫国家神圣领土而战，我们不是来享受什么的，你们何必来这么一套。不错，在你们眼里，我是总司令，是大官，可大官就需要你们溜须拍马奉迎一番吗？我希望贵县长身为一县之长是这荆门老百姓的父母官，还是多动动脑筋为全县老百姓办点好事才是正理，不要只会趋炎附势，拍马奉承才好。我张自忠从北到南，大都是同士兵们一起走路，从徐州到许昌，一千多里，都是和士兵们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过来的，没有骑过一次马。我用不着你们拿轿子来抬我。”    
    一顿训斥，把这位“善拍马”县长训得面红耳赤，只有低头唯唯。    
    张自忠最后道：“我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么一股风，但我希望单县长不要跟着这股风气跑。”    
    “是，是，卑职一定谨记总司令的训示。”    
    这一群士绅，由单县长率领，陪着张自忠一行，向右翼兵团总部所在的龙泉中学走去。    
    一路之上，张自忠问单县长：“你们防空设施有哪些？防空宣传和组织如何？敌机来袭时有哪些信号？民众对抗日工作抱什么态度？你又是怎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军队打日本的？”    
    这一连串问题，问得单县长张口结舌，对答不出：“这个，这个……”支吾了半天，也没有回答出一个问题。    
    张自忠看见他那副尴尬、狼狈的样子，心中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你这个县长大人，这些都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关系全县百姓生命的大事，怎么没有认真考虑，怎么一点工作都没有做呢？这样怎么行呢！？敌机很快就会来空袭，你赶快回去，照我说的这些方面去做。”    
    “是！卑职这就去按总司令的训示办。”单县长汗流满面地惶恐地回答。    
    张自忠回身对跟在身旁的黄参谋和姚副官道：“你们两人同单县长一起去，协助他们把县里的这些工作抓起来。”    
    “是。”黄参谋和姚副官应道。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3)

    果然不出张自忠之所料，几天以后，30多架日本轰炸机猛烈空袭荆门。    
    敌机在空中带着刺耳的尖锐呼啸声掠空而过，机头上喷射出一串串火舌，射向地面，地上的人挨上了它，便一个个地倒了下去。    
    这一只只黑色的钢铁怪鸟，张着黑色的翅膀，在空中向地面的荆门县城“屙”下一串串黑色的钢铁怪“蛋”来。这些“怪蛋”落在地上，便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爆炸声，大地在震颤，城市冒起了冲天的大火。荆门老百姓，是第一次经受日机的空袭，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一时间被吓懵了，男呼女哭小孩叫，满街乱跑。天上的这些钢铁“怪鸟”，怪啸着追逐着四下奔跑的人群，向他们俯冲过去，喷出一串串钉人的“火舌”……。    
    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在用机枪向无辜的平民扫射，在用炸弹屠杀中国平民、毁灭中国的城市。    
    当时张自忠正在县城西关龙泉中学总部。听到轰炸声，他立刻走出房屋，亲自指挥附近军民疏散隐蔽；然后自己也躲到一棵树下。他眼见敌机肆虐，地上一片片房屋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化作一片焦土，遍地横卧着血淋淋的尸体，百姓失去亲人、房屋、财产而哭天抢地的悲哀惨状，心中怒火与悲痛、羞愧交织。    
    他对身旁的徐惟烈参议说道：“我们国家遭受日寇这种侮辱、欺压，实在太可悲了。我这个总司令、军长也感到实在有愧，对不起老百姓呀！”    
    说着，他血气上涌，竟然不顾个人危险，冲上一个瓦砾堆，大声对周围的官兵道：“日本鬼子已疯狂到毫无人性的地步，惨杀无辜，令人发指。我们作为军人，不能保卫他们，真是奇耻大辱！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参谋处当即把这段话通报各部队。    
    突然几颗炸弹在他的附近爆炸，险些儿将他炸伤。事后，幕僚们怨他太冒险，不珍爱自己。张自忠摇头叹息道：“因为时间和环境关系，现在我们干部的能力和士兵的素质都不如从前了，惟有高级官员抱以必死的决心，才能鼓舞士气，获得胜利。再说，我们物质方面没法和敌人比，我们除了必死的决心，还有什么取巧的办法可以战胜敌人呢？”      
    本是古色古香、安静整洁的荆门小城，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瓦砾遍地，面目全非。但由于张自忠坐镇于此，他的镇定如恒，居民也才能安定下来，商店、铺面大多能照旧营业，没有出现混乱和逃难的局面。    
    驻在这里的五十九军直属部队也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对居民秋毫不犯。外地来荆门的人士见后，也称赞不已。    
    1939年初，“抗敌演剧第四队”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派遣，来到荆门、钟祥一带为三十三集团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这个剧团的前身是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所属“上海救亡演剧十一队”，1938年初接受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改编为抗演四队。演员们都是文艺界爱国进步人士，许多人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自忠对抗演四队的到来十分欢迎，但也产生一点误会而引起张自忠的不快，那就是独幕话剧《反正》。张自忠误会此剧是有意影射、挖苦他的。为此他难过极了。尤其是抗演四队挂的又是军委会政治部的牌子，更增加了他的误会与怀疑。所以看了《反正》，他拂袖而去。    
    直到第二天，在一个座谈会上，通过大家发言，才消除了张自忠的误会。    
    座谈会是应演剧队的请求，在集团军总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    
    由于心情不好，张自忠沉默不语，一时气氛沉重，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张自忠打破沉默，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武汉失守以后，抗战的前途如何？将如何发展？”    
    演剧队负责人翁村、许智等人商议后，请队里年龄最小的女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不久，四队队员都学过。这个队员就根据《论新阶段》的精神，条分缕析，侃侃而谈，头头是道。    
    张自忠不知内情，对这位年轻的小妹妹居然有这么高的水平感到惊奇。他一边听，一边点头。听完后他紧紧握住这位小女演员的手说：“讲得好，讲得好！”由此他改变了对演剧队的看法，消除了误会与不快，还主动提出可以在他的部队里继续演出《反正》这出戏，用以鼓舞、教育官兵。    
    1939年2月，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离开荆门，迁往宜城县赤土坡。    
    在荆门的三个月里，张自忠所部军纪肃然，秋毫无犯，与老百姓相处十分融洽，以致离开时群众恋恋不舍。    
    前来送行的士绅们要求张自忠留下一帧照片。张自忠问他们要去何用，士绅们回答说：“您的部队纪律严明，老百姓都感激。我们准备给您竖碑，把照片嵌在上面以作纪念。”    
    张自忠却郑重地对他们说：“我的军纪虽严，但部队官兵多，难免没有打扰百姓的事发生，竖了碑百姓不见则已，若一见到，岂不指着像骂我！那样一来，非但不能流芳千古，反而成了遗臭万年。请乡亲们还是在抗日方面多做一些实事更好。”    
    士绅们听他如此一说，只好作罢。    
    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刻碑于龙泉书院陆九渊祠旁，以志纪念。    
    宜城在荆门以北约100公里。赤土坡位于宜城以南约十公里，东面与襄（阳）沙（市）公路相临。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风景宜人的小村庄。    
    张自忠住在乡绅李子惠家。    
    总部安顿下后，张自忠派人挨家挨户在全村及邻村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登记。群众均不知其意，大家心中忐忑。没过几天，每个老人都收到一份礼品。老人们来向张自忠道谢。张说：“人人都要尊敬老人，这区区薄礼，略表敬意。”    
    张自忠住进村里，很快把村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乡绅王殿臣老母80寿辰，张自忠派人送去一块寿匾，上书“张氏太太八十寿辰”。宾客惊讶之余，交口称赞。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4)

    张自忠住在这里，还喜欢在暇时到村外散步。一次他遇见一老太太掉进堰塘里。他让护兵救起，问其原由，老太太哭诉儿子李正义等儿女不孝，遂萌轻生念头。张自忠派人把李正义找来，严加训斥，并要处理他。李吓得跪地求饶，连向老母认错，并保证今后改过。张又将其教育一顿，才让其扶着老母回家。    
    张自忠尊老敬贤的做法，对这里影响很大，孝敬老人在这里遂蔚然成风。     
    这里是一个穷村。张自忠在这里帮助穷苦村民生活、解决村民生产上的困难的故事很多。为此他这个总司令，受到全体村民的热爱。    
    1939年9月，为了防备日军进犯宜昌，三十三集团军奉命移防当阳。     
    临走前一天晚上，张自忠找到王殿臣、王殿武和李子惠说：“由于局势变化，我们明天要走，特来跟你们告个别。这事你们晓得就行了，别声张，免得影响老乡们的活计。”    
    王殿臣他们听说张总司令要走，知道挽留不住，但想到他的部队待乡亲们的许多好处，又怕不告诉大家会受到乡亲们的抱怨，于是便把口风露了出去。    
    村民闻讯，备了很多礼品，一清早就聚集在村口，要为张总司令送行。    
    等了半天不见人出来，这时王殿臣、李子惠等人从村西蛮河边回来说，总司令天不亮便从李家后门出去坐船走了。    
    村民又涌到河边，见船已开出很远了。    
    驻扎宜城期间，张自忠还组织政治部宣传人员用讲演、贴标语、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铁血歌》、《向前走别退后》、《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话剧《松花江上》和《卢沟桥》更是轰动四野八乡，观者人山人海。    
    五十九军还在宜城成立了许多儿童团，并派一些老兵训练他们战斗；还组织儿童打扫街道卫生、站岗放哨、盘查旅店外来人等，搞得有声有色。    
    鄂北地区有一条颇有名的百里长渠，西起南梓县武镇谢家台，东至宜城县璞河镇赤湖村，灌溉两县30余万亩良田。    
    这条长渠，就是张自忠生前倡议修复的，后来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荩忱渠”。荩忱渠的前身，是比成都都江堰还早30多年的“白起渠”，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白起渠本是白起为伐楚而修建，后来人们用它来灌溉农田。自秦汉以后，渠道兴废无定。到了明代，长渠完全失修，平时无水，雨时成涝，长渠两岸，十年九灾，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张自忠住宜城赤土坡期间，发现当地很多农田因无水而插不上秧，或插上而无水不能成活。    
    为了摸清此渠的详细情况，张自忠指示宜城县长陈英武对渠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同时征求民众意见，得知乡亲们盼望修复长渠的愿望十分强烈。    
    张自忠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慎重的考虑，1939年6月29日，亲自致电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重。正式提出修复此渠的建议：    
    恩施，省政府主席立三兄：    
    顷据宜城各界代表贾世昶等声称：在昔，河西原有长渠一道。上起南漳之王家河，下至宜城之赤湖，蜿蜒七十公里，灌田三十余万亩。嗣后渐次湮没，以致水旱更迭，灾害频仍。若加修浚，岁可增产食粮百万石左右。值此抗战期间，增加生产实为扼要。拟请转电兴修，俾国计民生同受其利，等语。查普国抗战，原以持久为争取最后胜利之惟一途径。前方将士喋血奋斗，端赖后方大量生产以充实抗战资源，而田地丰欠，直接关系军食尤重。该代表所呈各节经详细核询尚属实，情爰为电达，拟请吾兄加以审核，即转令宜、南两县，动工兴修。再，敝部整训期间，并可酌派军队帮助疏浚，以期早日厥成。如何处之，仍祈卓裁见复为荷。   弟张自忠叩    
    严重接电后，很快复电表示同意。    
    张自忠遂派代表会同南、宜两县官员和襄阳专员公署所派技士吴兴等，沿故渠逐段勘测，商定修渠方案，早报省政府。省政府即将修渠方案列入预算，并派遣第二勘测队再次赴实地复测，进一步厘算工程量和所需费用，筹划开工事宜。    
    这时，驻武镇富商大贾闻讯，惟恐“渠通而河涸”，有碍舟楫航行，不利经商，乃行贿赂之伎俩，暗中派人给张自忠送来一箱银钱和很多贵重礼品，以求张将军进言省府，不再修复长渠，当即遭到张自忠严词拒绝。    
    由于张自忠的鼎力支持，长渠修葺工程于1939年秋末动工。为解决运输困难，张自忠派一八○师一部从黄良沟以船运石至谢家台渠首处，还派部队担负了武镇至宋市间最坚硬土质的土方挖掘任务。    
    此举受到宜城人民的赞颂。但由于冬季攻势开始，张自忠率大军奔赴襄东，修渠之事无人力主，遂停工不了了之。不过，在张自忠殉国后，省政府曾复议修复长渠，拨法币590万元，将长渠命名“荩忱渠”，但因日军入侵襄阳而停工。抗战胜利后又曾复工，因经费无着再度停工。直到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才复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于1953年完工。张自忠生前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5)

    1939年8月上旬，蒋介石自重庆来电，召张自忠赴渝述职。    
    张自忠安排好军中工作，便动身赴渝。到前线来看望他的好朋友陈继淹与他同行。他们乘车到宜昌，再从宜昌乘船溯长江西上，经30多个小时，到达陪都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金碧山顶，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城市，是历史名城，也是西南地区工商业中心。市区倚山而建，是著名的山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迁都重庆。    
    蒋介石看中重庆，是由于这里地处西南腹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且水陆交通便利。另外重庆还有“雾都”之称，一年之中，至少有半年笼罩在雨雾之中，这正好成为防御日寇空袭的天然屏障。    
    张自忠这是第一次来到重庆。重庆此时已是国家的首都，国民政府的要人都聚集在这里。这里有他的许多朋友，有曾同他共过事的袍泽故旧，他素所尊敬的老长官冯玉祥也在重庆。第三十三集团军还在重庆菜园坝设有一个办事处，处长李沂。    
    张自忠自从1937年底获准回部队重掌军权，他对蒋介石一直感恩戴德，异常尊崇，认为是中国的领袖。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后，这个观念更为明显。    
    张自忠在受到蒋介石接见后，立即去歇台子抗倭楼，拜见冯玉祥。张自忠是中原大战后仍对冯玉祥忠心耿耿的少数几位将领之一。他认为自己能有今天，是得到冯玉祥栽培的结果，并且在自己危难坎坷之际又是他伸以援手。冯玉祥虽对他称兄道弟，但他仍恭称冯为“先生”。    
    冯玉祥受蒋介石排挤，处境大不如昔，虽说名义上是“副委员长”，但实际上是个有职无权的“摆设”。许多旧部投蒋之后，为讨好蒋，对冯惟恐避之不及。张自忠却一如既往，令冯也很感动。    
    这次重庆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冯玉祥对张自忠在前线取得的胜利，也倍加赞誉、鼓励。    
    张自忠得知冯玉祥设有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就请冯派一位研究人员随他到前线给三十三集团军将士讲一讲抗战形势，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冯玉祥欣然同意，决定派研究室主任赖亚力赴前线讲学，并派陈天秩到三十三集团军帮助开展政治工作。    
    张自忠留渝20余日，在离渝时还特地去向冯玉祥辞行。他告别冯玉祥已走出门，忽然又回身进屋，给冯玉祥磕了一个头。这个举动弄得冯玉祥惊愕不已，问道：“荩忱，你这是干什么？”    
    张自忠眼含热泪，郑重地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意为国尽忠；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张自忠在重庆也会见了另一位西北军的老长官石敬亭，以及秦德纯、熊斌、肖振瀛等一些老朋友。    
    1939年，张自忠在钟祥县纺家集集团军总部，接见了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名记者，被人们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在文章中多有赞扬张自忠的地方。后来史沫特莱要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访，希望张自忠予以批准。    
    当时正碰上一个重庆派来的高级军官在场。那位军官说：“新四军的挺进纵队是非法的，无权在这个地区立足。”    
    张自忠立即予以坚决驳斥：“非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们在敌人后方肃清了许多伪军；他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日军俘虏。那是非法的吗？如果是，什么叫合法？！”    
    他提笔批准史沫特莱一行访问新四军，边写边说：“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长是共产党，游击队便是非法的。非法个屁！只要是一个打敌人的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我才不管！”    
    荆沙地区是重庆的门户。最高统帅部决定固守汉水，确保荆沙地区。    
    第五战区为了作战便利，划分为三个兵团。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孙连仲为左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三十军池峰城部、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及地方部队。    
    李品仙为中线兵团总司令，指挥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广西部队和新野、随枣二县地方团队，司令部驻镇平地区观音寺。    
    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郭忏的江防军（辖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四军和要塞守备部队、第一二八师）、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辖第四十四军和第六十七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保卫鄂西、鄂北地区的防务。    
    张自忠右翼兵团布防，以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占领大洪山地区，阻止京山和山羊店的日军北犯，司令部驻襄河东岸张家集附近；以郭忏指挥的江防军占领泅口洋河以南沙市等地区，阻止敌人西进，江防司令部驻宜昌地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司令部驻荆门北快活铺夏家湾；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担任旧口地区以北河防，并派一部在钟祥以南地区活动，阻止敌人西犯；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担任钟祥以西荆门以东河防，北至贺家集，军部驻荆门；第五十九军为集团军部预备队，防守快活铺东北孙家集、转斗湾地区，并派一部担任襄河东岸长寿店、丰乐河地区的警戒，阻止敌人西犯。    
    同时以第七十五军周碞部集结在当阳地区，为右翼兵团部预备队。    
    由于鄂北地区之第五战区部队对日军控制的武汉三镇及平汉铁路交通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日军趁我军立足未稳，频频向我发动攻袭。    
    1938年11月下旬，日军以一个团向襄河东岸的京山进犯。    
    张自忠事先得到了这一情报，便命令三十八师一一四旅埋伏于孙家桥，以两个团配置于鸭子山，另以小部队与敌接触，诱敌深入。及日军进至孙家桥，一一四旅猛烈出击，鸭子山之两团伏兵则猛攻敌之尾部。日军首尾难顾，伤亡800余人，并遗弃大量军用物资，狼狈逃窜。    
    这是张自忠驻防鄂北的第一仗。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6)

    12月上旬，不甘心吃败仗的日军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军进犯。一路沿洋梓、随县进攻襄河，一路进犯京山、孙家桥一带的三十八师。    
    因左翼军随县、洋梓阵地相继失守，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向张自忠报告说：“左翼友军失利，撤退后，我军孤立，可否暂时转移，以防不利。”    
    张自忠不准：“紧要关头，要继续战斗，不准后撤，要知道战斗越接近胜利，困难越多，我们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保住一切！要信心百倍，去争取最后胜利。最后胜利归于最后努力者。”    
    官兵们在总司令的鼓励下，不顾危险、英勇杀敌，顶住了日军多次攻击，掩护友军安全脱离危险。    
    1939年初，日军四个联队分三路向第五战区进犯，一路沿襄河左岸犯我襄河枣阳；一路由信阳犯我桐柏；一路由钟祥沿襄河东岸向樊城进犯。    
    五战区长官部命孙连仲兵团守南阳，命张自忠坚守襄河，阻击日军，以确保战区与后方畅通无阻。    
    张自忠命令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杨干三团急渡襄河，在流水沟阻击三路进犯之敌。敌军败退，杨团追敌30余华里。敌人在溃逃中又遭一一二团截击，伤亡惨重。    
    一一二团奉命从左路追击，到耗子岗时天已拂晓，发现山下日军正整顿队伍。张文海团长、高家凤营长居高临下，急令队伍向敌人发起闪电式的猛击，当场击毙敌联队长一人，全歼一个联队，缴获战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1939年2月，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荆门移驻宜城县赤土坡。日军再犯京山，来势甚猛。张自忠指挥部队退守孙家桥，遏制住了日军攻势。    
    日军正面进攻不能得逞，便以快速部队迂回攻击我军后方之钟祥。我军腹背受敌，只好忍痛放弃孙家桥，向大洪山转移。    
    过后，张自忠以未能拒敌，有负职守，致电军令部说：“河东战役，职指挥无方，以致未能拒敌，乞赐处分。”    
    主持军令部部务的刘斐次长看了来电，当即批复：“该军苦战经旬，各出力将士，均应嘉奖。国军抗战，原不以胜败论功罪。望继续努力奋斗，以摧顽寇，所请应予免议。”    
    4月初，各战区奉蒋介石之命，对敌发起“四月攻势”。第五战区之左右翼兵团及江防军，均以一部参加攻势行动。张自忠统率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向襄河东岸京钟公路附近的旧口、钟祥地区日军据点出击。2日，两军按计划发起猛烈攻势。张自忠亲渡襄河，前往第七十七军方面督战。    
    此役歼敌2000余人，并收复了部分阵地。蒋介石对此战果很是满意，特致电张自忠说：“此次京山之役，贵部坚强抗战屡挫凶锋，使全线稳定，厥功甚伟，特奖赏洋二万元，代备死伤官兵抚慰等临时补充之用。”    
    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    
    在此前，蒋介石派员到部队观察，来到七十七军一七九师驻地洋坪，师长何基沣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极为不满。何师长借向视察人员汇报情况，反映了战士流传的“顺口溜”：“前方打的枪响，后方推的磨响，官兵吃饭垫的牙响”。“前方抱紧枪，后方抱紧人；前方打枪，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    
    蒋介石听到后，十分不高兴，密令张自忠：“撤掉何基沣一七九师师长职务，送重庆法办。”张自忠接到命令后，与冯治安商议，密而不宣。他趁到重庆机会，面见蒋介石陈述说：“何师长跟随我多年，是个真诚爱国者，对国家忠心耿耿，绝不会有负国家。自忠保证何师长不会有不轨行动。委员长可调其到中训团来，再进行一次考察。”    
    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的请求。    
    在何基沣到重庆中训团受训时，张自忠骑着他心爱的白马“长虫”送行，并派陈继淹陪同前往，请陈予以照应，使何避免了一场无妄之灾。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1)

    1939年4月中旬，日寇侵华部队的华中派遣军的指挥官冈村宁次中将，正策划着一个很大的阴谋，要将国民政府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包围歼灭。歼灭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的地点，冈村宁次计划在枣阳的东北地区。因此日本华中派遣军频繁调动，把所属第三、第十三、第十六、第十四师团、骑兵第二、第四旅团以及坦克、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在内总计约十万多人，秘密地向陆安、钟祥、淅河一带集结，准备以一部配置在淅河以东，进行牵制攻击；另以主力计划于5月上旬从陆安、京山附近向襄河东岸快速推进，以“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的战术，消灭第五战区主力。日军把这次军事进攻，称为“襄东战役”。    
    日军秘密调动，却也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侦察到了他们的动向，便命令第五战区停止“四月攻势”，改变作战部署，准备应战。为加强第五战区军力，下令调至第一战区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向桐柏、南阳地区集结，重回第五战区序列；同时还下令与第五战区相邻的第一、第三、第九战区准备对第五战区进行策应。    
    李宗仁也得到上海发来情报，得知日军这次作战意图及兵力配备。因此，他向战区各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制定的总的防御方针是：“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人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主力。”还命令郭忏之江防军主力固守江防及襄河西岸，并以一部侧击汉宜公路之敌。另以二十六军主力推进至沙洋、十里铺、沙市地区；张自忠之右翼兵团除防守襄河西岸外，应竭力加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置阻止日军北上，掩护左翼集团军之右翼。其中河防部队应阻止日军由钟祥渡河，可以一部渡过襄河向钟祥地区侧击，牵制敌之北进；李品仙之左翼集团军（含汤恩伯之第三十一集团军）在随县附近阻敌西进，并将主力配置于左翼，伺机向敌侧背攻击；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二线兵团，其第四十一军在唐伯河及襄河西岸扼要防守，第四十五军集结于茅茨畈，准备用于钟祥方面。    
    根据战区的具休布置，张自忠迅速下达命令，确定了右翼兵团各部队的布置和任务：    
    一、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六十七军，仍负责姚家集（含）至王家港之河防，并应以有力部队渡河，向钟祥之敌侧击，以牵制敌之北进。    
    二、第五十五军仍负责王家港（含）至陈家台河防，应保持重点于左翼，并派有力部队渡河，向钟祥之敌侧击。    
    三、骑兵第九旅（欠一个团）将河防交代后，集结于朱家埠、双河口间地区，准备接替第四十五军一二二师防务。    
    四、骑兵第十三旅以一部担任利河口、桐木岭间各渡口警备，余仍驻胡家集附近，任交通维护。    
    五、第一三二师以主力推进于邹家嘴、转头湾（今转斗湾），增强工事，以一部推进于丰乐河，构筑桥头堡阵地，掩护浮桥，并为预备队；炮十六团第五连配属于该师，归王长海师长指挥。    
    六、第三十八师以一团兵力推进于流水沟附近，为总预备队，其余仍担任李家营至宜城守备。五十九军野炮排配属该师，归黄维纲师长指挥。    
    七、第三十七师仍固守薛家集、张公庙、火星庙之原阵地。    
    八、第一八○师（附骑兵一团）应固守杨家岗、楼子庙、杨家市之原阵地。    
    九、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二师在骑兵师未接防前，仍占领蔡家集、周家集、白林寺、云雾山之原阵地，将主力集结于右翼，相机攻敌右侧。    
    战斗指挥所推进到钟祥县快活铺附近。    
    这次战役第五战区参战部队共投入步兵41个师另两个旅，骑兵一个师另一个旅，炮兵两个团，游击队六个纵队，共20万人。    
    本来按照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制定的《二十七军陆军师暂行编制表》，每师的兵力数，装备山炮者应为9837人，装备迫击炮者应为9358人。但由于蒋介石推行歧视、排挤杂牌军的政策，五战区所辖部队中，仅中央军系统的江防军及第三十一集团军编制、装备较整齐，其余非嫡系部队因连续作战而未得足额补充，兵员、装备尚不及编制的半数，每师仅有三四千人，武器数量少且质量也差。就连张自忠部作战最得力的三十八师也未能幸免歧视。随枣战役前，该师由原来的六个团被压缩为三个团，兵力不足4000人。    
    这次战役参战日军共计四个步兵师团、两个骑兵旅团、一个重炮兵旅团、六个独立炮兵团、三个坦克营，总兵力约12万人。其兵力虽少于中国军队，但如果计入武器因素，日军整体力量有着明显优势。    
    作为张自忠的右翼兵团共辖12个师，大部投入作战。    
    战役最初阶段为二十九集团军六十七军两个团、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五军三个团、三十七师全部、一八○师全部、骑兵第九师两个团，总兵力3万人。    
    右翼兵团正面之敌为日军第十六师团全部、第十三师团一部、骑兵第二旅团全部、骑兵第四旅团一部，其中包括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辎重兵团、一个高射炮兵团，另配属伪军刘桂堂部约5000 人，总兵力约3.5万人。    
    可见敌我兵力对比对我十分不利。更严重的问题是，右翼兵团所属部队均为非嫡系部队，备受蒋介石的排挤、歧视，消耗巨大而补充很少，实力逐渐削弱，士气深受影响。由于各部队出自不同派系，相互之间难免存在隔阂，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安危轻重上十分敏感，太多考虑自己部队存亡重于一切，调度指挥十分棘手。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2)

    张自忠感到，在这场即将展开的恶战中，只有自己的三十三集团军不惜牺牲，担任重任，才能带动整个右翼兵团奋起抗战，挽回危局。为此，他亲笔致书三十三集团军诸将领，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情理，力求鼓舞斗志，激励士气。信中说：    
    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大家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敷衍，弟对部下也敷衍；敌人未来我们是敷敷衍衍地布置，敌人既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讨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在前面不打，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完是一样完，牺牲是一样牺牲，不过徒然给世人嘲笑。所以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    
    我与弟等同生死、共患难十余年，感情逾于骨肉，义气重于同胞，我是不忍令弟等走这灭亡的死路。弟等夙识大体，明大义，谅自己也绝不肯走这条路。无疑的我们只有走另一条路，就是拼。我们既然奉命守这条线，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我们就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绝不后退。    
    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得吗？幸而我们的拼，能挡住了敌人，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着无上的光荣，我们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他们的豢养，我们亦不愧做一世军人。所以，这一条路是光明磊落的路，是我们惟一无二应该走的路。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惟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这分明是一封勉励其所属将士奋力杀敌宣言，也是一封阵前遗书，悲壮、沉痛，大义凛然，诚挚感人，掷地有声。    
    延安《新中华报》著名记者王梓木曾写道：“我们读了张将军这封沉痛的遗书，他虽然是以长官的地位来和部下说话，然而在措词上是太有分寸了。没有漫骂，也没有哀求，以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牺牲个人利益凛然，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    
    4月7日，日军以三个多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军进攻，一路从信阳地区向确山我左翼兵团六十八军刘汝明部进攻；另一路从应山、花园地区向随县地区进攻；第三路沿汉水北进，向宜城、襄阳进攻。22日晨5时，日军主力第十三师团临时配合两个联队和骑兵第二旅团，在飞机、坦克掩护下，集中炮火向一八○师五三八团阵地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突破五三八团一营阵地，向长寿店进攻，被五三八团、五四○团两面夹击，将其阻止在长寿店以南周家冲、李家集地区。    
    24日晨，敌人又集中全力向五三八团阵地猛攻，战斗约历一个小时。敌人由十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向五三八团、五四○团之间猛攻，阵地被突破。    
    当时师长刘振三给陈芝芳团长打电话，命他向丰乐河、转斗湾地区撤退。    
    张自忠命一八○师诱敌深入，将敌人诱至田家集、流水沟地区，然后用全力将其歼灭在襄河东岸。并说他将亲率三十八师、三十七师和骑兵师等部，从宜城流水沟地区渡河截击敌人，将北犯日军消灭在田家集、黄龙垱地区。    
    同时，张自忠命七十七军冯治安部从荆门西北贺家集渡河，侧击日军的后方；命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从大洪山向敌人右侧背进攻，并派一部兵力向京钟公路布防，阻止日军增援部队；命一八○师在丰乐河以东地区集结，阻止日军，准备将北进的敌人后路截断，协同三十八师和骑兵师夹击敌人，将日军歼灭在田家集以北地区。    
    此时，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从樊城渡河，已到黄龙垱以北。战区司令部命广西部队一个军从襄河渡河，协同第二十二集团军向敌人猛攻。战区作战计划，准备将敌人消灭在黄龙垱、灌子口地区。    
    25日晚，三十八师从流水沟渡河，占领阵地，阻止日军渡河。此时，北进的敌人占领田家集之后，主力继续北犯。其一部向三十八师黄维纲部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敌人伤亡很重，向后撤退。张自忠命三十八师向敌人猛追，追到田家集西北地区，与敌人展开激战。张自忠命一八○师刘振三以全力从丰乐河东面向田家集的敌人猛攻，协同三十八师夹击敌人。    
    刘振三受命后，给陈芝芳团长打电话说：“总司令已从宜城渡河，亲自指挥向敌人进攻，正在田家集西北地区与敌人激战中。命第五三九团一部向长寿店进攻，命五三八团和五四○团向田家以南之敌进攻。”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3)

    五三八团到达郭家冲，发现日军有2000余人向北行进，陈芝芳团长即命第一、第二两营向敌人侧背猛击，同时向师部报告日军情况和他们团对敌人进攻的处置。    
    五三八团在田家集西南郭家冲东北地区与敌人约战3小时之久，将日军一部击溃。接着，刘振三又命五三八团和五四○团分两路向田家集方向进攻，在田家集西南约十里与敌人展开激战。    
    当天下午，敌人飞机五架，向我军阵地扫射。不久，日军约有1000余人向阵地正面进攻。五三八团和五四○团从两面夹击，反复冲杀，将敌人阻止在阵地之前，敌我双方伤亡都很重。    
    26日晨，日军从田家集增派二三千人，附大炮十余门，在飞机掩护下，向三十八师阵地猛攻。三十八师激战一昼夜，击退敌人三四次反扑，战斗非常激烈。黄维纲师长给张自忠打电话报告战况。说部队已顶不住，请总司令派增援部队。张自忠回答说：“北进之敌被我第二十二集团军击退；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大洪山将敌人的后路截断；第一八○师在田家集西南向敌人猛攻。日军伤亡很大。第五三九团已攻占长寿店以北地区。我命刘师长不顾一切牺牲攻下长寿店、田家集。请你告诉各指挥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敌人即将被我全部击溃。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去争取胜利。你要集中力量，向敌人猛攻。派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向日军右侧背迂回。”    
    战斗进行了一昼夜。激战中，三十八师营长金振声受了伤，坚持不下火线，他命令副营长率各连督战。又经过一番苦战，终将敌人击退。黄师长向张自忠报告了这个情况，张自忠当即命令黄师长将金振声提升为团长，并晓谕各部队，激励官兵奋勇杀敌。    
    全军在张自忠的亲自指挥下，士气大振，又经过半天的战斗，将日军全线击溃。    
    敌人总崩溃后，张自忠命五十九军向敌追击。    
    当天下午，三十八师追击到灌子口南田家集东北地区，在房子山附近，将日军击溃，毙伤敌500人左右，俘获战马80余匹。    
    三十三集团军通报了三十八师的胜利。张自忠并命令各军向敌人乘胜追击，又命一八○师进攻长寿店。    
    一八○师即向该地敌人发动攻击，不到三小时，即将长寿店东北15里的黄泥坑拿下，当天中午即攻克长寿店。敌人向钟祥县和洋梓镇溃退。    
    五三八团在28日中午到达洋梓镇北上洋梓地区，收复了原阵地。这一战斗，一八○师缴获战马30余匹，橡皮舟50多只，将日军松井部队击溃。    
    5月2日，张自忠被授予陆军上将衔。所谓上将衔，是根据国民政府公布之《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得先加上将衔”，“陆军第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转补。”    
    5月1日天刚亮，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随枣会战开始。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各以一部共5000余人，在地面炮火、空中火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支援下，向张自忠右翼兵团一八○师及三十七师阵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三十七师和一八○师经过“四月攻势”的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减员严重，没有获得兵源和武器弹药的补充，两师加起来实际兵力不过五个团，仅4500余人。在日军猖狂猛烈攻击下，两师全体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抵抗。激战一天，总算守住了狮子山、杨家岗主阵地。5月2日，日军以更猛烈炮火，还出动坦克部队向我军更加疯狂地攻击。驻守阵地的两师官兵，以劣势装备、劣势兵力，用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与强敌决战，再次打退了日军进攻。    
    4日夜，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从京山赶来增援。5日清晨又发动新的一轮更大规模的进攻。连续作战，我军伤亡颇大，且官兵疲惫不堪，坚持到晚上，我杨家岗、狮子山阵地终于被敌突破。日军继续向北猛扑，同时分兵向西北方向推进。    
    6日，右翼兵团驻守的普门冲、长寿店、黄起庵等阵地亦相继失守，在襄河东岸的我军主力被迫退守马家集以北地区。    
    张自忠得到前线报告，说一八○师师长刘振三被日军阻隔于马家集以西，与师主力失去联系。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也脱离部队，生死不卜，下落不明。这样一来，三十三集团军在襄河东岸的两个师都被敌人冲乱了。同时还获情报，日军乘乱推进，直趋枣阳，战局十分危急。    
    为扭转危乱战局，张自忠立即下令调整战斗部署：    
    命令冯治安统一指挥骑兵第十三旅、第一三二师（缺一团）、骑兵第九师（缺两团），担任陈家台至廓海营间河防。    
    第一三二师以一个团兵力占领丰乐河据点，掩护全军右翼。    
    张自忠亲自指挥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八○师及骑兵第九师两个团，于马家集、清水桥、流水沟地区占领阵地，阻止敌人向北推进，并且以一部兵力布置在敌后和占领沿河侧面阵地从侧后攻击敌人。    
    这样布置应该说是可行的。各部奉令行动，一面正面阻击敌人，一面向敌人侧后进攻，击毙日军甚多，可惜因为兵力不足，终不能阻止日军进攻。8日，日军侵占了枣阳。    
    右翼兵团的六十七军，在5月3日以第一六二师的第四八四旅从沙集渡过襄河，5日向旧口的日军发起进攻。占领这里的日军一个加强营，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战斗到7日午后，我军仍不能将旧口攻下，便改向白石桥、何家集挺进，从侧面袭击汉宜公路的敌人。    
    与此同时，防守大洪山主阵地之第四十五军第一一二师，因不敌敌军强大攻势，连失温家店、张家集、茅茨畈，于8日夜向襄阳方面撤退。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4)

    左翼方面，日军第三师团也于5月1日发起攻击，但是，却遭到中国军队左翼兵团的第十一、第三十一集团军的顽强抵抗，但因右翼方面张家集、枣阳失守，左翼兵团后路有被日军截断之危险，不得已在日军形成合围前向枣阳以北唐白河地区转移。    
    这样，日军虽然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却未能实现包围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    
    张自忠对于因右翼兵团阵地连连失守，导致全盘战局不利深感不安，便决定亲自东渡襄河督战，全力挽救危局。    
    8日拂晓前，大雨倾盆，天如漆染，伸手不见五指，张自忠率幕僚及总部人员冒雨渡河，向东疾进。    
    渡河之前，当张自忠由快活铺行到襄河西岸转头湾（今转斗湾）时，意外遇到吉星文（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厉声问道：“你来做什么？”    
    吉星文答道：“我来向总司令报告。”    
    张自忠一听，大火：“哼！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的英雄呢！你是狗熊！你赶紧给我过河继续抵抗，再退我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不敢再吭一声，立即调头返回河东去了。    
    与吉星文一同退过河西的一八○师师长刘振三，在远处听说总司令来了，吓得一缩头就赶快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了要问起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张自忠渡过襄河后，将指挥部设于唐家湾，并严令河东部队、河西岸的河防部队及留置敌后的部队发动反击，以阻止敌军北进，切断其后方联络。他作出新的部署命令：    
    一、冯治安就近指挥第三十七师及第一三二师河东部队占领丰乐河、清水桥各据点，坚决阻敌继续北进，并以一部接替流水沟防务，以掩护军之侧背。    
    二、三十八师由雅口、流水口向田家集之敌侧击，随后第二二四团将流水沟防务交第七十七军接替后归建，该军未接替前，留一部监视当面之敌。    
    三、骑兵第九师第三团以张家湾为据点，主力向新街，一部向田家集搜索警戒，并掩护三十八师左翼。    
    四、一八○师经杨家棚向宋家集方向搜索、警戒，并掩护第三十八师右翼，与三十八师取得联络后，即集结于耗子岗一带地区。    
    五、各部限9日8时以前开始行动。    
    以上命令将战斗力最强的三十八师投入作战。这样一来，五十九军所辖三个师已全部投入河东战斗，这显示了张自忠全力御敌的坚强决心，也体现了他自我牺牲的一贯精神作风。    
    5月8日中午，张自忠致电蒋介石报告了当前战况，并表示：“职现亲率三十八师之两团渡河，攻击北窜之敌，如任务不能达到，决一死以报钧座。”    
    刘斐次长深为张自忠的慷慨悲壮所感，当即在来电上批复：“钟祥方面之战况，非张之奋勇决心不能挽其危局，实可嘉尚。”    
    黄维纲师长奉张自忠命令后，即率第一一二、第一一三两个主力团，冒雨向田家集急速前进。于10日拂晓抵达耗子岗以东时，发现日军一个辎重团正向田家集坪内集结，欲向西边板桥方向进犯。    
    张自忠闻报大喜，即令黄师长抓住有利时机，突袭敌人，予以歼灭。三十八师立即行动，抢占田家集以西大家畈附近之制高点，迅速构筑阵地。这个大家畈是一个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它在宜城县东30公里，东接田家集，西邻板桥。村的南北都是山峦重叠，村在两山夹峙的山脚下，这里从军事上讲，是一个进行伏击的好地形。它的南面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刘家集、狮子岩、亭子山，莽莽苍苍，层峦叠翠，逶迤险峻。其中，张家湾卡子是最险的处所，这里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    
    三十八师的两个团，在东起亭子山西至刘家集，长达两公里的山腰间，构筑好简易工事，将所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配置于第一线。至清晨时已完成伏击准备。    
    10日晨7时许，田家集的日军，耀武扬威地向板桥方向浩浩荡荡而来。当他们进入伏击地带，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三十八师，一声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线一齐向日军猛烈开火。日军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四散奔逃。那个狼狈劲，哪里还有一点那种张狂不可一世的“皇军”傲气。有的躲进灌木丛中，就像一只只把脑袋埋进沙子里的驼鸟，有的钻进草堆，有的钻进粮囤，还有逃进老百姓家，一头扎进猪圈……真可谓洋相百出，令人笑杀。三十八师乘胜追杀，斩获颇丰。战斗到11时，除少数敌人逃窜外，辎重团大部被歼。    
    这一仗，我军歼敌1000余人，其中毙敌参谋长一名，俘虏班长3名，击毁坦克一辆，缴获战马数十匹，橡皮艇、钢板艇30余艘，军用地图、弹药、给养、药品等一大批。    
    同时还缴获一份作战命令，内容为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由钟祥北进；第三师团沿襄花公路西进。    
    这说明日军攻击重点在钟祥以北。因与战区联络中断，张自忠于11日将这一重要情报直呈重庆。重庆方面当即将此情况电告李宗仁、李品仙、汤恩伯、孙连仲、刘汝明、覃连芳等部注意。    
    据俘虏供称，该辎重团所输送之物资，系供给主力部队渡河侵犯襄阳、樊城之用的。所携之60艘运输艇一次可输送一个营的兵力。    
    由于该辎重团的覆灭，日军渡河攻击襄、樊的计划未能得逞。    
    在三十八师取得田家集战斗胜利的同时，右翼兵团其他部队也积极向日军发动反攻：第三十七师克复丰乐河、清水桥一线；一三二师河东部队成功地截断了长寿店以南日军的交通线；第五十五军也以一部进至河东洋梓以西，于京钟路附近袭扰日军后方。    
    经右翼兵团全力反击，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中断，被迫停止北进，以主力回师维护补给线，从而使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明显缓解。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5)

    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特于5月12日致电程潜、李宗仁（此时李宗仁与张自忠的联系还未恢复）说：“张自忠刻亲在襄河东岸指挥二神庙、丰乐河、陈家集、亭子山、方家集、峪山之线我军，猛力侧击向北突进之敌，迭有斩获，战况顺利。”    
    在右翼兵团竭力攻敌侧背，将北犯日军后路截断之际，若左翼兵团主力汤恩伯之三十一集团军能抓住时机从桐柏山地区由北向南出击，必可将敌包围，造成一次绝好的歼敌机会。无奈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汤恩伯竟不愿配合友军作战，一味保存实力，不仅不主动向南进攻，反而擅自北撤，退至河南泌阳、内乡一带，坐失战机。    
    战后，李宗仁惋惜说：“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日军由于正面及侧面均受到牵制，师劳无功，反遭挫折，围歼第五战区主力阴谋难逞，从12日起开始收缩战线，我军发动反攻的机会已经到来。    
    鉴于五战区与第一线部队通讯联络尚未恢复，蒋介石责成西安行营主任程潜代行指挥。13日程潜严令汤恩伯向西南方向出击；令孙连仲部由南阳、唐河地区向南攻击；令张自忠以主力向枣阳方向攻击，与汤、孙两部协力夹击唐河以南地区之敌，以一部向钟祥附近作牵制攻击；令刘汝明部主力拒阻由信阳西进之敌；令郭忏之九十四军以一部向京钟公路攻击，策应各部队行动。    
    上述各部按命令向日军发动反击。    
    14日收复新街、唐河。15日发起总反攻。张自忠指挥部队向北猛烈攻击，当日攻占襄阳东南方家集。    
    日军在中国军队打击下，被迫全线撤退。到5月22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至此，随枣战役结束，除随县仍为日军占领外，双方基本恢复战前态势。    
    随枣会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达一万余人。其中，张自忠之右翼兵团歼敌4000余人，缴获战马74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4414人，生死不明者2702人，其中又以五十九军付出代价最大，伤亡达2153人，生死不明者2381人。    
    李宗仁对右翼兵团的奋勇作战予以很高评价。他在致张自忠的电报中说：“贵部于襄河以东地区亲率所属与敌血战，拼命牺牲，苦撑两周之久，予敌以重大打击，已奠定抗战必胜之基础，且达消耗之目的，并抱牺牲至最后一兵一弹为止，尤为壮烈感佩。”    
    蒋介石对于右翼兵团的表现也极表赞赏，指示李宗仁拨发张自忠部奖赏及补充经费现洋五万元，并令军政部对张部兵力、武器损失迅予补充。    
    为感谢张自忠所部官兵的戍守之功，宜城县各界发起献旗运动，并编演话剧《渡河督战》，颂扬张自忠的赫赫战功。张再三谦让，但宜城人民仍坚持到部队慰问。献旗大会宣读了献旗颂辞，表达了宜城人民对张自忠、冯治安两将军的敬仰、感激之情：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右翼兵团总司令张、副总司令冯驻节县属赤土坡，节制诸军折敌于大洪山脉时，钟祥已陷，敌依为河东惟一据点，屡图强渡襄河，均未得逞，乃发动其所谓五月攻势。由敌酋藤田、小岛等率敌四、五万，陆空配合，沿河北窜，拟与由京山北犯随县、由信阳西犯桐柏之敌相呼应。五月十七日（应为七日）该股敌军已进迫田家集、板桥店、柴口垭一带……于时河东半壁，万丈烽烟，居民逃奔相惊。    
    总司令据报，乃力疾渡河挞伐用张，河东底定。虽一部漏网之敌，继续北侵，联合其他二路，希图一逞，终以力蹙不崇朝而瓦解土崩。败寇南窜，又投罗网，伤亡惨重，几不成军。同时副总司令冯公扼守河西，防敌强渡，中流砥柱，屏障荆襄。我县河东半壁山河得以重见天日，河西庶民，得以安然无恙者，皆二公之赐也……本县各界为崇德报功起见，爰于庆祝鄂北胜利大会之后，敬献锦旗，而作以颂曰：    
    永定怒吼，抗日军兴； 平津喋血，孰遏妖氛？    
    张冯二公，蔚为时杰； 鲁阳挥戈，风云变色，    
    阵地转移，晋南会战； 克敌临沂，勋名彪焕。    
    今年二月，棨战遥临；整军经武，士欢马腾。    
    穷寇突围，倾巢北犯； 我公渡河，力疾督战。    
    节制诸军，苦撑兼旬； 豫南鄂北，用集大勋。    
    凯旋自东，献旗于堂； 褒鄂英姿，民不能忘。    
    张自忠渡河督战，对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作用很大。当然，对他亲临前线一事，也有不少异议。许多人认为他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不顾自身安危，太不应当。但张自忠却认为自己不亲临前线，就不足以鼓舞士气；自己不带头牺牲，就没有资格命令部下去拼命。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安坐后方发号施令。    
    其实，张自忠每战必亲临前线，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平津以来，就抱着但求一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来报答国家、民族、长官；以死来唤起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张自忠从重归五十九军以来，几乎每战必捷。作为装备劣陋的五十九军，最初并没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大日本皇军”的将领们看上眼。可是，张自忠平日练兵有素，作为高级将领，打起仗来能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尽管他的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但却成为敌人最可怕的对手。    
    傲慢的板垣征四郎在临沂瞧不起张自忠，结果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自己也被撤职。此次随枣会战，冈村宁次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杂牌”军将领身上，到头来同样吃了霉头。    
    久而久之，日军官兵也渐渐领教了这位张某人的厉害。于是，他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让日本人又恨又怕又尊敬他。张自忠甚至被他们冠以“现代关公”、“活关公”的称号。    
    在五十九军中，三十八师是主力，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历次战斗，他都所至有功，表现不凡。这次随枣战役，指挥三十八师田家集大捷，开右翼兵团胜利之先河，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对于三十三集团军来说，应该是相当重大的问题。    
    徐州突围以后，张自忠鉴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这对军队的素质极为不利，为此，在驻马店成立了二十七军团（五十九军）干部训练团，用以培养初级军官。团长是张自忠兼任，董升堂任副团长，教育长由张克侠兼任。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6)

    张克侠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干训团成立后，他暗中与叶剑英联系，请中共派遣政治教官和代招一些学生来，以求改进干部的政治素质。    
    1938年8月初，郑岩平（绍文）、曹荻秋奉命带领在武汉考取的60名学员到达驻马店。其后，又有中共党员宣谛之、张公干、魏岳云和由延安派出的一些教员，陆续来到干训团。于是干训团成了中共地下党在张自忠部的主要活动基地。    
    这里的进步政治教育，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学员们的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涨。    
    潢川战役期间，张克侠作为参谋长赴前线协助张自忠指挥作战，干训团暂留驻马店，由副团长董升堂主管。董升堂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之弟，但他的政治立场与其兄迥异。他认为干训团进行的政治教育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团体不利，于是趁张克侠不在的机会，致电张自忠说干训团有异党活动。    
    张自忠在前线接到来电，即复电令其清理。董升堂便将郑、曹二人抓起来，并对张克侠介绍来的政治教官逐个进行审查，以“公开宣传赤化，目无法纪”的罪名，呈请张自忠严加惩办。    
    张自忠接到报告，没有加以制止，也未同意严惩，只批示：“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    
    干训团清党事件后，部分学员不满董升堂的反共态度，集体投奔延安。这使张克侠十分被动。虽然他处事谨慎，从未暴露自己身份，但也引起一些人注意。    
    随枣战役告捷，蒋介石派来慰问团。参谋长张克侠招待慰问团时，对慰问团长讲述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着重讲了中央对这个部队使用多，整训少；伤亡大，补充少。部队日渐削弱。以三十八师为例，原来是甲种师，后来改为乙种师，又改为丙种师，这一师编掉三个团，减少了二分之一的战斗力。    
    这本是事实，也是从抗日有利着想，但有人却把这些说成是对国民政府不满。总部二处的军统特务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认为情况严重，决定除掉张克侠。    
    蒋介石召张自忠到重庆议事，对他说：“张参谋长负有重要责任，对军队的训练、作战、保密各方面大有关系，应以忠诚之心报效国家才对，相反地还参加异党，心怀叵测，应予从重处分。”    
    张自忠解释说：“张克侠正直忠诚，认真负责，深谋远虑，卓有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谋略人才，在军事方面有独到之处，对五十九军作战谋划大有贡献。因他太重理智，不重情感，言行方面不同流合污，所以有人对他不满，就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中伤，说他的坏话。”张自忠看了一眼蒋介石，见蒋介石尚无不满之色，便接着说道：“既然有人在委座面前告状，我看可不可以调动一下职务，以观后效呢？”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打算如何调动呢？”    
    张自忠道：“那就让张克侠到干训团，专任教育长，让李文田接任参谋长一职如何？”    
    蒋介石道：“那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在张自忠部队将领中，除张克侠外，还有一位中共党员，便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平津失守后，国民党军一再退让，卢沟桥事变坚决抗战的何基沣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他渴望了解共产党。1937年，他在汉口经人引荐，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于次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曾与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见了面。在这里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如愿以偿地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    
    在回到七十七军后，何基沣曾多次暗中帮助新四军，如掩护地下党员、护送党的干部通过蒋管区，帮助新四军李先念部送军用物资，给新四军以枪弹、药品支援；筹款一万元，派地下党员项廼光送往李先念部等。何基沣还曾根据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写成改造旧军队的万言书，交给冯治安。冯就此事与张自忠通了气，把此事“隐”了下来。    
    何基沣的活动、言论，引起军内一些反共人士的怀疑与攻击，并引起重庆的关注。张自忠赴重庆述职，蒋介石曾问及何，张自忠极力为其辩白。    
    1939年底由于项廼光被捕叛变，何基沣也因送款给新四军一事受牵连，以涉嫌私通共军案将其调渝审查。张自忠、冯治安对何基沣曾去延安、上万言书等事都秘而不宣，隐瞒下来，保护了何基沣。所以后来张自忠殉国，遗体运回重庆，正在接受审查的何基沣，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拦，赶到北碚，“叩棺痛哭”，誓言要为张总司令报仇杀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逐渐恶化，但张自忠与中共仍保持良好关系，还曾聘请共产党员张执一为集团军总部参议；会见中共竹沟地委干部刘放，会谈合作抗日事项；规避蒋介石向新四军开枪的命令，从不与新四军发生冲突，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直到他殉国，三十三集团军始终未向新四军开过一枪。所以张自忠深受鄂北新四军官兵的敬仰。他牺牲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代表见一八○师副师长李百年（字树人）说：“因为张总司令对我们好，如果你们为张总司令开追悼会，请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来参加。”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1)

    随枣会战结束以后，一连几个月，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相对平静。日军一直都没有大的行动，国民军也抓住这一平静时期，对部队进行整训。张自忠的五十九军是这第二期整训的重点。这对于五十九军而言，无疑是太需要了。    
    日本侵略军何以在这个时候按兵不动呢？原来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东等一大片中国领土，在中国的中部地区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相持，日寇侵略军在中国正面战线已然太长，而且还要忙于对付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人民武装，同时还得屯重兵以防备苏联军队，实感兵力之不足，穷于应付。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略，发生了极大变化。为加强对侵华日军在政略、战略上的统辖，适应即将建立汪精卫汉奸傀儡政权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进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1939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撤销华中派遣军的番号，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除关东军、台湾军以外所有在华部队，共计23个师团、16个独立混成旅团、三个骑兵旅团，共86万人，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一半以上。任命西尾寿造上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参谋长。    
    在国际形势上，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严重侵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导致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9年7月26日宣布，六个月后将废止到期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日关系出现裂痕。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展开。希特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在入侵波兰前夕，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迷惑人的“烟幕弹”，以麻痹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不过，它也是对一直渴望与德国结盟反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打击，导致平沼内阁的垮台。接任的阿部内阁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企图以“开放长江”作为诱饵，拉拢美、英两国，同时积极开展对苏外交，竭尽努力改变它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    
    国际形势使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又喜又忧。一方面因为欧战爆发，美国对日态度转趋强硬，无疑有利于中国抗战；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政府担心，在日本的笼络利诱下，美英出于欧洲利益的考虑，难保不坠入日本的圈套之中。    
    基于这一形势，苏联驻中国顾问团提出，为了争取得到美英支持，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牵制日本北进攻击苏联的意图，中国军队应对日本侵略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蒋介石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这一年来，在中国战场，日军对占领区进行了近一年的反复“扫荡”，但几乎都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所粉碎。日本侵略者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反而损失惨重。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对日军的威胁、牵制越来越大。    
    日军于1939年9月中旬，大举进攻长沙，也被第九战区中国军队击退。    
    随枣、长沙战役结果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已没有力量从正面战场上向中国军队发起战略进攻。为实现其占领中国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便只能转而从政治上加紧扶持汪精卫汉奸集团，准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日寇此前已扶持了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两个汉奸傀儡政权，伪汪是第三个。中国方面必须予以打击，方能有利于抗战大业。    
    国民军整训的完成，使蒋介石对发动大规模对日进攻的信心大增。经过一年的整训，国民军兵员得到休整、补充与训练，武器弹药也得到补充，战斗力有所提高。尤其是经过6~10月第二期整训，共完成42个主力师的补充、整训，为大规模攻势提供了必要的力量。    
    基于以上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乃于1939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南岳会议上决定于12月发起“冬季攻势”。蒋介石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认为此举将成为“我抗战转败为胜的惟一关键”。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由于已进入中国华中地区的山岳地带，其机械化部队因地形影响而逐步失去优势。特别是驻扎于武汉及其周围地区的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孤军深入中国内地，处于中国军队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之中，其交通补给线只有依靠长江一条水路。所以，国民军冬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是击溃日军第十一集团军，收复南京以西长江中游地区，夺回武汉三镇。    
    为此，以第五、第九战区为主要攻势地区，第二、第三战区次之，其他战区相策应，共投入兵力192个师，其中用于攻击的部队132个师，约148万人，同时运用空军11个飞行大队，共125架飞机配合作战。    
    11月19日，冬季攻势命令下达各战区，规定冬季攻势时间为从11月底至次年3月全面实行。    
    按照这个命令，第五、第九两战区从北、南两面合力攻击武汉周围之敌，进而袭击武汉。    
    其中第五战区的任务是：“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之敌，进取汉口；并向汉（口）宜（城）公路之敌攻击，截断襄（阳）花（园）、汉宜两条公路之交通。”    
    此时第五战区共辖45个师，总兵力约30万人。李宗仁将其中的30个师用于攻击，以12个师用于守备，以三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其部署如下：    
    以江防之第六、第二十六、第七十五、第九十四军及第一二八师组成江北兵团，由郭忏指挥，攻击汉宜公路之敌；张自忠指挥右翼兵团，攻击京（山）钟（祥）公路之敌然后进击汉口；孙连仲指挥豫南兵团，攻击豫南之敌，收复信阳；孙震指挥左翼兵团，攻击襄花公路之敌；豫皖鄂边区李品仙部负责切断信阳、汉口间交通。第八十四军莫树杰部所辖三个师作为预备部队集结于枣阳。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2)

    张自忠的右翼兵团辖第二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并指挥预备兵团第八十四军，共13个师9万人，号称十万大军。    
    因受命攻击京钟公路之敌，尔后进取汉口，所以右翼兵团的攻势行动也称“反攻武汉战役”。它是第五战区“冬季攻势”的主体，也是全国“冬季攻势”的重点之一。    
    蒋介石对这方面的作战情况非常重视，特派军委会高参魏某前来担任监军，每日向他报告战况。    
    右翼兵团当面之敌为日军第十三师团全部、第三十九师团一部及独立第十四混成旅团，连同京山、钟祥、随县一线的伪军部队，共约6万人。    
    11月，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总部从赤土坡移驻距前线较近的钟祥县快活铺。12月初，右翼兵团完成了攻击部署。    
    第三十三集团军为主攻部队，其中，三十八师为进攻之主力，首先攻占罗家陡坡、万水寨一线，然后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驻地黄家集及洋梓，第三步直捣钟祥、东桥，最后向京山、汉口推进；第七十四师进驻王家台，掩护三十八师的右翼；集团军总部进驻张家集以东，第一八○师进驻张家集以西，随时准备增援第一线。    
    第二十九集团军为助攻部队。首先攻占王家岭、汪家河两要点，然后直插京钟路，攻取东桥、孙家桥，阻击日军增援钟祥，保障第三十三集团军侧翼之安全。    
    第八十四军作为预备队，进驻高坡一带，对洋梓方面日军实施警戒。    
    12月12日，张自忠下达了攻击令，右翼兵团冬季攻势正式开始。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广大官兵士气高昂，枪炮声在凛烈的寒风中如惊天霹雷轰鸣，大地在震荡。    
    三十三集团军以三十八师为主攻部队，以张文海之一一二团为主攻，攻击罗家陡坡；以杨干三之一一三团为左翼，佯攻万水寨，牵制支援罗家陡坡之敌；以樊伦山之一一四团为右翼，攻击黄家集至洋梓公路上的联络点——观头山阵地，切断黄、洋间的交通。    
    在黄维纲师长的指挥下，一一二团一举攻下罗家陡坡；一一四团攻占观头山，并且击退了日军多次反扑。    
    二十九集团军方面，一举攻占王家岭、汪家河。    
    但是张自忠却不知，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党更高层的军事领导人也不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早在11月底已破译了蒋介石关于“冬季攻势”的密码电报，因而早已有所准备，工事甚为坚固。    
    我军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落后于敌人，尤其缺重炮、坦克、飞机等攻坚的重型武器，所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次冬季攻势战斗十分艰苦。    
    曾经在三十八师政治部工作的著名画家潘絜兹先生记述了三十八师当时浴血奋战的情景，他写道：    
    “我们师在罗家陡坡一带，迎着敌人的主力血战了八昼夜。弟兄们冒着风雪在战壕里匍匐着，用冻僵了的手指扳着枪机，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啃着雪块和冻硬的黄土，伤亡已达到了可惊的数目，活着的也疲弱得不能支撑了。但总司令的命令：‘不准退！’”    
    经过八昼夜的激战，付出数百人的代价，三十八师才将罗家陡坡以北的曾家大包攻克。    
    不久，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开始向王家台子我七十四师疯狂反扑。日军这个旅团是刚从九江调来的“生力军”，气焰嚣张。七十四师战斗力较弱，抵挡不住日军的凶猛的攻势，部分阵地失守，三十八师右翼受到严重威胁。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连连发电求援，张自忠命三十八师一一三、一一四团收复七十四师所守阵地，以确保主攻团一一二团右翼之安全；调七十四师担任第二线防守任务。黄维纲便命令一一三团为左攻击队，一一四团为右攻击队，向王家台子以南各村之日军发动攻击。    
    当一一四团第三营趁黑夜占领王家台子西南制高点时，发现日军在前方约七八百米处一座小山岗上集合训话。第二营营长栾升堂当即指挥全营突然发起猛烈的射击，日军突遭袭击，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伤亡惨重，弃尸数百具仓皇逃窜。第二天，日军为了要抢回被击毙的尸体而向王家台子发动疯狂反扑，一一四团三营与来援的一一三团三营，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激战三昼夜，把日军击败。结果日军不仅未能抢走原弃尸体，却又陪葬了大批新的日军死尸，战后清理战场，点清日军弃尸900余具。    
    在此次战斗胜利之前，张自忠还组织了另一次奇袭。    
    张自忠根据侦察员所报，钟祥县城东北设有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旅团部，其所属之第一○四团部署于周围，担任掩护。张自忠命一三二师任廷材之三九五团，并配属三九四团之一营，暂由三十八师指挥，对日军一○三旅团实施突袭。经过精心准备，任廷材团长于12月18日率部出发。出发之前，张自忠亲自给任团长打电话指示了两点：“一、敌人在十几天的激烈战斗中损失很大，士气不振，已呈动摇之势；而敌人旅团距敌前线又远，敌后方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胜。因之，决定派你们团完成这一任务。二、你们都读过书，读书贵实践。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于鸿毛。”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3)

    任团长在电话上对张自忠道：“总司令放心，我一定把你的指示，转达给全体官兵，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把这两点向全团官兵作了传达。全团官兵大受鼓舞，士气大增，纷纷表示，我们即或战死，也会死得重于泰山。    
    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乘夜绕山路二三十里，在晚上11时到达钟祥县城东北。任廷材令配属的三九四团一营，迅速占领京钟公路沿线的盘石岭，破坏公路、桥梁，准备阻击援敌，自己则指挥三九五团攻击敌旅团部。    
    午夜时分，战斗打响，当年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日军的一幕又在钟祥再现。日军昏天黑地从梦中惊醒，脑子一片混沌迷糊中，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一闪，就临到自己头上了……。这一场夜间奇袭，只杀得日军仓皇失措，乱成一团，恰似一只只被掐了头的苍蝇，四下乱窜。日军旅团长山本惊得只穿了一条裤衩，急令日军一○四团应战，掩护旅团部向钟祥县城内撤退。日军一○四团团长柴田卯一，此时已完全控制不了已乱成一锅粥的部队，只好率领身边的部队拼命抵抗，掩护山本旅团长脱险。    
    混战中，我军左砍右剁，奋力冲杀，日军虽装备精良，但突遭袭击，迷糊之中摸不清头脑，更谈不上有力的抵抗，在我军冲杀下，只有抱头鼠窜，忙着逃命了。    
    拂晓时分，任团长便下令收兵，撤出战斗。这一次奇袭，我军只伤亡280人，却歼灭日军一○四团近千人，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方才运完。    
    19日，张自忠写信给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祝捷：“此次我军出击，克奏肤功，端赖各官兵奋不顾身，勇往迈进。此种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至堪佩慰。牺牲虽大，所换之代价也极伟大。我将士能为国家、民族如此誓忠效命，尤多具无上之光荣。惟眷念部伍伤亡，战场劳苦，则更无时不具深切之惨痛与焦念。除先发给该师奖金5000元，由我弟给各部队，并一面电呈委员长请予奖励外，务望我弟即代向各官兵恳切慰问，并致深切惦念之意，是为至祷。专此布达，顺问大安，并祝胜利。”    
    由于日军对这次冬季攻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后来双方于长寿店、钟祥一带形成对峙。二十九集团军也因攻击无法进展与敌人相持。    
    为了打破僵局，20日，张自忠率领特务营又一次东渡襄河，进至丰乐河附近的果园村督战。第二天，张自忠率领幕僚赶往距前线仅有1200米的长寿店三十八师指挥所，带来几门刚刚运到的俄造一九○九式76.2毫米野炮。正在与敌艰苦战斗的三十八师官兵得知总司令来到长寿店，并带来重炮，都忘了疲劳和饥饿，齐声欢呼：“总司令来了，有办法了！”    
    根据预先考虑的方案，张自忠首先派遣一一二团团长张文海率一营兵力负责确保前线丰乐河间我之后方交通线；同时命令一八○师及骑兵第九师破坏京钟公路，阻击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性；然后指挥三十八师主力向钟祥以北之敌发起进攻。    
    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炮声震得大地不住颤抖，枪声响得像炒爆米花，官兵们在张自忠的督促、激励下，攻克一个又一个山头，不怕牺牲地向敌人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    
    日军在我强而有力的攻势下，打乱了阵脚。敌人第十三师团一○三旅团旅团长山本听说这里的军队又是张自忠的军队，而且还有情报说张自忠亲自在这里指挥作战，他不禁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不安地踱着。    
    他一边焦躁不安地蹀躞着，一边忍不住骂道：“咋又碰上这个张自忠哇！真的个大大的阴魂不散哇！难怪板垣、专田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把他叫作‘活关公’哇！看来同他硬碰硬是很难碰得过他的！那就只好撤吧，都撤回城里来，先避开这‘瘟神’再说吧。”    
    从22日开始，这支日军开始向南退却。三十八师乘胜向钟祥以东的黄家集、东桥进攻，并以一部围攻钟祥、洋梓的敌人，战局对我军很是有利。    
    但是，江北兵团方面却出现不利形势。    
    日军第十三师团集中兵力向汉宜公路反攻，江北兵团损失惨重，于22日撤回襄河西岸。    
    日军随即将兵力转用于京钟公路方面，右翼兵团压力骤增，战局转眼之间变得严峻起来。如果顶不住日军的疯狂反扑，那么第五战区的冬季攻势不仅会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襄河防御也会出现险情。    
    我军各路出击部队纷纷告急，要求后撤。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在电话中说：“现在伤亡太大了，有的地方没有人了，阵地空隙太多、太大，现在前方非常紊乱，……可否稍向后移动，以便整顿战线。”    
    在三十三集团军的苏联顾问见各方面战况均不妙，也建议后撤。但张自忠不同意。他说：“越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越要坚持住，如果轻易后撤，就会造成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导致全线崩溃。”    
    他在电话上严厉地对李汉章说：“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长官死了几个？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去的兄弟。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都成为国家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    
    官兵们咬紧牙关苦撑，在长寿店东北一线与敌展开殊死决战。张自忠这时将预备队第八十四军投入战斗，基本稳定了战线。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4)

    12月27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在空中火力掩护下，向右翼兵团发动凶猛反扑。双方再次展开拉锯战，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十分惨重，以致素来稳健沉着的黄维纲师长都感到压力太大，难以支持。设于果园的总指挥部连遭日军炮火袭击，屋顶被炸塌，泥石纷纷往下落。张自忠不顾大家的劝谏，仍安坐其间，坚持指挥作战，直到援军到来，战况好转，才将总部移到张家集。    
    应援右翼兵团的周碞的七十五军、李及兰的五十五师于1 月初到达前线，使战局大为改观。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发起反攻，日军第十三师团抵挡不住，向东南方向溃败，我军紧紧追杀，获得重大战果。    
    右翼兵团的冬季攻势，于1940年3月上旬结束。    
    这次全国性的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的一次战略性的进攻行动。投入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战场遍及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和珠江两岸。    
    据统计，冬季攻势共歼敌9.2万余人（含昆仑关战役）。其中第五战区歼敌20840人，俘敌36名，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的右翼兵团战绩居首，歼敌一万余人，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    
    冈村宁次承认“受到敌军顽强、频繁反复进攻的第三师团的信阳和应山方面，第十三师团的襄河河畔及第六师团的崇阳和通城方面”。而第十三师团，正是张自忠右翼兵团的打击目标。    
    3月18日，蒋介石致电张自忠：“此次京钟之役，该部不顾牺牲，与敌苦战，忠勇效命之精神，殊堪嘉慰。除电李司令长官代为嘉慰外，其伤亡损失亦已交军政部迅予补充外，并准先发给该部犒赏及补充经费五万元。”    
    在后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亲自提出：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誉为各战场之模范。    
    冬季攻势中，前线将士高昂的斗志、民众的踊跃支前以及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使张自忠十分欣慰和鼓舞。    
    战斗期中，《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前来采访。张自忠对张剑心说：“这一个多月的战事……战况是那么样激烈，日军的飞机、炮火，是那么样的密集猛烈，有时候日本人一天发射一万多炮，有几天同日本人拉锯30多次，而我们部队，就连一部分训练不久的新兵也没有一个借故后退的。……我从总司令部到第一线的途中，没有见到一个借故后退的士兵，也没有见到一个轻伤退后的士兵，这真是以往战争所仅见。尤令人感动与兴奋的是，这一次民众帮助军队的热心。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很多的担架队、运输队，昼夜不息地抬伤兵、送子弹……我们所在第一线的部队，买给养、烧水、做饭，完全是当地的老百姓协助，他们一个也不跑，镇静得如同后方民众一样，这给我们军队增加不少的便利与助力。我们这次能够击溃日人，歼灭日军，得力于民众的协助，实在非常伟大。”    
    他对张剑心等采访记者特别强调：“这次出击，我们各部队协同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往往能以自动应援友军作战，奉令侧击或夹击日人之时，行动也异常迅速。这都证明了我们确是越战越强。”    
    冬季攻势对日军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日军方面承认：“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不小……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冬季攻势“使日本军得到重新估价中国军战斗力的机会”，甚至“引起圣上虑念，中央不安”。日本的军事历史学家桑田悦、前原透也评价说：“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和作战士气，大大超出日军的意料，尤其是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反攻异常猛烈。中国军队虽未实现夺回武汉这个冬季攻势的目的，然而日本方面深深感到解决中国事变的前景已相当暗淡。”    
    但是，从这次冬季攻势上看，国民党的决策在战略思想指导上，应该是错误地估计国内外形势基础上作出的，它违背了持久战的根本原则，也脱离实际。以张自忠的右翼兵团而言，投入的兵力不谓不多，将士的作战不谓不勇，但最后不仅未能达到“进攻汉口”的战役总目标，甚至连钟祥县城也没有攻克。至于其他表现平平的部队，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这说明，在缺乏强大炮火和装甲突击力量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兵力优势和士兵的勇猛不怕牺牲，对日军早有准备的坚固阵地，最多也只能实现战术突破而达不到战役突破的目的。以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能向日军发起战略性的反攻。所以还只能坚持持久战，以消耗其有生力量而达到使其逐步削弱，最后战而胜之的胜利目标。    
    张自忠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却充满着信心。他在《扫荡报》记者张剑心采访他时，曾对张剑心道：“我愈战愈强，日军愈战愈弱。这两句话，经过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任何人——我想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能加以否认，也不能不相信了。……我们这次抗战，虽然损失了许多土地、人民财产，但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我们都具有百战不挠的‘战术’。我们都深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鄂北、湘北、粤北的胜利，这便是我们胜利的前奏，也就是日军‘三战三北’而最终必溃的预兆。”    
    两年来，张自忠转战南北，屡克日军，战功彪炳，威名远振，成为一位抗日名将，在鄂北妇孺皆知，民间流传着不少他的故事和歌谣，歌颂着他的抗日英雄事迹。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5)

    作为爱国将领，张自忠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本就多少富有一定传奇色彩，这就必然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加上他自从重返部队以后，几乎每战皆捷，成了对日本作战的“常胜将军”，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几乎绝大多数逢日必败、普遍害着“恐日症”的情况下，更显得卓尔不群，惹人注目，更成为各大报刊记者们追逐的对象。    
    这一时期，国内一些著名记者，如彭子冈、陆诒、张剑心等人，陆续来到襄河前线采访张自忠。其中《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是受周恩来的嘱托特地来采访张自忠将军的。    
    张自忠诚恳热情地接待这些来访者。    
    他一度对记者有较大的反感，那是在平津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对他不理解而报道失实所致。如今他对记者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他认为通过这些记者的笔，可以向大后方告诉前线将士们抗日的情况，可以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激发民众抗日的激情，促进全民族一致起来抗日，把日寇侵略者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所以他现在不再讨厌记者，反而非常欢迎他们来前线采访。    
    在交谈中，他还和往常一样，谦逊而质朴，从不夸夸其谈地叙说自己的战功和艰辛，而是诚挚、坦率地就一些关系抗战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换看法。    
    关于前线面临的问题，张自忠着重强调的不是物资给养的匮乏，而是文化食粮的奇缺。他对记者陆诒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线士气，作用很大。前线部队对文化食粮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不下于弹药和给养。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的传单，敌人对我们加强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太差，反而不如从前，每个连队每天还分不到一份报纸。”“临沂大战时，我们还能看到汉口各报和《新华日报》，官兵们看到报纸，了解抗战形势，心中明亮，就认为我们的热血不是白流的。”“此时我们很关心国内外形势，特别担心国内团结问题。但是长期看不到后方的报纸和刊物，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特提出呼吁。”    
    缺医少药，是前方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张自忠对记者们说：“前方现在除了缺药品外，就是优秀的军医太少！我看到印度医疗队来华，很兴奋。我更希望中国的西医们也自告奋勇，到前方为同志们救护。”    
    谈到日货问题，张自忠告诉记者，在接近前线的后方，日货到处都是。他忧虑地说：“这是一个比军事进攻更可怕的严重问题，表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制有欠缺。军队方面正在努力执行防止日货的办法，同时也请记者先生们呼吁进行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制的改革，呼吁民众起来抵制日货，要让他们知道抵制日货就是支持抗战。”    
    张自忠对记者们说：“弟兄们对家属相当挂念，尤其家乡在沦陷区的人。”他呼吁道：“我们盼望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最好分别轻重缓急，为他们找到工作，使他们生活不成问题，子弟的教育也要完全免费。”    
    记者彭子冈请他对后方人民讲几句话，张自忠恳切而豪爽地说：“我希望每一个后方的老百姓都要记住现在是全面抗战。后方重于前方。我们应该振作起来，紧张地参加后方的抗战工作。没有后方人民的支持，前方的仗也打不好……更盼望后方人民努力把兵役工作做好。受过教育的中层青年也要自动参加兵役，做一般老百姓的榜样，同时他们在训练中就可以给新兵授点政治教育，改良新兵的素质。……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没有别的，有的只是怎样打好仗，这个可不是太简单的，得大家用力量……。”    
    抗战期间，物资短缺，前线给养有时不济，官兵生活相当艰苦。士兵冬天没有被子，夜间只能铺稻草，用一条破军毯裹身而睡；白天没有鞋子穿，只能穿草鞋，或打赤脚；粮食不够，每天只能开两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高级将领是否清廉，对鼓舞士气、凝集军心、严肃军纪、战胜困难，具有十分特别的重要意义。    
    三十三集团军之所以能够上下齐心，不计甘苦地同日军展开殊死战斗，与张自忠的刻苦自律，为人表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位位列封疆、拥有上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统率的部队少则数万，多则十数万，地位比西北军时高了许多，但他个人的生活，却仍刻苦俭朴，保持着西北军的本色。除非重大场合，他从不着呢料或哔叽制服，也不佩上将军衔，而是与士兵一样穿老灰布军装，一样剃着光头，只有一条武装带表明他的军官身份。平常的饮食也很简单，同士兵一样每日两餐。记者张剑心写道：“他对于吃是不十分考究的，只要是菜，随便是青菜、毛豆，几个馍馍，一碗小米稀饭，这些便可算他一顿丰盛的午餐。”参谋长张克侠也说：“公如偶有过人享受，辄有不安之感，窥其意殆以为不与人同甘苦，实无以对部下也。”    
    在随枣会战中，张自忠亲赴襄河东岸指挥作战。有一次给养不继，一昼夜总部人员和特务营都没有找到吃的。勤务兵把随身带的一点烤馒头片和炒豆拿出来让总司令吃。张自忠说：“要吃大家吃，这个时候，怎能一个人吃呢？”    
    有一个患疟疾的士兵因饿而疟疾发作，张自忠忙叫勤务兵把仅有的一点干粮拿出来叫这士兵吃。这个士兵不论如何也不肯吃，他流着泪说：“总司令都不吃，我也不能吃，我们不能破坏总司令‘要吃大家吃’的规矩。”    
    宋代名将、爱国英雄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便太平了。”张自忠身为武官不仅不怕死，也不爱钱。他为将多年，且数绾政要，但却私储无几。他不仅要求自身廉洁，也要求所部廉洁，严禁克扣军饷、吃空额、喝兵血，有必严惩。每次战役所获奖赏，必按功论赏，悉数分发三军绝不居功为己，留赏于己。    
     他的老部下李九思将军说：“平时官兵家属，受其礼遇者自多，战时伤亡将士，受其优抚者尤重，凡此事迹不胜枚举。”    
       他牺牲后，大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曾翻箱倒箧寻找他关于家事和经济方面的遗物，但终无所获。他的侄儿张廉卿在旁边说：“你们不要找了，一定没有！如果他顾及到家庭和金钱，保管他又不死了。……”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6)

    1940年初，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一个“华北慰劳视察团”，1 月30日由重庆出发，历时近两个月，经西安、洛阳、郑州、南阳、宜昌等地劳军，沿途共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其中包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司令部。    
    梁实秋先生作为视察团成员，在湖北老河口视察慰劳了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部之后，过襄阳，到达快活铺，视察慰劳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    
    梁实秋一行来到这里，才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气氛，算是真正来到了前线。张自忠对视察团接待非常热情，但招待却很简朴，粗茶淡饭，却使他们直吃得满头大汗，宾主尽欢。后来梁实秋先生撰文《记张自忠将军》，生动地记下了访问张自忠总司令部的情形：    
    一九四○年一月我奉命参加国民参政会之华北视察慰劳团，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郑州、南阳、宜昌等地，访遍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其中之一便是张自忠的防地。他的司令部设在襄樊与当阳之间的一个小镇上，名快活铺。我们到达快活铺的时候大概是在二月中，天气很冷，还降着濛濛的冰霰。我们旅途劳顿，一下车便被招待到司令部。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 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叠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上这一个。孙蔚如将军在中南山上的司令部，也很简单，但是也还有几把带靠背的椅子，孙仿鲁将军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极朴素，但是他也还有设备相当齐全的浴室。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骄兵悍将就不必提了。    
    张将军的司令部固然简单，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他招待我们一餐永不能忘的饭食，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简慢抱歉的话，我看得出这是他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这一顿饭吃得我们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实非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晚间很早的就被打发去睡觉了。我被引到附近一栋民房，一盏油灯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么，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过经验的，既暖和又松软。我把随身带的铺盖打开放在稻草堆上倒头便睡。一路辛劳，头一沾枕便呼呼入梦。俄而轰隆轰隆之声盈耳，惊慌中起来凭窗外视，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卫兵在门外踱来踱去，态度很安详。于是我又回到被窝里，但是断断续续的炮声使我无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参谋人员告诉我，这炮声是天天夜里都有的，敌人和我军只隔着一条河，到了黑夜敌人怕我们过河偷袭，所以不时地放炮吓吓我们，表示他们有备，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壮胆。我军听惯了，根本不理会他们，他们没有胆量开过河来。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也要过河去袭击敌人呢？据说是的，我们经常有部队过河作战。并且有后继部队随时准备出发支援，张将军也常亲自过河督师。这条河，就是襄河。    
    …………    
    回到重庆，大家均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之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可多觏。……    
    张自忠始终坚持对所部官兵的严格训练，尤其重视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就曾亲眼目睹他与士兵的一次问答：    
    问：你们见过牛和马走路吗？    
    答：见过！    
    问：那末牛和马走路是用几只脚？    
    答：四只脚。（笑声）    
    问：你们走路是用几只脚走的？    
    答：两只脚 。    
    问：如果有人强迫你们用四只脚走路，你们愿意吗？    
    答：当然不愿意！    
    问：亡国奴的生活怎么样，你们知道吗？    
    答：知道，那是比牛马都不如啊！    
    问：谁要我们当亡国奴？    
    答：那是日本强盗和一些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    
    问：要不当亡国奴，该怎么办？    
    答：要赶走日本鬼子，杀尽一切走狗和汉奸，我们要抗战到底！    
    所以三十三集团军、尤其是五十九军，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散的真正“铁军”！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1)

    冬季攻势结束，历史进入194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巨大影响，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困难时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展开，苏联需要集中力量加强对德防御的准备，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军队，正以秋风扫落叶的势态，横扫欧洲。另外苏联也不愿因援华而刺激日本，导致东西线作战，使自己首尾难顾，因而基本停止了对华援助。    
    这时美国尚未完成战争准备，根本谈不上对华援助。英国则忙于欧洲战场的应付，为自己的安全存亡而全力以赴，根本无力东顾。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完全失去外援，得独力坚持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者。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也因自己兵力、财力等不足，难以用武力征服中国，企图趁机诱迫使中国屈服、投降，以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伺机南进，对英美宣战，或北进入侵苏联。为此，他们加紧了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政治诱降活动。    
    1940年，中国政坛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蒋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抗战以来第二次秘密媾和谈判，就“满洲国”问题、停战问题、防共协定及经济提携等问题讨价还价；二是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粉墨登场，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时妥协投降逆流甚嚣尘上，抗战前途为“和平”阴霾所笼罩。汪精卫汉奸集团，还曾策划“策反”张自忠、冯治安部的办法。    
    随着妥协投降逆流的抬头，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加剧起来。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胡宗南、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分别在陕西、山西、河北向八路军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严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国民党内部政治腐败，许多官僚不顾民族危难，囤积居奇、聚敛无度，大发国难财；结党营私，荒淫无耻，纸醉金迷……中国抗战，进入低潮。    
    国际、国内的不利形势，也影响抗战前线，军需补给严重缺乏，官兵士气日益低落。张自忠此时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三十三集团军尽管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屡战屡胜的常胜军，但因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队伍，同样面临军需补给严重缺乏的困难。    
    1940年元旦，鄂北前线下着漫天大雪，张自忠携带一批物资冒雪赶到孙家洲一带慰问七十七军。张总司令的到来，为七十七军官兵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这时冬季攻势尚未结束，由于粮草不济，衣被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日军拼杀，入夜只能以铺盖稻草御寒，景况很是艰苦凄惨。张自忠作为总司令，要命令官兵们拼死杀敌，却无力保障他们的最低的生活条件，心中忧虑、歉疚，心痛如割。在七十七军的几天里，他四处视察，了解官兵疾苦，研究解决办法，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看到士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张自忠好不心伤，对身边幕僚说：“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点死以谢官兵。”    
    除了给养供给的缺乏外，张自忠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巨大困难。张自忠就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上将军衔，从表面上看，所指挥的部队似极庞大，多时达到十万之众，而实际上由于防区广阔，各军分散布防，各自为战，联络阻隔，命令很难贯彻。何况那些表面上也归他指挥的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例如郭忏指挥的江防军，实际上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在中央军面前，他这个总司令却是有名无实。可以集中使用的机动兵力很少，他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三十三集团军。而三十三集团军本身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如五十五军时而划出，时而划入，它本身的战斗力就弱，实在难以打硬仗。这样一来，他真正能够指挥得动的军队，只有自己的五十九军。但五十九军自抗战以来，历经华北、徐州、武汉、随枣诸役及冬季攻势，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伤亡巨大，数目惊人，累计伤亡失踪人数达五万人左右。虽说多次补充，但因入不敷出，五十九军兵额不断减少，1940年宜枣会战前，全军兵力不足1.5万人，与全盛时的五十九军相比，人数减少一半，而士兵素质也远不如前，武器装备没有一点改善，远远比不上中央军嫡系部队。就是加上七十七军，总兵力也只有三万人。    
    也就是说，张自忠官是越做越大，兵却愈来愈少。    
    有一次，他曾忧虑地对副参谋长刘家鸾说：“责任加重，兵员减少，械弹不整，战斗力薄弱，将来非丢人不可。”    
    他又曾私下对心腹将领李九思说：“各兵团不好指挥，我这个集团军就是五十九军能打。”“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他还对李九思说：“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    
    他这次慰问七十七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同老战友、老袍泽、出生入死的老弟兄冯治安就“统一思想、健全干部”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使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协同一致起来。但从以后的实际情况看，两人并没有达到完全“统一思想”的目的。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2)

    1940年2月，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快活铺移驻附近的夏家湾。    
    4月12~13日，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长官白崇禧来五战区视察，邀孙连仲、黄琪翔、孙震、张自忠等高级将领在老河口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敌情。    
    会议预测，日军于初夏时节将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要求各部预作部署。    
    会余，孙连仲、第五战区执法分监黄建平、高参张寿龄都是原西北军的老袍泽，几人同往张自忠住处晤谈，一叙袍泽情谊。    
    三人走进张自忠的房间，看见张自忠正在挥毫写字。三人一看，床上、地下都摆着他写好的几张。    
    原来张自忠本身就爱好书法，并多年坚持不懈，只要战斗一有空隙，他都要写写，这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写的是隶书，但却不是规规矩矩一笔笔来写，而是狂放不羁，不拘成式，自成一格。    
    孙连仲笑道：“嚯！荩忱，战斗这么艰辛，想不到你还有这种雅兴呀！”    
    张自忠放下笔来，笑道：“多年的老习惯了，一时半时也改不了，不过也不想改。紧张之余，调剂调剂，松弛一下绷紧的弦，还是有好处的。”    
    黄建平道：“我早就听说荩忱的字写得不错，冯先生都曾称赞过你呢。”    
    张自忠道：“信手涂鸦，哪里称得上不错二字。我这些字是上不了台面的。你们不要笑我也就不错了。”    
    三人看那已写好的几帖字。    
    第一张是张自忠最喜欢写的“联语”：“文官不爱钱也不怕死；武官不怕死更不爱钱。”这是根据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延伸的。    
    第二张大纸上却是写的岳武穆那阕万古不朽、慷慨悲壮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    
    第三张纸上写的是文天祥的那两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人都点头称好。    
    孙连仲道：“好则好矣，只可惜荩忱你这些在悲壮、激昂之中，多少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恕我直言，未免有点不够吉利。”    
    黄、张二人道：“对，我们和仿鲁（孙连仲）也有同感。”    
    张自忠道：“我今后所当致力者有两点：一是整饬部队，期成劲旅，以便对国家有更多贡献；二是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其他无所求。”    
    孙连仲道：“整饬部队，期成劲旅，谈何容易。我们西北军受到歧视，这是摆在面前不争的现实，补员不足，装备陈旧，比起他们来，差得太远，兵越打越少，武器得不到改善，给养不足，何能成为劲旅呢！？”    
    张自忠道：“实在第一点达不到，就只有走第二点了。”    
    三个人听了，表示反对。孙连仲道：“我不赞成这个想法，我认为应该珍惜这有用之身，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你老提‘死’字，莫非对今后有悲观的看法不成？”    
    张自忠道：“我对我们国家抗日战争前途并没有悲观的想法，相反我很乐观。我坚信中国抗日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绝不会轻易得来，而且必须用热血和生命去争取。最后胜利必须用鲜血和头颅去换取，空喊胜利，坐待胜利，是永远也不会胜利的。我们要从死里求生，不能有半点侥幸的心理。”    
    张自忠生前的言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死”字。在给自明的信中，他说：“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之死而已。”    
    他对部下训话时说：“我们军人，要作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了军人的责任。”他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进行阐述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50左右，事业的成就与否亦为50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的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追求，则必遗害终身，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益于国家，更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    
    1940年日本的战略目标是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在对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进行诱降的同时，仍想辅以军事压力。力图控制长江通道，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的宜昌作战（中国则称此次战役为枣宜会战），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动的。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希特勒以闪电战术袭击北欧，占领挪威、迫使丹麦投降，使日阀大受刺激与鼓舞，颇欲在中国战场有所作为；二是中国发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损失严重，意图报复。    
    日军将战役安排在4月下旬到5月初发起。因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裕仁天皇寿诞，借此发动一次战役为裕仁祝寿。    
    日军华中派遣军番号撤销后，所属部队大部归第十一集团军所辖。此时共有八个师团另三个旅团，兵力约22万人。    
    早在1940年2月25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就制定了“宜昌作战指导方针”，规定第一期作战先以四个师团在白河以南汉水（即襄河）东岸的枣阳四周构成数道包围圈，捕捉汉水东岸我之第五战区部队，然后开始第二期作战，在汉水西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我第五战区主力消灭在宜昌附近。    
    4月7日，日军又制定了《第十一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命令长江以北的所有兵团及江南之主力部队，在4月下旬前，务必夜间行动，隐蔽地集结于信阳、随县及安陆一带。其中，第三师团在信阳及其以北地区；第四十师团（即石本支队）在信阳西北部；第十三师团在安陆。另外，中国派遣军还从第十三集团军抽调三个支队和第三飞行集团参加作战；日本海军以中国方面舰队之第一遣华舰队一部和华中船舶输送队之汉水大队配合日本陆军作战。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3)

    日军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极度隐蔽、高度保密下进行的。尽管日军的集结十分隐秘，但中国军队还是觉察到日军军舰在上海至汉口间往来十分频繁，第五战区正面之敌明显增多。    
    4月13日在老河口召开的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认为：“敌似将以主力由襄花公路方面攻击，企图全歼我襄河以东地区野战军，并相机攻击沙（市）宜（昌）。”据此判断，五战区确定了以下作战方针：“以一部取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扰袭敌主力，相机先发制敌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敌决战。”各兵团之部署及任务如下：    
    江防军司令部郭忏指挥第二十六、第七十五、第九十四军，第一二八师，第六、第七游击纵队，利用襄河东岸、荆江右岸阵地阻止日军渡河；在不得已时，退至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    
    右翼兵团张自忠指挥第二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第五十五军，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备。其中，以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将主力配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迎击敌人进攻。    
    以黄琪翔为总司令的中央集团军，辖第十一集团军（缺三十九军）、第一二七师、第一游击纵队，承担随枣地区的正面防务和大洪山、桐柏山的游击战。    
    孙连仲为左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二集团军、豫鄂边区游击队、鄂东游击队之一部，迎战信阳之敌。    
    机动兵团由汤恩伯任总司令，下辖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    
    大别山游击军由李品仙指挥，辖第二十一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队，对沿江之敌据点及平汉路南段开展游击战。    
    孙震之二十二集团军担任预备兵团。    
    总兵力 约30万人。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    
    5月1日，枣宜会战正式开始。日军采取两翼包抄，分进合围战术，由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分五路向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    
    参战日军及指挥官情况如下：    
    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    
    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中将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一中将    
    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中将    
    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中将    
    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官藤田进中将    
    总兵力合计约15万人。    
    日军企图多路合围，以消灭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面对这一严重形势，第五战区采取一部在随枣正面节节抵抗，逐步向唐河流域转移；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阵地，凭险与敌人对抗，主力部队则向左右两翼外侧移动，以避免被围，争取外线作战的主动地位。    
    战役开始前，张自忠率右翼兵团总部由夏家湾移至快活铺。他将右翼兵团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守卫襄河河防，这段河防北起襄阳、宜城交界处之小河镇，南至钟祥东南的石碑镇。一部派往河东，其中五十九军第一八○师、骑九师在长寿店东南，七十七军第一三二、第一七九师在长寿店西南，以长寿店为核心构筑了一个弧形阵地，准备阻击京钟方面北犯之敌，同时监视随县方面之敌西犯；二十九集团军之第一五○、第一六二、第一六五师也部署于河东。    
    右翼兵团正面之敌为日军第十三师团。5月1日下午，日军在20余辆坦克、4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由钟祥向北推进，向三十三集团军襄河东岸长寿店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同时日军第三师团和石本支队由信阳向南进犯，企图与第十三师团配合，形成对唐白河流域的包围。    
     针对日军的意图，5月1日，张自忠命一七九师推进至长寿店以北、以东地区阻击敌人；令三十八师于当晚由流水沟附近东渡襄河，控制丰乐河以东地区，以支援长寿店之一八○师作战；同时命襄河两岸河防部队作好准备。    
     面对新的大战来临，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激励他们奋勇杀敌，尽忠救国：    
    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维纲、振三、德顺、紫封、克敏、兰喆、月轩、子烈、德俊、九思、干三、文海、 伦山、纯德、绍祯、芳芝、春芳、常德、铭秦诸弟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一    
    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张自忠杀敌报国的赤胆忠心。    
    张自忠还给在重庆的萧振瀛回了一封信，以答复他的来信问候：    
    仙阁大哥如晤：    
    灿轩（李文田）带来之手示谨悉。当面之敌最近或有积极之企图。我部业已预备妥当，来则痛击之。弟仍本久之决心，在不死之年，未战则尽力整理，到战事开始就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领袖之大恩大德。专此布复。顺颂    
    近好！       
    小弟张自忠拜启   五·一    
    另：关于国际及国内之新闻请见告，并请诸多指示，裨有遵循。是所盼祷。    
    襄河东岸我军阵地由于敌人强大炮火的轰击，终难以支，5月3日，长寿店被日军占领。日军第十三师团继续沿襄河北上。4日，北路日军第三师团攻占河南泌阳，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之池田支队则从随县开始发动正面攻击，战事更趋激烈。    
    5月4日，张自忠根据形势，调整了防御部署：    
    一、我军以追歼长寿店南北地区及向北突进之敌为目的，以一部担任河防及原阵线并占领普门冲、流水沟、汪家店附近各要点与敌保持接触，以主力分向钟祥、洋梓附近及长寿店、马家集、田家集北窜之敌截击、追击、歼灭并相机恢复长寿店以南阵地。    
    二、部署及任务：（1）一七九师由普门寺经青石桥、马家集向田家集，三十八师由丰乐河以北经耗子岗向田家集追截北进之敌。以上两部统归黄维纲师长指挥。（2）一八○师由张家集向马家集、清水桥追截北进之敌，骑九师由佟家集向汕云口追截北进之敌，河防部队各以一部分兵力分由沿山头、塘港渡河，向南新集、洋梓附近之敌扰击。（3）二十九集团军固守汪家店、蔡家集、白庙厂、土地岭、青风山以东，由隘口相机向长寿店南北之敌追截。（4）一三二师以一部占领普门冲以东，各以主力扼守利河口、桐木林、白家嘴各地区。（5）三十八师步兵指挥官李九思指挥五十九军补充一、二两团野战排、三十八师补充团、七十四师一团、二十九师之野战营，担任蒋家滩、转头湾、利河口、安家洲河防。（6）七十四师（欠两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由邹家嘴附近策应各方面作战。    
    各部队奉令而行，一三二师将长寿店以南日军交通线切断，一部在普门冲与敌对战；一七九师越过长寿店，向马家集追击，三十八师奋力北追，抵达耗子岗，向该地数百名日军发起围攻；一八○师和骑九师在马家集以北与千余名日军展开激战；二十九集团军在沙家店、杨树垱、温峡口、新寨一带与敌交战。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4)

    5日至6日，一七九师仍在向马家集之敌追击；一三二师向洪家大桥、青石桥一带截击日军后续部队，击溃敌一部；一八○师及骑九师在新集附近与日军激战。五十五军二十九师之八十五团、七十七军三十七师的一○九团，5日分别由利河口、石碑镇以南渡过襄河，向洋梓南北及钟京路方面截击；三十八师一部在流水沟以东与敌人激战，主力则在田家集与敌激战。    
    三十八师系右翼兵团主力，渡河作战最力，引起日军注意。6日，田家集日军增至3000余人，欲向三十八师主力后路实行合围。此时流水沟已为日军占领，三十八师后路为日军截断，处境险恶。    
    枣宜会战一开始，张自忠就准备东渡襄河进行督战。5日，他向蒋介石发电报告了这一打算。电报中说：“一、据冯军长报称：我一七九师奋勇追击北窜之敌，现已越过长寿店，正向马家集方面追击中，我一三二师已将长寿店南敌交通切断，其一部仍在普门冲附近与敌约七、八百名对战中。二、据黄师长报称：除留一部在流水沟东北与敌对战外，职率三十八师主力，不顾一切追击北窜之敌，现已追抵耗子岗附近，遇敌一部约数百名，我即分三路向该敌围攻，刻正激战中。三、据二十九集团军报称：我一五○师支日在沙家店与步炮空联合之敌激战甚烈，现与一六二师在杨树垱、温峡口、新寨一带与敌作战等情。除令各部务以全力追截北窜之敌外，现正向五十五军、七十七军抽调部队，由职亲率往河东追截。”    
    5月6日晚，张自忠在快活铺总部召集会议，研究河东战况。这时江防军七十五军、九十四军也奉命划归张自忠指挥，周碞、李及兰两位将军也前来晋见并列席了会议。      
    张自忠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前方战况，判断了日军意图，然后就说：“我明天就过河督战。”    
    张自忠每战都亲临第一线，三十三集团军的所有将领及主官，从总司令的安全出发，都是反对的，也多次劝阻无效。这次众将领一听，大家都说：“总司令应该坐镇河西，不要去。可请冯副总司令去。”    
    当时就请参谋长李文田与冯治安通话。    
    冯治安当时正在普门冲七十七军军部。冯治安在电话中说道：“情况随时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去了，应顾及全面，以免有失。”    
    但是，张自忠仍决计亲率右翼兵团预备队七十四师过河督战。大家再三劝阻，他执意不从，并对周、李二人说：“咱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并对三十三集团军副参谋长刘家鸾说：“我明早渡河，所有总部的事，均由你负责办理。”    
    刘家鸾只好说：“如果有重大事情，我随时向总司令请示。”    
    张自忠说：“不必！万一有特别重大事情，就同仰之商量吧。”      
    当晚，张自忠便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    
    仰之我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能如与三十八D（注：师的代号）、一七九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注：即七十四师，代师长马贯一）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D、三十八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六于快活铺    
    这是一份话语重越千钧的绝命书，忠义、壮烈之豪气，跃然纸上。    
    早在前些日子，宋哲元于4月5日在四川绵阳病逝。张自忠、冯治安率领三十三集团军将领，专程由鄂北前线赶赴四川绵阳送殡。追悼仪式上，他与冯治安、刘汝明联名献挽联：    
    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    
    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会后他致书冯治安说：    
    佟赵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石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憾怍。    
    这充分表明，宋哲元去世，更进一步坚定了张自忠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决心。5月6日晚给冯治安的信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成仁的决死意向已尽书纸上。    
    担任右翼兵团预备队的七十四师，是张自忠手中惟一一支尚未动用的力量。该师隶属曹福林的五十五军。五十五军曾隶属三十三集团军，一度划出，此次战役又划归张自忠指挥。师长李汉章被曹福林免职，由李益智继任。而李师长因留守河防，现任师长一职则由马贯一代理。下辖四四○、四四一、四四二、四四三、四四四团，但编制缺额，武器不足，新兵居多，战斗力只居中下，好在马贯一及几位团长，均系张自忠任学兵营长时的学兵，因而能够听从指挥。    
    5月7日晨，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和七十四师四四○团从快活铺动身，随行人员有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顾问徐维烈、代理参谋处长吴光辽和苏联顾问等人。被免去骑兵团长职务的洪进田上校要求随去，开始张自忠未允。刘家鸾说：“多一个人，多一枝枪岂不更好。”这样才准许了。他们行军30公里，赶到宜城窑湾渡口，准备等七十四师主力到达后一同渡河，但接前方敌情通报，北路日军已攻下河南唐河；中路敌人攻抵枣阳城下；南路日军进到襄阳以东之双沟镇，截断襄花公路，迫使我中央集团军八十四军从枣阳向河南邓县撤退，战局进一步恶化。    
    鉴于前方紧急，张自忠决定不等七十四师主力赶到，立即渡河。    
    他率领特务营和四四○团在星月无光的夜里渡过宽阔的襄河，奔赴襄东战场。这是张自忠第四次过河督战。但这次形势更为严峻，不仅日军投入此次战役的兵力更为强大，而且右翼兵团自身存在的困难也较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正在重庆接受审查，全师由副师长吴振声、参谋长徐廷瑞指挥，由于威望不够，指挥困难；一八○师师长刘振三兄丧请假未归，部队无人掌握；三十八师渡河后立足未稳，即遭日军包围，陷于孤军作战；奉命驰援三十八师的二十九集团军一二二师，在田家集与敌接战一昼夜就败下阵来；七十四师整编未就绪，内部矛盾尚未解决……。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5)

    5月7日渡河后的当晚，张自忠一行宿营于宜城东北安舜营以北的郑家湾，指定郑万良的四四○团担任总部警卫团。    
    当晚获得信息，三十八师已在田家集以南地区将敌击溃，一八○师正在小松桥附近与敌激战。    
    8日拂晓前，天开始下雨，张自忠率部北进，清晨抵达南瓜店。在这里活捉了一名掉队的日军士兵，得知日军三天来不停地向北窜犯，大部队于拂晓前刚刚过去。    
    草草吃了早饭，张自忠即率队冒雨向北追击，傍晚到达襄阳县方家集附近之李家湾。    
    这时马贯一来电告知，已率第四四三、四四四团渡过襄河。张即指示他在总部后跟进；留李益智指挥四四一、四四二团等部守卫窑湾渡口。    
    5月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与第三十九师团南北两路在唐河一带之吴家店会合。第三十九师团以枣阳为中心，四处“扫荡”我河东部队。    
    张自忠对日军的军事行动，采取针锋相对，命三十八师向新街之敌攻击，令一八○师、骑九师向双沟方向追击北窜之敌，令一七九师截击马集、清水桥间的敌人的后续部队。    
    当晚，张自忠致电蒋介石：“即到。重庆。委员长蒋：影密。报告：一、遇己令一元梧电奉悉，职此次渡河，已抱有日无我，有我无日之决心，决确遵钧座意旨，不顾一切，率部截击北犯之敌。二、我三十八师已将田家集以南之敌击溃，现正与七十四师分向新街、黄龙垱之敌猛攻中。三、现已令一八○师、骑九师向双沟方向猛进，追击北窜之敌，并令一七九师奋力截击马集、清水桥敌之后续部队。四、职今日进驻方家集附近之李家湾，即继续率部猛进。谨闻。职张自忠叩。齐酉。参战。印。”    
    9日晨，张自忠率七十四师继续向北前进，先头的四四○团在方家集与黄龙垱之间的二郎庙开始与敌人接战。不久，七十四师主力赶到，将敌击退。    
    由于七十四师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敌当即调转兵力，分三路反扑，战斗异常激烈。这时，张自忠接到长官部电令：“敌人已经退却，务猛力截击，勿使窜回。”张自忠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就对七十四师将领道：“敌人既已回窜，北面的友军，就一定向南进击，这样我们已成为对敌夹击之势。虽然我们兵力较少，但我们原在河东的三个师不久即可赶到。只要我们肯牺牲，这次一定可以将敌人消灭。”七十四师官兵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奋勇杀敌，一昼夜的激战，与敌人肉搏争夺十余次，终于将敌人击败，歼敌甚众，残敌向东溃退。    
    上午，黄维纲师长率三十八师赶到总部附近。当晚，张自忠在临时指挥部召集三十八师营以上干部训话，严格了行军纪律。训话以后，部队冒雨出发，踏着泥泞狭窄的田埂向东北方向前进。三十八师在前，张自忠率总部居中，七十四师跟进。由于夜色漆黑如墨，部队只能借着峪山、黄龙垱一带日军焚烧房屋的火光来辨别方向地形。    
    途中，张自忠小声问三十八师警卫营营长栾升堂：“你营里这次参战人员有多少？”    
    栾升堂答：“全营有官兵659人。”    
    张自忠问：“共携带多少弹药？”    
    栾升堂答：“步兵每人带步枪子弹200发、手榴弹四枚、枪榴弹2枚；轻机枪每挺子弹2000发；重机枪每挺子弹8000发；迫击炮每门带炮弹150发。”    
    张自忠满意地赞许道：“你们能带这么多子弹，很好。这次咱们到敌后作战，补充不容易，你们考虑多带弹药是有远见的。不过，尽管带了这么多子弹，还应该教育士兵，打起仗来，要尽量节省弹药。”    
    这时，枣阳方面中国军队仍处境被动，部队失去联络，纷纷败退。战斗力颇强的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也被日军冲散，师长钟毅少将于向北转移途中，在豫南苍台遭日军骑兵围攻，壮烈殉国。    
    10日清晨，张自忠率领三十八师、七十四师追抵峪山、黄龙垱一带，又马不停蹄向双沟、吕堰镇之敌发动攻击。途中，曾在新街、白庙、方家集等地同日军发生激战，毙敌甚众，三十八师也伤亡团附邓文光等官兵300余人，七十四师伤亡100余人。    
    张自忠当日致电蒋介石：“即到。重庆。委员长蒋：影密。报告：一、职率三十八师、七十四师追击北窜之敌，今晨追抵峪山、黄龙垱一带，即向双沟、吕堰镇之敌攻击前进。二、新街、白庙、方家集一带共有敌约千余名，经职沿途扫荡，连日激战多次，毙敌甚众，我三十八师亦伤亡团附邓文光等官兵约三百余人，我七十四师伤亡约百余人。谨闻。职张自忠叩，蒸辰。参战。印。”    
    经过两三天的努力，张自忠与河东各师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欢欣雀跃，士气振奋。    
    在三十八师、七十四师连续歼敌的同时，一八○师已越过梁家集、熊家集向西北追击日军，沿途颇有斩获；一七九师、骑九师则在马家集、田家集一带断敌交通；二十九师、三十七师渡河部队已将京钟公路和洋梓南北交通完全切断。    
    张自忠接连接到长官部电令，说敌人已经退却，务猛力截击，勿使窜回。“敌第十三师团企图南窜，该总司令应即率部向南截击……”    
    日本人真个是被击溃，溃不成军了吗？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6)

    张自忠指挥右翼兵团五个师的积极作战行动，给日军后路构成重大威胁，使其受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日军的这次战役意图受阻，自然也引起了日军对这方面中国军队的注意。    
    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一中将和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中将，同时接到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的电话指令：“我命令你们，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暂时停止向北推进，转而向南，令你们两师团的兵力，全力消灭中国军队中的张自忠部，不得有违。”    
    “为什么？”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中将在电话中问道。    
    园部和一郎道：“在我大日本皇军此次宜昌作战中，中国军队中的张自忠和他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已成为我们取得宜昌作战胜利的最大阻碍。张自忠已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麻烦，使我们一次又一次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这一次，他又成了我们宜昌作战的阻力，已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这个张自忠和他的三十三集团军不除，可是我们在中国作战的最大障碍。所以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把他歼灭，以除后患。”    
    “是！”田中静一同村上启作齐声应道。    
    这道命令下达，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一很是高兴。放下电话，他兴奋地说：“张自忠，这下可是该我复仇的时机到了。”    
    原来这一段时间以来，潢川战役、鄂北防御、随枣会战、冬季攻势，一次又一次，他的第十三师团都碰上了张自忠和他的三十三集团军这颗“硬钉子”，每次可都是碰得头破血流，受创不轻。他把张自忠和他的三十三集团军恨死了，可又无可奈何！这下可好了，园部司令官让他的十三师团和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以优势兵力，共同来对付、解决夙敌张自忠及其第三十三集团军，自然是太好不过了。    
    5月1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分别由双沟、张家集和枣阳、琚家湾一带调头南下，集中力量攻击张自忠。    
    日军发动这次宜昌作战，把投入战斗的四个师团中的两个师团来对付张自忠，可见其对张自忠及第三十三集团军的“重视”，真可谓竭尽全力，以求一逞了。    
    张自忠直接指挥的右翼兵团河东部队虽然有五个师的番号，然而编制都不足员，五师兵力相加仅两万余人，只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武器、装备则相差更远。一七九师、一八○师几天来被日军分割，一直各自为战；骑九师名为骑兵，实际无马，士兵多系新招，只能担任协同作战或警戒任务；三十八师能打能冲，却要独挡一面；跟在张自忠身边的只有七十四师三个团和总部特务营，不足3000人。经过几天激战，各部队都已疲惫。以薄弱之兵力与人数远超于自己、装备远优于自己的两师团敌军抗衡，自然是力难以胜了。    
    日军主力南下，日军第三师团孤军在唐白河谷，受到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和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围攻。    
    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向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告急。他对园部说：“四周都是中国军队，向我攻击甚是猛烈，望火速增派援军、补给粮秣。”    
    园部接到告急，也感到为难，若调一个师掉头北上回援山胁，又恐对付不了张自忠。于是他派联络参谋空降到第三师团，告诉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要他努力坚持。园部则亲自指挥两个师团向张自忠猛扑过来，并加派集团军直辖坦克部队快速向南冲击。    
    在这种日军以优势兵力南下，向我右翼兵团施加压力的时候，按照兵法制胜之策略，敌强我弱，我当避其锋锐，攻其疲惫。中国统帅部应当命令右翼兵团的河东部队暂向大洪山作战术性规避，不与日军正面交锋，使南下之敌扑空，令其师劳无功，精锐之气丧殆。先趁机集中主力围歼北方日军之第三师团，然后攻击南下之敌。南扑之日军第十三、三十九师团因扑空而必锐气顿挫，遭我痛击，虽不能全歼，亦可重创敌军。    
    但蒋介石不切实际，好大喜功，主观专横，误信日军假情报，对战局的判断过于乐观，故于5月11日发出训令说：“查鄂北之敌自佳日至唐白河畔，似已完成其作战计划，开始撤退矣。……倘纵敌悠然退回原阵地，则我军决不能自矜战胜，而且将为敌所蔑视。仰即督率所部，克服一切困难，不眠不休，各向任务迈进，乘敌脱离据点态势不利，及补给缺乏之好机，努力一举将其歼灭。并仰各将士深体追击为完成战果最有效手段之明训，以坚强意志与卓越统帅相配合，完成光荣之使命，勿得逗留不进，坐失战机为要。关于此次作战出力及不出力人员，着李长官切实考核，以凭奖惩，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13日他又电李宗仁：“第五战区应以截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之主力获得伟大胜利。仰转饬各总部司令亲到前线指挥，以励士气，其逗留后方者，决予处罚。”    
    右翼兵团河东部队，以疲惫之师抗衡日军兵力倍之、武器胜之、锐气旺之的生力军，本属当败之局。作为已身经百战的张自忠，并非不明白其中之利弊。然而此次过河督战的张自忠，已抱必死之决心，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正因如此，张自忠是绝对服从命令的。接到命令后他毫不迟疑，立即调整部署，掉头向南追击。    
    5月11日，三十八师由黄龙垱附近、七十四师由峪山以北向土桥铺及兴隆寺方面追击，恰与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遭遇，双方在峪山东北及黄龙垱东南地区发生激烈战斗。    
    12日凌晨，这股日军改向东窜，张自忠指挥三十八师、七十四师及骑九师星夜追击。    
    骑九师在琚家湾附近截击敌一部约2000人，激战半日，毙敌甚众，缴获战马数十匹和大批战利品，余敌向东南溃退。    
    13日凌晨，三十八师进至琚家湾以南，探知附近曹家大湾一带有大批日军宿营。张自忠即令黄师长抓住良机，发动攻击；令七十四师主力，迅速南下耿家集截断日军去路；令四四○团向西展开，准备阻击黄龙垱来援之敌，掩护三十八师侧后。    
    拂晓前，三十八师先头部队进至梅家大湾，日军已开始沿曹家庙、梅家二房湾、梅家高庙向南行进。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7)

    黄师长还未部署完毕，敌已发现西山岗上有我部队向其隐蔽接近，即鸣枪示警。黄师长当机立断，令樊伦山团长率一一四团向梅家二房湾冲杀以便将敌拦腰斩断。敌司令部官佐在我冲击下四下逃窜，两名指挥官连人带马被击毙。    
    正当三十八师攻击部队发起冲锋时，梅家高庙上的敌轻重机枪疯狂扫射过来，同时日军还将大炮放在散兵线上向我轰击。    
    梅家高庙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在日军居高临下的扫射下，三十八师攻击受挫，被迫撤回梅家大湾与敌对峙。    
    不久，日军纠集千余人向我反扑，但因指挥官遭我击毙，元气未复，组织不起有力的攻击。    
    黄维纲师长胸有成竹地一面令一一四团在正面实行佯攻，并派一支疑兵向北运动，沿麦田匍匐前进，接近敌人。不一会，一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敌人左翼，出其不意地攻上梅家高庙，打得日军溃不成军，夺路东逃。三十八师乘胜追击，一路斩杀，直追到熊家集。    
    据统计，梅家高庙一役，三十八师毙敌约1400人，内有重要指挥官一名，并缴获大批战利品。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得知被歼者为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    
    在梅家高庙激战的同时，张自忠率七十四师向南到达辽家集，截断日军去路。不久，梅家高庙之残敌约1000余人窜逃而来，七十四师当即迎头截击。激战在滂沱大雨中展开，张自忠在散兵线上来回督战，高声呼喊激励士气：“我们要消灭当面的敌人！弟兄们不要让敌人跑了！”在七十四师官兵痛击下，这批残兵败将几乎全军覆灭。    
    13日晚，一七九师五三七团在欧集家袭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取得较大胜利，但师部在田家集附近受敌阻击；一八○师来电云：师部在老河口附近，各团在黄龙垱附近受敌阻击围攻，多处阵地被敌突破。这样南北两师都需救援。同时，张自忠正面也出现新的敌情。正当三十八师、七十四师和骑九师在琚家湾以南与日军第十三师团激战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约5000余人乘隙由琚家湾经峪山东侧南下。    
    为截击这股敌人，并接应一七九、一八○师，张自忠决定把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左路由黄维纲师长指挥，先带三十八师接应一七九师，然后向新街、田家集一线追击；右路由张自忠亲自指挥，先令七十四师接应一八○师到方家集集中，然后进罐子口沿襄河东岸向南追击。    
    不幸的是，张自忠总部所用无线电密码已被日军第十一集团军通讯部队破译，三十三集团军上述动向均为日军洞悉。于是东窜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同南下的第三十九师团几路向方家集、新街奔袭，合力夹击张自忠部。为了增强攻击力量，园部和一郎还调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带领四个营驰援枣阳。张自忠的处境十分危险。    
    14日凌晨，张自忠率领总部及警卫团到达方家集附近，与先行赶到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遭遇。我军向敌人发起冲锋，但多次进攻未能奏效。张自忠亲自登上方家集东北高地，指挥工兵连爆破日军火力点，然后令四四○团发起攻击，占领了方家集。    
    方家集四周虽有土围子，但却是个弹丸之地难以据守。张自忠将指挥部设在镇外一个高地上，指挥四四○团与随后赶来的七十四师主力与日军反复争夺方家集外围高地。日军以十余门大炮和多架飞机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疯狂扫射，掩护步兵一次又一次进攻。张自忠令特务营也加入战斗。双方肉搏血战终日，伤亡均在千人以上。七十四师团长李颜嘴、团附刘泽膏、营长郭猷荫、文魁等均负重伤。方家集被炮火夷为废墟。    
    激战中，张自忠的指挥所也被敌人炮火轰塌一角，但张自忠镇定若恒，指挥若定。    
    傍晚时刻，方家集东面又响起密集的枪炮声。张自忠命令特务营营长杜兰喆：“你带人上去，击退他们！”    
    特务营如猛虎般向敌人冲杀过去，将日军打退。杜兰喆返回指挥所，见张自忠正泰然地吃着豆子。杜兰喆说：“总司令，这里不安全，请您转移到安全地点吧。”    
    张自忠笑笑道：“你也坐下来歇会儿，也吃点豆子充饥吧。别看小鬼子现在这么凶，天一黑他就泄气了。”    
    入夜，枪声疏了，日军惧怕我夜袭，龟缩在几个小村子里。    
    当晚，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来电报告，日军左翼仍有向南撤退模样。张自忠即与几个幕僚商议，认为既然奉命截击敌人，就决不能让敌人逃跑，所以决定连夜向西南进发，赶在日军前面将他们截住。为干扰方家集敌人，张自忠派一支小部队对日军进行夜袭，自己则率主力向西南开进。到达罐子口骑九师师部，张自忠与李文田、张敬、李致远、吴光辽、徐惟烈及苏联顾问分析、研究敌我态势及今后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日军主力不断向西南方向推进，在此局面下，襄河河防日益突出。三十三集团军负责防守的300余里河防，仅钟祥县境可保无虞。冷水铺有五十五军二十九师驻守，冷水铺以北有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三二师防守；宜城县境是五十九军防区，但全军三个师已全部在襄河以东作战，120里河防只窑湾渡口一处有七十四师少数部队留守，河防十分空虚。    
    如何巩固河防，参谋长李文田认为，一八○师没能赶到方家集，接应计划落空，我们兵力单薄，不可久陷于此，应带七十四师、骑九师回到西岸，沿河把守。也有人持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个师仍应留在河东，坚持外线积极防御。因为河东战事如火如荼，我三个主力师尚在与敌作殊死搏斗，此时总部撤退过河，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次，若回师西岸，沿河消极防守，以两个师扼守120里防线，兵力显然不敷分配；再说，留在河东与敌周旋就是最好的防守，敌一日不把我河东部队驱逐干净，便一日不敢贸然渡河，我军可截其后路，令其首尾受敌，于我有利。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8)

    张自忠已意识到正面敌情十分严重，但他权衡两种意见后，毅然决定留在河东，与敌周旋。他对大家说：“襄河屏障鄂西，河防有误则荆襄不保，而川汉势必危险，影响战局莫此为甚。我方虽处于明显劣势，但拼得一分，敌力则减少一分，削其锐气，钝其行动，以便巩固我两道防线，牺牲代价虽然很大，但尽我军人天职，保我光荣战迹，大义所在，不计成败利钝！”    
    张自忠命令骑九师留在罐子口以南山地，向西警戒，若发现日军从王家集附近渡河，就从背后袭击；他便率领总部离开大路，向南瓜店进发。    
    南瓜店属于宜城县新街乡。据传说民国初年，当地农民何氏兄弟为谋生计，在此开店，因为贫穷，无酒食可卖，只能卖煮熟的南瓜与过往行人，故人们称为“南瓜店”。这里东通新街，西达王家集，北出罐子口，南至宜城县城的交叉路口，与宜城、王家集两渡口鼎足而立，是一个战术要点。    
    15日下午4 时左右，张自忠率总部警卫团和特务营到达距南瓜店以北一里处的小村庄沟沿里。他们在山坡上看到四面多处起火，便知已经陷入敌人重围之中。但因与总司令在一起，大家都还安心。他们在沟沿里附近一个破山寨内停歇下来。在炮弹射程之外可以看到有队伍在移动，但是敌是我分辨不出，大家在山石上坐着，心情都变得沉重而阴郁。    
    在沟沿里，张自忠给蒋介石拍发电报云：    
    即到。渝。委员长蒋：影密。报告：    
    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与南窜之敌约5000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相互夜袭，复激战终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现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战中。    
    二、我三十八师、一七九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继续向南追击中。    
    三、据报，残敌一部约1000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东岸南窜，已饬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努力截击中。谨闻。    
    职张自忠叩。删申    
    黄昏时，马贯一率七十四师四四三团、四四四团到达南瓜店。张自忠遂令七十四师主力在南瓜店以东占领阵地，向东及东南警戒，以一部占领乳山东西一线，维护南瓜店至宜城间交通；命担任警卫团的四四○团占领毛家湾左右一线，对西北警戒。    
    马贯一到达南瓜店时，同所属四四○团团长郑万良会面。郑万良说：“看情况我们要吃包子了！”    
    马贯一道：“你怎么不赶快向总司令报告呀？”    
    郑万良伸伸舌头：“谁敢跟他说呀！”    
    其实不用谁说张自忠对此时已有判断，只是未动声色。他觉察到大家的紧张心情，就在部署妥当之后把总部人员、特务营、七十四师主要干部集合起来，严肃地说：“我们已经陷入敌人的重围。大家都知道，情况是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队伍，总有办法。大家无论如何，务必镇定。不要紧的，我张自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离开队伍！”接着又传令：“今后凡是夜间行军，打手电筒的，吸烟的，枪毙！不守秩序，吵闹的，枪毙！落了队的不要！不许谈话，不许咳嗽！”    
    张自忠此时随身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他们的日军有五六千人。形势之严重可想而知。傍晚，他致电黄维纲师长，令他率三十八师由新街前来解围。考虑到黄师长为敌人所纠缠的因素，能否及时赶到没有把握，张自忠又致电樊城之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请援，但未见答复。    
    这时张自忠除却劳累困乏，睡眠不足外，痢疾又复发，身体状况也不好。但他在这样恶劣险境，仍关心群众，走访几家，看村民非常贫苦，让副官给全村每户发十块银元。    
    难忘的5月16日来临，这是血与火的一天。    
    激烈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天空布满乌云，阴霾笼罩着鄂北南瓜店这鲜为人知的小地方。战斗首先从西边毛家湾旁的小山子开始，这里距沟沿里不过1000来米。中间仅隔着两个小山包。守在这一线的是四四○团。    
    张自忠刚刚睡下便被枪炮声惊醒，立刻起身到沟沿里后山上观察，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苏联顾问和几个随从副官跟着他。    
    日军很快攻占了两个小山包。张自忠命四四○团预备队增援上去，夺回了第二个小山包。日军又几次冲上山顶，均被我军击退。但日出时，四四○团第一道防线终被敌军突破。日军攻占沟沿里西北制高点牛肋巴骨山，居高发炮，沟沿里直接暴露于敌人火力网之下。与此同时，东线之敌攻占两乳山，以重炮向我前沿阵地袭击。张自忠遂将总部移至杏仁山旁的陈家湾。    
    从5月13日以后，张自忠与外围联络之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均告中断，只有全部依赖无线电通讯。日军第十一集团军通讯部队根据我方电台以不同频率向各师发报的情况，判断张自忠之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就在沟沿里附近，并于16日上午9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村上顿时紧张起来，急忙调集五六千人及大批飞机、大炮，向沟沿里合围。    
    上午10时左右，日军步兵猛攻沟沿里，四四○团退守石龙岗，隔山沟与敌对峙。东面，从方家集经黑冲越过十里长山之敌，与进入罐子口之敌相呼应，开始攻击罗家榨房七十四师阵地。我军面临敌人东西夹击。    
    七十四师是沿杏仁山至两乳山南北走向布防的。其中四四四团为左翼，守扁山南麓。师部设于东山口西侧。战斗打响后，日军强攻不断，一次比一次凶狠，敌我往复冲杀，阵地四次失而复得，战斗惨烈异常。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9)

    七十四师因轻装渡河，所携带的粮弹均不是很充足。战斗打响以后，不到中午，弹药已几乎全部耗尽。马贯一派人向张自忠请求补充。但此时，总部同兵站已失去联络，根本无法得到弹药补给供应。张自忠命李文田参谋长用电话向马代师长传达指示说：“对敌人要狠狠地打！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牙咬！”随后，他又派副官送去亲笔手谕，上面写着：“马贯一，你当兵就跟着我，我绝不会亏待你。现在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我们军人杀敌报国之时。这次对敌作战，你只管拼命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打不好我完全负责。”马接到手谕后，就到前沿督战去了。    
    留守窑湾渡口的李益智师长16日清晨接到张自忠命令后，迅速凑集了180余人和四挺轻机枪，派工兵营营长赵德志带领，跑步前来受命。张自忠即把他们派到最吃紧的东山口防守。    
    与赵营长一同到达的一位参谋，是奉李师长之命前来领受任务的。张自忠听了他的报告后，亲笔写命令：“李师长，迅速、竭力抽集兵力过河，侧击北来敌人。”    
    写毕，他转身对旁边的李参谋长说：“现在战况恶化，我们为祖国牺牲是理所当然，总不能让朋友在此流血，你派人陪同苏联顾问随七十四师领任务的参谋下去吧。”接着，他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随后指定参军李致远带领人们撤离战场。    
    李参军很担心总司令的安全。撤离前，他悄声对洪进田上校说：“我走后，总司令由你和手枪营杜兰喆营长带领手抢营负责保卫，要劝说总司令转移到南山上去。”    
    李参军一行撤离战场时，日军南切至南瓜店以南，以火力封锁了磨石沟一带通往宜城的道路。张自忠即调四四○团掩护他们撤退，命特务营（即手枪营）接防石龙岗阵地。    
    日军从东西两面同时发起攻击。守东山口的工兵营弹药用尽，正拟与敌人拼刺刀，七十四师参谋处主任许文庆在师指挥所里大喊：“赵营长，总司令就在后头，要顶住敌人！”赵营长答道：“许主任，你放心，我……”话未说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赵营长牺牲了。工兵营溃退下来，师指挥所里秩序大乱。马贯一正走在石窝附近，见东山口溃败，急调右翼之四四三团冲上去，堵住了缺口。    
    奉命掩护非战斗人员撤退的四四○团，因遭到西山上日军的猛烈攻击，敌我悬殊，弹药耗尽，终不能支，数百人完全溃散。团长郑万良也在混乱中逃离战场，与苏联顾问等几十人绕道退往十里长山以北。      
    中午，日军在东西夹击的同时又猛攻南瓜店以南石窝，企图将我军向北压迫到十里长山脚下的开阔地带，加以围歼。      
          张自忠急将手枪营从石龙岗调到石窝阻击日军。手枪营士兵多是豫鲁冀三省青年，身强力壮，作战勇猛。尽管每人只有一支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把大刀，没有重武器，但他们在杜兰喆营长带领下，为保卫总司令同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中，杜兰喆营长腹部负重伤，仆地不起。张自忠派人把他抬出险境。洪进田挺身而出，代杜营长指挥手枪营，继续与敌人冲杀，但不久即中弹牺牲。全营四个连长，一个阵亡，两个负重伤，只剩下张连长一人，士兵伤亡过半。石窝阵地终被日军突破。日军从东、西、南三面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军不到一平方公里阵地，炸得土石飞溅，硝烟弥漫。    
    张自忠仍不断激励总部人员：“情况如大家亲眼所见，我看算不了什么！黄师长天黑可赶来解围，请大家相信，我张某绝不单独离开战场。现在三面都是敌人，你们就近分散隐蔽。”    
    得知石窝失守，张自忠立即带几个随从赶往南面督战，途中碰上张连长带领手枪营残部后撤。他对张连长说：“我是总司令，如果是连长，这几个毛贼子不够我一连人打的！”    
    张连长一听，上衣一甩，赤膊挥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大家热血沸腾，奋勇冲杀，终将石窝夺回。    
    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炮弹如暴雨倾泻，枪声密如筛豆。张自忠仍镇定如恒，手持望远镜，翻着地图，从容指挥战斗。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炸伤了张自忠的右肩，紧接着一颗流弹又击穿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军装，护士长史全胜急忙为他包扎。卫兵们见总司令负伤，惊慌地：“总司令，您……”    
    张自忠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用大惊小怪。”    
    卫兵们担心再出意外，都围上来把他护在中间。张自忠却笑着批评道：“你们这样紧张干什么？怕我跑了不成？”    
    午后，日军攻势更猛，已逼近陈家湾指挥所。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杏仁山。这时我军虽被敌三面合围，但东北长山方向尚未合拢，若翻过长山，仍可突围而出，夺得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张自忠翻越长山突围，但张自忠到达杏仁山后不肯再动，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眼看日军越来越近，徐惟烈顾问小声向他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    
    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    
    张自忠眼睛一瞪，厉声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大家听了这几句分量沉重的话，谁也不敢再开口了。    
    由于我方往襄河西岸抬送伤兵的人被日军掳去，敌人讯知张自忠正在杏仁山督战。下午1时许，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在距离杏仁山1500米的山头上，对准杏仁山疯狂轰击。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成重伤，血流不止。张自忠见状，立即吩咐两位参谋：“把你们处长架走。你俩分在两边，各架一只胳膊。吴处长也要忍点痛。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    
    想到总司令自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且已经负伤，还如此体贴照顾部下，吴光辽等三人十分感动，不忍心此时离他而去。但张自忠一再催促，甚至要发火，他们才流着泪从东北方向撤走。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10)

    为了减少伤亡，张自忠命幕僚及随从向各处散开，身边只留下几名副官。然而由于他身着黄色军装，目标显著，炮弹如雨落在四周，副官贾玉彬、护士长史全胜中弹身亡，张自忠右腿被炸伤，裤腿、袜子均被血湿透。    
    他派人送走徐惟烈；李文田再次劝他离开，他拒绝了。李文田也走了。张自忠命高参张敬转移，但张敬也坚决不走。    
    下午2时左右，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怒吼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援军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他神色严峻，威仪凛然，眼中射出令人生畏的光芒。这种大无畏的气概，给官兵们增加了战斗的勇气。张敬矫捷地追随在张自忠左右，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就在此地，谁也不许退！”张自忠发出督战口令，张敬就大声传呼复述。    
    行进中，张自忠突然发现西南方小山头上退下几个散兵，就对身边卫士谷瑞雪说：“你去看看那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装孬种，就地正法！用刀砍不要用枪打！”    
    谷瑞雪一手握枪，一手持刀，奔上去轻声对几个士兵道：“总司令在此，赶快上去！”几个士兵一听，转身冲了上去。    
    由于寡不敌众，这个山头还是失守了。日军从山顶冲下来。跟在张自忠周围的手枪营士兵一面冲上去抵挡日军，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不料喊声更引起日军注意，敌人便加紧了围攻。看到日军步步逼近，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安全地带转移。张自忠不肯走，大骂卫兵怕死。刚由排长提升为手枪营连长的王金彪正指挥本连剩下的几十个弟兄堵击来犯之敌，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膛，一边往后顶一边噙着眼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敌人，死在这里也不下火线！”接着，他示意卫兵将总司令拉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冲向前方，带领弟兄们将冲上来的一股日军消灭了。望着王金彪健壮勇猛的背影，张自忠神光焕发，哈哈大笑地大声说道：“好样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    
    经过惨烈激战，七十四师四四三、四四四团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为保卫张自忠安全，马贯一从仅有的数百人中抽出一个营，派往杏仁山支援手枪营。但这个营在赴援途中受阻，张自忠把手枪营大部派出援救，看到东山口方面四四三团不敌日军，又将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派去支援。这样，他身边仅剩下高参张敬、兵站科员马孝堂和卫士谷瑞雪等数人。    
    午后3时左右，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东山口的七十四师残部不敌日军猛攻，大部战死，余者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士兵见势已至此，急撤回杏仁山脚，作最后抵抗。    
    面对步步逼近、怪声吼叫着扑上来的日军，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大无畏的惊人勇敢与顽强。他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搏战，将绝对优势的日军阻于山脚下一个多小时而不能前进一步。    
    战斗在凄风苦雨中进行，雨落在地上便成了鲜红色。手枪营士兵所剩无几，王金彪连长也在激战中阵亡。张自忠眼看弟兄们一个个倒下，他两眼冒火，拔出手枪，大吼一声，如天神一般向山下冲去，枪在他的手中怒吼着，射出一串串仇恨的火花，好几名日本鬼子倒在了他的枪口下。跟在他左右冲下去的是张敬与马孝堂。三条无畏的汉子，像三座大山向敌人压了下去，恨不得将眼前的日本鬼子压成齑粉……。    
    这时日军的机枪响了，正向前冲的张自忠身中数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少校忙上前为他包扎。伤口尚未包扎好，日军一窝蜂冲了上来。张自忠对身旁仅余的几个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佩剑要自刎，被副官朱增源夺下。卫士谷瑞雪急得哭了，急忙将他抱住。张自忠笑着说：“你这小子，哭什么？战死沙场，是军人的本分。”他躺在地上，脸色苍白，但很平静地喃喃自语：“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本鬼子已冲至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少将举枪击毙了几个鬼子，被鬼子乱刀捅死。一个鬼子端起刺刀向张自忠身边的马孝堂剌来。张自忠眼睛一瞪，怒吼一声，猛然站起，抓住敌人枪身，这个鬼子猛被这满身是血的人吓得一愣，被马孝堂一枪击毙。    
    突然，一颗子弹从张自忠腹部穿过，张自忠向后一踉跄，又一颗子弹从他右额射入。这位永不屈服的巨人，身中七弹，终于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祖国的大地上！    
    马孝堂也中弹倒下。    
    最后还活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只有谷瑞雪。他哭着将张自忠的大衣盖在他身上，抹掉眼泪，满腔怒火，挥动手中的“二十响”驳壳枪和大刀片，犹如猛虎下山，杀出一条血路，冲进了茫茫麦田之中……    
    天上的雨，淅淅沥沥，下得大了起来，在为这位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哭泣。大地也在流着鲜红的泪呜咽。    
    张自忠这位一代抗日名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民族英雄，壮烈地牺牲在鄂北的土地上，时年49岁。与他同时殉国的共500余人。留下姓名的有：张敬少将、洪进田上校、贾玉彬、王金彪、白振瀛、赵世森、崔荣祥、徐蔚峰、李世昌、赵德志、史全胜……还有张自忠心爱的坐骑“长虫”也在这次作战中与主人一同殉难。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举国大恸吊忠魂(1)

    谷瑞雪身中三弹，左肩、左大腿、右臀负伤，躺在麦田里，奇迹般地躲过了敌人两路搜索。因在他躺的不远处，有一具手枪营战友的遗体，装束和他一样，身上也是九龙袋，“二十响”，大片刀，大概敌人将其认为是他，才使他逃过了搜索。谷瑞雪躺着，流血过多，又有几天没吃饭，子弹打完了，“二十响”也打坏了，实在不想动。    
    天慢慢黑下来，雨也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谷瑞雪赶到前边不远的一个村庄，恐怕村里不安全，便在村边的竹园里“睡”了一夜。他饿得难受，就在麦田里搓点麦子吃；渴得厉害，就到小溪边捧点水喝；伤口疼痛，就咬牙坚持着。心里只想着，一定要活着回去，把总司令和战友们壮烈殉国的情况报告上级。    
    第二天清晨，谷瑞雪握着打坏了的“二十响”，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子。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一个身着便衣的人，手里提着手榴弹，正小心地一边四下探望，一边前进。谷瑞雪突然上前，用“二十响”指着他大声说：“不准动！”那人先是大吃一惊，稍一停顿，便高兴地说：“自己人！自己人！”原来来人是骑兵第九师的侦探，是来找总司令部的。谷瑞雪沉痛地告诉他说：“总司令阵亡了，手枪营的官兵已伤亡殆尽，你要找总部，现在总部只剩我一人了。”随后，这侦探才将谷瑞雪挽扶到骑九师师部，向张德顺师长报告了张自忠壮烈殉国的情况。    
    5月16日下午，日军开始清扫战场。一名少佐军官看到一具着黄色军装的尸体，身上还盖着大衣，估计是位将军。他走近搜查死者的遗物，从左胸兜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镌刻着“张自忠”三个字！少佐不禁倒退几步，然后才惊魂方定地端详起仰卧在他面前的这个躯体魁梧、血迹满身的巨人来。他“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一个军礼，又忙叫人找来担架，将遗体抬往战场以北20里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部。    
    正当日军七手八脚将张自忠的遗体抬上担架时，被日军刺伤，昏倒在血泊中的马孝堂少校，从昏迷中惊醒，微睁双眼，欲看究竟，不料被日军发觉。日军当即将其捆绑起来，同另外六名伤兵一同押往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部。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部设在陈家集。参谋长专田盛寿在“七七”事变前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中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面于谈判桌前。    
    专田盛寿将抬来的遗体一看，确认死者系张自忠无疑，震惊之余顿生敬意。他见其血肉模糊，便立刻命军医用酒精把遗体擦洗干静，用绷带裹好。随即他又派人在一木匠铺里找来一副棺材，将张自忠遗体收殓入棺，浅葬于师团部陈家祠堂后山之南。大概是部队开拔在即，尚未盖土，只把棺材搁置在地，坟头插着一块用日本人的指路牌作的灵牌，上面写着“支那总司令张自忠之墓”。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击毙张自忠，师团长村上启作和参谋长专田盛寿为庆祝“击毙张自忠之捷”，当晚，在师团部陈家祠堂设宴庆功。但由于南瓜店之战，张自忠吸引了日军主力，汤恩伯之第十三集团军乘虚袭取枣阳。16日晚，园部和一郎急调第三十九师团连夜北上攻夺枣阳。    
    丧心病狂的村上启作和专田盛寿，为了忙于北上，在酒席间将马孝堂等七名战俘，押到桌前劝降，遭到拒绝，即气急败坏地下令，将此七人押至陈家集村头一大堰塘边全部残杀。    
    16日下午，枪声慢慢停息了。陈家集的居民王心角、王心福、尚礼堂和陈书元躲在陈家集附近一个渠沟里。后来，王心角悄悄爬上袁家湾后头一个古墓上的蒿草杂树中，窥视日军的动静。大约后半晌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南山里来了一队日军，押着几个穿中国军服的伤兵，还有一副担架，一直进了陈家集。    
    第二天早晨，王心角四人从渠沟里出来，走到陈家集岗顶上，一眼望见坡下堰塘水沟里，横着七具中国军人尸体。陈书元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跑在前面，刚走到堰塘边，一具“尸体”翘起头来，喊了一声“老乡！”陈书元吓得哇哇大哭，赶忙往回跑。王心角等人问明情况，一同来到堰塘边。翘起头的军人，睁大眼睛，张着嘴喊：“老乡，不用怕，我还活着啊，你们救救我吧！”王心角听声音觉得很熟，仔细一看，认出了这是张司令身边的马副官。原来张自忠渡河督战时，正是王心角当的向导。他们四人连忙把压在他身上的尸体搬开，将他扶起来，送到西洼里藏着，由陈书元陪着，其余三人先进陈家集探听虚实。集上空无一人，陈家祠堂南边放着一口棺材，他们一眼便认出，此棺是陈家集魏华山木匠铺给一户姓邱的财主做的预棺 ，还没完工，尚缺棺盖，用一块门板盖着。    
    陈家集及周围的日军都走了。尚礼堂回家弄饭，王心角和王心福把马孝堂架扶进陈家祠堂。尚礼堂盛来稀饭和一碟腌蒜苔，一口一口地喂马副官。    
    傍晚，马孝堂请求将他送到淳河店找自己的部队去。王心角找到王心福、周洪发、周大旺，把麦笼编起来当担架，抬马孝堂去找部队。临走前，马孝堂念念不忘张自忠将军遗体的下落。王心角想起祠堂南边那口棺材，牌位上写有“张自忠”三个字。马孝堂要他们将他抬到棺材处，撬开棺材上盖的门板，天黑无法辨认，马孝堂就用手摸其脚上的鞋，因为鞋带是他亲手系的，证实是总司令的遗体后，马孝堂放声大哭地说：“他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啊！”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举国大恸吊忠魂(2)

    王心角等抬着马孝堂走到王家集附近，遇到了三十八师的便衣队，在他们的护送下，顺利地把马孝堂送到了张家沟三十八师师部。    
    黄维纲师长听完马孝堂的报告，悲恸万分，当即率便衣队急驰陈家集将张自忠遗骸抬回张家沟，并带领部队连夜护送前往河西，在途击退日军多次袭击，18日拂晓方抵达河岸。    
    马孝堂少校因伤势过重，不日便停止了呼吸。    
    张自忠殉国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16日当晚，向汉口第十一集团军总部报捷。汉口日军广播电台连夜播出了这一消息。重庆方面获悉后极为震惊，立即致电第五战区：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怎样？五战区答称：15日后即失去联系，情况不明。    
    李宗仁17日接到冯治安电报，方知张自忠殉国消息。消息来源于骑九师，师长张德顺听了谷瑞雪的报告后，电告冯治安的。据《军委会综合张自忠殉国经过报告稿》称：“殉难情形：据张总司令卫士谷瑞雪负伤回部称：当敌人大部向我包围时，总司令即登山督战。16日午左肩受伤，请回部包扎，坚不肯回，仍神色自若，复大呼向前冲杀。未几，胸部又受重伤，即拔枪自决，为随从副官朱增源所夺，随即倒地微呼曰：你们快走，我自有办法。又曰：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瞑目殉国。”    
    18日，李宗仁将张自忠殉难消息转报蒋介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接到前线电话，说张自忠阵亡，当即为蒋介石拟好电报稿，经蒋介石圈阅，立即发出：    
    冯副总司令仰之兄：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殒，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革命，功在党国，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请兄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遗志，益加儆奋。俾得复仇雪耻，完成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慰其在天之灵，是所切望！闻耗仓猝，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中正巧已川侍参。    
    5月17日，冯治安得到骑九师师长张德顺的报告后，立即从普门冲七十七军军部，赶到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总部主持工作，随即接到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的报告，张自忠将军遗骸已在陈家集寻着，现正运往襄河岸。冯治安当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襄河岸迎灵。    
    18日下午4时许，张自忠将军遗骸运抵小河街，停放于华安旅社。当晚9时，当地驻军官兵数百人，在此设立灵堂，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祭奠忠魂。仪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把张自忠将军的遗骸抬上事先准备好的灵车上。街上老百姓得知后，不约而同地齐聚在公路两旁，嚎啕大哭。灵车直抵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总部。    
    遗骸运抵集团军总部，副总司令冯治安、苏联顾问、总部官兵及当地群众痛哭相迎。冯治安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张将军的伤势，发现全身共伤7处，除右肩胛骨的炮弹伤和一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已难辨认，惟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冯治安命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然后举行了庄严隆重的祭奠仪式。    
    5月21日5时，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之命，率手枪队，乘六辆卡车从快活铺起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车队经荆门、当阳等县和沿途集镇，均有各界群众祭奠。下午3时许，车抵宜昌县境。湖北省代主席严重、江防军司令郭忏及二十六军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萧之楚等40余名军政官员，等候在城郊扬岔路迎灵。他们在这里举行了沉痛、肃穆的迎灵仪式，尔后起灵沿汉宜公路前进，沿途许多农民自发地加入送灵队伍。    
    这时，宜昌城里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不久敌机轰鸣而至，在送灵队伍上空盘旋嘶叫。在这之前，敌机多次空袭宜昌，曾炸死炸伤我同胞数以千计，平时只要听到空袭警报，都得逃跑躲避，但此时此刻，人们却一反常态，胸怀悲愤之情，沉着镇静地护送着灵柩前进，途中没有一人离队。    
    22日，严重、郭忏率军政官员数百人举行公祭。江防军军乐队奏响哀乐，老百姓燃放鞭炮，向这位民族英雄致祭，全然不顾顶空盘旋的敌机威胁。日机目睹这等悲壮肃穆的场面，居然未投一弹，未放一枪，使人们颇为惊奇。    
    23日凌晨4时，张自忠灵柩在严重、郭忏、王陆一等人护送下，由东山公园东山草堂运往轮船码头，宜昌民众路祭送灵者有10万之众，夹道香花爆竹不绝。民生公司免费运送灵柩的“民风”号轮，停泊江面，生火待发。哀悼张将军的汽笛声不停地由行驶于江面的轮船上传来，一阵紧接一阵，扣人心弦。直至6时半方开船起航。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举国大恸吊忠魂(3)

    灵船途经巴东、秭归、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地，所到之处，当地民众均要求登船致祭，航行非常缓慢，直至26日下午5 时到达唐家沱，在此将灵榇转移至“民生”号轮，以便驶入嘉陵江。当时，军事委员会交际科郭沛副官长送来蒋介石所颁“浩气长存”横额及覆棺党旗。因重庆筹备迎榇典礼，在此停泊一日。当天，附近兵工厂工人、民生公司职工和当地民众，前往悼念致祭者，络绎不绝。灵船于28日晨8时，抵重庆储奇门。蒋介石及各院、部长亲临迎榇，举行盛大隆重祭奠仪式。蒋介石亲自主祭，气氛肃穆，极尽哀荣。祭毕登轮抚榇。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张群、宋子文、于右任等文武百官，登轮绕棺志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当天，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长名义通电全军，表彰张自忠一生勋绩：    
    张总司令荩忱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今其灵柩于本日运抵重庆，中正于全军举哀悲恸之余，谨述其英伟事迹，为我全体将士告。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是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襄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今强敌未夷，大将先殒，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为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受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于荩忱信之尤笃，而知之特深，荩忱亦坚贞矢，不负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谓于荩忱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虽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即中华民国之所由建立于不敝者也。今荩忱虽殉国，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荣光，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其共勉之。    
    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发表通报称：“三十三集团军张总司令灵柩，已于本日辰刻安抵重庆，委员长蒋亲率中央常委与各部长临江迎柩，主持丧务并呈请中央特颁荩忱总司令抚恤费洋10万元。除其生平事迹由委员长蒋亲自撰拟交党政史委员会存记外，并将张总司令之子女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资教养成年，以示优异而慰忠魂。其同时殉难之官兵，已令其各主管长官负责查明后一体优恤等因，尚期周知全体将士，同仇敌忾，共矢忠勇杀敌致果，誓成先烈未竟之功。特此奉令通报。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迎榇祭典完毕，载灵专轮“民生”号于9 时起碇，驶入嘉陵江，下午6时抵达北碚，驻军十八军军长彭善率在碚参加运动会的全体官兵、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率北碚各界人士数百人，到江岸迎灵，并护送到双柏树三峡农业推广所，设灵堂停放。至此，前来悼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6月15日，军委政治部三厅专员田汉，到北碚视察抗日宣传工作，在双柏树凭吊张自忠将军，吟七律一首《敬悼张自忠上将》，诗云：    
    柳江热泪尚沾襟，又见元戎哭荩忱。    
    纵马不辞临敌险，拔刀犹念受恩深。    
    以身为弹军人份，和血吞牙国士心。    
    又过北碚双柏树，羡他黄土覆真金。    
    张自忠将军殉国的消息，国民政府直到“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天《中央日报》将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的消息，公告于世。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褒恤令和追晋张自忠将军为陆军上将令，此令云：“故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张自忠追晋为陆军上将。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重庆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载张自忠将军殉国消息和事迹。    
    《中央日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张将军作战的忠勇，全国早已知名，他不但为他们的士卒所爱戴，抑且为全国民众所推重，他不幸的噩耗传来，实为全国所痛惜！……我们追踪张将军伟大的牺牲精神，而奋勇前进！张将军精神不死，中国一定胜利！”    
    《大公报》刊载《张总司令自忠转战疆场竟以身殉国》的长篇报道，盛赞：“将军英勇过人，每战必身先士卒，已成为个人的习惯，此次竟至殒身报国，亦职是之故。……将军之死，可以发扬民族正气……”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举国大恸吊忠魂(4)

    《新华日报》刊登《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的长篇报道，对他的忠勇报国，予以崇高评价；对其为国捐躯，深致悼念之情。    
    《扫荡报》载文称“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谁都为之痛哭流泪来哀悼这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香港《大公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一文写道：“……这次豫鄂会战，我军以血肉创造了空前大胜，而荩忱将军于5月16日在枣阳附近壮烈殉国，消息传来，令人震悼！……张将军的人格和精神是一贯的，他的死无疑是重于泰山的。”    
    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各地军政当局和广大民众纷纷举行庄严肃穆的悼念活动，就在“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这天，人们以青纱、素花、焚香、燃烛，公祭张自忠将军及其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    
    当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因路途遥远，交通阻隔，直到8月6日才获得张自忠将军殉国消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当天就发表了《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此次豫鄂会战中，率师抵抗钟祥沿汉水北犯之敌，首予侧击，继以追歼，获得很大的战果，不幸于血战方酣之际，张将军竟于5月16日在南瓜店附近壮烈战死疆场，为国光荣殉职！此一噩耗，于“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正式发表，并由蒋委员长新撰其战绩，国府明令褒扬其忠勇，从优抚恤其家属。全国军民，莫不同声哀悼垂涕！（本报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迟至今日才获得此项消息，故今始作文哀悼。）    
    英勇战死沙场，以身殉国，正是我国民族之光荣传统，古来即已有之，其浩气长存天壤，至今尤可为我全国抗战军人之模范者，实属不少。抗战以来，全国千万武装战士效命疆场，各级将官为国舍身奋战或英勇负伤者，亦何止千百人！单以八路军新四军而言，即有魏大光旅长等团旅级干部数十人殉国，林彪、贺龙二将军的光荣负伤，其他友军在抗战初起时即有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将军殉职，以后，继续英勇及光荣牺牲者，亦颇不少。即以最近而论，便有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一七三师师长钟毅等将军殉国。而张将军的牺牲，更是抗战以来战死前线的第一位大将。然而这一切抗战殉国的将士们，正都是真正的民族的英雄，他们为了国家民族与抗战的胜利，赴汤蹈火，奋不顾身，对国家民族尽其大忠大孝，最后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全部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这些人及其抗战的功绩，在我国民族解放的历史上，一定要写下最光荣的一页。我们谨向张将军及一切为国英勇牺牲的抗战将士们致最沉痛的悼意！    
    张将军对抗战的功绩，正如蒋委员长在其亲撰的电文中指出：“追维荩忱（即张将军）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是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襄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由此可见，张将军对抗战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莫辱于偷生，莫荣于敢死”，而那些在抗战中，敌人未来到自己先逃，畏缩不前，贪生怕死的腐败落后分子及躲在后方专以制造摩擦为能事，破坏抗战团结，攻打自己抗日友军——八路军、新四军的那些自称“英雄将军”的人，能不愧死乎。    
    在目前，抗战正处在空前的投降危险与严重困难的局面下，正万分需要发扬张将军抗战到底不怕死的坚毅忠勇精神，作为全国一致的模范，以坚持抗战到鸭绿江边，反对妥协投降的阴谋，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    
    固然，张将军之牺牲是抗战重大损失，然而我们可以告慰于张将军的，便是全国人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定要前仆后继，坚持抗战，发扬他抗战到底，英勇牺牲的精神，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报仇。为一切为国家死难的战士同胞们报仇。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聚集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巨幅张自忠遗像。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写了“精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等挽词。朱德、王明、王稼祥、谭政、肖劲光、高岗、王若飞等到会祭奠。会场庄严肃穆，盛大隆重。大会宣读悼张自忠将军祭文：“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敬献花圈，并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将士学习张自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死，不谋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会上还给张自忠将军家属拍发了唁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转故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荩忱将军家属礼鉴：    
    噩耗传来，惊悉张总司令于5月16日在南瓜店前线英勇殉国，曷胜哀悼！抗战三年来，张总司令率部杀敌，素著功绩。淝水、临沂、随枣诸役，张总司令均亲临前线，指挥若定，给寇军以严重打击，大大兴奋国内人心。当此，抗战已到空前困难与投降危险空前增加之际，正赖全国将士更加奋发，渡过难关，克服危险，争取最后胜利，何期惊传噩耗，无任痛惜。延安各界除举行追悼大会以彰忠烈外，特电慰问，尚期节哀，继续完成张总司令遗志。    
    延安各界追悼张自忠总司令大会部    
    1940年8月15日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举国大恸吊忠魂(5)

    1940年11月16日，是张自忠将军殉国半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决定在这一天将张自忠将军灵榇移至雨台山北麓“权厝”。所谓“权厝”，即把灵榇暂时搁置于此，棺材不入土，待以后正式安葬，俗称浅葬。计划待抗战胜利后，再移灵南京举行国葬。    
    这天，蒋介石一清早即驱车来到双柏树张自忠将军灵堂，伫立默哀，并主持移灵祭祀。参加祭典的有冯玉祥及国民党中央党政军高级官员，有专程从前线赶来的继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张将军生前部将黄维纲、刘振三及张将军长子廉珍、侄儿廉卿等数百人参加祭奠。礼毕，蒋介石率众官员步行至墓地，命人在张将军棺木上覆盖青天白日大旗。灵柩移入墓地后，蒋介石、冯玉祥又率与会官员和军民代表于封土前举行了最后的祭奠。尔后由冯治安将军率黄维纲、刘振三等人挥锹铲土封墓。    
    蒋介石亲题“英烈千秋”刻石立于墓前。冯玉祥为张自忠将军亲笔书写隶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墓碑，同时又仿明代史可法墓葬扬州梅花岭之意，将雨台山改名“梅花山”，并亲书山名刻石于墓前照壁。    
    此后，每到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忌日，军政各界都要集会于墓前，缅怀张将军英勇抗战的丰功伟绩与尽忠报国的精神，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坚持抗战到底。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阶段，贵州独山失守，湖北丢失了三斗坪，日军紧逼四川。中国人民决心坚持抗战，乘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之际，在全国掀起了缅怀张将军，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高潮。举国上下纷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送挽联、吟挽诗、作挽词、撰写悼念文章，颂扬张自忠将军爱国主义精神，痛斥投降派，激发全国军民不当亡国奴，决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5月16日，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这天，冯玉祥将军率领军政各界数百人，在梅花山将军墓前举行盛大集会，缅怀张自忠将军。国府主席林森题词 ：“忠灵不朽”。蒋介石题词：“大仁大义，至忠至勇；江河万古，国士之风。”冯玉祥在纪念会上口占挽诗《张上将自忠》：    
    站在嘉陵江边，    
    回想三年前的今天，    
    正是鄂西大战，    
    自忠上将为国殉难，    
    真是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    
    真是国民党的英雄好汉！      
    在今天各地的同胞纪念你，    
    泪流满面。    
    人人都已下了新决心，    
    不打到鸭绿江边誓死不完，      
    不打到鸭绿江边誓死不完！    
    重庆《新华日报》在5月16日这天，以第四版整版刊载“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纪念”诗文。周恩来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亲自代《新华日报》撰写了代论《追念荩忱上将》：    
    张荩忱上将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在襄樊战役中殉国，至今整整三年，每当前线战况紧张，部队浴血奋战之际，便很容易联想到抗战以来的殉国将士，而尤易怀念到举世景仰的张荩忱上将。去年六月，当我写文追悼左权将军时，也曾提到张上将。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我们不仅仅是拿枪炮子弹和敌人作战，而且是拿中华民族的爱国儿女，拿中华民族的军人之魂和敌人作战。在这里，人的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张上将就是这种对于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人。现在战争的胜利前途，业已确定。但是，只有打，只有苦打，只有拼命的打，才能胜利。尤其是在今天，日军到处向我进攻，不论在正面，在敌后，我们都需要打仗，需要打仗的人，尤其需要像张上将这样的将领，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为国奋斗。现在，张上将殉国虽已三年，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相信，全国军人定能踏着他的血迹，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    
    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中国历史上，多少伟人名将，在抵御外族侵略时，杀身成仁，见危授命。张上将之殉国，便是发挥了这种民族气节的传统。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尤其是在抗战接近胜利而艰危过于往常之时，更需要这种精神。不动摇不妥协地来咬紧牙根，牺牲一切，以渡过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    
    而我们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中，确如《大公报》所说，还要有伟大的爱和恨，爱抗日的同志，恨那般杀死我们抗日同志的敌人。爱我们抗日的张上将，恨那般杀死张上将的日本强盗。只有爱恨彻底，恩怨分明，我们才能不调和，不妥协，一直打到最后的胜利。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举国大恸吊忠魂(6)

    1944年5月16日，张将军殉国四周年忌日，冯玉祥主持祭礼，军政各界及地方民众数百人参加。张将军的胞弟自明、男廉珍、女廉云前来祭奠，自明在墓侧刻立《先兄荩忱上将墓表》。当时正值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大举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大军一败涂地，一个多月时间就丢掉了大半个河南。董必武想到张自忠将军，不胜感慨地写道：“今岁中原战役，倭奴仍张，国军竟莫能抗，感时抚事，辄令人想念将军于不置也。”随即吟哦七律一首，诗云：    
    男儿抗日死沙场，青史名垂姓字香；    
    中原倘有英灵在，怎让倭奴乱逞狂。     
    抗战胜利了，按照原来的打算，张自忠将军灵柩应迁往南京举行国葬，但蒋介石却忙于内战，对迁墓之事无人问津。1946年5月16日，抗战胜利后张将军殉国的第一个忌日，仍然是由冯玉祥将军主持祭礼，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张自忠将军墓前参加祭礼活动。冯先生致辞时，回忆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的经过，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敬献挽联：    
    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    
    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    
    挽联陈放于将军墓前。眼看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人们心情是多么的焦虑。    
    1947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称：“故陆军上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英毅超伦，矢心报国，于抗日期间督军保卫疆土，勋劳炳著，见危授命，壮烈忠贞，允为军人模范。今抗战成功，自宜特予国葬，用慰英灵而昭懋典著。内政部依法筹办定期举行。此令。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十日。”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一纸空文，根本无人过问。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张自明就张将军正式安葬一事请示周恩来总理，总理即批转内务部处理。内务部答复：目前国家困难，灵柩可就地正式安葬。不久，人民政府出面将张自忠将军权厝地面的灵柩，下葬入土，进行了正式安葬。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198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北碚梅花山张自忠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1990年，再次扩建张自忠烈士陵园，由国家、省、市三级拨款，新建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碚梅花山麓张自忠将军墓前，年年清明节，均有远近学校青少年和解放军结队前来祭扫。特别是每年5月16日将军殉国日，党政军各界人士均要来墓前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敬献花圈，凭吊忠魂。藉以缅怀先烈，继承遗志，弘扬爱国主义和英勇奋斗的精神！    
    冯玉祥将军说得好：“荩忱不死！”    
    张自忠将军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90年张自忠将军100岁寿诞第一稿    
    2002年9月20日第二稿    
    2003年春节第三稿    
    2004年元旦第四稿    
    2004年11月第五稿    
    2005年元月第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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